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北京某学院 　　 　　1962年3月，我到了新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某学院。从1952年离开北京到这次重新回来，已经10个年头了！50年代初在炮司的时候，就到这里来过，那时我们住的是平房，而这里却盖起了楼房，我们好羡慕哟，都说，“好啊，你们过上资产阶级生活了！” 　　学院的级别很高，是大军区级，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它的部门一级，训练部、政治部就是兵团级，而院务部、科学研究所（后改为学术部）等是正军级。在这里，教研室都是正师级的架子。 　　我们家住在24楼，房子面积不小，只是孩子们渐渐大了，房子显得拥挤起来。 　　刚一到任不久，张泽敏副院长就把我叫去了（当时，院长由邱会作部长兼，张负责常务）。主要是征求对这个从武汉合并过来的系如何改制的意见。我说了几点。第一，学院给我们的教学任务和要求是什么？我们的培养对象是什么？从哪里招生，学员原来的职务、文化业务水平怎么要求、往哪个方向培养？是领导干部还是技术骨干？这个底要交给我们；第二，按照学院要求，我们这个系最终要变为一个教研室。那么，给我们多大的编制？是按照任务编，还是给我们多少就是多少？这要给我们一个框架。第三，经费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系是很花钱的。 　　张说，关于编制和经费，你要到总后某部和他们商量。前面的问题我回答你。我们的培养目标，是科（团）以上的后勤系统指挥、管理干部。他们来这里之前应该要求什么样的素质，由你们先拿出一个意见。记住，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学员，以指挥、管理为主。业务方面强调的是管理，但要了解后勤的指挥。院里有指挥系、有军事教研室。学员一定要懂军事懂指挥。在此基础上是业务管理而不是业务技术。这里的学制一般不超过一年。 　　我又问，我们这个系现在怎么办？张说现在是过渡期，给你十个月的时间。先把现在的这批学员送走，再招学员就按照新的体制办。 　　最后张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目前对我来说关键的是了解情况。一是要看材料，文件，进一步了解学院的情况，特别是要看看教材，比如后勤教研室、运输教研室、军事教研室、？教研室……的教材；二是到总后某部等有关的机关，特别是到基层的军械科、处跑一跑，象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所属的某部门，下面军、师的某部门。了解下面军械工作的工作情况和现实问题。 　　张很痛快就答应了。 　　在后来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是在下面跑了。什么第某军、第某军，什么北京军区和某部下属的军械科处，什么装甲兵、空军的通用机械部分，我都去看了。在这期间，我还常去某部，和他们那里的同志达成了许多共识。 　　看的结果收获不小。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全面了解情况的机会。有了这次调研，我对全军军械工作情况的现状、问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且，可以大致概括出一些想法了。 　　总的看来，我军的武器装备（当然主要是指陆军）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这是王树声大将呕心沥血的结果。解放不久，王大将就任某部部长，他为我军常规武器生产体系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国防生产体系，这对于一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王大将从那时起就开始着手抓。搞无缝钢管，建枪械工厂，建炮厂，建弹药厂……，到60年代初，我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常规武器生产体系，目前，我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是自己生产的了。 　　从军械的使用、保养、维修、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来看，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大体上能够保证军队的需求。 　　但是问题也是很严重的。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的军械管理还处在“经验管理”阶段。许多措施、办法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有的措施办法则并不是凭科学的根据，而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经验。比如，枪械的备复枪管，许多单位从来就没有用过。长久的放在那里，有的甚至都放变了质。问他们为什么不用，说这是为了战备，平时用一根，战时就用这根新的。我告诉他们，备复枪管必须与另外一支枪管轮流用。这样才能保持磨损程度和性能的一致，否则，到你真正想用的时候，就会因为差距太大而不能用了！ 　　