活宝马全银 　　 　　果然再找张处长谈时，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只不过”加了一个小小的条件：要我们接受他的一个人到我们这里。我问谁？张说“马全银”。我一听就明白了，他是想把包袱往外推。马全银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资格挺老，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人情世故什么都不懂，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记得在一次会议上不知是什么事情，他和彭政委辩论起来，说，“彭政委，你不要说你打过什么仗，你知道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赢的么？是靠我这个炮表的计算！”结果把彭政委气的直说：“你狂妄！”马的这些话，外人听起来简直是胡扯，但他却说的十分认真。 　　我一听要把这个活宝给我们，心想人家给了这么大优惠条件，一个小小的要求再不答应也太不够意思了，于是说“那他的编制我不管，我也不会主动向上级要。”张处长说，你只要答应，别的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管了！ 　　编制的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虽然我们的名额多了3个，但文化教员“消失”了，提前完成了任务。关于我们研究编制的这些“内幕”情况，我对张泽敏院长和范、李两位部长一点也没有隐瞒，都如实地向他们作了汇报，就瞒着彭政委一个。 　　关于学时的安排，我们权衡再三，确定了军事指挥课与专业课的比例来个折中：35%比65%；在这65%的时间里，我们费尽心机地安排了两个专业各个课程的教学时间。由于这样的安排，我们要对原工程学院的专业课程作重大调整。既要基本满足学员对专业知识的要求，又要节约课时，那只好把教材压缩得象压缩饼干一样才行。我心里真不想压缩这些专业课，好不容易把一个干部抽上来学习一年，不能给他所希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却讲一些其实用处不大的军事指挥课，唉……。 　　关于编制和教学计划很快就批准了。在后来的时间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编写教材和为新学年作准备的工作中。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极好的学习，一次挑战。但我充满了信心。这个信心，来自于我的经历，也来自于我对军械教研室的信赖：经过数年努力，我们系（室）已经形成了团结一致、军心稳定，士气高昂的良好工作氛围。 　　还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也非常有利于搞一些建设性工作：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快要过去，我们党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完全静下心来专注地搞点建设，特别是认真抓了经济建设，没有再搞大的政治运动，所以整个国家的形势开始有了起色。记得传达毛主席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之后，人们都倍受鼓舞，毛主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过去犯的一些错误，都开始进行纠正，继续批评共产风、平调风，因毛主席带了头，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都作了自我批评。彭老总也被重新请回了北京。我的一些“右倾言论”（就是在重庆某炮校时搞运动中说的话，被受到口头警告）也被平了反。 　　就学院的微观环境来说也是鼓舞人心的：教员们都分配了房子，团以上的干部都有2间以上（我那时已搬到23楼，三间房）；教员们都按照高级知识分子待遇，这样每人每月就能多买半斤肉，半斤油；吃的东西比在武汉的时候也大有改观；每个教学组长都发了自行车票（那个时候，买自行车光有钱不行，还要有专门的票证）……。当时学院为了改善全院人员的伙食，专门组织人力去打鱼，还到大西北去打黄羊（那时可没有环保意识）。于是每户人家，除了得到正常的供应外，还经常能分到一些额外吃的东西。在那个年代，这是最得人心的了（这个功劳要记在彭政委头上）。另外由于学院的级别很高，所以政治思想工作抓的也比较紧，许多内部的重大消息得到的也比较及时。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与苏联决裂的内部消息、我党的有关战略方针等。这些都激励着人们的工作热情。 　　