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打虎” 　　 　　一天校领导韩铮找到我谈话，说是华北军区参谋长杨成武点名叫我去平原省搞三反，当“打虎”队长。事情是这样的：在平原省的西部，受军队委托，由地方负责从焦作向西修一条国防公路和一批仓库，用以储备战备物资。根据初步估计，经费已经花了百十亿（旧币，以下同），但工程进展却十分缓慢，才仅仅完成1/3。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恐怕是“老虎”在作祟，“深山密林，必有老虎”嘛！这时我才知道有一个平原省。（平原省的地域是现在的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的一些地区） 　　我问“为什么叫我去呢？”韩说“具体为什么点名让你去我们不大清楚，但你办法多也善于发动群众，这是有点名气的，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既然是命令，那就去吧。第二天我就去华北军区报道。这次执行命令的时间是1952年一月上旬。事情很凑巧，翠芬这时刚刚生了第三个孩子赵光军没有几天。那时候我是没有时间照顾家的，一有命令就得走人。 　　和我一起去报道的有十几个人，还去了一个老红军干部当我的政委，是个江西老表。 　　到了新乡，省里派了一个秘书长来接我们。和他们研究后，我们决定从了解情况开始。先看看现场，再看看有关的技术、财务资料，以及施工人员的花名册等。 　　从焦作向西南，都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地，山体都是残破的风化石。要在这里修出一条路十分不易。按照设计，所修道路在当时看来是一条等级较高的公路。其宽度为10米双车道，铺的石头地基厚度按要求是60~80公分，路面材料是沥青，部分地段是混凝土。一方面由于基本是新开一条路，所以无论是开挖还是回填，土石方的工作量都不小；另一方面由于本地的石头不能用，铺路基的石头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所以能够想见，修这条路的成本低不了。我们随机选择了几处路段挖开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路基所铺石头都在80公分左右，达到了设计要求。已经修好的几处路面从目测看也觉得质量没有太大问题。只是进度太慢，80公里的路确实仅修出来1/3。 　　又去看库房。共有12个库房，分布在三个库区里，每个库区4个大仓库。仓库属于砖木结构，墙体大约50公分，从地基、墙体、屋顶，门窗等的检查来看，质量也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也是进度太慢。 　　工地现场给人总的感觉是，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干活也没有什么分工，大帮轰。 　　看完工地现场，我心里算了一个大帐，按照这样的质量倒看不出有偷工减料的迹象。只是搞不明白，工人的积极性为什么不高，进度为什么如此之慢。 　　接着又去看工人的住处。这一看使我感到有些不安。工人的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很苦。他们吃的是有很多沙子的小米，我实验了一下，一斤小米竟能淘出半两沙子来！小米的味道也很不好，有一股怪味，估计是一些发霉变质的粮食。住的工棚条件很差，既不防风也不保暖。工资每个月5万元，菜金每天只有4、5百元。工人的主要来源有三部分：煤矿工人、原国民党士兵、原来修铁路的工人，以煤矿工人为主。这里负责工程技术的工程师主要是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员，他们穿的也很破烂，棉袄的袖子破了，帽子上粘着油污，布鞋布袜子也脏破不堪。只有这里的总工程师有一辆吉普车。当我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的时候，发现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表情，感情显得很麻木，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一句多的话也没有。 　　在进一步的了解中得知，整个工地有工人3千多，压路机、搅拌机等各种机械也比较齐全，但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仅仅修了30公里！平均下来一个人一年才修了10米的路，显然进度是太慢了。 　　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从现象来看，由于基本上不存在偷工减料的问题，那就说明在这方面存在贪污的可能性比较小。从道路的选线、设计等，也应该说没有大的问题；而生活比较差则可能有一些问题。究竟是不是贪污，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和开展运动；但无论如何，在整个施工管理和生活管理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问题出在管理上，那省里应该负很大责任，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是在这里抓“老虎”的事情，重点应该放在三反中的另外两反——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上了。 　　