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教育殿堂 　　 　　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就是抓教育。这一点我们党看的是很准的。 　　然而就我个人来说一生从事教育却从来没想过。我不想离开战斗部队，但命运却让我走上了终生搞教育的道路。开始搞的还是我熟悉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到后来组织上竟然让我这个从小没有正式上过学的人去搞专业！ 　　任务迫使我必须拼命学习。学习成了我工作的重要组成并最终成为我一生的兴趣。 　　这一时期，整个国家都在探索中前进。由于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政治环境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符。 　　我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着教育教学的规律并开始有所收获。 　　重回四川 　　 　　1954年7月中旬，我带着全家依依不舍地离别了炮40团和风景秀丽的北戴河，准备去重庆赴任。但赴任之前，打算在北京逗留一段时间。我的目的有三：一是把家人安排一下。北战和松丽我要带走，赵光军就放在涿县，竹丽就放在西板村，但要回去看一看；二是要看看病。我的嗓子已经有很长时间不舒服了，现在常常说不出话，还总引起头痛。三是炮校的同志、原来三分区的老同志都要去看看。反正赴任之前，总是可以挤出时间办点“私事”的。 　　北战这时非常活泼好动，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一路上，他的小嘴就没完没了的问这问那。到了北京，仍然是见到什么问什么。坐电车，看见顶上的电线和导电架之间放电，就问为什么冒火，告诉他不是火是电光，就问为什么电线里有电光，电光为什么是蓝色的……。带他到颐和园去玩，就问昆明湖水哪来的，我说是玉泉山上流下来的，又问颐和园是谁修的？为什么要修在这里？我说是慈禧太后把建海军的军费拿来修了这个园子，又问慈禧太后是什么人？领他去看慈禧太后的画像，又问为什么穿那样的衣服？看长廊，就问那上面的画里的故事，我说这画共有9999幅，差一幅不到10000幅画，又问为什么不画10000幅画？告诉他这画没有相同的，他就到处找，看是不是没有相同的……。我还带着北战看了不少电影。北战看电影非常着迷，他最感到奇怪的是，电影上的人影，虽然不是真人，但却能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也解释不清楚。那时的电影苏联的译制片很多，什么《奇异的种子》、《海军上将乌沙克夫》、《真正的人》、《侦察员的功勋》……。 　　见到孩子这么好问，又对什么都感兴趣，我很高兴。想着自己的童年，感到他们真是幸福！可是我们的奋斗，不就是为了后代的幸福么！一定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好好成长！ 　　匆匆去了西板村和涿县。在西板村看了众人，又见了看护竹丽的保姆，还留下20元钱。在涿县北战一进王家就象回到自己家一样到处乱跑，到处乱翻。王家尽其所有招待我们。又给赵光军留下一些衣服。临走时王永和夫妇哭了，执意要留北战在涿县住几天，我们答应了。后来，他们又亲自把北战送回北京。 　　回到北京我就通过炮司开的介绍信，住进了一家原德国开设的医院（后改为北京医院）的耳鼻喉科。医院里面的装修、设施很豪华，地毯、铜床、吊灯，病员的饭有人专门送来，还是用铜盘子送饭。我感慨万千，我父亲也曾住过外国医院，但就是那个医院断送了他的性命。而我现在则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和胜利者的身份住进来，受到的待遇也犹如贵族……。 　　经诊断，我患的是“声带结疖”即声带上长了疖子。治的方法就是用一种类似电焊枪样的东西从嘴伸进去，把声带上的疖子烧掉。还说这个病若不治，喉头要被疖子长满，要被封住。开刀之前，先观察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又是检查血压，又是检查心脏，乱七八糟检查了一大堆，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这才开刀。手术后，继续休息、吃药。 　　在我的双人病房里还住着一个病号，是个保加利亚人，叫毛多树。是到中国来留学的。见面我就感到这个人很热情，他主动跟我搭话，但中国话说的十分生硬。听说我是个军官，他很高兴，问了我许多打仗的事情。我就慢慢给他讲，同时我也问了不少关于保加利亚的事情。 　　毛多树说，中国的文字非常难学，恐怕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了，比英文、俄文都难学。我说，但是在我们看来，别国的文字也很难学呢！毛说，“我觉得学中文最困难的是它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比如课堂上老师讲了一个‘东’字，就把我讲糊涂了。”“说来听听。”我说。毛说，“老师讲‘东’字，‘木’字中间穿上一个‘日’字（繁体），表明太阳从树林里升起来，就是 ‘东’。