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 　　 　　1957年是个“多事之秋”，但对我来说，一场严重的疾病却让我避开了大的风浪。待我回到炮校只赶上一个尾巴，但就是这个尾巴也把我好一顿折腾。 　　刚过完年时间不长，我就老是发低烧，体温总在37度到38度之间徘徊，人感到特别没有精神。到新桥医院检查，说是扁桃腺发炎，于是做手术把它割掉了。回来好了两天又不行，于是继续住院。低烧持续不断地发，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急噪，爱发脾气。这脾气和牢骚有时候就对着医生护士去了，搞的人家心情也不愉快。一个年轻的女护士周婷云就在我的床前劝我：“您是老前辈了，我们都很敬重您。治病要静下心来慢慢治，您光发牢骚能有什么用呢？您心情要愉快起来。”我说，“我怎么能愉快的起来呢？”“那您就给我讲故事吧，这样，我也高兴，您也不烦恼了。”我觉得这个小护士很能体贴人，就答应给她讲故事。讲过去的战斗故事，也讲一些如牛郎织女等传统故事。结果小周听的很是入迷，我也把烦恼给丢了。后来，小周成了我很好的朋友，忘年交。 　　但是我的病情一直在发展，后来吃饭也不好了，不是吃的少，就是吃不下去。我逐渐发现，在我的胳肢窝、大腿内侧、脖子根等处，结起了一个个明显的疙瘩。医院开始不断的给我打青霉素，但就是不见好转，于是又给我进行X光深度照射理疗，一个星期后，我左半边膀子的肌肉都萎缩，塌下去了。但是病情没有丝毫好转。 　　内科主任专门去炮校一趟把杜校长找来看我。我看见主任和杜校长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待校长回去后，我就发现我的伙食待遇突然高了起来。又是沙丁鱼罐头，又是牛肉，医生还告诉我，想吃什么，尽管说话。跟我住在一个病房的另一个病友，见到我吃的这么好非常羡慕，因为他吃的东西是素的多，荤的少，尽是白菜萝卜。每到一开饭，看见我面前摆那么多好菜，他就说“馋死了！” 　　但是伙食突然变好却引起了我的怀疑，俗话说，宴无好宴。总给我吃好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找到主任说道：“前两天看到你们和杜校长鬼鬼祟祟的，都说了些什么？是不是关于我病情的事？”主任说：“你不要乱想，没有什么事情。”我说，“不对吧？你看，这几天我的伙食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我还不糊涂，这是临死之人的优待。你一定有不便对我说的事情。我希望你对我说实话，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你放心，我是个死过多次的人了，在战场上打死一个，我就够本，打死两个我就赚了，我已经不知赚了多少，死怕什么？” 　　主任看看我，终于下了决心，说道：“首长，那我就告诉你吧。你得的是淋巴腺组织细胞癌。”我当时是第一次听说“癌”这个名词，就问：“癌是什么病？”主任说，“这是一种恶性肿瘤，是由病毒引起的……，死亡率极高，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物。” 　　我问道：“我还有多长时间？”主任说，“现在说不好。但这个病难以治愈是确实的。”我说：“你应该早告诉我，这样就可以让我快快活活多活他一段日子！” 　　自从了解了病情之后，我的心绪反而安定下来。我要好好把这段时间安排一下。做什么呢？看书吧，我一辈子都想学习，但老天不公，从小不让我进学堂。现在干脆就读书！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往图书馆里跑，使劲看起书来。图书馆的书不少，我看的也很快，很厚的书，一两天一本。书真是好东西，当你钻进了书本之后，就好象觉得把世界上的什么事情都忘记了，而你则完全走进了书中所描绘的那个奇妙的世界。 　　我第一次看到了《西行漫记》这本书。那里面描绘的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传奇故事，描绘的关于陕北的风土人情，使我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创建红军，长征，西安事变……里面的许多故事我都听过，不同的是，这是从一个外国人的眼睛里看到的中国革命，另外就是里面的故事比过去听说的要更加详细。 　　我认真地看完了文言文的《史记》。文言文着实不好懂，我就把这本书借出来每天慢慢地啃。有时候，为了几个蹩脚的字，我要琢磨半天。幸好在住院的病友里，有几个学问高的人，我就天天去向他们请教，这一来不但认识了更多的字，而且文言水平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之乎者也焉”的含义也进一步搞明白了。当然，这只不过是看《史记》的副产品，其实最大的收获，是使我对汉朝以前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的和比较详细的了解，而且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朝代的更替：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细看起来，就是一部你杀我伐的战争史，但是，为什么有的能够兴起，有的就要衰落？其中的经验教训引人深思；那些鲜活的历史人物：尧、舜、禹，汤，周文王，秦始皇，楚霸王、汉高祖……，还有商鞅、苏秦、张仪、廉颇蔺相如、荆柯、“五羊大夫”，还有、韩信、吕不伟、平原君、孟尝君……。使你时而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时而又为他们的失败而惋惜！尤其是楚霸王项羽，应该说，他是历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虽然他失败了，但历史向来不以成败论英雄，他留给后人的，永远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和乌江自刎交织在一起的的无限惋惜。