我把这个初步意见和政委一谈，他很赞成我的看法，说“这条路花钱多，很可能就是延误在工期上了，人又多，进度又慢，施工大帮轰，都把钱吃掉了。而且工人一点情绪也没有，吃不好，睡不好，无人关心他们的疾苦。” 　　正在这时，接到上面来的电报。这个电报很有意思，不问公路修的如何，主要就问打“老虎”的事情，而且还要求我们限期打出15只“老虎”。现在想来，这应算个笑话，把我们的主要目的——促进公路更快的修好——置于不顾，而专门就为了抓几个贪污犯。但在那个时候是很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只得坐下来认真研究。 　　但这时秘书长却要走，看来他是想把这个烂摊子全部推给我们。我没同意，说：“你是这里的主人，你得陪着我们。我们来时上级布置的任务主要就是打‘老虎’，如果是施工、管理上出了问题，还是你们管。而且即使是抓出了‘老虎’，也要由你们来处理。” 　　于是我们根据电报的精神和调查得到的情况着重研究了如何加快公路建设进度和打“老虎”两个重点问题。 　　关于“打虎”，我说：“三反三反，总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确定重点吧！在这里，究竟贪污是重点，还是浪费、官僚主义是重点？但上面硬性下来15个指标，怎么办？”我还问政委心里对这个指标能否完成有没有数？ 　　政委说：“就目前掌握的情况，完成这个指标很难。但上级的指示总要传达吧？运动总得开展起来，宣传教育也得搞起来。” 　　我说：“传达时最好不要把打几个‘老虎’的指标说出来，这样不但我们将来不好收场，还会陡然给下面增加很大的压力。” 　　政委说：“不传达指标我同意。咱们要把声势造起来。宣传教育、传达动员总是要搞的。搞运动恐怕也要有个范围……。” 　　关于工程问题，我和政委与秘书长也基本统一了认识：主要是个管理的问题，调动积极性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是上面没有好好抓这个工程，没有深入实际解决问题。因此反官僚主义是主要的，反浪费是主要的。说到这里，秘书长显得有些不自在，脸红一阵，白一阵。 　　最后，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作出这样几点决议： 　　1、在宣传动员的基础上，把运动认真搞起来，搞运动的范围，限制在机关，包括工程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后勤供应、采购、以及各级管理人员。“打虎”指标不宣布，采取背对背揭发检举、内查外调的办法揭露问题； 　　2、工程不停，工人除了接受教育外，不搞运动，不在工人中抓“老虎”。工人原来谁管，还谁管，工程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3、抓好管理，抓好工人的生活，充分调动工人和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加快工程进度。 　　4、省里负责管理和施工，工作组负责“打虎”、搞运动。 　　决议之后，我们马上开始抓运动。在传达文件、动员的基础上，开始把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背对背的揭发。结果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几乎没有人开口说话。 　　我很着急，又进行了一次动员。我说：“大家都是负责这个工程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国家把这么一个大的工程交给我们，一年多了进展才1/3，这么多机械、加上三千多人交给我们，我们就拿这样的工作业绩向国家交代么？我们能对得起国家的信任么？现在朝鲜战争还在继续，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我对得起他们么？做人要有良心，到底问题在哪里，请大家说出来，我们的终归目的，是要把工程搞上去……。” 　　经过再动员，终于有人说话了。开了几个晚上的会，初步揭发出三大问题：一是粮食供应。三千多人的粮食供应完全由焦作的一个粮店供应。但奇怪的是，同等价钱，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很好的粮食，在这个粮店里却只能买到沙子多而霉变的小米。二是铺路的石子问题，本地的石头不能用，但却不至于要到5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加工和购买石子，离工地20~30公里的地方就有。那么原因是什么？三是盖房子不应该从河南往这里拉砖，完全可以就近取石头垒房子。可是，为什么不采取这个比较节省的办法？ 　　根据这三个问题，我们专门组织人出去搞调查。调查的结果证实，粮食、石头、砖的采购都有一些问题，问题牵涉到三个比较年轻的籍贯是本地的工程师。他们和省里，和当地方方面面都有一些关系。采购是他们牵的线，在牵线的过程中都多少获得一些好处。比如石子问题，是为了照顾省里的某些头头们的亲友，所以选择了较远的地方来加工和采购小石头；比如购粮，之所以选择那个粮店，是因为粮店的老板答应把女儿嫁给他，在这些活动中，这几个人获得了30~50万（旧币）不等的好处。 　　