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宾斯基 　　 　　转眼就快到1955年的新年了。这时，接到上级布置的两大任务：第一部队实行军衔制，要授衔，与此同时军官实行工资制，这个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一件大事，要认真过细的做好摸底排队等准备工作；第二要进行内部肃反。主要是为了纯洁队伍，肃清党内、军内的异己分子：没有暴露的国民党（保长连长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土匪、袍哥、反动会道门、忠义军、青年党、蓝衣社CC、青红帮、大刀会、一贯道、军统特务。主要对象是军统、CC特务，惯匪。 　　第一项任务由杨副政委负责，由干部科、各大队政委组成工作班子。 　　第二项任务由我负责。同时抽调保卫科李垣、王斌2人、组织科赵权1人，干部部肖曾焕1人组成5人小组，我担任组长。龚政委直接领导这件事，有问题直接向他汇报。 　　在解放的最初几年，由于内外斗争的需要，内部肃反工作是必要的。因此我们抓的很紧，搞的也很认真。结果经过一个多月的内查外调，确实查出了一些人的历史问题。比如曾参加过青红帮的有10多个，一贯道的有10多个，青年军的有4个；政治教研室查出一个教员，曾参加当过三青团的区队长；训练部查出一个安徽籍的军事教员，曾经参加过还乡团；在二营有一个副连长，过去当过袍哥的二爷。这三个在当时够得上历史反革命。还有就是那个苏红，原来参加过CC，但这是原来档案里有的。 　　查出问题后，我们又亲自一个个找本人谈话核实，结果大多数都很快认可了自己的问题。但有几个例外。那个政治教员，三青团承认，但不承认自己当过三青团的区队长。后经过核实，当时这个人的父亲是某驻地国民党团长，他自己正在上学。学校里为了讨好他父亲，就把他的儿子报了个三青团的区队长，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区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也不知道自己是区队长。随后他就加入了他父亲的部队，起义后就参加了解放军。 　　那个当还乡团的有一个重大疑问始终没有查清：他究竟有没有血债？他家乡来的十几份证明材料只证明了一个事实，即参加过清乡。在清乡中有老百姓被打死，但却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他打死过人。找他谈话，他也承认参加了清乡，却决不承认自己打死过人。 　　查出来是一回事，究竟怎么处理，却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作为5人小组的组长，必须实事求是地严格掌握政策界限，我于是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第一，不管是一贯道，还是青年军、青红帮，若是一般成员，只要他承认，又没有什么罪恶，就算做一般历史问题，一概不加追究；我还举了我自己的例子，我说我曾经也拜过码头，但不过是为了生活，为了混碗饭吃。 　　第二，那个当过袍哥二爷的副连长，由于没有劣迹，并且在解放军里还打过仗，所以我主张不按历史反革命处理，但由于他太油滑，作风也不太好，还有赌钱的行为，年龄又偏大，把他做复员处理算了。 　　第三，当还乡团的，由于没有确定有否血债，不做历史反革命，但要给以转业处理。考虑到他个人的人身安全，最好是采取异地转业。 　　第四，那个所谓区队长因被证实只是一般成员，自己表现也好，仍留部队监督使用。 　　5人小组基本同意了我的看法，上报也基本通过，只是觉得还乡团没有查清，要他转业了不好，还是留下来监督使用好一些，就留下来了。 　　内部肃反主要就搞了这些事，但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没有做最后的组织处理。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与此同时，授衔工作也在顺利进行，由于我没有具体参与，究竟怎么搞的说不清。只是知道少校以下的，由学校提名上报待批，中校以上的由西南军区提名。到1955年5、6月份，军衔终于颁授下来。我和龚政委、2杨和训练部部长是到重庆人民会堂授的衔，小平同志也去了。龚政委是大校，二杨是上校，我和训练部长李芸是中校。与此同时还授了勋章，红军时期的是三枚勋章：自由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我是抗战时期的只有2枚：独立和解放勋章。授完衔，当天晚上招待我们看励家帮剧团演的京剧失空斩、将相和。回到炮校不久，少校以下的就在本校举行了授衔仪式。少校有一批人，但大部分都是尉官。后来是凤霞爱人的姜又贵授个上尉……。有几个对授的衔感觉低了 闹情绪，还哭了。看来，授衔以后，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 　　当然总的说来，实行军衔制积极的一面还是主要的，大多数人都比较满意，心情也比较平静；几年一动，还可以促进人们的上进心；但消极的东西也有，就是“摆不平”。