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找鱼，虾找虾 　　 　　就在要开始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的时候，龚政委叫我提前回了炮校。 　　回校后龚政委叫我去成都开会听传达报告。并事先告诉我，中央要传达关于迎接合作化高潮的问题；另外关于内部肃反，要求继续由我负责，尽快结尾。 　　到成都开会主要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我记得大意是：在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苏联搞的是集体农庄，但我们不搞。我们实现集体化的形式是合作化，即把亿万农民组织的农业合作社里去。当前的任务是，把原来的初级合作社迅速转变到高级合作社。 　　毛主席说，要加速这种转化，要反对“小脚婆娘”慢吞吞的走路。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小农经济要逐步消灭，向大农业发展，这种转变的形式就是组织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是农村的第二次革命，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剥削上，我们不能。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也不能靠借外债来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又是强国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依靠农业和农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可是如果农村老停留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那么我国的工业化则将由于没有广大的市场和原料基地而没有前途。 　　在传达中，还说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展情况良好……。 　　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消息，毛主席为我们描绘了祖国光辉灿烂的前景。作为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来支持这个大政策。 　　关于内部肃反，这次主要强调了一下政策。对于证据确着的敌人，一定要抓；但是可抓可不抓、可杀可不杀的人，一定不能抓、杀，要把逮捕、杀人的权利集中到军区（这时西南军区撤消，成立了成都军区，但党的西南局还有）。 　　回到炮校马上汇报，并开展了工作。关于合作化，在部队主要是宣传教育问题。部队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通了，可以为农村的合作化提供支持，减少阻力。如何教育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布置。 　　内部肃反的结尾，主要是个别问题的进一步调查核实以及组织处理。总的进展，基本上是按照我原来的设想做的。只是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个是关于苏红的处理问题，还有他的婚姻问题。有人认为苏红是个参加过CC的特务，这样的人我们的部队里怎么还能留他？但是龚政委、杨副校长等却同意我的意见：继续保留他的军籍。理由是，这个人自从起义过来以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又随2野转战大西南。在部队里一贯工作积极，作战勇敢，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和事故，他的开车历史有近20年，还曾在国民党缅甸远征军里开过车，是司机中的技术尖子和骨干。他的问题，都是明摆着的，并没有再查出什么别的问题。这样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既然我们党的上层能够用傅作义，我们为什么连个司机都不能用？后来还是同意他留在了部队。那个时候，我们部队里太缺乏技术人才了。不仅如此，我们还继续让他给首长开车。 　　关于他的婚姻问题，现在想起来也很有意思：他那时已经是40岁的人了，找到一个对象，比他小不了多少，但也是一个参加过CC的特务。 　　苏红向组织打报告要求解决婚姻问题。但我们内部讨论时，就是有人不同意，理由是：特务找特务，这成什么体统？ 　　我说，首先是我们有没有权利不让人家结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权利，那么他娶个特务做老婆，应该说是最好的选择！难道还要他娶个贫下中农做老婆么，如果是那样，我们批准不批准？恐怕又有人说，这不是把我们贫下中农拉下水了么？所以，现在这样最好，既成全了他们，也没有把好人‘拉下水’。特务和特务配对最好，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 　　这样苏红终于可以结婚了。婚后两人恩恩爱爱，十分幸福。可是，我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和说的那些话，却为后来的反右留下了祸水。 　　对那个曾是袍哥二爷的副连长的处理，我也很慎重，亲自找他谈了一次话。我问：“你是哪里人？”答“云阳。”“认识罗大麻子么？”听我提起罗，他有些慌张，说，“认识，可是，你怎么……”“你在他手下做什么？”“我只是个小萝卜头。”“不对吧？你不是小堂主，至少也是个香堂的副手……。”“主任，我的事情瞒不过你噻！”“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认真交代一下自己的问题。我问你，你是怎么混到我们学校的军事教研室里的？” 　　“我不是混进来的，我是正式参的军，二野一入川，我就入伍了，因为我有初中文化，就在教导队学政治、军事。因为表现的还好，工作也被认为有一些能力，所以炮校一组建我就被调来了，从通良一直到这里，但是我却隐瞒了袍哥二爷的历史……。” 　　这位副连长还告诉我，罗大麻子、贺老五都被抓了，贺老五后来死在监狱里；王伯权已经被镇压。他就是因为害怕才跑掉，后来参的军。 　　副连长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情报，霍溪镇有一个云阳逃过来的袍哥大爷，他有亲戚在霍溪。他解放前夕跑到了这里，建立炮校时，这个袍哥大爷给国民党送过一次情报到歌乐山，放在了一个特殊地点的大石头底下。这个袍哥大爷，现在还在买卖烟土，他的家有夹壁墙……。根据提供的情报。李垣去了霍溪，通过和地方党合作，挖出了敌人一个情报站。这件事情说明只要政策掌握的好，我们就能感召更多的人，把肃反工作做的更好。 　　后来我们把这个副连长放在地方安置了，是按照复员军人的待遇。 　　 　　1956年夏天，组织上送我到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是4个月的短训班。