比如大量的物资放在仓库里，只知道一味的在仓库里放吸湿剂，至于其他的诸多常规措施，象什么如何码垛、如何垫高，如何摆放，许多仓库人员都不知道。比如，火炮存放在露天里，外表都擦拭的很好，但缓冲器要定期换油、弹簧在存放时不能长期处于受力状态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样虽然从外表看还不错，但许多另部件已经在存放中就损坏了。 　　再比如武器装备的维修保养，长期地处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状态，装备用起来，不知分级保养，直到零件坏了，或出现了故障，才来进行修理，等等。 　　第二，部队尚无统一的、科学的军械装备使用管理条例。各个单位各个部门，在管理上随意性很大，差别也很大，这个单位这样搞，那个单位那样搞。一个时期这样搞，过了一个时期又变成了那样搞。经验不注意总结，教训不注意记取；由于没有统一科学的条例，老人就凭经验，新来的就无所适从，上级检查也没有标准，总之，成了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第三，整个军械管理人员素质有待于提高。从了解的情况看，各单位的后勤、军械管理主官，文化程度倒是差不多都达到了初中以上，许多人经历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又长期从事军械工作，经验是相当丰富。但是，他们的一般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与军械管理有关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以及专业知识是非常不够的。尤其是各级仓库管理者更是薄弱环节，不管是科长还是处长级别的，文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是导致我们的整个管理水平仍然处于“经验阶段”的重要原因。 　　比如由于对腐蚀，尤其是电化学腐蚀的机理不明，所以诸多的防腐蚀措施都不合要求；再比如由于不了解什么是弹性变形，什么是刚性变形，以及这种变形的机理，所以导致了在存放过程中总是使某些另部件承受额外的外力，使其产生刚性变形而失去原有的作用。再比如不知如何通风、不知如何码垛、不知如何分级维修保养等，说到底，都是由于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和专业常识引起的。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也深深地感受的各级干部渴望学习，渴望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专业技术知识的愿望。 　　当然上述问题毕竟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我军现在才算有了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有了自己制造的常规武器，没有这个前提，是谈不上使用管理的。我军人员的文化素质，起点本来就很低，要普遍提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应该说，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时候了。 　　有了这样一个调查，我心中有了底。不但对我们军械教研室今后的教学，而且对全军的军械管理如何改进，也有了一些自己的意见。 　　回来后我把调研结果进行了认真整理。最后搞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笔记。笔记是分类进行整理的。枪、炮、光学仪器、勤务仓库都分门别类，并把他们分别给杜林曾、朱尚林、王之谦、陈钦孟、李？和徐泽天等，叫他们在重新编写教材时作为参考。 　　我还找到某部，和教育处张处长谈到了部队的军械管理问题。我说，我们应该搞一个全军统一的军械管理条例。张处长听了之后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他说，我早就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东西了。只是我们的人手不够，一般的工作人员又没有这个水平。你们一来，这个问题就好办了。现在有两个办法：或者我们组织，你们参与，或者你们写，我们给你们适当地拨一部分经费。 　　最后，确定在某部的支持下，由我们来组织编写这个条例。 　　在谈到军械教研室的经费问题时，张处长非常支持，他说，这个问题你们先做个预算。我说，我们现在还有一点底子，但是到了新的地方，要安装要调试，总得要一些钱。今后正常的教学经费，我们也会做出预算的。张说好办，如果现在只要个3万5万的，我这里不用请示就可以给你们批。 　　当我征求他关于我们教学上的意见时，张说的很干脆：“你们少搞点指挥，多搞点有关军械技术的、管理上的东西，这个是部队最需要的。忽视技术和管理，是我们军械工作中的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搞军械的，哪有那么多指挥，最大量的是解决技术和管理……。你们可不要掉到那个怪圈子里去。依我看，指挥课占30%就可以了，技术、管理要占到70%。一定要分科，炮是炮，枪是枪，要以炮为主，以光学仪器为主。” 　　张处长的想法和我的非常接近，看起来我们将来会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只是考虑到我们的编制，分科太细恐怕不行，我说“还是要混编，以炮为主。