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正规教育 　　 　　在思考教育训练计划的时候，我参阅了大量上级指示，各种各样的文件，过去曾经用过的各种教材。过去的教材共有四本：1948年的，1949年的，1950年的，还有1950年的关于工商业者和建国大纲的等。这些教材，许多是我过去政治思想教育材料的积累，也有各个时期上级和别人编写的材料。这些教材的内容丰富而杂乱，既有针对各个时期的具体问题而写的东西，也有一些带基础性的政治、哲学、党的政策的基本材料。所缺的是当前关于抗美援朝方面的东西。 　　然而，新的一年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怎么搞？近一年的办学经验和个人长期政治工作的实践使我有了这样一种体会：院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与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报告有较大的不同。招收的学员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将来出去了都是带兵的人，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如果只能使学员得到一些零碎的时事政策的知识，或仅仅是针对某个思想问题的答案，那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使学员获得较完整、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这种系统的理论知识不可能自发的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必须靠灌输；另外，学校是专门学习的地方，所给的时间也不少，总不能一上政治课就东一棒子西一锤子的没有总目标的瞎讲。在过去一年的教育活动中我已经感到了这种没有系统规划和总的纲领所带来的被动，最后的效果也不够理想，整个教员队伍的素质提高也颇受影响。 　　为此，我感到手中有一个政治思想教育大纲，有一套系统的教材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棘手的问题是，并没有这样一个适合我们学校的现成的政治思想教育大纲。怎么办？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求助于任何人都是不现实的，必须自己来做！ 　　我自持十几年战斗生活养成的一股闯劲涉入了这件工作。虽然政治工作我是老手，但正规的院校教育，对我来说毕竟是全新的工作啊！ 　　我想到了在抗大的学习。基础理论有社会发展史，有哲学，但重点是抗日战争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基本的斗争形式等。 　　又想到了去年一年的教学实践。讲了新民主主义论，讲了毛主席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发生、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等文章，还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讲了关于抗美援朝的诸多问题……。 　　最后，我的思考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基础理论和指导现实行动的理论，谁是重点？现实问题中，抗美援朝问题和建国理论的关系怎么摆？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考虑结果，是把指导现实行动的理论放在重点，其基本理论框架就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为蓝本。突出了这个问题，将会使学员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到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到我们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知识。 　　至于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础性知识也非常重要，也是必须要讲的。但它们毕竟是更高级、更抽象一些的理论。虽可以讲一些作为学员今后更长远发展的基础，但不能作为政治思想课程的重点。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考虑，抗美援朝问题，只是一个局部问题，虽然它在当前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大事，但它毕竟是我们反帝反封建长期斗争的延续。所以这个问题是建国理论的一部分，把它放在这个大背景中去可以讲的更透彻，否则它不过是讲战局、敌我态势、或一段时事罢了，只需几个时事报告就行，用不着作为正式上课的内容。 　　这两个问题想透了，其他的问题就好摆布了。在一年的课程中，给政治课的时间只有约400个学时。也就是说，分到每一周，大约10个学时，此外还有周六下午的党日活动。 　　根据上述思考和所给学时，我的大纲考虑如下七方面的内容：一，中国国情；二，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和松丽；三，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和成长史；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六，关于抗美援朝的性质、意义、战况、战略战术、群众基础、结果的预测；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点。 　　有了这个大纲，我召集包括各个队指导员在内的政治工作者来讨论。一时间气氛十分热烈，我们整整讨论了4天，随着讨论的深入，内容不断地被充实着和丰富着，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和一些问题的统一认识上，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讲抗美援朝，要突出它是我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延续，打这个仗的决心必须下，否则中国人民站不起来；高高举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面旗帜，就会获得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就一定会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能把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过来……；比如讲辩证唯物主义，要说明这是‘聪明学’，是指导人们一切行为的思想方法；要点是讲明实践的观点，从实际出发，不要空喊，要讲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在内因，要严于责己，不要遇事强调客观，强调别人的过失；要突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事物是螺旋式前进的规律，以及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偶然与必然的关系等； 　　历史唯物主义重点要讲明人类历史归根结底是生产发展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史，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是革命打破旧生产关系、旧社会结构，促进生产发展的历史，尤其要讲明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龚继煌同志充分展现了他的才干，他把大家讨论的内容进行了整理编排，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大纲。 　　