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苏联老大哥 　　 　　1953年4月，我们终于迎来了这批盼望已久的苏式重型火炮。这批装备是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苏联远东，从我国满洲里口岸进来的，并直接开到了山海关桥梁厂。在山海关桥梁厂有装卸重型货物的专门站台。火炮直接由拖拉机牵引从平板车皮上开下来。 　　本来说要举行个仪式，后为保密起见没有搞。装备是半夜到的，直接就开回了驻地，在车队路过的道路两旁都是岗哨。整整折腾了一宿。 　　这一次，使我真正见识了一个正规的重炮团的规模和气势。一个连有三门炮及其牵引车，一个营即九门及其牵引车；除此之外，一个连还有工具车一辆，运输车三辆。运输车都是苏式的5吨道吉车。每个营还有一辆指挥用吉普车；除此之外，团里还有专门的运输连，有30多台道吉，还有侦察勤务连，也配4台车；团里还配有三台吉普。 　　整个团都装在了汽车轮子上，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台车辆及其装备！按照我的估计，一个团的行军长度，恐怕要在10公里以上。 　　交接验收工作整整搞了半个多月。司政后一起办公，保卫科情报科增加人手，一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验收结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完好、齐全的，就连扳手、钳子、千分尺、车床、钻床等一应工具，还有100多部电话及其电线等附属物品，也是一件不少。据说，援助的这些装备，斯大林还亲自过问过（可惜的是，这批装备到达时，斯大林已经逝世），可见他们十分重视。 　　验收完了，双方共同签字。我方由团长和我两人签字。签字的时候，我觉得笔沉甸甸的。党和人民交给了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我没有理由不竭尽全力地工作；同时，看着这些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装备，我深深感到，要学习呀！不学习，在今后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中，那是绝对跟不上的！ 　　火炮的炮位是永久性的工事。中心工事在北戴河的马莲山，前沿工事在山海关。北戴河这边有20个炮位，而山海关则有10个炮位。这些炮位修成什么样子，由苏联顾问提出要求，具体的修建则由军委派工兵来和我们一起干。这次我是第一次和苏联顾问打交道，顾问不住在北戴河，而在军委，只是有时到这边看一下。 　　对于苏联老大哥，我们是抱着尊敬的心情来对待的。因为毛主席有指示，我们当时的方针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具体到这个顾问，给我的印象却不好。他似乎眼睛永远是向天上看，从不正眼看我们，傲气的很，说话态度也很凶。人总是这样的，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所以他来视察工作时，我们也只保持必要的礼节，但没有多的话。 　　不久，永久工事就修好了。 　　真正的训练从装备来了之后就开始了，这时是1953年4月以后。先是上课，讲炮的构造、用途性能、威力、组织指挥、行军、展开和进入阵地、观测、仪器设备的使用、连排长的组织指挥等。讲课是师里派来的教员。我参加了听指挥课。 　　普遍的学习用了一个多月。 　　然后是实地操作。行军操作，构筑阵地操作、进入阵地后的操作（脱架、后支撑开架、住锄固定、炮身校水平、筑城、土拍实，然后又是收架、上架……）。反复练习了一个星期。 　　然后是练射击。瞄准、测量、插坐标和校正炮位等。炮手各就各位：一炮手负责挂瞄准器具和瞄准，二炮手摇炮架，三炮手拿标杆、插标杆、计算，四炮手搬炮弹填炮弹，班长接电话报数据和发射击口令……。 　　每天，都是从课堂到阵地，天天练习。这叫单炮训练。 　　单炮练习之后，练连合成、营合成，最后练团合成。 　　观察所还要专门练习，这是测绘排的专项练习。观察所选点、伪装隐蔽、观测、计算、报数，还有架电话线……。 　　这些操作有的过去有，有的过去没有。当然最大的不同，是技术含量高了，要求严了，动作规范了；过去用畜力，现在全部是机械化。因此要想熟练精准的掌握，即使是老炮手也并不容易。 　　在紧张训练之余，还有一个小插曲： 　　大约在1953年5、6月份，苏联来了一个慰问团，在火炮移交后到中国来慰问我们。据说，这还是斯大林同志的遗愿。慰问团由苏联著名的功勋演员乌兰诺娃当名誉团长。我们在北戴河盛情接待了他们。师里也来了人。演出开始前，我代表全团指战员致欢迎词，然后演出开始。 　　演出的是苏联歌舞，可惜的是，我们的许多战士看不懂。高潮出在唱了几手歌曲上：慰问团唱《苏联国歌》，《中国国歌》，还有著名的《喀秋莎》歌曲，在手风琴的伴奏下，全团指战员唱和，气氛非常热烈。 　　但事情出在了最后给乌兰诺娃献花上。为了给这位受人尊敬的功勋演员献花，我们专门指派了一个山东大个子战士。这个战士是战斗英雄，人长的五官端正，非常帅气。叫他穿了一身新军装，还有皮鞋。这个战士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舞台，向乌兰诺娃同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把手中的鲜花献上。乌兰诺娃显得很激动，接过战士献的献花，马上张开双臂，就要来拥抱这个战士，并且要用涂满口红的嘴唇来亲他。 　　