我以为，他的最大失败是没有自知之明。直到自刎之前，仍然不知作自我批评，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天意，“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看完《史记》就想找汉以后的历史书看，但没有找到。 　　又看《聊斋志异》，这本书，也是文言文。过去已经听说过不少聊斋的故事，也看过白话聊斋，但比较起来，都没有文言文原著这样生动、简练、鲜活；也没有这里面包含的故事全。看聊斋，简直使我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被书中那些美丽、忠贞、善良的鬼狐深深吸引住了。它们热爱生活，向往自由，从生到死，都是为了美好的生活和忠贞不逾的爱情。它们很少害人，但往往被人所害……。 　　可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却是一个终身不得其志的穷困潦倒的文人。听人说，他最终连个进士也没有考上，死时家里穷的叮当响。而司马迁也是身受宫刑之后才写了《史记》。于是我感叹到，在封建社会里，人才是很容易被埋没的。在那个社会里，许多人都是被统治者以个人的好恶作为择人标准而被抛弃，因而埋没了许多的人才。由此给我一个启发，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好恶来判定别人的好坏。作为搞教育的，更不能因为我的失误而埋没了有才干的人。 　　…… 　　看书，使我忘记了烦恼，看书又使我好象在另一个世界里遨游。 　　我和科里一个姓马的女医生的一段交往还要提一下。马医生看样子40来岁，人长得漂亮，也很热情，工作也很尽责，美中不足的是她的脸上有一块记。待我们熟悉之后 ，说话也就随便起来。有一次我们聊天，我口没遮拦， 也可能是想到哪就说到哪：“马医生，你什么都好，医术也好，人也漂亮，可惜的是脸上长了一块记！”只见马医生脸色很是难看，满脸不高兴地走了。我当时没有醒过神来，后来小周来了，知道情况后说，“首长，您这话戳到她的痛处了，你知道吗？就因为这块记，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呢！” 　　我马上后悔起来，看来说话可是要注意。于是，我找了一个机会，很慎重地向她道了歉：“我这个人说话口没遮拦，随便一说，伤害你了。还要请你谅解。”马医生说，“没什么，我只是心里难过。不是对着你来的。有些人就是以貌取人。”我说：“论年龄，可能你能做我的姐姐了。作为弟弟，我要劝你两句。首先是，你自己应该直面这个问题，不要回避，更不要自卑。我看还要主动。这有什么？人的美丽不仅在外表，更重要的是人品。你要看到，那些以貌取人的人无知。你完全可以在其他的方面赛过别人，用自己的努力挣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如果可能，我也可以帮你物色一个……。” 　　从那以后，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马医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这是后话。 　　一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忽然看见儿子来了。他的胳膊、脸被太阳晒的通红。我一问才知道，他和他的两个伙伴徐庆林、秦新弟今天早上六点从炮校出发，步行近60里路，走到医院来看我了。我听了很高兴，医生和护士们也很惊奇，都说这几个孩子有出息，不到10岁的孩子竟然能够步行走这么远。 　　在医院里住了几个月，一直到初夏，病情仍无任何进展。一天，杜校长来通知我，说让我到北京301医院去看病。301是解放军总医院，看来我是真的“病入膏肓”了，不然为什么要送我去北京？不管他，去了再说。 　　先回到炮校做点准备拿点衣物。这时发现，整风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全院铺天盖地都是大字报。而且内部已经传达了文件，现在正有一小撮极右分子，借给党整风之机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我们整风的原则是，欢迎一切真心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错误的人提意见，但也要对别有用心的人保持高度警惕。现在，我们就是“放”，对于朋友，让他们大胆说，对于敌人，这就叫“引蛇出洞”。 　　我也顺便去看看大字报。发现针对我的也有几张。有一张大字报说我对国民党特务（指苏红）那么仁慈，还批准他们两个特务结婚；还有一张大字报说我竟然把一个有血债的还乡团员还留在部队里继续使用。 　　但也有为我辩护的大字报，那上面说，赵贵徵批准苏红结婚是按照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办事，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那个参加还乡团的，并没有确着证据证明他有血债。至于为什么要用他们，也是按照政策办的，因为他们是有用之才……。 　　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心里还真有点紧张。但是我仔细一想，只要我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又不搀杂私心杂念，行的正，摆的平，我怕什么？！ 　　陈莰政委已经到任，而胡正仁这时也已经提升为政治部副主任。 　　我没有呆两天，就匆匆上路，到北京去了。 　　到了301医院，给我仔仔细细地做了整整三天的检查。然后，我静静地等待着医生对我的“宣判”。没有想到的是，医院给我的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新桥医院关于我的病是淋巴腺组织细胞癌的结论是错误的，我得的病是淋巴腺结核，也叫“飞鸟结核”。除了身上各处的淋巴有疙瘩外，肺部也有一个结核点。