炮都会了枪就不成问题；而且，以炮为主，把光学仪器等也统起来了。弹药和仓库可以在一起另行编队……。” 　　讨论我们系的编制和今后教学的汇报会议越来越临近了。在这之前，我找到训练部部长 范云祥，副部长李代欣专门做了一个汇报。范部长是个老资格，大校军衔，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分部的部长，为人随和，用人、运筹帷幄很有一套，对事情不急于表态，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李副部长也是老资格，大校，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处世稳重。范李二人，都有大学学历，对文化科技知识都很重视。 　　我谈完了意见之后，范李初步肯定了我的想法，比如，同意保留一部分文化教员，同意编火炮、弹药仓库两个队等，但又说，你们系这么庞大，为什么非要编两个学员队不可呢？牵扯到这么大的编制我们定不了，需要院长回来定。 　　几天以后，邱会作、张泽敏主持召开了一次全院的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长李水深也参加，除了我们（我和刘永厚）以外，还有卫勤、油料、运输等好几个教研室的负责人。 　　我先汇报。我说，我的这个意见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范、李的指导下，在了解了学院的教育方针，并和某部主管教育的有关领导同志探讨之后提出的。最重要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培养目标，二是关于编制。 　　关于培养目标，我认为，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军械战线上的领导者、管理者。他们应懂技术，懂专业。了解一般的军械知识，熟悉主要的管理对象的构造、性能、使用维护；知道后勤工作在统一指挥下，为战术、战役服务。他是指挥员、战斗员，但主要是专业人员。着眼点是专业，立足于专业，搞好自己的专业和运筹，从而保证战役和战术的胜利。从这个培养目标出发，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应该是：后勤的军事指挥与专业课的比例，前者不能多于30%，而专业、管理、运筹应在70%以上。其中，鉴于我军目前抽上来的干部的文化状况，还要拿出15~20%的时间补习文化。什么文化？与专业有关的文化。有共同的，如物理的与材料有关的课程，化学的与电化学腐蚀有关的课程；还有专业基础的，如金属材料与金相，弹道学，等……。 　　关于编制，我的意见是学员编2个队，以火炮为中心，编一个队，既要学炮，也要学仪器，还要学枪械等；而火弹、仓库另编一队。从课程的角度看，由于有大量的专业和文化课的教学，教员的数量是不小的，我通过精打细算，搞的最节约的编制是45~55人。不能少于50人了，因为按照我的这个编制，不能生病，没有假期…… 　　我刚说完，就好象一滴水进了油锅——炸锅了！ 　　首先是教育长李水深不同意。李水深可是个老资格，红军干部，参加过西路军。四川人。人很精干，个子不高走路很潇洒，说得一口四川话。他的那些知识我看跟我差不多，也是到部队以后“剽学”来的，不少东西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作战经验丰富，但对技术却不感兴趣，一谈话就是从军事的角度，很少从专业的角度去理解专业和技术。他一开口就说：“你的这个方案不行，首先是培养目标就不行，我们培养的人是搞战役的，搞指挥的……。”尤继贤马上也跟着说：“应该从指挥的角度，以军事为主……，我们不是专业学校，关于专业，你那里只要讲一般的知识就够了。我们只管使用嘛，好比这个电话，我们只管打电话，里面的构造我们不必知道嘛……。” 　　我说“你可以不管，但电话排要不要管？在战场上炮坏了，你指挥员可以不管，但是管军械的军械科长却要管，他没有专业知识行不行？我们培养的不是战役指挥员，而是管后勤的、管军械的指挥员！……” 　　就这样，和他唱开了对台戏。 　　张泽敏发言说：“我们训练的是乐队的指挥，要懂音乐，但又不去拉琴，懂音乐，但又不奏乐器。对专业，只搞定性而不搞定量……。” 　　就这样，半天的时间，就讨论我们系的问题了，吵吵来吵吵去，下不了结论。 　　邱会作始终没有说话。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他说：“今天的会议就开到这里吧。我建议，把某部的同志、北京军区后勤、某部长，总后某部管教育的同志，还有第某军负责管理军械的同志都请到学院来，我们在来认真地商讨一下……。” 　　邱会作的这一席话，使我对他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觉得他作决策很慎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对李水深却有点反感，觉得他不调查，也不到我们系来走一走，生搬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按照实际情况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对他不很满意。 　　会后其他几个教研室的同志私下里都对我说，老赵呀！你这一炮放的好，今天可是有人为我们搞专业的说话了！你知道么，总后的各个部门，都不喜欢我们学院，说我们文不对题，培养的人好象和专业无关似的，老是强调指挥，指挥！但这不是军事指挥，军事指挥有军事学院呢！后勤指挥，没有自己的特点行么，没有专业行么？ 　　隔了两天，座谈会就开了。整整开了一天，我们请来的人不少。