可是，这个东字，还有许多其他的意思。比如‘东家’，‘做东’，‘东床快婿’，甚至东还有吉祥的意思，要是这么说，难道‘西’就不吉祥了么？……” 　　我笑着说，“难是难，但能学会。中国的古老文字，有着无穷的魅力。只要你喜欢上就放不下了！学习，也有个方法问题，比如这个‘东’字，一开始你只要记住它最主要的含义，即表示东方的意思就行了。你既然由国家派到中国来学习，那一定要坚持下去。”毛说，他现在已经会说不少中国话了，但说的比较慢……。 　　后来过了4天，他就先走了。临走时我邀请他去我那里玩，并把地址给了他。 　　一周之后我也出院回到了黄寺。又看了一下中医，给我开了6~70元一斤的银耳，组织上特批。去同仁堂买来，翠芬天天给我熬银耳汤，润喉的。而后，又经翠芬的4弟进忠介绍去扎针。在扎针的时候见到了兰新文。兰新文早就听说过，但没有见过面，是翠芬娘家表哥。他在定县一带很有名气，三十年代初期老党员，曾在定县搞过平民教育，现在是19兵团的保卫部长。他是治寒腿，而我则主要治脑神经，还有腿。 　　兰新文学识广博，历史知识尤其突出。于是我在看病期间又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每次扎针，就听他给我讲历史。什么元明清的历史，什么唐宋的历史。兰说，唐朝、清朝前期是中国最兴盛的时期，李世民、朱元璋、康熙都是很有作为的皇帝。朱元璋的儿子朱棣也不错，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就是那个时期，开辟了水上丝绸之路……。扎了一个星期的针，我听了一个星期的历史。 　　病好的差不多时，又去看看老同志，老战友。 　　偶然间看到了李芸。李芸是陈君的爱人，炮司有名的美人。那时常到陈君家去，就认识了她。见到李大姐我很高兴，但她却没有高兴的样子，寒暄之后，我问起了这两年来的情况。没想到，她竟向我哭诉起来。 　　李芸在晋察冀四分区当文工团员的时候，就认识了陈君。当时陈原来的爱人已死，留下了2个孩子。于是陈就拼命追李芸。当然后来李芸就嫁给了陈君。李芸人漂亮，心眼也好，对于陈君前妻的孩子视为己出，对陈君也很体贴。进城以后，她曾经扮演过陈圆圆。然而，我的这位老首长陈君，却是个风流人物，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向不太检点，过去就常听说他的一些风流韵事，不是和这个护士，就是跟那个话务员有了暧昧关系，也许是他太有魅力，特别招女孩子的喜欢？这次他竟然和李芸妹子搞上了，而且还使妹妹怀了孕！“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还能容忍么？”李芸说。 　　“这么说，你和陈主任已经撕破了脸皮，再也不可挽回了么？”我问到。 　　“是的。撕破脸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已经离婚了。我看那，他早晚还要犯大错误！这个事情，组织上已经对他做了处理，停了职。为了缓和事态，把他送到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了，是李人林找他谈的话，也只有老李能找他谈，除此之外没有人比他的资格老。” 　　“你现在还在炮司么？”我问。 　　“我哪里还有脸在那里呆下去！已经转业了，现在在前门区委当组织部长。” 　　听完李芸的述说，我对她深表同情。陈君竟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搞的现在家破人散，自己也是身败名裂。陈君是个非常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他应该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但是，却在这样的事情上栽了。 　　没有见到陈君，我只好给他写封信：“你是一位令我尊敬的老首长，但这次的事情我却只能对您表示遗憾！我对李芸表示深深的同情！李大姐要才有才，要貌有貌，要人品有人品，您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您为什么见一个爱一个，这样做，难道对你的事业没有影响么……？” 　　后来陈君给我回了信，他说“感谢你对我的批评。原来，我没有把这当回事，现在看来，我这是害人又害己……。” 　　又去六炮校一趟，见到了韩铮、邱藤等人，韩铮已是华北特种兵副参谋长兼炮校校长。这时我才知道他曾当过杨虎城的情报员，是冯玉祥的秘书。但当 时就已经是地下党了。韩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忽然，他问我：“听陈君说你有齐白石给你画的‘二虫’？” 　　“有过那么一会事，是在一次社会名流的招待会上。不过刚一出来，我随手就用那画包了花生米……。”韩铮听完了，可惜的直咂嘴：“啧，啧！赵贵徵你好不晓事！能得到他亲自画的画太难了，那是国宝呀！”随后他介绍说，齐白石先前是个木匠，30多岁才学画，他最擅长的就是画花鸟鱼虫，而“三虫”则是他的绝艺。还说在中国当代，在最有名的画家中，他是第一个！ 　　经韩铮这么一说，我才有点后悔起来。 　　韩铮这时正在写字，写的是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我问今天怎么有空写起字来？