掌握了这些情况，开始找他们谈话。一谈就都承认了，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差不多。我初步觉得他们的认识态度还好。 　　但是贪污的数目，离“老虎”的距离可是太远了！按照当时的规定，要贪污一千万，才够得上当“老虎”。 　　这样一来，觉得对上面的任务有些不好交代，就又对这三个人用开会的形式进行了更严厉的谈话，结果几个人竟然都承认贪污了10个亿以上！如果按照这个数字，那可真是大“老虎”了！但是这个数字却使我不安起来。 　　我们又一次讨论运动的问题。会上我对几个人承认的数目表示了怀疑。我说搞运动，固然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啊！咱们可以算算帐：把所有这些砖、石头、粮食加起来，够不够30多个亿？ 　　但有的同志说，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三个“老虎”，离上级要求的15个还差的远呢！这样怎么完成任务？ 　　讨论到最后，大家的意见还是逐渐趋于一致：那就是，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当然对于上级的指示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我们决定，先报上去这三个“老虎”，然后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多造舆论，多讲外地的经验和“打虎”成绩，多讲自私自利的害处，糖衣炮弹的危险性。但是，具体到人的处理时，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反复核实。 　　于是我们在工地和工程指挥部架起高音喇叭，每天“大喊大叫”地进行宣传；而在下面却加紧了对那三只“老虎”的核实。查来查去，最后真正能够落实的，每个人也就是几十万，与原来调查的结果出入并不大。这样其实也就不能把他们定成是“老虎”。 　　“打虎”的结果终究与上级的要求差距太大了，我和政委感到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压力。继续打下去，显然不会有更大的成绩，但不搞下去，又完不成任务，说实在，我历来觉得完不成任务是一种耻辱。但是不能为了完成任务，就去冤枉好人啊！再说我心里已经对这次来平原“打虎”产生了一种茫然的感觉。事情的起因本来是因工程进度慢引起，但我们来却不是把目标放在促进工程的进展，却放在了抓“老虎”上，这是不是有点文不对题了？因此，对于继续把运动搞下去，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些怠慢了。 　　政委跟我也有差不多相同的看法。我们这时一方面要把运动的声势继续维持下去，一方面还继续作一些调查研究。事实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在这里，贪污不是主要问题，而官僚主义、浪费现象是主要的。 　　正在这时，我接到了回京的命令，是叫我回去组建炮兵检阅方队，准备迎接1952年的国庆阅兵。我暗自窃喜，这下终于可以脱身了！政委对我好生羡慕，说“你算是摆脱这个没法做的差使了！”我说：“你也别总在这里耗着，干脆找个什么借口到别的地方视察视察得了。” 　　临走时，我们找秘书长谈了一次话，我向他较了底：“经过这一段工作，我们认为这里主要不是贪污问题，而是官僚主义，是浪费。是管理混乱，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广大工人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我们的建议是：一，把工地上的党委党支部建立起来便于加强领导；把生产组织认真整顿一下，工人中，那些本来不能干活的、靠人情来混饭的要辞掉，一些原来是国民党老兵油子的人也要辞掉。队伍要精简，人员要强壮。二，生产组织上要坚持分段负责，能完成任务的队，要给予奖励，不能完成任务的要给予必要的惩罚；要有监工，每天、每周、每月都要有检查，进度要公布，成绩要评比。三，工人的生活一定要搞好，伙食要调剂，不能再吃那样的坏粮食，喝水也要搞好。住的条件也要改善，卫生要搞好。四，已经发现的诸如石子、砖、粮食的问题，一定要纠正，坚持原则不搞人情才能把预算省下来……。” 　　秘书长对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很感动，表示以后一定把工作做好。 　　我很快回到了北京。一到家，就听说了几件不好的消息：一是那个司务长杨子龙，再继续追查下去时由于做得有些过火，他架不住大家的批斗服毒自杀。结果为了救他，给他灌屎汤子，迫使他呕吐，把毒药吐出来，才保住了一条命。后经过反复核实，还是只贪污了100多斤小米，这个数字只够给个批评教育的格，最后还要给他平反；二是翠芬接到一封西板村的来信，说是她的三妹上吊死了，原因是其爱人李彪被打成了“老虎”，她害怕了，结果走了绝路。后来李彪也平了反，妹妹白死了。听了这几件事，我也很难过。翠芬的情绪有些低落，我也只能安慰她几句。 　　看来，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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