这个病，尽管也很讨厌，但却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 　　这下可把我高兴坏了。的确，我也真不相信，还不到40岁，老天爷就要叫我死？ 　　确诊以后，医院就给我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直接在淋巴腺上注射链霉素，然后口服雷米封。直接往淋巴腺上注射相当疼，但这个疼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完全能够忍受。一共要用三个疗程，每个疗程半个月。结果，我才治疗了二个疗程，病情就大为好转了。用手在胳肢窝，在脖子根到处摸，什么也摸不出来了。饭量也开始增加，原来十分虚弱的，已经瘦下去30多斤的身体，也很快开始复原。我于是吵吵着要出院，但医生不同意，一定要我再养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还配了十几副中药让我吃。 　　我的主治医生说，你这个病害了半年，居然肺部没有太大感染，骨头也没有感染，真是少见。人身体上的淋巴系统，是最重要的免疫系统之一。它有强大的杀灭病菌的功能，它遭到了破坏，应该说是很严重的病……。我得了一场病，还学到了不少医学知识。 　　在301共住院两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了健康。原来以为到北京是要去见马克思的，没想到竟好了，而且还这么快。 　　北京是我的“老窝”，熟人很多，在快回重庆之前，总得和这些人打打招呼见见面。于是在最后一个星期里，又是发信，又是打电话。什么和国阳，王慧芬，雷振帮，黎萌，还有华北炮兵原来的老上级。 　　还和在北京的两个妹妹打打招呼。丽芸这时已经和建设部的一个老同志徐月玖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女儿。老徐也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党员，但从解放区就一直在地方工作。丽芸这时有一个成分问题，她问我应该怎么填写。我说，按照解放前三年的时间看，成分可以填写“小资产阶级”，职业就填写“商人”，政治面貌可以填写“不清”。 　　其实二叔在抗战时期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前面有叙述）。这个事情丽芸并不知道。我虽然知道这个事情，但也并不是从组织系统得到的正式结论，鉴于二叔已经去世，我的考虑是不想让活着的人受死人的牵连，于是就没有叫丽芸很清楚地填写二叔的历史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免去了丽芸的不少麻烦。 　　珍竹的家却出了一些事情。珍竹到北京来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石景山钢铁厂当会计。但是她的爱人 袁宾振却没有来，一直在湖南郴州。珍竹带了她的大女儿 芬瑞，两个人住在一个十几平米平房里。里屋一床一桌，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外间就是做饭的地方，门是木板子做的，有些透风，看来冬天暖和不了。我在医院里时， 芬瑞跑到我的病房，叫我劝妈妈回湖南。 芬瑞这时在石景山念书，高小快毕业，已经懂事了。我问：“为什么？在北京不是好好的么，你现在离开了北京，离开了钢铁厂，说不定将来长大了会后悔的。” 芬瑞说：“我不后悔。我是害怕爸爸妈妈离婚。”“怎么会呢？你妈妈说过这个话么？”我又问。“说过。我是看到，妈妈好象和这里的一个科长好上了……，舅舅，你一定要劝我妈妈回湖南。” 　　因为 芬瑞毕竟还是一个小孩子，我半信半疑地来到了珍竹的家里。 　　我问：“听说你想和 袁宾振离婚？”她听我问，并不否认，说：“我们是包办婚姻，原本没有什么感情。何况他行为不端，而且历史上当过特务……。”这时 芬瑞在外屋做饭，听妈妈这么说，就进来说：“我爸爸是好人，他现在一直在地方政府做事，人家也没有给他带特务的帽子……，我和弟弟妹妹都希望妈妈回去。”珍竹说：“你就是帮你爸爸说话。” 芬瑞说：“我爸爸哪点不好？年纪不大，文化还比你高……。” 　　我制止了 芬瑞，叫她离开。然后问：“你是不是在北京有了另外的人了？”珍竹一听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这个你不要管。我只问你是不是。”珍竹承认了。我说：“如果这个人也是已婚者，你们要结合，就必须双方都离婚。否则就是重婚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这样的。因此，你们要想达到目的，前面还有很多的麻烦事，孩子是否愿意？他们的家是否也能离得成？都是问题；第二，你的孩子们都对袁有好感，可见袁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说的那些问题算什么？解放前有几个婚姻不是包办的？关于特务，现在政府仍然用他，就说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第三，你要对你的儿女、对你的家庭负责，许多东西，没失去的时候不觉得什么，一旦失去了，就会感到它的珍贵。到时候，你要后悔一辈子的……，我现在的想法，能回去，还是回去，不能回去，把 袁宾振搞到北京来也可以……，人到中年，家庭出现变故，可是个很大的痛苦啊，你要好好想想。” 　　…… 　　终于，在我回重庆之前，珍竹做出了回湖南的决定。我给她们买了火车票，并把她们送上了火车。就这样，在回重庆之前的一个星期，我自己找事把自己忙得够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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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27 5: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