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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四十团
1952年10月底,我接到了新的命令:任命我为炮兵第40团政委。对于这个任命,我心里是高兴的。因为我又回到了战斗部队。炮兵,自从我在解放战争中接触了它,并体验到了它的巨大威力之后,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如今我能到一线炮兵部队,心中自然高兴。 象往常一样,每次调动我都可以在赴任之前请几天假,处理一下自己的家庭私事。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不能不分出一些精力来照顾他们,而且我仍然想着去看看我那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定县、唐县的父老乡亲们。 先就回到了定县。乡亲们、一些已经复员的老战友们见到了我,都非常高兴,说起话来没有个完。有的说,你在部队是当官,回到我们这里也可以当官,还是回来吧,这里人头熟,干什么事都方便。有的说,先前我们五区的书记现在在保定当副书记,你回来,就当个书记不行么?当官还是回来。定县放不下你,保定还是可以的;渠河的说,你那5亩地还留着呢! 我说,“我这个人是当兵的命,现在我的新命令已经下来,要我去守山海关。我是身不由己呀!再说,现在的世界还不太平,朝鲜战争正在打着,我们还要防止美国佬在中国登陆,而山海关就是一个战略要地……。渠河的那5亩地,你们就收回去重新分配吧,一是我回不来,二是我的湖南老家也有地,有人代耕着,因此这个地不能要了……。” 在定县、唐县,我抓紧时间多转几个地方看看人,但到一处,就走不出来,说长道短一搞就是小半天。有好几个地方,我想去也没有时间了,比如那个我初到晋察冀时的驻地老虎山,还有那个三家村……。 在王村,去看看翠芬的姐姐常家,他们希望我把其大女儿凤霞带出去,我考虑家里正好也要个人,就同意了。回到西板村,又把松丽带出来,准备把她送到北京炮校的幼儿园。松丽在北京一出生,就被送到了定县,叫亲戚帮助抚养。 只住了三天就匆匆上路往回赶,到了涿县,又去看看寄养北战的王永和家。王永和一家是个好人家。他们把北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知冷知热,北战已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叫他跟我们回去,他还不干。他们的女儿淑芹,比北战大十几岁,成天就看着北战。王老实、忠厚,一是一,二是二,不来虚的,能办到的,就答应,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家里也很和气,与周围的邻里关系也不错,北战走的那天,王永和的老伴和淑芹都哭了一场。不过,我们把赵光军又放到了他们那里。北战这时已经认识一些字了。他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王是个烧窑的工人,他们还专门带我到砖窑上看看。 对这样的人家,我们当然不能亏待了他们。每个月都按时把抚养费寄来,公家发给多少,我全部寄来。 回到北京,又去买了一些东西。北戴河比北京冷,所以给北战买了皮袄和鞋子,炮校分给我们每家人2、3块降落伞的绸子,这个可以用来给孩子们做衣服,裙子。 我还跟翠芬商量,北戴河她最好就不要跟着去了。因为我去了可能要打仗,而且走也可能是临时的。翠芬说,那我还在炮校干我的收发工作,不跟你去罢。然后把两个孩子也做了安排:北战和松丽都送进了华北炮司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倒是不错,什么时候送孩子去他都收,很方便。翠芬还用降落伞给松丽做了一条连衣裙。 紧接着就去找韩铮校长。韩校长这时也接到命令,调到华北炮兵当参谋长,炮校的校长还兼着。韩校长、陈君、李景一起给我介绍炮40团的情况。他们说,“这个炮团,刚刚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现在就驻在北京西郊的衙门口。这是一支英雄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立过集体二等功,部队里光立过一等功的人就有十几个。在第二、三次战役中,他们有力地配合步兵打了几个漂亮仗。这个部队前身是四野的,山东人多。现在,他们手中的炮,主要是日本的101野炮,这是日本最大的炮。从解放战争到现在,仍然还有不少炮弹。打了几年的仗,就是靠这些炮弹,但是总有个完吧,打完了怎么办?再说,这个炮也比较老了。这次把他们从朝鲜拉回来,主要就是要换装备。 “毛主席刚解放就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不能倒向帝国主义,也不能骑墙走第三条道路,只能倒向社会主义。因此跟苏联老大哥搞好关系是很自然的。他到苏联去访问,谈判时提到了炮的事情。苏联答应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他们最大的野炮——125榴弹炮给我们装备一部分部队,这种炮,轮子是实心橡胶的,由于自重很大,要用拖拉机牵引。 “关于换装,炮兵司令部首先就选中了炮40团。新装备来了以后,准备放在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带。主要的目的就是镇守山海关。防止敌人登陆,保证华北、东北的联系。为了换装,要做一系列的准备。部队的技术要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重新训练,另外,最近他们刚从朝鲜回来,纪律有些松散,这也要抓一抓……, “他们的政委调走了,你这次去,是第二任政委,现任团长叫张百重,这个人脾气大,但很直率,技术很好(第一任团长是韩铮,第二任是冯?)。这个团,80%的人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的军,班长以上的,至少都是解放战争初期的战士,起义的俘虏兵都不多,党员占到了35%……。” 听完了介绍,我感到这副担子不轻。一个炮兵团,这是多大的一个家当啊!而且这是我军第一支准备用苏联武器装备的重炮团。但是多年的战斗、工作经历已经使我有了比较丰富的带兵经验,我完全有信心把上级交给的任务完成好,不辜负党的希望。 刚到衙门口炮40团驻地,团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营长要了一辆吉普车上街,一出营门他就把司机换下来自己开车,在玉泉路附近看见车前方有两名警察,他急忙踩刹车,结果踩到了油门上,差点把警察给撞死。幸好坐在旁边的司机打了一下方向盘,并踩了刹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警察不干了,追了很长一段路,还把这件事反映到了部队。 张团长见我来了,松了一口气似的,简单寒暄之后,就希望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说“我可是一点情况也不了解呀!”张团长有些无奈地说:“部队有仗打时没有这么多事,反倒是回了北京,驻下来不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各种违纪事件。上街不注意军风纪,尤其是车祸不少,发牢骚讲怪话的也不少。我为这事很恼火,已经处分了2个连长指导员,还撤了两个排长的职务,但是不解决问题,部队里好象总有一股子邪火在那里憋着……。” 我说:“我现在还是先下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按照过去的经验,出现普遍的违纪现象,往往是部队里有了一些带普遍性的思想问题。违纪只是苗头,单纯处分恐怕不解决问题。至于那位营长,不是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么?还是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这些事,就由我来做吧。” 当天就下到了各个连队,通过各种方法了解情况:召开指导员连长会、骨干座谈会、找个别人尤其是肇事者、违纪者谈话等,没两天,就把部队的大致思想动态了解上来了。我认真做了归纳,总的看来,有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看不惯。刚从朝鲜前线回来,看到国内到处歌舞升平,强烈的反差使许多指战员感到心里不平衡。“看看国内的部队、机关,衣服整齐干净,吃的也比我们强,一天有一顿白面,可我们呢?还是一天三顿小米,还掺和着高粱米,还有那么多沙子,菜也没有。我们是打完了老蒋打老美,他们呢,刚刚参加工作,刚刚入伍就比我们强。你看看,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又脏又破。至于地方上,那就更不用说了,人家已经实行了工资制,我们还是供给制,人家手头可比我们阔多了,他们凭什么?地方上的干部、工人,都可以结婚,双双对对逛公园,看电影,我们呢?岁数这么大了连对象都没有,谁来管我们?我们这里一个星期连一场电影都看不到……。” 第二是规矩太多。“我们回到内地,本来就没有换装,衣服破烂,扣子不全,可是一上街就有纠察队来查我们,说我们不扣扣子,绑腿不好好打,帽子歪戴着。他们凭什么纠察我们?不给我们换装,要布补衣服也没有,扣子也没有。说是抗美援朝光荣,光荣在口头上!我们从朝鲜回来,只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以后就不闻不问,但凡问到,就是查我们的军风纪!” 第三是婚姻家庭问题。部队里许多战士,都25、26岁了,小的也有23、24岁,有的班长,都快30了,还没有结婚。想请假回家解决婚姻问题,又不给假,说是怕不回来了。另外部队没有营房,现在都还借住在老百姓;没有多余的房子,一些营连干部家属来了,连个在一起住的地方都没有,搞的人心里很恼火。说到这里,他们还给我说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某连的连长妻子带着孩子来看他,晚上没有地方睡在一起,急的他们没有办法。幸好他们的房东很好,把半个屋子让给了他们。中间用一块布挡住,算是暂时把屋子分成了两半。但是因为房东家的人也不少,要求把他们的孙子放在连长他们这半边来睡。