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武汉某工程学院 　　 　　这样我就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在火车上，我开始筹划未来的工作。思考了很长时间，才慢慢有了头绪。我主要想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看来这个工作的性质，不是守成而是创建。是搞一个在我的经验之外的东西。这个系到底是干什么的？它的培养目标？它的教学途径？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因此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第二，这是为我们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完成我军现代化培养干部，因此又是个意义重大的任务。如孙顺环所说，现在和苏联关系越来越不好了，要准备着，否则会两手落空。 　　第三，作为我来说，应该从那里开始着手？我深深感到，对我这个外行来说，只能从学习开始，从调查研究开始，在摸索中创出一条路来。 　　第四，我已经预感到，缺吃少穿的灾难可能要降临，然而，物质生活得不到保障，教学任务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要想办法，要预做准备。 　　某工程学院的正门开在张之洞路，西边是首义路，就是辛亥革命首先发动起义的地方。它是在原武昌某军械学校的基础上改建起来的。我报到后领受的任务就是组建七系。什么叫“七系”？它和前面的系有什么不同？经过一段了解我才慢慢搞清楚了它的性质。 　　七系，是学院的最后一个系。一系是炮兵系；二系是枪械系；三系是光学仪器系；四系是火药炸药系；五系是导弹系；六系是雷达系；而七系呢？叫综合系。综合系里有什么呢？其他六个系有的，我这里都有一点，什么炮、枪、仪器、炸药火药、导弹雷达，但讲的课程都不如前几个系深，属于原理和常识性质，重点加了使用维护保养；前几个系招生对象是理工科大学生，而我的招生对象则是部队科以上的干部，尤其是过去搞过军械、雷达等的干部。 　　七系的组织体系也十分庞杂：除系的领导之外，直属机关有教务处（宋湖处长）、政治处（曹全禄处长）、行政处（辛红全处长）；教研室有高炮（陈钦孟）、地炮（王之谦）、光学（？）、雷达（？）、枪械（王？）勤务（徐泽天）、炸药弹药（？）……等若干。教员的人数，有小200人，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而且都是大学本科毕业，还有从英美回国的。也就是说，我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掉进了文人的圈子里。我到学校的时候教员也正陆续报道，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 　　学员的人数也着实不少，差不多有1000来人，分别属于八个学员队：枪械2个、火炮2个、火弹1个、光学1个、仓库1个、雷达1个。 　　所到的装备和各种教学仪器设备也着实不少，大部分已经来了，还有部分未到，看看清单，足有5、6000件，装了大半个仓库……。 　　正在我深入了解情况和思考建系方案的时候，又来了一位副主任，叫刘永厚，也是位“三八式”，比我还大几岁。一见面就感到人如其名，是个忠厚老实，塌实肯干的人物。他原来是炮五团的，糟糕的是，有一次把牵引炮的车开翻了，结果被撤了职调到南京炮校靶场任职，现在他是从南京靶场来的。 　　来了一个搭档，我很高兴，就同他商量一下分工，好把这个复杂的大摊子分头抓一抓。我建议他抓实，我抓“虚”：生活、后勤行政、房子安排、组织安排等由他管，政治思想工作，教学工作等我来抓。对于我的建议，他欣然同意。面对一个大杂摊子他这么痛快就答应了，我心存感激。这下我可以静下心来认真考虑教学工作如何规划和安排了。 　　对于生活和后勤，根据预感我向老刘提出了一些建议：“不知老兄看出来没有，去年丰产没有丰收，今年看样子又遭了旱，将来的生活可能要吃紧，灾难恐怕要降临了呢！”“我和你有同感，不过老赵，”刘说，“你说话可要谨慎，别说灾难，说困难就行……。说说，你有什么打算？”说完满脸慎重地看着我。 　　我笑着说：“对，困难。怎么战胜困难，我的打算，不外是开源节流两方面。不知你发现没有，咱们学院内，现在有许多荒地没有开出来，要是我们现在先把这些地‘占领’了，派人种上菜、瓜什么的，那以后的日子恐怕就好过一些了。只是，不知我们现在能不能抽出人力来办这个事情……。” 　　没想到我的话刚一出口他就同意了。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个办法好。至于人力嘛，只要这个事重要，那就可以抽出人力来。我看，可以抽辛红全、陈钦孟来组织这个事情，他们是这里的老人，情况熟悉……。” 　　我心里想，老刘也一定经历过抗战时期那段缺吃少穿的艰苦日子，当时我们正是用大生产运动战胜了物质困难。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一些具体的细节：用挖沟的办法占领土地；赶快抢时间挖地开荒，抢时间播种，自己在楼外面搭建厕所积攒粪便，组织人力到各个化粪池掏粪，趁其他系还没有醒悟的时候赶快动手……。 　　