这个战士“呜——嗷”的叫了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从乌兰诺娃的胳肢窝底下一下子就溜走，并飞快的跑掉了，看他的脸时，简直象一块透红的布。 　　这下子，乌兰诺娃感到非常难堪，站在台上就哭了。 　　当时我们大家都楞了，这真是一个卒不及防的动作！当我们回过神来，我急忙去给乌兰诺娃道歉，而张团长则去找那个战士做说服工作。战士知道了苏联人的礼节就是这样后，也后悔不迭，一个特等英雄，就站在乌兰诺娃的宾馆前转了一夜。 　　后来，老太太（乌兰诺娃当时已经50多岁了）终于谅解了我们的这位战士。 　　这件事是我们做领导的疏忽。没有事前搞清楚中国和外国的礼节的不同之处。 　　练团合成的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大半年，到1953年冬天了。 　　团合成也练的差不多时，到了54年的春天。这时苏联顾问来了。他来时团参谋长正在领着侦察连的测绘排搞精密测地并试射，已经搞了一个星期了。但是试射的结果不理想。不管怎么试、测、校对、横向的左右总是差5个密位，而纵向的前后总是差10个密位。查原因也查不出来。正好顾问来了，就报告给了他。 　　顾问什么原因也没有问，就要求不按我们的方案搞了，换成他的方案。叫测绘排又搞了一次。搞完了，他说没有问题了。 　　我悄悄问排长：“有什么不同么？”排长说，“我也没有看出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基本没有什么变动，得出的数据也一样。” 　　在这之后，我们进行了一次正式演习以检验训练成果。师里的李景师长、杨剑政委都来了，苏联顾问也在场。演习的各个科目都比较成功，最后是实弹射击。这次实弹射击，完全是按照苏联顾问重新测定的数据进行的。由张团长亲自下达命令。演练的是步炮协同：三组急骤射（每门炮间隔三分钟发射一发炮弹，平时是5分钟一发）同时开火形成火幕，然后是步兵开进，与此同时炮兵纵深射击。 　　但是，无论怎么修正，纵深射击差12个密位，拦阻射击差10个密位，而横向的左、右都有6个密位的误差。纵深射击差了12个密位，意味着伤了自己的步兵。 　　苏联顾问当时就把脸拉下来，粗暴地命令“停止射击”，并马上当众宣布“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委炮兵司令员撤掉张团长的职务”！突如其来的宣布，搞得李师长、杨政委都楞在那里没回过神来。 　　我早就对这个顾问不感冒，见他如此狂妄，我的火一下子就串上来。我心里说，你他妈不过就是个上校，老子也是个正团！老子不尿你！但我说出口来的话却异常平静而坚定：“顾问同志，你的建议要经过团党委讨论才能上报。在讨论之前，你的建议是无效的！” 　　“为什么？！”顾问也可能是过去听到的客气话太多了，没有想到竟有人来顶他，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我说：“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必须党委讨论提出建议，你无权当场宣布，你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你的行为过火了！” 　　这位顾问张了张嘴，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一气之下，完全没有了矜持的风度，甩手就坐着吉普车走了，连李杨首长劝说、道歉都不顶用。李师长说，“这件事由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生气么，无论怎么说，你是客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表示遗憾……。”后来是李师长陪苏联顾问走的，而杨政委留下来了解情况。 　　我们把苏联顾问指导下做的测量和我们自己测量的两组数据都摆出来让政委看。杨政委看后没有吭气，马上打电话给军委炮兵高正贤说了说。后来，请地质部来人，带着测磁仪来测一下地磁。一测，发现北戴河地区有不明铁矿藏，从而影响了磁针的方位角。这样才找到了打炮不准的真正原因。 　　按道理说，这个苏联顾问是专家，他不应该不懂。我猜想，这可能跟他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有关系，他总是觉得我们大概连计算都不会，因此根本没有认真检查我们的计算程序和结果。然后自己算了一遍，就以为不会有错了；他根本就没有去想什么地磁问题。 　　检查结果报告给了陈锡联司令员，陈司令又转给了那个顾问。有意思的是，那个顾问从此再也没有来。师领导只批评了我一句：“你太不客气了，一点面子也不给他留。”我说：“我们张团长是在朝鲜立过2等战功的，他太不知尊重人了，对团长的不尊重，实际上是对我们全团指战员的不尊重！” 　　没想到，我这一顶，在40团有了点名气，人称“人小脾气大的政委”。 　　这次演习不久，奉上级命令，炮40团又拉到北京西山进行了一次演习。这次演习军委来了人，炮兵司令陈锡联也来了，是一次大的合成演习，部队住的帐篷，在野外起伙。制定计划、测地、动员，部署、地域分配、当前目标、发展目标……完全象真的一样。结果这次炮击的弹着点，误差完全在允许的范围之内（横向小于3个密位，纵向也是小于3个密位），纵、横都没有超过2个密位。这次我们有测磁仪，但在北京地区没有发现磁偏角。成功的演习有力的说明，我们已经比较熟练的掌握了手中的新装备。 　　翠芬也在54年年初带着北战、松丽、凤霞来到了北戴河。翠芬被安排在团干部处当干事。