连长当然只能同意。但是这个小孙子晚上爱尿床,睡到半夜,连长两口子睡的很死,结果被褥被房东小孙子的一泡尿淹了个透湿,搞的连长夫妻十分狼狈。白天,妻子也不好意思吭气,又是拆洗,又是烘干,搞了一个上午。晚上睡觉,又想亲热,又担心小孙子尿炕,搞的夫妻生活索然无味。第三天,连长满怀着说不出的怨气,动员妻子回去了。 还有三营一个战士,与房东的女孩子谈上了恋爱。这对于部队的群众纪律来说是不允许的。于是要开党小组会帮助他。可是会议却开不下去。多数人还对这个战士表示同情:年岁都那么大了,又不让回家,这家房东成分又好,女孩子又愿意,干脆成全了他们罢。这样一来,根本处理不下去……。 部队有了诸多的思想问题,心中就有怨气,所以就想发泄。把车子开出去,就横冲直撞,有人阻拦制止,就想和人吵架。吵完了,惹了祸自己心里也不舒服。特别是碰到纠察的,心里就更不服,“老子是从前线回来的,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面对反映上来的问题,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想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恐怕有两点:第一,部队确实有许多实际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婚姻问题,房子问题,服装问题,伙食问题等。当然,有的问题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但多数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请示上级、或自己想办法解决,至少是可以缓解的,这就要靠我们领导来组织;第二,部队确实普遍存在居功自傲的情绪。这种情绪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光看到自己的功劳,没有看到后方人民的支援,以及人民为了支援前线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我考虑,还是从思想教育入手,首先从“让部队知道后方是如何支援前线的”作为切入点,先消一消“傲气”,这样,其他的问题才能逐一得到解决;其次,一定要过细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这是不能马虎的,这不但体现了部队领导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观点,更是党和军队的性质决定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为此我专门召开了有关的政治工作会议,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如下的教育工作:首先是组织参观和请地方上的劳模做报告,让大家明白,后方的人民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来生产、来支援前线的。 参观石景山钢铁厂的时候指战员们看到,工人们是24小时轮班倒着坚持生产,住的是低矮简陋的工棚,吃的也是有沙子咯呀的小米饭;有的工人,家里的妻子、老人或孩子有病,也是不回家,仍然在那里坚持生产;有的人累的倒在了炉前就再也没有醒来。参观纺织厂的时候,参观军需工厂的时候,看见无数的女工在很简陋的条件下辛勤劳动,为国家为前线生产布匹和军装,然而她们自己却穿着浑身是补丁的衣服……。 每参观一次,回来就组织一次讨论,每一次都使部队的指战员们心灵有所震撼。他们逐渐认识到,抗美援朝不仅仅是前线的志愿军在打,是整个中国在打,是五万万同胞在一起努力。前方虽然在流血,可后方也在流汗,有的也甚至在流血。 在参观讨论的基础上,我又精心准备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能到这样一支英雄部队来工作,我感到莫大荣幸。我要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在朝鲜战场上为人民立下的功勋,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自从你们回到内地,由于种种原因,大家在生活上遇到了诸多的困难和不便。我已经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同志们的意见和想法,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定采取积极的态度,和大家一起想办法去解决。 我今天想要谈的是,在我们部队中,目前有一种不大好的情绪。这种情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点‘骄傲’。当然了,一般来说,有本事、有成绩的人才骄傲。可大家也不要忘记,人一旦骄傲,就要走下坡路了。毛主席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学习和时局》中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文章中毛主席叫大家看郭沫若写李自成如何失败的《甲申三百年祭》,目的是要大家记住‘骄傲就要失败’的教训。 