总是有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军龄长，功劳大，负过伤，都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理由。甚至觉得在院校吃亏了部队比院校授的衔高等等。正如毛主席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授衔以后，工资和衔职是挂钩的。这样，龚政委一个月有300多元，我也有200多元，少校有100多元，一个上尉大尉，也有8、90，100来元。 　　我当时的感觉是钱真多，都不知怎么花了。还有校官以上发的那套军礼服，颜色是深绿带蓝，都是毛哔叽的，我穿到身上，看着总觉得象国民党的军服，走在外面，一大群大人小孩就围着看。搞得人非常不好意思，我只穿过那么一回，就再也没有穿。 　　学校的教育和军事训练也逐步紧张起来，各项课程进展的很快，也很顺利，快要到实际演练和实弹射击的阶段了。炮兵的实际演练十分复杂，那是步兵演习不能比拟的，我在炮40团的经历已经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深刻体会。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由于要介入演习准备，于是和训练部门的工作接触多了起来，我逐渐和苏联顾问有了更多的接触。 　　这个苏联顾问是个上校，高高的个子，黄头发蓝眼睛高鼻梁长得非常精神，他的名字叫顾宾斯基。我刚到学校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个顾问。但因为工作关系，接触的不多，还由于原来和苏联顾问接触的经验，使我对顾氏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理，所以并没有主动接近他。 　　但这段时间接触下来，我逐渐感到顾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完全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不但待人随和，而且确实是一个有知识有本事的人。他把许多很先进的教学方法带到了我们这里。比如有个以枪代炮的教学方法，就非常好。 　　炮不象枪那样，搞一次实际演练很不容易。但是，炮的排兵布阵总不能老在黑板上讲，必须有一个“实景”，才能给学员以直观的感性认识。以枪代炮起的就是这个作用。它的具体做法是，在室外一个适当的地方，用人工造一个巨大的“沙盘”，这个沙盘长宽差不多有3、40米，内设各种自然景观：山、丘陵、河流、平原、村庄、公路、田野、森林……，还要摆上敌我双方的阵地，当然包括炮阵地。这里的炮，全部用枪来代替，发射的“炮弹”也全部是特制的，打的距离就在沙盘之内，落地时还能象鞭炮一样爆炸。在这个沙盘上演练，那场景非常逼真，而且把方圆几十公里的战场压缩在几十米的范围内，让人一看就有一个对全局排兵布阵的直观认识。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这个以枪代炮的演练，并经常请教顾宾斯基。老顾非常热心，就不厌其烦的给我解说，帮助我演练。由于过去的经历，我并不是“白手起家”，许多东西一点就明，所以我学得很快。老顾也很满意，对我也越来越有兴趣。这个人对我们真是全心全意，毫不保留，他把包括以枪代炮的所有训练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们的训练部门，多余的还给了我一套。有时，我们在大沙盘旁，干脆他下达命令，我调整火炮诸元然后“打炮”，非常有意思。 　　单位里总是不断地有些“烂”事，根据我长期的工作经验，已经见怪不怪，但事情既然出了，还得抽出时间来处理。比如，有的在外面搞女人，有的闹着要离婚；训练部反映李芸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跟他家的保姆搞上了；训练部两个打字员和教员也有了不正当关系，共同去霍溪下馆子，跳舞，很晚也不归队，有人说都看见他们搂搂抱抱的；还有俱乐部一个叫鲁瑞英的广播员和一个学员队的区队长（中尉）也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那个时候，这些问题都被看成是腐化行为，因此必须处理。但是对于这种问题我的一贯主张是冷处理。我的这个意见龚政委是同意的，但杨副政委总是觉得处理的太轻，要进行批判。其实在我的思想里，世界上既然有男女，这种事情就难以避免，关键是要把它限制在道德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倡正确的恋爱婚姻关系，批评不正当的行为。对于未婚者，特别是女孩子，要从爱护的角度出发，一般不宜做过激过重处理，但对有妇之夫，处理就应严厉些。 　　