在武汉的时候，我是通过听课来学习专业，现在我却要负责编写教材，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难度不小。但是没有办法，那就在编写中学习，在学习中编写吧！ 　　听课的时候，老师讲什么听什么，编教材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了编100字的教材，可能要看1千字，甚至1万字的各种材料。为此军械方面的书我尽量多看。这样我逐渐对专业产生了巨大的兴趣，钻进去了。除了常规的东西，我还看了莱塞（激光）的材料，还看了坦克炮，看了火箭，看了打坦克的红箭xy等等。虽然具体编写不是我，但我是总负责，必须了解军械和武器装备的全局。由于看的东西多，在编写的时候，我就有了很大的发言权。比如，上述几样东西，我觉得是先进的装备，我军早晚会采用的，因此教材里应该有所反映，开始有人不同意，理由是太耗费时间和经历，因为对我们的教员来说也是新东西，他们也要边学才能边编写，然后给学员讲课。我说这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是客观上有这个需要，我们搞教学如果没有超前性，将来部队一旦装备了这些东西，我们的知识准备就来不及了。后来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至少，要作为普及性的知识传授。 　　再比如，我研究了武汉的教材，觉得太专业、有些东西讲的太细，按照现在的教学要求，不但学时不够，而且也没有必要。象讲火炮的发展史，是从抛石机开始讲，然后是什么前装炮、后装炮，线膛炮……，而枪则一直扯到了弓箭，然后是火药霰弹枪，又是单发，然后连发，讲的还很细。构造也讲的很细致，好象是为制造枪炮的工程师开的课。最后才讲到使用维修保养防潮、防冻、防腐以及有关的各种管理制度。在深入思考和找一些同志研讨的基础上，我提出：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军械的运用知识技能上，放在让学员掌握各种必要的行之有效的军械常规运用、管理规章制度上。如何运用，如何保养？正确运用和保养是前提，这是预防为主，把绝大多数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而且事实上，武器装备的事故也绝大多数出在运用上；如何维修？重点放在小修中修上，大修知道标准就可以了；关于规章制度，既反映了人对武器装备运用的程序的科学性规定，也是对武器装备从新到旧直至报废的整个磨损过程的科学性反映。要把为什么这样搞的原理讲清楚。 　　关于武器发展史，可以少讲，只要知道一个大概就行； 　　关于构造，要有重点的讲。最重要的部分，最容易损坏的部分，经常要接触的和要更换的部分要讲细一些，把原理搞清，其他的可以简要地讲……。 　　我的这些意见，也只有在深入接触了教材并做过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得出来。通过新的学习，我已经找到了编写教材的取舍标准和许多窍门，我的意见也大多数都被同志们接受了，并体现在了新编的教材中。 　　通过学习对专业越来越热爱，可是学习的障碍也越多。我深深感到文化基础的薄弱，又有了学习数学和外文的想法。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些东西的学习，最后始终也没有真正在脑子里扎根。 　　除了学习和组织编写教材，还搞了一些“基本建设”。首先是把过时的东西做了一个清理，那些作为教具的老旧的武器装备，在我这里可以开一个武器博物馆：什么毛瑟枪、汉阳造、阎老西的炮，乱七八糟的多的很，都放在仓库里。清理了一下，要上缴的足有1千多件。最后我们只留下了当前最重要的一些武器，苏式的，美式的各种高炮、地炮，一些比较先进的仪器，手枪、自动步枪、机枪、重机枪等，就是这样我们的东西还占了8个仓库。然后开始装备新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安装了一部雷达；在腾出的仓库外搞了一个小型的靶场用来校枪和练习瞄准；还搞了能够活动的大型黑板和能够做中小修演示的实验室等。搞这些新东西，某部批了我们10万元，实际用掉了7万元左右。 　　到1963年上半年，按新教学要求所做的准备全部就绪，可以迎接新的教学任务了。 　　但是最使我担心的还是新的教材。由于这些教材的改动很大，它们到底能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以及在编排上是否合理、讲起来是否顺畅，心里没有底。怎么办？搞试讲。试讲的时候，叫没有参加编写的人和我们一道听，包括刘副主任。听完之后，他们提了不少意见，然后讨论修改，再试讲。这样搞了好几个月，一直到8月底快开学时，我们自己才觉得稍稍有了底。但第三稿已经来不及付印，就开课了。由于还没有经过真正的面对来自部队的学员的考验，我们仍然把这些教材叫做“试验教材”。 　　这一段时间，系里的其他工作，全是夏政委和刘副主任搞的。