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仁 　　 　　就在快要调走的时候，炮校李政委找到我，说因为王副政委在北京开会，已经征得孔存正的同意，想叫我带队（带炮校的校以上军官）去成都军区参加军区党委扩大会议。说是要传达一个重要的中央文件，当时的时间好象是1959年10月份。 　　我说我在炮校已经被免职了，怎么还叫我去呢？李政委说，你是老政治部主任，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也只有让你代劳了。就是去听传达，把文件带回来。有事情校党委再讨论。我于是奉命而去。 　　去了才知道，是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一到会，我就感到了异样的气氛。庐山会议精神主要是肯定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特别是讲到大跃进，说大跃进的精神不朽，这是亿万人民群众开拓进取、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前进的大趋势。虽有问题但总的方向正确……。 　　接着就把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打印下发，组织与会者讨论。讨论的题目就是：彭德怀的信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在哪里？ 　　我认真地看了彭德怀同志的信。结果发现，彭老总说的许多话，和林校长说的简直如出一辙。但是在我心里认为，彭老总说的都是实话，不过就是用词激烈了一些而已。因为重庆在前一段大跃进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郑家桥炼的那叫什么钢？简直是生铁坨子，什么用也没有。地里的庄稼也没有人去收了。有些地方为了放“卫星”，创高产，把很多地里的水稻集中到一块地里，密集的人都可以站上去；有些地方把养的肥猪集中到一个地方，做样子让中央首长看，浮夸风闹的厉害……。 　　彭老总信中有些话的确显得很刺眼。他认为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妄性，荒诞不经”“这些人是吹牛皮放大炮，不顾人民死活……。” 　　然而会议显然是要批判彭老总。讨论时人们发言说，这封信是不对的，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但我已经感到了会议气氛非常压抑，完全失去了过去开会时的正常气氛。在会上我也一改过去无话不说的习惯，很少发言。 　　一个星期后，准备打道回府。不想胡正仁却节外生枝地提出一个建议，说应该以与会者全体的名义写一封检举信，揭发林校长反对大跃进的言论。 　　大家都不吭气。我是个带队的，不得不说：“我看我们没有这个义务吧？成都军区跟我们的领导系统也不对。炮校是军委垂直领导，成都军区只是代管我们，即使是反映问题也不应该在这里反映，应该回炮校再说。因此我不同意以大家的名义写什么检举信。” 　　后来胡正仁自己去了军区政治部。第二天，我们要上车的时候，才见这家伙回来。 　　再后来我从军区副政委郭伦欣那里打听到，胡正仁果然写了一个反映林峙“反对大跃进”的材料。这个材料，成了林校长后半生厄运的开始，这是后话。 　　回到重庆，我把胡正仁打小报告的事情悄悄和孔存正说了一下，后来还和杜校长说了一下，其余的就没有再向任何人说起。 　　王副政委也从北京回来了。他去开会，传达的是同样的内容。于是学校要召开一次党委扩大会议来讨论如何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参加的人扩大到处长、科长、队长政委，共有30多人。我也在参加会议之列，杜校长也参加了。 　　会议传达文件之后，在李郁山政委的主持下，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那个当过还乡团的人，要不要逮捕？第二，炮校是否可以采取一次大的行动，比如把炮拉出去，到重庆的大街上，目的是向右派示威？学校里是否应该开展一次新的反右斗争，并且先从领导干部的右倾情绪反起？…… 　　会议比较沉闷。不过发言的人大多数是迎合李政委的意思的，也就是说，对他提出的三个问题给以了肯定的答复。林校长明显知道，会议是冲着他去的，于是采取了一言不发的态度。杜校长也没有任何表态。 　　我当时思想斗争很激烈。一方面，我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样的会议，看来是不能畅所欲言的了。从战争年代我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在党内无话不说，因为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之间有一种巨大的相互信任，人们可以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现在这种气氛，真是憋的使人难受。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如果不说出自己的真心话，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办事情总应该实事求是么！ 　　我终于还是发了言，但却表达了对三个议题的否定态度。我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炮校的职务了，但既然叫我参加会议，我还是说说。关于要不要逮捕还乡团，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主要原因不就是证据不足么！那时有了证据，还用拖到现在？可是我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新的证据？