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站 　　 　　随着学校的发展，电力供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学员们每天晚上要学习，要复习功课，那一个教室40瓦的灯泡怎么够？教学中，顾宾斯基又搞了一个电动沙盘，用电量也很大。不仅教学，生活中的用电量也增加了。另外，地方上也有了想进一步要电的要求。这样，原有发电厂的容量就远远不够了。 　　常委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再建一台火力发电机组，但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煤供应不上。这时顾宾斯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建一个水利发电站。我们都很意外，但听老顾陈述完了之后，我们就被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和智慧深深打动了。 　　原来，他早就为用电量的不足而着急了。于是，他对流经我们附近的霍溪河亲自做了一番考察。结果在霍溪河的上游发现河水有十几米的落差，他根据重庆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和河水的汇水面积，计算出可以搞一个一万千瓦的小水利发电站。如果这样一个规模的电站建成，那学校的用电问题就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富富有余了！ 　　我们问水电站的设计谁来搞？老顾说，这个事情由他负责！ 　　于是，水电站除了资金问题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有了着落。老顾的真诚和热情鼓舞了我们，陈政委说，资金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可是，当时就是把炮校的全部家当都抖落出来，也只有10多万元，而建这个电站恐怕要20万呢。怎么办？陈政委说，我来想办法筹措吧。 　　说来也是巧，大概是老天要助我们做成这件事，当时正赶上周总理和彭老总从东南亚回来，顺便到西南视察。周总理要给西南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做一个报告，而彭总主要是为西藏的动乱问题以及四川的大小凉山问题视察一下军事准备情况。 　　陈政委和彭总很熟悉，战争年代陈在延安就认识了彭总。 　　那天，我们都集中到重庆去听总理的报告。总理主要讲了一下国内外的形势。他说，国际上，要警惕苏联拉拢印度反华，还要警惕东南亚的亲美势力和我们作对。但是，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对我们的期望也很大。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缅甸的吴奈温，还有泰国的人民都对我们怀有友好的情谊和希望。我们现在的西藏还很不稳定，农奴主有可能要搞暴乱；大小凉山的农奴制度也还没有彻底解决，他们也想蠢蠢欲动。因此，我们要提高警惕，要有备无患……。 　　报告之后，陈马上就找到了彭总，说是看看老首长。彭总说，“你不是单单来看看我的吧？”陈说，“炮校现在有一些困难，想自己解决，就是缺少一点资金……。”于是把详细情况向彭诉说一番。彭听完了之后，说：“就这么20万，你就来找我呀？”陈说“不找您找谁？这不是来看看您，顺便说说么？” 　　彭总当时就批了20万，直接从重庆的人民银行把钱批到了炮校，钱就从国防费用里面出。我当时就想，这可不仅仅是政委和彭总的私人关系好，彭总这个人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概，对于炮兵的现代化建设老总极为重视，所以对这样一个用钱不多但对炮校建设有利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批了。 　　我们满载而归，非常高兴！回来后，在传达了周总理的形势报告后，立即告诉了大家这个好消息。全校的同志们一片欢呼。紧接着，就成立了工程指挥部以及施工队伍。陈政委是总负责，我是工程的具体负责人，既负责工程的组织指挥，又抓施工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而整个技术工作自然是顾宾斯基。至于施工队伍，为了节省资金，仍然是用我们自己的人。主要是训练营和警卫连的同志。 　　在施工动员大会上，我从营房只能点15瓦的小灯泡讲起，细细讲述了炮校修建水电站的意义。从改善教学、改善生活，一直到改善军民关系……。还说到，为了保证质量，节省资金，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用炮校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这个电站，如果精打细算的话，我们还可以从节省出的资金中拿来盖一些营房用以改善大家的住房状况……，说的小伙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整个水电站的工程设计由顾宾斯基一手进行，还把现任的发电厂厂长、物资保证部里一个曾经搞过水利的工程师也抽调出来，作为老顾的助手。 　　老顾在水电站的建设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 　　水电站的主要工程由三部分组成：挡水坝、引水渠和发电机厂房。