这样我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并能够再回北京看一看了。 　　政治学院在玉泉路，当时的院长是莫文骅。这次进校门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要学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同时，还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什么声、光、电的知识，物质的三种形态（气态、固态、液态），物质的5种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等。这个学习使我感到大开眼界，并且由于有了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辩证唯物主义也觉得更加好懂。 　　李久善也去学习了，他那时是大尉。我的堂妹赵申媛这时已经嫁给了他。 　　在我学习期间，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些事件都是在苏共20大以后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我的印象中，波兰工人举行大规模罢工，与波兰当时经济政策的失误有关，波兰某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遭到政府拒绝，于是出现了工人的骚动。同时好象与苏联在经济上对波兰实行的不平等待遇有很大关系。波兰需要苏联的石油，但苏联供应的石油价格高出国际市场一倍；而苏联购买波兰的船只，价格却低于国际市场20%。这当然搞得波兰经济出现很大问题，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对于波兰问题我党不同意出兵，主张互利互惠。 　　匈牙利事件，与波兰事件在性质上有些不同，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事件，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挑唆，其领导人还与梵提冈的主教有勾结，已经喊出了反苏的口号，喊出要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国内已经酿成了全面的动乱。对于匈牙利事件，苏联征求我们意见时，我党是同意出兵的。后来叛乱被平息下去。 　　波匈事件对我们国内的局势产生不小的影响。一些人由对当时实行的某些政策不满，逐步升级到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不满，以及对人民民主专政产生了怀疑。包括某些民主人士在内的一些人，首先是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然后是对合作化运动不满，说是走的太快，冒进了；个别人甚至说现在中国是共产党专政，并不是“共同纲领”里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协商。 　　记得是莫文骅院长传达的中央文件，宣布培训班提前结业，要求所有受训干部立即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稳定部队，稳定社会。这时已经是1956年11月了。我立即坐飞机赶回了重庆。 　　回到炮校，人事有了重大变动。龚政委要调到西安坝桥组建二炮的炮校，杨副政委也随同前往。新来一个校长杜全光已经到任，新的政委陈莰还没有来。龚、杜找我谈话说，目前人事上青黄不接的时候，你要对政治工作负全责，直到陈政委到任。杜校长是1937年参加的革命，山东人，白净脸高个子。曾在杨虎城的西北军中供职，37年到了延安。由于他文化比较高，在红军大学里就当军事教员。杜平时少言寡语，显得老练成熟，似有很深的城府，但为人正派。 　　我马上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同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一次时事政策教育。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国际上主要讲波匈事件以及我们的态度，国内主要重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以及对一些重大政策的解释。 　　关于国际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不要分裂；要互利互惠，不要干涉内政；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并各自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要以苏联为首，但不承认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只能是兄弟党的关系。 　　关于国内问题，要强调的是：第一，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历史形成的，是人民赋予的。并不是共产党自命的、人为的。共产党是有能力的也是尽职尽责的。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始终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想事情办事情的。第二，我们现在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点并没有改变，说现在是一党专政，不是无知，就是歪曲；第三，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度，有6亿人口，各地原有的基础又是千差万别，在发展上必然不平衡。经济、文化不平衡，反映到政治上也是不平衡的。党内不纯，存在各种问题也属必然，但主体是好的，核心是好的。我们也出现了阶级异己分子，例如高岗饶漱石，但是我们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个别问题否定全盘是不允许的。有人就企图利用这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这时完全错误的。 　　整个教育大约搞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我的主持下，我们的政治教研室，各个大队的政委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个教育活动中来，结果搞的不错，正常的教学活动也顺利进行。 　　转眼，就到了1957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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