我带着孩子们，到海边去玩过几次。北战这时已经6岁，我利用晚上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教他识字。在我印象里，那年春天，我们住的院子里丁香花开了，满院子的香气，我就教他写“丁香花插在花瓶里”几个字……。 　　回到北戴河不久，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新兵入伍工作又开始了。这次我又提出，凡是在部队立过2等功以上的只要自己愿意都送他们进学校，尽量不要按复员转业处理；三等功及其以下的，就按复员转业条例办，但是对那些很不错的同志，有一定文化的，组织上应该帮助他们安排工作，有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就地安排。 　　不少解放战争初期的老同志，在部队实在也上不去了，老大了也解决不了婚姻问题，我们都尽量争取在当地安排了工作。大多数还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回了家乡。这样又复员了3、400人。许多人婚姻问题不解决，一年一年的把他留在部队，对个人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事情，需要用很大的毅力来克服人的天生欲望。“食色，性也。”（宿舍里，在不少人的被褥上，经常可以看见画的“地图”）做领导的必须体谅他。这次复员，团里拿出了1/3的家当变成现金补给复员的同志，每个人可以得到50来元钱，加上正式的复员转业费，每人就有了100多元，在当时可也不算一个小数目，回到家乡很可以办点事情了。另外，走的那两天，天天给他们会餐，吃好的。同志们都是以愉快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的部队。走的时候，我们联系的全是正式的客车。 　　老兵刚走完，接着就是接新兵。我接的新兵特别注意了文化程度，至少是高小生，还接来了一些初中生。在当时能接到初中生，那是很不错的了。当时实行的还不是义务兵役制，是？制。新兵来了，先进行部队光荣历史的教育，特别是在朝鲜战场是这样打仗，怎样立功的。然后发军装，举行入伍仪式，紧接着新一轮的教育训练就开始了。 　　在夏秋之交，没完没了的大雨就开始下起来。各条河流都发开了大水，走出去到处是一片汪洋，白浪滔天。桥梁冲断了，道路淹没了，部队的驻地也一片泥泞。这使部队的训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几乎在所有驻地的村子里，到处是没脚背的烂泥。 　　后来，部队的训练完全停止，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对付雨水了，雨水要淹炮场，就去炮场筑堤，雨水要淹弹药库，就把弹药往高处的房子倒。火炮、器材、装备也要维护、保养。这样的天气，一不注意，就要发生锈蚀。 　　部队的生活也一塌糊涂。住的屋子到处都有漏水的，外面大下，屋里小下，被子湿，地上泞。吃的也发生了问题。粮食倒是还有，但蔬菜却发生了问题。我们派人到昌黎、到山区的青龙、卢龙等县去采购，出去得穿短裤。 　　7月份，杨剑政委陪华北军区炮兵政委李人林来看望部队。他们是脱了鞋，光着脚挽着裤腿走进的蓬兰庄。我和团长立即陪着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愿看了几处地方。回到团部，李政委的第一句话就是：“炮六师正在盖营房，盖好了，第一个就叫你们住进去！” 　　接着，在团领导的碰头会上，李政委对部队的工作，对如何克服当前的困难谈了一次话。他说“首先，炮40团的同志们精神状态是很好的，在今年这么不利的条件下，无人逃跑，全团上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士气可嘉！第二，你们的武器、弹药、装备维护的好，没有受潮，没有受损，难能可贵。第三，军民关系也搞得好。有驻军的村子，老百姓没有淹死的，有了困难，部队能给以大力帮助，和老百姓共患难，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华北炮兵党委要通报表扬你们！…… 　　这次水灾，不是局部的，而是带全国性的。不仅你们这里，整个华北，华中、华东，特别是长江流域水灾的情况更为严重。党中央号召我们，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当前的困难。当前，要压缩训练，把抗灾救灾保护好火炮装备放在第一位；秋后，要用自己的手重建家园，修路，修桥，把设施修整好。还要自己种菜，还要帮助老百姓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 　　李政委的这次视察，对部队的鼓舞很大。我们借着东风，在部队里进行一次教育和动员，指战员们的情绪进一步稳定，在积极克服当前困难的同时，更做好了秋后恢复家园，恢复训练的准备……。 　　1954年夏天，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调我到重庆某炮校任政治部主任。我一直很纳闷，我这个没有正式进过学校门的人，怎么就和学校、和教育粘上了？这不，才回到一线部队没两年，又要调回学校了！是不是李湘说我是“小知识分子”把我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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