另外在节约的问题上，我们也定了一些办法。能回收的都回收，包装箱的木板子、铁钉子，保养军械、设备用的废布、费油。另外保养维护费用要精打细算、出入库要有严格的制度和使用定额，必须经过老刘的同意和签字才能出库……。 　　我两个一致认为，思想工作、喊口号是重要的，但手里有东西，有物资更重要，“我们手下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军队的宝贝，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是保证正常教学工作的基本前提，光空口说白话是不管用的。” 　　老刘很快就把他分工的一摊子抓起来了，整个系里的秩序很快就看出了头绪，陆续来报道的人都有了落脚之地，各种物资器材都归了位，学员队组织起来，教室、办公室、宿舍都落实收拾完毕……，尤其是组织人力“抢占地盘”干的很迅速。 　　我则乱中取静，根据校党委关于组建七系的有关文件、学员的来源和当时的教员条件及物质条件，还有我对当时我军炮兵部队现状的理解，认真思考了教学方针和计划。主要确定了培养目标、学制、课程设置，教学重点等关键性问题。 　　恰好时间不长，孔校长就找到我来了。询问了系里的建设问题，着重问了我教学上有些什么打算？我认真地陈述了我的想法： 　　第一，按照党委的意图和我们系招收的学员看，我们所要培养的人，与另外六个系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培养的，是有关火炮（也包括枪械）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制造的专门工程技术人员；而我们系培养的则是部队里使用、管理这些武器设备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我们的这些干部，既要懂得相关的武器装备知识和技能，更要懂得它们的管理和使用。 　　第二，从课程设置上来看，除各个不同的学员队设置不同的专业课外，鉴于我军及目前招收的学员的实际状况，一定要安排补习文化课。这对于他们学习专业课和今后的发展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文化课的补习也要根据专业的需要而定，需要什么补什么，系统讲没有时间。有些课比如力学，可以作为所有学员的基础课，有些就放到某个专业里面去，有分有合。另外鉴于我们的学生将来都是这些武器装备的管理者使用者，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一定要加大使用、维护、保养、储存等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和训练。 　　第三，关于教学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放在火炮以及仓库方面。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从教员情况看，我系在雷达、导弹方面并不强，是二五眼，学员的文化水平也有限，因此不能更深入的学习；在部队的装备中它们也不普及，因此目前的实用性也不大。所以它们可以作为普及性知识体现在教学中；关于枪械，由于它比较简单，学员们对它的熟悉程度也最大，所以不用作为重点；光学和有关仪器，基本上是为炮服务的，可以归到火炮的教学中来，因此以火炮为重点是可取的，仓库的管理，一般来说是部队的弱点，因此也应该作为一个重点，再说仓库与火炮的关系也比较大。最后从教学管理的角度考虑，分支越多管理的难度就越大，我们系的领导人员少，专业知识水平也不高，必须实事求是地抓住一部分，舍弃一部分，我甚至考虑到把雷达和导弹合并到其他专门的系去算了（后来人家没要）……。 　　第四，关于学制，我主张不能一刀切。难的可时间长一些，比如光学和电子仪器专业的，可安排2年；枪械我看半年就够了。还有的可以一年，如火炮、火药、仓库……。 　　孔院长听完我的叙述，满意地说你把你的考虑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字材料交到院里来。 　　不久学院来了一个教育长，是个长征干部，叫什么忘记了，只记得他少了一条胳膊，我把教学计划送给了他，不久计划就批下来。教育长说我们的计划不错，指导思想明确，内容适合于对象，技术上也有层次，比较实事求是。不象有的系，没有重点，都要一碗水端平，哪里有那么平？都平了就没有政策了……。 　　后来在实践中，我们的教学计划执行的比较顺利，整个系的工作比较迅速地走上了正轨。由于我的助手都非常得力，大家也比较团结，事务性的工作也不用操太多的心，因此我可以抽出相当的时间来进行必要的专业学习。我对搞教学的同志们说，讲课我可是帮不了什么忙。我还要抽出时间来进行学习，课还要听。我的这个想法获得了教员们的支持。听课我也是有重点的，关于炮的课程我一点都没有拉下，全部听完了；连操作、实习都参加。另外弹道学、空气松丽学、流体力学、与防腐有关的电化学，有关金属电位的知识都学都听。我听课当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进教学，一方面跟着学，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调整教学内容和编排。 　　我还参加了所有的实习和实验。