那么骄傲是怎么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功劳好象都是自己的。同志们已经看见了,处在后方的老百姓,他们可并没有闲着呀!他们日日夜夜都在那里加紧生产,为的就是支援前线!不仅如此,后方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人民勒紧裤腰带,从本来就不富裕的手头挤出钱来捐献,买了飞机大炮送前线。你们以为苏联的飞机大炮是白给的么?不,那都是用捐来的钱买的!后方的部队、厂矿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汽车、节省的物资送到了前线(具体说了一下北京地区捐献的数字)。 后方的人民不但捐献物资,还踊跃送自己的儿女、丈夫去当志愿军,给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着大批兵员……。没有这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不仅如此,祖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还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恢复经济的建设热潮,蒋介石留下的满目创痍的祖国,正在迅速得到恢复,饿殍遍野、衣不遮体的现象已经消失。另外,党还领导人民,展开了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南方开展了剿匪……。你们在朝鲜打仗的时间里,祖国内地的人民做了多少事情呀!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同志们所做的工作,进行的战斗,只是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干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到朝鲜去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保卫祖国人民,为了我们的父母、妻儿在和平的环境里安宁的生活和生产么?这难道不是军人的本分,难道不是热血男儿的责任么?所以,即使我们立了很大的功劳,也完全没有骄傲的理由。看见国内歌舞升平,看见人民舒适快乐,成双成对,我们不应该心里不平衡,而应该感到欣慰!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心态……。 基于上述理由,同志们,我们是否应该拍着胸脯,凭着良心想一想,个别同志和警察吵架、开车横冲直撞,到底对不对?和奉命执行任务的纠察队吵架,能不能拿出可以上得了台面的理由?我们应不应该做一点自我批评……。” 报告之后又组织了讨论,很快引起了指战员们积极的回应。批评自我批评也迅速开展起来,部队迅速有了起色。 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我和党委的同志们一道,又立即着手解决部队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一方面由我代表团党委向炮兵政治部主任陈君做了详细汇报,他马上表示要立即研究,帮助我们解决应由上级部门解决的问题,对我们的许多具体做法也表示的支持; 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积极展开工作解决困难。首先是解决房子问题。在全面检查部队驻在情况后,又和地方上取得联系,争取到几栋暂无用处的空房。我们把这些房子重新修理、粉刷,放上了床铺、桌椅、洗脸盆和其他必要的生活用品,还安放了炉子拉来了煤。这样官兵的家属们到部队来,再也不会出现那个连长家曾经出现的尴尬局面了。 时间不长,上级很快把部队的新冬装发了下来,华北炮司后勤部门专门给我们置了针头线脑,还发了一些布,这下破了的衣服也可以补了。 紧接着着手解决伙食问题。民以食为天,一日三餐吃好了,不但是对身体的保证,同时也会感到心情愉快,精神倍增;反之天天吃不好,就会觉得是一种折磨,长此以往是任何一个人都忍受不了的。关心群众生活,解决好“吃”是个核心问题。 我充分运用了过去的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组织大家自己动手,增加“吃”的物质基础;二是调剂,多跑市场。常跑就能知行情,买到便宜的米面油盐,还能调剂花样。 我的建议在常委会上获得了通过,于是部队就开始行动起来,在保证正常的训练和政治教育的前提下,用了不小的精力来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磨豆腐、喂猪(要求一个连喂两口猪),用小米换红薯、土豆或别的粮食及副食;自己推碾子加工原粮,把黄豆和玉米加工成面混在一起,再每个连发一个饼铛子,这样就可以烙煎饼(山东人最喜欢吃煎饼卷大葱)。 