送走了毕业生，迎来了新的学生。招生工作主要是夏政委负责，和过去一样，面向军队，由各个部队选送，由我们进行审查，院里负责年龄、身体和政治审查，我们系里主要负责审查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基础。鉴于长远的考虑，文化至少要在初中以上，技术基础来看，进过军械学校的，搞过军械工作的，可以优先录取。从招生开始，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为后来保证教学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对毕业工作我只抓了一件事：就是给特别优秀的学生写鉴定，提出将来提级或深造的建议。共有十余人，这些学生，知识掌握的牢，技能熟练，品德优秀，我觉得不能埋没了他们。政委采纳了我的意见。我最不感兴趣的是给学员鉴定中的那些套话，什么立场坚定，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但政委说，套话也得写，上面有要求。 　　新学期开始，七系正式变为学院的军械教研室。改为教研室后，政委的职务没有了，只有一个政治协理员的编制，恰好，夏政委病了要做手术，就此离开了军械教研室。政治处、教育处、行政处也都撤消，人员分别去了院里的政治部、学术部和院务部。宋湖这时被安排到了学术部当研究员。这些人员安排我都比较满意，可惜的是我们那些按编制多余出来的教员，院里不要，某部也不要。我觉得这些人才如果散失了太可惜，于是决定凭着老关系为他们跑一跑，争取给他们安排一个好去处。我跑军委炮司找孔存正（任副司令）和杜全光（技术部部长），跑北京军区找陈宜贵（任军区后勤政委），跑石家庄炮兵研究所，跑第某军，跑南口枪械研究所……，然后，给他们的鉴定都写的不错（不是造假，事实上也不错么），高高兴兴把他们送走了。我这时也被正式任命为学院军械教研室主任（正师职），是由国防部直接任命，任命书上盖有林彪的签字章，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上校。增加一个花，用了8年时间。 　　开学不久，一切教学活动都进行的比较顺利，新计划经受住初步考验，这时我才感到松了一口气。可是刚刚过了一个多月，上面布置的计划外的政治学习开始干扰教学计划。 　　政治学习主要是搞反修教育，搞“三查三整”；通过三查三整贯彻“四个第一”。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关于“接班人”的教育，要防止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教育一直搞了一个多月。我一方面心中有些不愿意，主要是怀疑下面有什么赫鲁晓夫？再就是耽误了正常的教学工作怎么办；一方面还要坚决贯彻上级的指示，认真安排教育活动。 　　时间不长，某部教育处张处长找我“怎么样，老赵，让马全银到你那里去吧？”我只好说：“来吧。”于是马全银按照副主任的职务调到了军械教研室。可是怎么安排他？我想，他不是技术知识挺渊博的么，叫他和老刘一起抓教学吧！让他专门抓教务。结果我一说，这位马老兄还挺高兴，第一天就到课堂上听课去了。 　　谁知我心里刚暗自得意地想，“你看，这不也安排了么？”就有人来报告，说教室里吵起来了！我心说谁敢在教室里上课时这么吵架？急忙过去看。一看不要紧，原来是马全银和教员吵架：“你们这讲的是什么课？按照什么教材讲的？把构造课讲的这么肤浅，不是糊弄人么，这简直是在给小学生讲课！”教员就向他解释，说这是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安排的，他不干，说这不行，这完全是不负责任！ 　　我一看，只好把他先拉出来，叫到我的办公室征求意见。第一次见面，我就领教了老马的厉害，果然张处长不要他有道理。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李代欣。李说，“你这么精明的人，还想不出办法么？叫他做点别的，不要干扰教学不就得了？”我说，“叫他干什么呢？”李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吧。他不是认为教材不行么？你干脆就叫他修改教材！让他过细的修改，不要限制时间，即使是修改出来，你不批或缓批，我这里不给付印，……。”我一听，说“还是你狡猾。” 　　回去后找到老马我说：“老马，你的意见有些是正确的，这样吧，你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把现在的教材都修改一下？然后把它重新编出来……。”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同意了，“这没问题，重新编写教材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从那以后，老马就开始了漫长的编写教材的工作，他搞得非常认真，丝毫不受任何干扰，真是一心一意！