我的发言没想到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首先就是某部的同志表态支持，关于专业问题，关于课程比例问题，关于文化教育和教员的问题，无一不给予支持和肯定。李水深不说话了，在会上也没有表态。 　　隔了一天又开会，没想李水深把彭剑钦政委找来了。彭政委何许人也？其时他是总后的副政委，兼学院的政委。他是地地道道的老红军，原红一方面军的。解放战争时期，参与组织指挥过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可谓是战功赫赫。他的军衔是中将，那老资格可大了去了。会上他没有再听取意见，作了几点指示：第一，目前你们这几个学员队仍按照原学院的课程计划完成直至毕业；第二，今后专业和后勤指挥课程的比例，按照6比4设置；第三，教员的正式编制为35人，文化教员要取消。但给一个缓冲期，可以逐步处理，但顶多一年；第四，可以编2个学员队，但都叫军械队，可以叫军械一队，军械二队；第五，关于经费和营房教室，凡某部拨来的经费均转入学院的帐号，用时可到院务部批，教室西院教学区最多给3个教室，1大2小，主要给安排在东院，包括车库也给你们。全部整编工作到1963年下半年完成，包括编好新的教材，届时新招的学员全部按新的体制进行……。 　　就这么算是死死的定下来了。 　　我一看彭的样子，没有提任何意见，只是说“首长的指示，我们回去贯彻。” 　　一出来我就找到张泽敏副院长说：“我想找您谈谈，也希望范、李2位部长来。”张院长答应了。我说：“首先，彭政委的指示是行政指示还是教学决定？如果是后者，你们是否知道？我认为用行政的办法硬性规定，起码是不科学的，本来以为开完了第二次座谈会，情况会有转机，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其次我们的教学，应该是服务现在着眼将来，要有一定的超前性，起码能管个十年八年的，否则只能按照老一套，传授老经验。也就是说，部队的干部来了，我们是要给他们一些新的东西，使他们有所提高，特别是在技术上专业上提高一步，甚至一些新的东西也要接触一下，比如莱塞（激光）；不能维持现状停止不前。否则学院将来的发展前景不妙，部队也不会欢迎，恐怕将来人家也不愿意来学习了……” 　　范、李见我火气挺大，说“你消消火，咱们只谈事情，不涉及别的。”我于是针对彭政委的指示明确地谈了几点意见：“1）指挥课程占40%不行。给我们的教学时间只有一年啊，一晃就过去了。2）文化教员起码要6人，整个教员队伍至少40人，加上正副主任共42名；3）某部拨给我们的经费，应该专款专用，我批了，财务部就应该给，我不是个乱花钱的人…… 　　张泽敏笑笑：“对彭政委的讲话，你只要领会精神就可以了，不要闹什么情绪。具体管教学工作的是我和范、李么。关于整编和新的教学时间，一定要按照彭政委说的办，也就是说，到明年下半年开学时，就要按照新的体制进行；这期间老学员务必处理完毕，课程教材等要准备完毕。时间卡紧是对的，中印边界战争给我们敲了警钟。东南和西北都有敌情，我们要抓紧军队建设。彭的指示，其含义就是要抓紧，干部培养出来要实用，要比原来有所提高。 　　关于经费的问题嘛，就按你说的办，谁也没说要占用你的经费，到院务部批也是履行必要的手续么；关于文化教员不是要你逐步处理么？你就逐步处理嘛，往后延伸……。” 　　和张院长及两位部长谈完后，我心里感到很痛快，这几位领导，看来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听取下面的意见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感觉，在学院将来要搞个什么事情，恐怕阻力比在炮校、工程学院要大。这里的首长们资格太老，如果总是遇上几个思想保守点的，按照老经验办事的，那许多事情就要耽误了。 　　回到系里，我马上提议召开党委会，讨论落实首长指示。首先把系里的领导作了一个分工：刘副主任和夏政委主要抓常规工作和按照原来的计划把老学员打发走，我主要负责改制，负责组织新的教学计划的制定和新教材的编写。随后就抽调人马成立了负责改制工作的班子。主要的人物有宋湖、王之谦、徐泽天、陈钦孟、赵月正、朱尚林、张强森等。 　　在我们内部也分了一下工，宋湖和王之谦负责起草总的计划和人员编制草案，还有设备的安装；其余同志主要考虑新教学大纲的制定、新教材的研究编写以及时间的分配等。 　　人员编制草案一天就由宋湖搞出来了。宋湖这个人，很有些才华。1943年入伍，文化是高中的底子。授衔的时候是个少校，是系里十分得力的教学组织人才。 　　首先是火炮组，包括地炮和高炮，教员8个，再编进去3个文化教员，加上1个管理员共12人，由王之谦任组长，陈钦孟副组长；枪械组7人（其中也有文化教员），杜林曾组长、张强森副组长，什么重机枪、轻机枪、自动步枪、手枪信号枪都有；仪器组5人（也有文化教员），由李某负责，什么光学仪器、电子仪器、六型指挥仪都有；弹药仓库组12人，？负责；勤务8人，徐泽天组长，宋固群副组长。 　　这样教员共计44人，比彭政委指示的多出了9人。怎么办？讨论研究的时候我说，一方面上报的时候，我们可以报38人，我想多出3个恐怕可以通过；另一方面可以找某部想想办法，以给某部集训队代培的名义额外叫他们给6个名额，不就行了么？（某部有许多事情要依靠我们；给他们代培，我们不费劲，还有好处，他们也能节省很多经费，是两利的事情，另外，偌大的一个某部多几个名额根本不算一回事。） 　　刘永厚说，你能要6个的话，不如再多要2个，作为军械教研室的助理员，我们人多业大，杂事多，我说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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