他说，训练部白部长要调总参，写个字送给他。“这个人有骨气，我佩服他。你知道么，原来给他带了一顶反苏的帽子，现在给他平反了。” 　　我问怎么回事，韩继续说，炮校来了位苏联顾问，按说，他应该是协助我们办教育，但是他却有点管的过宽了。于是，和我们这位白部长从办校方针到训练内容等都发生了冲突。苏联顾问认为要搞一长制，学校只要校长，没必要配政委；重大事项或命令只要校长或司令员签字就行，不必集体讨论；各大队只配队长不配政委，副大队长管政治思想工作就行了；白说，我们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部队里是双首长，跟你们不一样。顾问说那你们应该改过来，白说，你这是干涉我们的内政！关于训练内容，顾问主张90%以上，甚至100%的时间搞军事业务训练；白却主张30%的时间搞政治、文化教育，70%的时间搞军事业务训练，另外每周六下午，必须搞党日活动……。 　　关于实弹射击，顾问坚持必须建永久性靶场，要方圆20公里那么大；白说，你这个主意在苏联可以，在中国不行，中国人口密集，不可能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搞成无人区，尤其是在东部。我们的办法是选择人烟比较稀少的山区，提前三天通知老百姓疏散，在预算中留出一定的保险赔偿金，用以补偿万一损坏了的老百姓的东西。 　　白和顾问的对抗是全面的，搞到后来，说话吃饭都不能在一块了。问题反映到炮司，总顾问说白是个反苏分子，为缓和矛盾，炮司只好停止白的工作达一年之久，但给白定性为反苏分子炮司却不同意，中央军委也没有批。那个高傲的顾问，后来也撤走了。 　　听了这个事，联想到在北戴河碰到的那个顾问，我颇有同感。除了感到苏联顾问可恨和对白部长的同情、佩服外，我有一种自尊心被人伤害了的感觉。中国人除了受帝国主义的欺负，怎么老大哥也总对我们显得那么盛气凌人？！ 　　撇开上面的话题，我又问起让我去重庆某炮校是谁提的名？韩说，当然是华北炮兵提的名。我说，我适合搞教育么？韩说，我看挺适合。我说，我又没有文化，又不想搞教育，怎么就非让我去不可呢？韩说，你哪那么多废话！这是组织上的信任，要搞军队现代化建设，不办教育行么？你知道么，你初到北京后的那几次报告，就说明你可以搞教育！ 　　你去的这个重庆某炮校，组建时间不长，原来在通良县，现在转到重庆附近的巴县郑家桥，新房子刚盖完，你去了就有新房子住，这有多好！学员已经毕业了一期，现在是第二期。整个学院挺正规的，苏联顾问也去了。 　　我一听又有苏联顾问，心里有点那个，韩铮看出来了，说，不要否定一切么，取得苏联的帮助还是很必要的，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能够做到既学到我们想学的东西，又能独立自主，还要处好关系，这才是本事。 　　我仍然有点不甘心，说既然是当政治部主任，在北京不是也一样么？韩说，换换环境也好……。看来这个决定是改不了了。又问起曾山高到那里去了，韩说到新疆组建二炮去了，名义上是去保定，其实不是。这是军委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二炮就是导弹部队……。 　　去看邱藤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你们二大队的‘七仙女’么？如今都嫁人了！”“怎么不记得”，我说，“那是特别招来的7个女学员，文化程度也高一点。给她们吃小灶，进行特殊训练，什么画图、识图，记参谋日记，电讯传送，收发等，是专门培养的女参谋人员。怎么，她们不是发誓不嫁人么？”“哪能啊，在那么多人的‘围攻’下，一个个都败下阵来，现在除了尚淑芳还在坚持外，其余的都名花有主，有的都快当妈妈了！” 　　拜访马成的时候，他说他打算转业到北京市去工作。我们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马成说，王方钦现在还是副主任，主任的位置空着。我问为什么，马说，保卫部门说他有一个历史问题待审查，据说当过俘虏，好象有叛变行为？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想，快接近行期的时候，我的胞妹彩英来了。我说，你来的太不巧了，我要去四川赴任呢！慢慢的，从她的言谈吐语中我了解了来意，现在她又想到北京来了。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原来给他们一家准备的房子，由于不愿意来，早就退掉了，况且现在我又要离开北京。彩英有些失望。 　　谈起家里的事，她说，天人现在工作还可以，在印刷厂当厂长，还是工会主席。几个孩子也不错。只是她自己有病，肺有点问题；另外公公（王家四爹）死的时候，该了别人200多块钱。我于是又带她到医院去看看病，在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后，没有发现什么太大问题。我又给她留下一些钱，买了回湖南的车票。临送她上车时，我看出了她那非常失望的心情，我心里也很难过。她现在是我世上唯一的亲妹妹了，我们从小在一起受苦，进城以后，本想帮他们一把，但是他们却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没有来到北京。