唉，可惜的是，他搞事情，完全不从现实出发，而是凭主观想象。按照俗话说，这个人有点“魔怔”。不过这样一来，他再也没有干扰我们的正常教学，完全钻进他自己的任务中去了。 　　老马也是“三八式”，资格很老，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四清”运动中，他不知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又和彭政委闹翻了，被停了职；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我们这些“走资派”被发配到贺兰山去劳动时。老马也是其中之一。临走时整理衣物，他居然还要带着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当时刘已经被打倒），造反派说，“你真是个老顽固，现在还带刘少奇的书！”老马有点奇怪：“怎么，刘少奇同志也犯了错误么（他还不知道刘已经被打倒，可见思想封闭到什么程度）？”把造反派气得哭笑不得。到了贺兰山，在劳动休息时他坐在一块红油漆未干的木板子上，结果把裤子染的红红的，他怎么洗也洗不掉。你猜他当时拿着裤子说什么？“哈，你们看，我这是红太阳印在屁股上！”当时红太阳是毛主席的象征，说这个话还得了？！造反派就对他又批又斗，但怎么批，他都不认错：“你们看看，是不是象红太阳？它就是象红太阳！”在他的脑海里好象根本就没有“红太阳象征毛主席”这根弦。白天批了斗了，他照样吃喝不误，晚上睡觉照样一上床就着，根本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他那个“用炮表打胜了抗美援朝”的理论也一直说到贺兰山……。老马在家里也是什么事情都不管，他在贺兰山时，老婆在保定，孩子们没有人管，他的儿女、老婆跟着他也是受罪。老马后来在四人帮倒台不久就死在了河北省阳高县。想起这个老马我就感叹，真是“芸芸众生，百人百态”啊！ 　　从1963年到1964年，面向全军军械管理的这套新大纲新教材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从课堂教学到在实验室实习，到在野外组织较大规模的演习，都逐步开始配套。1964年下半年，第一批学员毕业。到1965年第二批学员毕业的时候，我们这样一门具有自己特点的、面向全军的军械管理教学体系就算基本建立起来。 　　首先，一套大约200万字的比较系统、全面的教材搞出来了，由于已经通过了两次完整的教学循环并经受住了考验，已经正式付印出版；其次一套比较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也相应产生。它包括试讲、听课、检查、考核、下部队实习等一系列保证教学质量的程序； 　　第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习、演习体系，包括设施和各种演习方案。比如在教研室内，有雷达操作实习，有完整的电化学腐蚀演示实习设施，有发蓝设施（对武器表面做防腐蚀处理）；有小型靶场和校枪实习；在院外，有各级各类野外演习：有军械自己的演习和与整个后勤总体合练的演习，有师、团、营军械勤务演习及各级维修保养保管制度的考核，师是修理所，团是修理分所，营是修理点，战时都有相应的规模和要求；在师一级还有战时野外仓库的开设及补给、行军安全保证、战前弹药的计算和战后消耗计算及补充、仓库位置及补给道路的确定及标图、警卫的设置及防偷袭的预案、战时军械修理所的开设和修理……，等等，我们还在潭柘寺、易县、涞源等地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演习基地……。 　　第四，在教学实践活动中，一支优秀的教员队伍成长起来。1965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时，我们室就涌现出三个郭兴福式的好教员：朱藏阁、朱尚林、张强森。那个张强森，对各种枪械简直摸的透透的，凡是经他手校过的枪，打起来百发百中。校一支枪不过5分钟10分钟，人称“张一锤”，校枪时，这看看，那看看，最后只一锤子，枪就校好了……。 　　我和我们室的工作，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赞赏。李水深也改变了态度，范部长和李副部长那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还受到了邱会作的称赞，他观看过我们好几次演习，看完后总是说：“好。”1965年新来一个院长叫张天云，他也到我们这里听了几次课并表示满意。 　　这一段工作是我感到最舒畅的工作经历之一，从政治工作转轨以来，我觉得我在搞专业领导方面有了心得，开始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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