风洞实验、电化学实验，金工实习，金相观察，车钳刨铣……几乎所有上百个学时的实习我都参加了，有时在实验室，有时要下工厂，我都没有拉过。从1959年下半年到整个1960年，我在抓系里全面工作的同时下工夫在文化、专业上进行了刻苦学习，这使得我在专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眼睛也因此近视了不少。一年多的时间非常辛苦，几乎没有什么时间顾家，但这是转行的必由之路，是值得的！ 　　 　　这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国家也开始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 　　1959年十年大庆赫鲁晓夫到中国参加庆祝活动，随后就来个180度大转弯，与我们公开决裂。停止援助撤走专家，还逼我们还债，包括因抗美援朝欠下的债。国内本来已经因自己失误使经济发展出现了重大波折，加上苏联的背信弃义，我们国家真是雪上加霜啊！ 　　我们学院受影响最大的是导弹系。另外学院还从苏联进口一台煤气发生器，由于苏联专家撤走把图纸全部拿走，成了一堆废铁。 　　上面传达下来文件，要认真地抓好当前的政治思想工作，内容是：讲明当前形势，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关于形势，重点要讲清苏联修正主义的危害，讲清现在我们与苏联的关系；讲清目前国内遇到的严重困难，要提倡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反平调；坚持三面红旗，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时任国防部长主抓军队工作）；要自力更生，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 　　根据文件精神，我们也进行了研究、布置。就我个人来说，由于出身就是搞政治工作的，所以历来重视这个工作。但我的经验是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伴随着认真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用。 　　1960年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什么？就是物质困难，就是吃不饱肚子。 　　这时，我们先前“抢占”的地盘，种的蔬菜瓜果发挥了作用。我们占的土地，差不多有2、30亩。种的洋葱，一亩地能收400多斤，种的圆白菜，一亩地能收好几千斤；我们还种了胡萝卜、南瓜、土豆、红薯……。当时人们的口粮已经压缩到最底限度，又没有油，又没有肉，副食严重不足，人饿的就是成天想着吃。但供应的东西哪够？我们系的食堂，把自己种的蔬菜掺和进去，大锅一煮，瓜菜代，基本上能混个肚子饱。 　　其他的系可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他们开荒种地起步比我们晚，地盘已经不多，于是想了不少其他的“歪门邪道”，搞什么小球藻，搞什么“超声波煮饭”，说是1斤米可以出6斤饭；还摘树叶，造“叶绿素”食品，其实跟吃树叶差不多……。那段时间，院里很多的人都闹起了浮肿，但是我们系的人害浮肿的却不多。 　　廖政委来问我们有什么克服困难的经验，哪来那么多的“瓜菜代”，我如实向他做了汇报，说从一开始建系的时候，我们就把院里荒着没有人种的地都种上了菜。刘主任在一旁听着只是笑。政委一听就说“哈，你们这是先斩后奏哇！也亏你们有先见之明……。” 　　这件事更使我感到了手中有物的道理。“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鸡不来”。当然我们的思想工作也没有放松。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认真进行了教育。讲反对苏修，反对赫鲁晓夫，我讲的有头有尾；讲如何用自力更生的办法克服当前的困难，我讲得头头是道。还特别嘱咐学员们，回到部队，要号召部队的同志搞好生产，解决当前的困难，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我还说到，有些事做了不要说，而有些事说了却不能做，真要做起来，是要劳民伤财的，总之要实事求是（这些话，被一些人记在了本子上，文革期间成了我的罪状）。对“4个第一”和三面红旗的宣传，我们也按照布置进行了。但说实在的，那是有些言不由衷，因为心中对它不太理解。当时人们的普遍思想是：对苏联恨，对老天爷怨，对彭德怀同情，对自己的肚子嘛就是老想着怎么把它填饱！ 　　我们系教学工作始终顺利进行，学员学习热情也始终饱满，这是我心中最大的安慰！ 　　1960年7月份，翠芬和孩子们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单位给了我一个套房，三室一厅，还给了一台缝纫机、一个电扇的购物券。一个大家庭，这两样东西太有用了，武汉炎热的夏天有一个电扇，那是奢侈品；六个孩子的家庭光靠手工缝补衣服也是非常累人的。 　　但是，跟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从1960年开始，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挨饿的岁月。