后李芸是龚政委找他谈的话，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保姆也辞退了；那个区队长调到步校去工作，鲁瑞英只在团内警告，内部写了个检查；其他的也都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没有公开处理、爆光。 　　有意思的是，顾宾斯基对我们处理这些事大为不解。“你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问题？你们管的事情是不是太宽了？这都是个人的私事么，他（她）喜欢谁就爱谁，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是没事找事！”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实际演练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学校专门组织了指挥班子。有训练部长李芸，我，张百应，宣传科长王恳，训练营长、教导员，各大队长政委。 　　演习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练习“走”，即在各种自然条件、路况、敌情条件下，能把火炮顺利运达指定地点，这其中，除了演练汽车牵引运输，还要演练火车运输的装车卸车等。二是实弹射击，包括火炮进入炮位，观察与射击的配合，步炮的协同作战等。演习计划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演习中的军事训练计划，二是演习中的政治工作计划。 　　为此，我制定了详细的政治工作计划。我们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敌情观念，一切从实战出发；严格遵守纪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研究了在各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党支部的作用，随时激励部队，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革命风貌克服一切困难；还详细研究了如何做好射击场地的群众安置、动员、赔偿善后等工作。龚政委只提了一点意见：注意疾病，注意改善生活。 　　演习前的政治工作会议开的热烈而有成效。我和李芸讲话后，二大队政委甄雨云有一个发言很有分量，进一步强调了树立敌情观念的问题。他说，目前的形势并不能使人高枕无忧，美蒋反动派对我们仍然虎视眈眈，大小凉山的斗争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蒋特务也很活跃，蒋介石的飞机不断地在内地搞空投，我们的驻军遭袭击，我们在国内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所以，敌情观念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我发现这是一个政治工作很好的人才，他参军也很早是1940年，有初中文化，家庭是小商人。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后来我和他在各方面的工作中都配合的很好，很合得来。 　　演习的第一阶段是汽车牵引拉练。路线是从学校出发，先向北进发大约100公里，然后往西，再向南。演习的架子是一个炮兵团。队伍出发后，前后长达十多公里。 　　从政治思想工作的角度看，关键是要求全体参加演习的同志把演习看作是真正的战斗，“假戏真做”。我们首先要求干部、教员做出样子。一切动作都要从实战出发来考虑。同时，训练部的计划还要尽可能地按照实战的情况，设置出各种问题、情况、障碍，要求学员们根据所学的知识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处置。 　　行军序列如何设置，人员、火炮，弹药和引信等易爆物在行军中的位置排列； 　　大部队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如何伪装和隐蔽？ 　　在运行中，出了各种问题怎么办？比如，火炮、牵引车出现了机械故障如何处理？弹簧损坏，摇架松动，车辆出现故障，桥梁道路遭到破坏、突然遭遇敌情等……。 　　部队的宿营、饮食起居、生火造饭、帐篷的搭建、大小便的处置、防止蛇蝎蚊虫的叮咬、饮水的卫生，整个部队的卫生保健等。 　　在演习的科目中，我们还分了主次，例如，学员对火炮排长的所有知识和技能是必须熟练掌握的：炮位的选择和构筑、火炮的定位、通讯联络、电线架设、传达和发出射击诸元的指令、火炮的装卸、炮弹、引信在运输、搬运、发射中的注意事项……。 　　学员应当熟悉的是连长的知识和技能，如预设连的炮兵阵地和观察所等；之所以要熟悉，一方面是今后进步的需要，从实战角度说，如果连长牺牲了，排长马上就要顶上去。 　　学员应当了解的是营团指挥员的知识和技能。 　　在实际演习中，各级连排干部全部由学员担任，教员和原来的队长区队长作为旁观。 　　第一阶段的拉练总的看来还基本顺利。