其中挡水坝是工程量最大，难度最高的工程。它有50米高，筑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当挡水坝把水位憋到一定的高度后，就在挡水坝上游形成一个小湖泊，而坝前坝后的水面就有了一个大约2、30米高的落差。引水渠从湖泊一旁开出，流经一段距离就进入一个从上到下的很粗的引水管，几乎是把水直上直下地引进筑在大坝下游的紧挨着河边的发电机厂房。 　　在修建电站的日子里，我几乎长在了工地。和训练营、警卫连的战士们吃住在一起。顾宾斯基每天除了照顾校内的教学之外，其余时间也全部投入了电站建设。他每天的日程是 ：上班后，先到教学区看一看，处理一些有关事宜，然后就去工地。我们去工地，是坐一个小木船从霍溪河走水路去。老顾自己买了一部小推进器，把它装在了这个小木船上，上了船，一发动，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工地。那一段时间，老顾负责技术，我负责指挥调度，有了极为密切的接触。顾宾斯基深深地影响了我，我非常佩服他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渊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顾使我深刻感触到科技的伟大力量，并引起了我后来对专业科技知识的极大学习兴趣。 　　发电设备是派人到上海去买的。共买了两台。 　　正如原先预计的那样，由于精打细算和自己动手，我们省下了钱，盖了不少营房。陈政委是一个好当家人，他为炮校的建设，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杜校长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挂名，他总是要奉命到越南去，家里经常就是陈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 　　负责营房建设的是院务部徐部长和赵前嘉副部长。整个1958年，是炮校大搞建设的一年，到了年底，不但水电站竣工，10余栋营房也建起来，校官的，尉官的，士兵的，学员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草房子没有了，灯泡换成了大的，白天黑天都有电，断电的时间很少，电动沙盘用起来，食堂的鼓风机用起来……。全校教职员、学员都处于一片热气腾腾情绪高涨的气氛之中。房子问题一解决，许多年轻的教职员结婚的也多了，那年年底，全校有不少结婚的，凤霞也出嫁了。 　　炮校有了充足的电，霍溪镇也跟着沾光。政府部门，老百姓的住家，都能点上电灯了，那时地方很穷，给他们安电时，连电线的钱都费了很大气力。炮校在霍溪算得一个大单位，因此地方上有了困难，总是要找我们帮助解决。我们也按照军队的老传统，很好地照顾了军民军政关系。结果，炮校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们都自动地维护炮校。那个电站、水渠要是有人破坏，不但我们不干，连老百姓都会群起而攻之。我们有求于地方的事情，比如粮食、副食供应等，地方上也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甚至有的时候，如果闹出一些官司，地方上也极力维护我们。记得有一次，顾宾斯基的住宅小楼，进去一个惯偷，这个惯偷“本事”挺大，也不知怎么进的炮校大院，又偷偷溜进了有围墙的苏联顾问的小院。但是，被夜间巡逻的卫兵发现了，于是叫了一声“站住”，那惯偷不听，继续往里面跑，卫兵那天也不知枪法怎么那么准，举手一枪，就把那惯偷撂倒，等过去看时，正中脑袋，当时就被打死了。 　　按说，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地方上很快就把这件事帮助我们处理完了，学校只是给这个惯偷的老母亲赔了一些钱。 　　1958年，在全国来说是大跃进的一年，但在经济建设上却出现了严重的偏向。不过对我们学校来说，影响不算太大，我们干的事情都是正经事，成绩也是实实在在的。学校参加地方上的大跃进，只是去重庆钢铁公司帮助搞了几次高炉的建设，在我们自己学校内却没有“大炼钢铁”。另外，当时西南地区形势紧张，主要是印度已经开始和我们作对，西藏农奴主正在酝酿暴乱，西南地区的所有部队，基本上都没有参与“大跃进”。 　　转眼到了1959年。刚一开春，就听说顾宾斯基要走，因为他的合同期已到，要回国。炮校所有的人都舍不得他走。这个顾问，是我们的真正朋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临走之前，把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图纸都留给了我们——各种火炮的有关图纸和资料、电动沙盘的图纸和资料、以枪代炮的资料、水电站的图纸和所有原始资料，统统移交给了我们；还把他在炮校自己编写的教材和许多有关资料也统统移交给我们。不仅如此，还精心把他知道的东西，都努力教给我方人员，让我们的技术骨干掌握，比如，教务处长钟子朋，就在他的辅导下，掌握了炮兵工程的主要技术。钟子朋俄文不错，好象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顾宾斯基还帮助他翻译了大量资料。（钟子朋这个人有意思，原是西南炮司的作战处处长，炮司在重庆袁家坝，基建就是老钟一手筹划建起来的。三反时被打成了“老虎”，后来又给平反。