我和翠芬的大部分工资，几乎都拿来买了吃的。买粮食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有定量，多的一点也没有。于是就买菜，专门买那些能填肚子的菜——萝卜胡萝卜、土豆南瓜等等。翠芬和孩子们把住房附近能开的地都开出来了（别的家也都开荒种地）。种包心菜、种萝卜、种蚕豆、种豌豆，种南瓜，种胡萝卜……。收获的时候，能吃的东西连一片叶子也不敢丢，全部收回储藏起来。比如那个包心菜，不仅老叶子不丢，连根都不丢。最后都吃下了肚子。最可怜的是孩子们。他们要长身体，又好活动，粮食定量根本就不够。每当饭做好了，只要说一声“吃饭了！”全部都悄悄坐在了饭桌前，嘴里咽着口水，眼睛盯着饭锅。那米饭，里面的菜能占到3/4，看不到多少米粒。但是只要一开吃，不管做多少饭，也是一粒都不会剩下！那时做饭的锅也真够大，特别是做稀饭做面汤的锅，是一个在原有的基础上在补锅底的时候加长的。用这个锅做一锅面糊糊，要现在的人们吃恐怕两天也吃不完，可那个时候，一顿晚餐，就会被吃的精光。 　　三个大一点的孩子由于到了要长身体的时候，成天看着他们都是饥肠辘辘的。北战和赵光军，有一次竟听人说他们到食堂去拣人家的剩饭剩菜吃去了，把翠芬心疼的直掉眼泪；松丽也是饿的不管不顾，只要家里有一点吃的，她就不管大人同意与否，自己就拿来吃了。后来我们还把她送到彩英那里去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彩英和天人他们那时正在城陵矶劳改农场（天人在那里当监狱干部），离武汉也不远，在那里吃的总比在城里要好的多。 　　社会上已经传说有的地方饿死了人，甚至还有地方吃死孩子肉的事也发生了。比较起来，我们这些人还算是幸运的啊！ 　　国家为了克服困难，机关、部队、厂矿都开始精简。部队院校自然也不例外。关于我们学院的精简还是保留的问题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已到了1961年年末。 　　由于长时间的超强度工作和学习，加上生活苦一些，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做“肺不张”，就是肺的某一部分在呼吸的时候不参与扩张和收缩，失去了功能。医生建议我去咸宁部队疗养院疗养一段时间，最低也要三个月，还要吃一些药，心情要愉快，否则这个病将会继续发展，最后导致肺功能丧失而窒息。另外颈椎也疼的厉害，可能是长期低头看书、写东西引起的。学院批准了。 　　刚在疗养院呆了一个来月，院里打来电话叫我回去。原来，军委来人考察学院的精简问题，要征求院系有关领导的意见。 　　我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说如果是留，有个怎么留的问题。是维持还是扩充还是缩减？显然目前扩充是不现实的，那么维持需要多少资金？这个要认真的计算一下。（这时宋湖随口就来：每年800~1000万元。）如果是缩减，那么留那个减哪个？我建议减去雷达和导弹专业，或者把他们合并到别的系里去，因为目前我们系没有这个实力。如果是分，那怎么个分法，到那里去？关于这个，我们没有更多的发言权……。 　　那次征求意见不久，就接到通知：取消学院建制，彻底分家，我们系也要分。一系至六系到南京工学院，七系归并到军委直属的北京某学院。系里的导弹专业、雷达专业和电子光学仪器到南京，其他的到北京。 　　人马在快要启程前，系里来了一个政委叫夏谵仁。 　　记得是1962年年初的1、2月份，终于到了学院终结的那一天。在武汉，我系毕业了两期学员，新来的这一批新学员和系里的工作人员、教员及其家属共600余人加上所有的装备，整整装了一列火车。翠芬和孩子们随车走了由于我当时正在疗养，所以没有随大队人马一起去。 　　在咸宁疗养的3个多月里，我又看了不少书，还写了许多笔记，感到收获不小，同时作为调节，我还学会了用柳条编篮子。 　　首先看了一本小说《金陵春梦》。这本小说详细地描写了蒋介石的发家史，看的我很有兴趣。其中，他是如何投靠上海的青红帮黄金荣、杜月笙的，又是怎么与各个军阀派系进行混战、争斗的，我觉得都比较可信，但有一段我很怀疑：就是说蒋介石原来叫郑三发子，后来投靠了蒋家，成了蒋家的一员，蒋家给他娶了妻子毛氏等等，我就觉得不可信。边看，我就边写评语，在日记本子上写了不少。半个月就看完了。 　　当地老百姓有一门手艺就是用柳条编篮子、编书包、编各种小摆设，我看着很有兴趣，就打算学习学习。我学着弄来嫩柳条用水泡，泡的软软的，然后开始编。开始的时候，怎么也编不成，后来才知道，先要打底子，选好做经的柳条，编的时候怎么接茬，怎么压茬，最后又怎么收口，满有一些学问，一个星期后，终于编好了，我编了买菜的篮子，还编书包。编好后，白白，十分好看，我很欣赏自己的作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稍微长一些，柳条就变脆了，很容易断。怎么防止它断呢？我试着剥皮的时候，不要剥的太狠，只把外面薄薄的一层绿皮剥掉，这样可以增加韧性；再用盐水泡一泡，结果比原来好多了，但还是要断，最后试着用碱水泡，结果编出来的篮子就很结实了。 　　休息一段时间后，病情逐渐减轻了，医生告诉我，这个病必须要心静，努力做深呼吸，要加强营养，这样肺就可以逐步恢复功能。 　　