当时，已是初夏，在四川天气已经很热。但所有参演人员都情绪高昂，态度积极，克服了种种设置的和行军中实际碰到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四川的道路、桥梁状态很不好，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经常修桥补路，但是这些困难都一一克服了。作为演习的军事总指挥，李芸非常积极，工作做的也十分出色。我们两个合作的很好。我下面的指导员都是从部队上来的，都有较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许多问题一点就通，政治保证工作做的也很出色。后勤保障工作做的也不错。另外，军民关系也搞的不错，凡是有住在老百姓家的情况，都严格遵守了群众纪律，并帮助群众做好事，密切了军民关系。 　　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联络工作出现了问题。致使行军中部分队伍走错了路，走到岔道上去了，跟在其后的所有部队都走错了路，饶了个大远。当时的客观原因是没有无线电联系。但这不是理由，没有无线电，应该设计出其他经常保持联络的办法，在路口，标志的设置也存在问题，其他信号规定的也不明确。部队失去联系后，一些人出现了急噪情绪，甚至出现了骂人、互相指责吵架的情况。 　　二是卫生工作出现了纰漏，有十几个人由于喝了不卫生的凉水，跑肚拉稀，造成战斗减员，影响了演习。 　　在阶段工作总结中，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评价，并由张百应、甄雨云分别就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向全体干部做了报告。这进一步鼓舞了参演人员的士气。 　　第二阶段的演练最关键的就是如何把装备装上和卸下火车。至于火车的运输，问题就不大了。这个演练非常重要，如果发生战争，炮兵做长距离运输是经常要用得到的，如果装不上去，卸不下来，岂不误了大事？ 　　我在炮40团的时候，没有感到卸车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专门的站台。另外，那时我对这个技术问题也没太在意，不知张团长是怎么搞的。现在，细细琢磨这个问题，而且演练的是在没有专门站台的情况下，如何把所有装备都装上和卸下来，就觉得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 　　“事不经过不知难”。先不说最困难的问题：汽车、火炮和各种装备在没有起重设备又没有专门站台的情况下如何上得了平板车；即使是在有专门站台的情况下，由司机开着车、拉着炮开上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轮子的宽度，只比平板车窄半尺，开车稍微一疏忽，就要掉下去。那时真要掉了下去，就是不可挽回的错误：你能用什么办法把它重新再搞到车上来？如果是装炮弹的车出了问题，后果更不堪设想。 　　顾宾斯基一路上都没有跟着我们，但是他却在装火车的地方等着。 　　原来，老顾知道汽车拉练不需要他出马，惟独这个装火车是最大的难题，于是他在这里等着。学员们一阵欢呼，我们几个负责人也心里一阵高兴，老顾真是个好人，也是一个真正的专家！他帮人帮在了点子上。 　　老顾通过自己测量和设计，已经派人搭建好了一个临时的平台。这个平台，简易而实用，搭建和拆卸都很容易。有了这个办法，也就是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铁路小站，我们的炮兵车队就能上火车！ 　　当然开上去仍然是困难的。驾驶员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但我们挑出来的驾驶员都经住了考验，在整个装车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装备上了火车，如何固定，位置如何摆放才安全，都很有说道。比如，炮弹就不能沿着火车前进方向顺着放而只能横着放；火炮和汽车的固定除了车轮要用三角木塞好，木塞还要固定，还要用钢索紧紧固定。装车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通过这个实践，参演人员确实学到了许多非常实际的知识和本领。 　　在五虎坡下了火车，就直奔逍遥坡的射击场。射击场已经全部准备就绪。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我们动员出一千多户一万多老百姓。按照政策，我们对老百姓进行了经济补偿（每家人两天能得到5、6元钱，那时算一个不小的数目，老百姓基本没有怨言），还预留了误炸房屋、财产的资金。

浏览：864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26 6:5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