原因是说他贪污，但后来又说没有贪污，只是搞建设时爱讲排场。三反后撤了作战处长到炮校当教务处长。后来，被某部王树声大将要走了。再后来，他在北京住301医院时有一段奇遇：他当时不知是得了什么病，结果被某医生误诊为已经死亡，把他送进了太平间。可是太平间的工人偶然发现有一个“死尸”还有点热乎气，一试还有呼吸，就又给推回了病房。医院这个重大的失误倒成了老钟的福气：后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到301医院住院，医院就是再没有床位，也要接待他，这是后话……。） 　　凑巧的是，杜校长也要调走，而陈政委这时患了严重的肝病，需要治病和疗养；训练部的李芸由于个人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威信，个人的积极性也受到严重影响（时间不长，他就调到沈阳炮校去了），而政治部那个副主任胡正仁，工作能力也不行威望也不高，当时新来一个王副校长，但他还不熟悉情况，结果整个炮校的工作，我成了实际的负责人，搞得我很紧张，压力也很大。奇怪的是陈政委去北陪疗养非要拉着我我一起去不可，说是架一部电话指导家里的工作就行了。我觉得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那炮校不就唱了空城计了么？于是我向孔存正汇报了学校的情况。 　　孔在电话里叫我不要着急，说新的校长没来之前，由他通知先教杜校长不要走，继续主持工作，叫我协助杜坚持工作，当前主要是要把顾宾斯基很好地送走；陈政委要立即安排他到北京去治疗……。 　　顾宾斯基，高高的鼻子，蓝蓝的大眼睛深陷在眼窝中，无胡子，体形又高又壮，足足比我高出一个头去。由于工作中的默契配合，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我和这位老大哥真是无话不谈，尽管必须通过翻译，但我感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没有半点盛气凌人的架子，待人平等友爱。在给他送行的那个晚上，我们两个长久的拥抱在一起，感到难舍难分。这个老顾，平时就仗着他人高马大，常常抓住我的两只手使劲轮圈子。 　　那天为他送行的宴会，是在重庆市最大的饭店里举行的，把炮校少校以上的军官和三个大队的学员代表都叫去了。老顾的夫人也去了，他的夫人，长得很漂亮，金黄的头发，蓝蓝的眼睛，穿的是短袖裙子，在众多身穿军装的军官之中非常突出，很有风采。 　　为了表达炮校对老顾的感谢，我们决定送给他一份厚礼：一块1000多元的瑞士Ω欧美茄金表，一盒（12只）漂亮的檀香扇，2盒锦缎丝绸，还有几盒四川名贵的中草药，好象是冬虫夏草和天麻……。 　　宴会之后，我亲自把他送上了船。当时已是初夏，我们必须在夏天到来之前把他送走。因为这个老顾，太害怕重庆的夏天了。记得1957年刚刚立夏，老顾就热的不行了，开始有事没事就泡在河里，后来干脆把他热得成天泡在澡盆子里，在澡盆子两边，一边架一个电风扇使劲吹。结果，一次他在澡盆子里睡着了，风扇把他吹成了感冒，只好把他送到北京去治疗、避暑。直到夏天过去了才重新回到重庆……。 　　 　　1959年一开始，全国在经济上已经开始出现困难的迹象。直接的表现是在供应上紧张起来，并且有发展的趋势。 　　送走顾宾斯基时间不长，新的校长林峙来了，杜校长待他一来，马上就办了交接手续，准备到北京去赴任。 　　林校长也是一位老资格，40多岁，1936年参加的革命，他原来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部下，西安事变时是炮兵排长，那时就已经是地下党员。“捉蒋”行动也有他一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送老蒋回南京不久，他就到延安去了。在延安组建朱瑞炮校时，林就当了教员，主要讲射击。后来党派他去搞地下工作，负责策反国民党的部队。 　　林个子高高的，瘦瘦的，瓜子脸，人很精干，性格直爽，说话干脆，喜欢直来直去，语言表达也非常清晰和有条理。来炮校之前，是华北军区炮校的副参谋长，军衔也是大校。林的爱人也是个东北人，上尉军衔，可见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不短了。 　　如果说杜校长看上去城府很深的话，那么林校长就刚好相反，他是个一清见底的人，心里存不住话，真是有什么说什么。可惜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使他后来的命运颇为坎坷。 　　林校长一到学校，就经常说起对大跃进的看法，不满情绪溢于言表。由于当时学校的经济已开始显现困难，他就总是说：“这都是大跃进搞的。砸锅卖铁，说是炼钢，炼他妈什么钢？都是‘鸡窝铁’！什么用也没有。四川这边看起来还好一些，北方现在真是苦啊！老百姓可遭了罪了。”又说：“58年是丰产不丰收，粮食都烂在了地里。还有人吹牛皮说一亩地能打几千斤粮，还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不敢想，没有办不成的事’，这不是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是什么？我看中国要遭灾呀……” 　　说者无意，听者留心。我们那个“宝贝”胡正仁就专门记别人说的这些话。老林在上面说，他就在下面记，但当时谁也不知他记有什么用，只当是记录首长的讲话，回去领会精神。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却提高了警惕。 　　下来我就找林校长，提醒他以后说话要注意一些。