如果没有，那我还是不赞成。但如果说只要是还乡团就应逮捕，我无话可说。不过我的意见在军内逮捕，最好不要送到地方去，尤其不要把他送回老家。如果是那样，这个人就完了。 　　关于拉着大炮到市里向右派示威的问题，我的疑问是：重庆的右派在哪里？连目标都没有示威给谁看呢？彭德怀、周小舟也不在重庆，值得去示威么？再说，组织工作也很不好搞，万一一门炮翻下山去，影响就更不好了。 　　关于校内的反右问题，谁是右派？现在还没有揭，我看不能贸然点名……。” 　　胡正仁说话了：“赵主任的思想一直有右倾情绪，那个还乡团一直主张留用，不清除……”然后哩哩啦啦说了一大篇。但是原先5人小组的几个人都没有说话。 　　杜校长这时说话了：“我看就不要讨论了吧？这几个问题，你们做决定！” 　　最后做决定的时候，除了杜、林、杨、王恳、我没有举手外，都同意了三个议题：逮捕送回原籍；示威；开展反右，揭发之后点名。 　　会议之后，我碰到孔时，把会议的结果跟他说了。孔看着我：“后天就走个球的了，别管他！走的越快越好。火车票你不用管，我给你们买。”杜对我说：“你就是个刺头，你看不出会上的阵势？什么时候把你的嘴封起来才好！” 　　这时候，翠芬和孩子们已经搬到了建工学院。我赶到那里，对翠芬说，我的工作已经调动，要赶快走，你们等我的信。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我和杜校长一起坐火车走，而孔存正则是坐的飞机。杜校长是真沉得住气，这次反右倾，把他也给扫了一下，但他就是始终没有吭气。 　　又回到北京来了！不过，我这次是到这里领受任务，很快就要到武汉去。但我对搞技术工作始终有些担心，文化底子薄，底气不足啊！想回战斗部队始终是我的一个想法。 　　刚到北京，我带着竹丽玩了两天。这次到武汉，我身边就带了她一个孩子。这孩子有个犟脾气，就是不说话，带她到故宫、动物园去玩，她特别喜欢猴子。竹丽是后来炮校的。大约是55年初夏，翠芬回定县时把她接了回来，怕保姆没文化耽误了孩子学习。我的岳父大人朱老先生也跟着坐船来重庆看了看。那个时候她就不愿意说话，翠芬问她尿不尿？拉不拉？她都不说，给她试也没反应。结果一回到船舱的房间里，就拉了一床，气的翠芬直打她，打也不吭气。后来又是发烧，又是拉稀，不吃不喝。回到炮校才治好了。那次朱老先生在重庆还住了一个多月……。 　　又见到了一些老战友，老上级。很巧碰上了陈宜贵，他在65军当政委，要调北京军区后勤当政委；还碰到了王中焕，孙顺环（现在空军某部当师长）；还有邢甄若，正要从64军副军长任上调四川省军区。 　　原指望碰上陈宜贵说说可以回部队，一听说他要到后勤，我就说不跟你去了，到后勤有什么意思？想起筹备棺材我就头疼！ 　　邢甄若那里我想钻钻空子。他马上拒绝了，说你别了，我到那里还不是呆在机关？你搞了好几年教育了，部队正缺少你这方面的人才，我要你也要不出来，白费劲。他又和我谈起了64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事情。说部队仗打的很好，几个有名的战例都有64军的份，在5次战役中，部队成功掐断了敌人的退路，完整地歼灭了美军一个团……，可惜的是，李湘军长死了。不无遗憾的是，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敌人的细菌战中，感染了脑膜炎，死得很突然。说到这里，我们两个人都唏嘘不已。 　　和孙顺环聊天时，我说孔存正要我到他那里搞一个系。他说那好啊！现在我们跟苏联关系不好了，自己如果再不搞点名堂，将来的部队现代化建设是要落空的！ 　　到了军委炮兵司令部。不想在办公室看到了许多老首长，而且，就是在和他们的聊天当中，就把我的工作给定了。那次碰上的有高正贤（从华北炮兵调到军委炮兵当副司令不久），邱川春政委，人称刘歪嘴的政治部副主任，孔存正，后来陈锡联司令员也来了。 　　我先问高正贤：“干脆叫我回华北炮兵得了，行不行？”“别，我们已经研究好了的，叫你跟老孔去搞教育。”我说：“我就是觉得我搞教育不合适么，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现在又叫我改行搞技术，我实在有些憷头！这真叫赶着鸭子上架。”邱说：“主要是去做领导工作，不是要你去搞专业。”刘歪嘴：“我的文化也不高呀！”我说：“你是属于高级领导，主要是决策，我这是做具体工作的，专业不强真是不行。”“什么？我算高级，你算低级？你老弟可不要这么说，你也是高级了，也就比我低一点么。还是从高处着想，从低处着手，你现在多年轻呀 ！我们都50多岁了。你原来字都不识几个，现在做起报告来，那是一套一套的。你在重庆某炮校年青青的当政治部主任，没本事也是当不了的呢！有不会的，就学嘛！” 　　孔存正说了：“你别听小赵瞎吵吵，他在炮校搞的不错。和那个苏联顾问合作的非常好，还跟着陈莰把水电站搞起来了。不就是数学差一点么，一学就会。数学他也进修了几个月，哼，现在他的数学比我们恐怕都高了呢！所以，不要听他叫苦。” 　　刘歪嘴说：“孔司令你说，怎么定？”孔说：“到我的炮兵工程学院七系当主任！” 　　陈锡联接过来：“那不行，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吧。先副主任，主持工作，搞个一两年再说。”…… 　　就这样七嘴八舌，把我的工作定下来了。最后是按副主任下的命令。 　　杜全光到了北京，已去军委技术部当部长。他也开玩笑说：“我的数学不如你。” 　　临走之前去301医院看看陈莰，说是肝炎。想不到的是，他的病还是看的晚了，时间不长就病故了，一个多么好的同志！ 　　孔存正说，“你先去吧，我不久也就过去了。到廖文成政委那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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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28 5: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