我还发现部队有项消耗如果充分利用起来,可以增加一大笔钱用于改善伙食:部队的大炮保养,一是要更换复进器里的机油,二是要经常用上好的白布擦炮。过去机油换下来全部倒掉了,而用过的白布,因为上面很脏,都是黄油、机油,也都仍掉了。一门炮换一次油就是小半桶,擦一次炮就要消耗一、二丈布。一个团36门炮,一年的消耗有多大呀!我一方面找到后勤处长,让他和地方上联系看有没有地方收购这些“废物”,结果附近的供销社就答应收购;另一方面叫各个连搜集废油和废布。结果收上来的布有1吨多,油也有几十桶。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废物”竟然卖了差不多2000多元,这在当时,如果补充到伙食里,也算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每个人一天的伙食也才5角钱,2000元可以给1000多人改善4、5次伙食)。 与此同时,上级为了活跃部队的业余文化生活,给我们增加了电影放映的场次,每个星期可以看到两次电影;还经常派文工团到部队来演节目、戏剧等。 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部队的情绪很快高涨起来,也稳定下来,各方面的工作也能够顺利展开,而违纪现象则大幅下降。 当然那些确实违纪的,我们也根据违纪的轻重给予了必要的处理。 比较难解决的是部队老战士和干部的婚姻、家庭及今后的出路问题。由于炮兵是技术兵种,炮40团又是老部队,故人员更新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是处理老兵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事情。因此部队年龄偏大,上述三个问题都十分突出。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 我们把这个问题在团党委进行了讨论之后,又慎重地向上级做了汇报。炮司对这个问题也十分重视。专门派李景参谋长、冯?(名字忘记)、炮六师政委杨剑,边听我们的汇报,边研究解决我们(包括41团政委)的问题。 对这三个问题我们团的意见是:关于婚姻问题尺度可以适当放宽,应该允许正排长以上的干部结婚以后家属随军(比步兵降低了半格),老班排长可以允许回家结婚,每年还应给半个月的探亲假期; 关于今后的出路问题和家庭困难问题:比较聪明一些的、25岁以上的老班排长,只要有小学文化,他自己又愿意,就应该送他们到炮校去深造,一年半载回来后部队可以提拔重用;在部队里,要配文化教员,一定要安排和鼓励指战员们的文化学习,否则留在炮兵部队将很困难。 一些老战士和没条件上学的老班排长,应该满足他们的意愿逐步安排复员转业。复员转业的人,部队要尽自己的力量,甚至派人到他们的家乡,和地方政府一道帮助妥善解决就业中的各种问题,不能发了复员费就算完事,要对他们负责,善始善终。 家庭有困难的干部战士,部队应定期派人去地方和当地政府一道检查那里对军属的优抚情况。 我的这些意见,多数人都比较同意,但41团的政委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主要有这样几点:1,没必要在连队设文化教员;2,25岁以上的一刀切,都做复员处理,所缺干部由炮校训练出来的干部补充,敞开大门欢迎炮校的干部来;3,服役期间不能给假,否则他不回来了会造成部队非正常减员;4,排以上干部家属随队面太大。 于是我们两个人展开了辩论。特别是一刀切的问题,我说,这对部队保持战斗力是不利的。炮校来的新干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战斗经验和顽强的军人作风,他们不能完全代替这些老的干部战士;再说炮校的情况我了解,他们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毕业,现在马上用是指望不上的……。 后来杨剑出来调和了一下,他说不要争了,各个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随机处置。 上级最后在主要的方面都采纳了我们团党委的意见。 不久去北戴河的命令就来了,要求我们做好准备。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演练装卸车皮,收拾家当;还要在部队中做动员,讲去北戴河接受新装备的意义,镇守山海关的意义等。团里还向全体干部战士详细介绍了152榴弹炮的威力、性能,大家听了都感到非常兴奋。随后,炮队通过城市卫戍区放行的命令,调运车皮的命令都陆续下达,部队就要行动了。 在部队移防山海关之前,我们团批了100多人10天的(不包括路程)探亲假,要他们回家去处理自己的各种问题。结果,这100多人,只有一个没有回来,其他的全部按时归队。这个没有回来的人,经了解还是家里有特殊情况:他父亲死了,家庭完全没有了生活依靠,他不得不留下来。为了表示对这个人的关怀,我们还寄去了30元钱。在老的班排长中,我们还精心挑选了20多人到炮校去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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