我说，“其实您说的都是事实，但话这么一说出来，恐怕要被钻空子。有人把您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了。” 　　林听我说完马上说：“谢谢你的提醒。我这个人是炮筒子，有什么说什么。看来今后要注意一点。你说的那个人是谁？”“是政治部副主任，叫胡正仁。这人有点左……。”“他有话应该说在当面么，搞这些小动作有什么意思！” 　　陈政委终于也走了，组织上让他去学习，但最主要的还是叫他到北京301总医院治病。陈政委的工作由新来的政委李郁山接替。陈政委临走前和老校长孔存正找我谈话，说二炮要组建新的炮校，龚政委打算叫我去组建一个系。但是，必须先到北陪速成中学学习一番，主要的是学习数学，提高文化科学水平。 　　我问为什么要学数学，陈说：“去二炮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战斗经验丰富，第二是立场坚定，政治水平高，第三就是文化水平要高。你从文化来说，文的方面似乎还可以，但自然科学方面不行，尤其数学不行，因此为了叫你去，必须即刻去学习，现在是大跃进的年代，学习要有跃进的精神。”孔接着说：“二炮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导弹部队，事关国家安危，不能不组建这样一支队伍。必须派优秀干部去。但我们许多优秀干部主要障碍是文化程度太低，年龄也偏大了。你相对比较年轻，几个条件也都符合，叫你补习文化，将来就是要改行，去搞技术的领导工作，你说，你这样的人不去改行，我们叫谁去？” 　　听了领导的这些话，我感到是对我的信任，但也不无担心，“我这一辈子，总是被赶着鸭子上架，去做一些很难做到的事，你说我这块料，学没有正经上过一天，本以为最好的归宿就是战斗部队，可是就偏偏叫我来搞教育……” 　　“但是我们这支队伍的家底你还不清楚，本来就是一帮穷光蛋搞起来的么，谁有多少文化？”陈政委说。 　　时间不长，我的命令来了：“免去赵贵徵重庆某炮校政治部主任职务，送北陪速成中学学习。”接替我的是一个姓王的，他来炮校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年龄40岁了，也是延安抗大的，39年参加革命，底子是个高中生。这个人看起来挺随和。有意思的是，林校长一见到他，就说：“哈哈，我们的风流主任来了！欢迎欢迎。” 　　看来林校长和他很熟悉，也知道他过去的一些“风流艳史”，否则怎么敢这样说他？王副政委似乎也不在乎，嘻嘻哈哈和林校长打招呼。果不其然，后来在我学习期间，就听风传，说老伙计来的时间不长就打起了一个漂亮女孩子的主意，这是后话。 　　对我的学习，林、杜也大加鼓励。林说：“赵老弟你好好学习，我知道你是老华北的，李景都跟我介绍过，在这里干得也很好。你的运气比我好呀！我看，学习不会比打仗还难吧？你考个状元回来怎么样？”杜说，“学习要按部就班，搞得扎实一些，道理你能懂，但如果不多做习题，还是不能巩固……。” 　　就这样，我到了北陪速成中学。在这期间，翠芬转业到重庆建工学院去工作了。是杜校长的老伴李莲芬把她要去的。她们当时转业的原因就是彭老总的一到命令，所有部队的干部家属，都要转业，于是就转业了。李莲芬转业后到建工学院办公室当主任，于是就把翠芬要去，翠芬在那里当了一名幼儿园的阿姨。我的几个孩子老大北战、老二松丽、老三赵光军都在重庆八一小学上学，三个小的仍然在上幼儿园。 　　我把全副精力投入了学习。四则运算我还马马乎乎，于是从小数、分数开始。什么最大公约数、最小公倍数；后面的平面几何、代数，一天要记许多的定理、公式，搞的脑袋都大了。还有代数的方程，一元一次、二元一次、一元二次，代数因式分解还要背7个公式……。那段时间，我一天下来只睡4~5个小时。但是我并不觉得累，开始还感到接受不了，后来我慢慢的就发生了兴趣，老师布置的习题我做，老师没有布置的习题我也做。两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最后毕业时，我的考试成绩还不错，除了一个4分外，都是5分。 　　可是回到炮校，龚政委派来一个教员考我，竟然不及格！不是我学习有假，而是考试的内容有许多我没有学过，估计都是高中的课程。于是我错过了去二炮的机会。 　　孔存正听到这个消息说：“哈，龚勋冠不要，我要！数学不行，再补一下不就行了么？”于是专门派来两个教员继续教我。这次又学习了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什么的。这个难度比上次学得又增加了不少，我感到非常吃力。特别学习立体几何，我的空间概念就是建立不起来。为了建立这个概念，教员想了很多的办法，我用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找到一点感觉。关于解析几何，就更感困难，它先是要理解如何用一个坐标系和一组数据来表达一个几何图形，然后要把一个几何图形，用数学的方程式来表达……。这样，又学习了两个多月。 　　看来，我的上级是下决心要让我“转业”了，从搞政工转为搞技术。而且，我已经估计到，孔存正是要调我去武汉某工程学院，因为他已经奉命到那里当院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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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28 5: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