我还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结合大跃进以来的国内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同时我还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我觉得，这两部著作，是毛主席，也是我们党在哲学方面的不朽之作。关于对立统一，对立面的斗争及其相互转化，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论述的非常精彩。关于大跃进的问题，我写到：“我们国家的建设，有些欲速不达。大跃进，大干快上，本来是好事，但是却走到反面去了。结果紧接着是大闹饥荒。看来只有好的愿望是不行的，不从实际出发，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塌塌实实工作，摸索规律，创造条件，事情才会水到渠成。凭主观愿望，不顾客观条件，只凭人为是不行的。” 　　关于中国的生产、建设、科技教育问题，我写到：“看来中国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发展过程，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现在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物质缺乏。国家、军队、单位，都缺少物资，钢材、粮食、布匹、器材……，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吃、穿。现在发生的偷、盗，问题都出在物质缺乏，人们没有饭吃上。如果不搞生产，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节约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生产。 　　科技教育也是大问题。比如我现在干的工作，对于我来说，掌握的知识连皮毛都没有沾上边！我学习的太晚了。象我这样的要掌握现在的专业知识，恐怕没有十年八年搞不下来……。这是我们军队的现代化问题。地方呢？恐怕也是这样。在我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学历高的？有几个大学生？恐怕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真应该给这些人更好的学习机会。虽然工作也是学习，但那些已成体系的科学技术知识，不通过专门的学习是肯定得不到的！如果我们的干部都有顾宾斯基那两下子，那么部队的现代化就有办法。要真正解决军队现代化、发展生产与科学技术的矛盾，除了学习，没有别的捷径可走。我对那个速成中学，对学习能够速成很是怀疑。 　　因此，当前部队从干部到战士，各级的文化学习决不能放松，院校里的文化补习决不能缺少；文化教员也不能缺少。文化学习要注重打基础，循序渐进，注重积累。 　　关于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我写到：“这个问题值得商榷。外行和内行总是相对的。作为领导者，固然不能对所属的专业样样精通，但一点都不懂，那肯定是不行的。如果军事指挥员不懂军事，只能是瞎指挥；王明不懂，他就是瞎指挥，险些葬送中国革命；我们搞技术领导工作的，如果不懂一点，实在是难以领导。当然不是门门都要精通，音乐指挥不一定会拉二胡，但他一定要懂乐谱，要懂得各种乐器—什么是管弦乐，什么是打击乐；它们的特点，在乐队中的地位以及各种乐器之间的相互关系。军事指挥员肯定不能指挥乐队……。” 　　关于政治领导和部分业务工作领导，我写到：“这是两个范畴，既不能作比，也不能互相代替。部门有政治工作，但必须以业务工作为主。搞政治工作的以政治工作为主，但不能说明它就是政治领导，就高一等；搞业务工作的，科、系必须以业务为主，否则还有什么区别？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代替业务，口号不能解决业务问题，不同事物有不同质的矛盾，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我写到：“三座大山被我们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被我们改造了，地主阶级被我们消灭了。如此说来，我们的敌人应该是越来越少，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应该是越来越广泛，被专政的对象应该是越来越少。只有这样思考才合乎逻辑，不从这个实际来看问题，一味地强调对人的斗争，恐怕矛盾要转化。”在这里，我画了一个问号：对彭德怀的斗争，是不是仅仅是一封信的问题？ 　　总之，在几个月的疗养中，我通过学习和思考，想了这样一些问题，觉得很有收获。不久，夏政委、刘副主任来信，说人员设备的安置工作基本就绪，下一步要开始搞教改，如果身体已经康复，望回主持工作。 　　这样，我在武汉工作了2年多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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