现在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我最后说“你不要难过，我会常回去看你们。王家四爹死时欠的帐，我每个月会寄钱来，逐步帮你们还上的……。” 　　送走了彩英，我们也该走了。随我一起走的，共有6人：翠芬、北战、松丽、凤霞、通讯员和我。由于发大水，京汉铁路不通车，只好走津浦线转道上海，再坐船去重庆。走前，从炮司领了500元路费。 　　9月13号从北京出发。一路上火车走的很慢。在铁路两旁，到处都看到被大水淹渍的景象。用了2天1夜，才到达上海。路过南京的时候，又看到了烟波浩淼的长江。由于发水，长江显得更宽了，火车在浦口开上轮渡，到南京又重新开上陆地。 　　在上海先住的一家小旅馆，但太热，于是搬到永安公司旅社，住在6层一个很大的屋子里，条件不错，比小旅馆不费什么钱。以前我曾在梦中到过上海，而现在却是真的，并且居然住进了很有名气的永安公司。我们一行6人虽然是大搬家，行李却很简单，总共才只5件行李，都是一些衣物被褥及日用品。 　　一天夜里，刚要入睡，突然炮声大作，密集的探照灯光柱在黑暗的夜空中扫来扫去，所有的电灯全部熄灭，不夜城上海顿时一片黑暗。我马上意识到：国民党飞机空袭！果然第二天的报纸就登出来，是国民党的飞机企图轰炸上海的杨树浦电厂，由于遭到了我防空炮火的强大火力，逃走了。 　　一周后，我们坐上了西去的轮船。船仍然是卢作孚的，名字好象是“民主三号”。我买的是2等舱，和三叔当年去四川时是一样的！想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童年，真是思绪万千！想不到我赵贵徵21年后，居然带着妻子儿女一大群人又回四川！赵某人何德何能，从提蓝小卖、一文不名到现在可以参与军国大事，成为一名师级干部。这足以证明关于“命运天注定”的学说是荒谬的。穷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可以把自己的命运翻过来，国民党和一切骑在人民头上的达官贵人就可以被打下去。 　　将来，对学生的培养，对孩子的教育，也要叫他们好好学习，懂得更多的道理，要一面读书，一面实践，一定要学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想到这里，我发自内心地敬佩毛主席，正是他那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做出了榜样，彻底改变了中国人100多年来养成的逆来顺受的奴化心理，从而掌握了自己民族、国家的命运。 　　在船上一家人都非常快乐，我计算了一下，按我现在准师的级别可以报销较多的费用，因此路费还有富裕，于是叫大家放开肚子吃好的，累了就好好在船舱里休息。北战是最闲不住的，在船上到处跑，一会跑到船头看破浪前进，一会跑到船尾看螺旋桨翻起的浪花，一会又跑的下面的轮机舱看机器运转……。通讯员跟着跟着就找不到了，翠芬则一个劲担心。他的问题还是那么多，路过长江口的时候，问，长江那么多水流进大海，海水会不会涨起来？又问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看见从上游开来的船停靠时把头掉过来逆水而停也问为什么？跑到舵房看见船员转动轮舵就问是不是跟汽车一样的方向盘？看见水中的航标灯就问有什么用？……许多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他。 　　在汉口，我下船去，看到了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址；在宜昌，我更是到江边去找了一趟我开始拉纤去四川的起点……。我还给家人不断地讲在三峡的经历，传说，什么燕子堆，什么白帝城，什么巫山神女会楚王……，见到美丽的三峡风光，还念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路讲去，他们听的津津有味。 　　到了万县。这里是我一生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上得岸来故地重游。永安商号、三友实业社都没有了，永安商号变成了一家杂货铺。经打听，才知道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因为没有烟草供应，商号就关闭了。罗师爷，卢氏兄弟、贺老五等人不知去向，而王伯权则听说被镇压了。王伯权的房子如今成了政府机关的办公地点，万安桥还是老样子，只是一马路正在铺柏油。我站在万安桥头凭吊一番，想想陈东平讲演，以及我和陈士拔撒传单、搞抗日宣传的日子……。 　　在邮局给西南炮司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我到达重庆的时间。 　　终于在2天后，一个浠浠沥沥下着绵绵秋雨的夜晚到达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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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25 6: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