在讨论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一些指导员的政治理论素质比较差，比如有一个指导员，许多问题真个是一问三不知，我甚至都怀疑他过去是不是指导员？结果一考察不但是，而且资格比我还老，是个陕北人，还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而且他在学员中的威望还很高，非常关心人，象个老妈妈一样。这一来，他们队里的教育，恐怕要想别的办法。 　　我们把大纲的稿子送给了训练部的邱藤，他一看觉得很好，又给韩铮看了，韩看过就问，“你们这个大纲是从那里来的？”我说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他一听很高兴，马上说，“把它作为全校统一的政治课教育大纲吧，根据这个来组织教材。” 　　我说，“这恐怕不行吧？这是针对新来革命队伍的小知识份子的，作为全校的大纲恐怕不行。” 　　韩却说，“学校现在是初创时期，什么现成的都没有，有了你的这个东西很宝贵，比没有强多了，这就叫‘拿了黄牛当马骑’！有了这个基础，其他大队可以根据对象取舍和增减。我们还要拿这个做样子，叫其他大队都来编写教材。 　　由于编写了这个大纲和有关的教材，我得到了校领导的赏识。 　　政治教育大纲和教材由我来搞，而军事和业务训练则由曾山高大队长负责，那些东西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经验，思路也比较清楚。 　　然而刚一开学，我就发现了问题。主要是发现学员的情绪不对，许多人的思想没有集中到学习上。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入伍思想教育问题。按理说搞这个教育我们有经验，但现在看来，必须把它作为新生入学的常规教育才合乎规律，忽略了就要出问题。 　　我立刻把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打发下去，到新学员中搞调查研究。初步需要了解的问题是：入伍动机；到北方后在生活各个方面有什么问题；对部队生活、对学校的管理有什么看法和意见等。我们采取了开座谈会、找个别人谈话（尤其是情绪低落者，牢骚比较多的人）等方法了解情况。 　　经了解归纳，有如下问题： 　　一，在入伍动机上1，大多数人是带着仰慕的心情参军入学的。他们觉得解放军光荣，是胜利者是英雄，参军光荣，可以令人羡慕，可以向英雄学习，当英雄；2，家庭生活问题。不少人家庭生活困难，当兵有较好的待遇，又减轻了家庭的负担；3，有的家庭成分划的高了，只要一参军，就可以给家庭和个人减少许多麻烦，因为军属受优待，军属光荣。 　　但对于自身的学习使命，对抗美援朝的认识则比较模糊。特别认为抗美援朝好象离自己很远。 　　二，从生活上来看，绝大多数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和饮食，吃馒头，尤其是吃小米饭很不习惯；发的蚊帐太短，不能压在褥子底下，结果进蚊子咬睡不好觉；队长、指导员以及各级领导、教师说话听不懂；个别队长的脾气不好，老熊他们，对他们吹胡子瞪眼；不习惯紧张的部队生活，早上起不来床；军装不合身，不是肥，就是长；还有生病的拉稀的，吃不惯部队的饭菜到外面买零食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经研究采取了如下办法： 　　对于思想问题我们采取了教育的办法。讲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军人和老百姓的区别，讲学校的性质、任务及入学者的使命等。 　　在正面教育的同时还要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言行进行批评甚至批判。如对不请假就自行上街的，买零食的，发牢骚的要批评并要求改正；对一些煽风点火引起混乱和不满的言行要批判，如有人说炮兵军官学校跟监狱一样；小米饭是喂猪的东西竟拿来给人吃；指导员队长是土包子，只能带大兵，带不了我们这些有文化的……。 　　后来经进一步了解，说怪话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其叔叔是国民党的营长，还有一个是三青团的区队长。他们的思想底子就有一些问题。于是组织召开批判会，叫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学员发言，分析这些言行为什么错，动机是什么。指出他们参军的目的不是为人民保卫天下，而是要企图重新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批判会从中队开到大队。学员们提议要开除这两个人。后来校方批准遣送回家了。 　　对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我们采取了认真对待，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的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伙食问题。尽管北方不能天天吃大米饭，但调剂花样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把司务长和管生活的副队长找来专门研究。提出在现有的基础上，多跑腿，多调剂，多倒腾。尽量变化花样，粗粮细作；要求上级发钱而不发物，由我们自己去采购，这样无论品种价格都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后来上级批准了。 　　会后我们积极跑市场，扩大采购地域，那里东西便宜，就去那里购买。司务长们跑清河，跑衙门口，买粮，买红薯，买黄豆；甚至跑山东德州买油，德州的油比北京便宜1/4；还跑沧州、跑河涧，甚至跑到了河南……。有了较好的物质基础，伙食就容易改善了，我们可以经常吃到油条、豆腐，大米饭每个月也能吃到4~5次，玉米面不好吃，就在里面加豆面，红薯一个月吃上几次也是大受欢迎；单纯吃小米的次数大为减少，面食的次数也增多了。这样一来， 伙食很快就有了很大改善。 　　此外，蚊帐短了，发动学校工作人员的家属帮助改，每个蚊帐都镶上一个布边，这样就不进蚊子了，衣服实在不合适的，也适当给改一改；食堂、厕所、宿舍的卫生，也通过建立值班制度，发动大家严格管理起来，定期清理，撒石灰，灭苍蝇……。 　　通过上述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大部分问题，学员也慢慢适应了。通过这次实践，我体会到，新生入学开课前必须进行入伍教育，同时用民主的方法征求意见，尽最大努力解决实际问题。军心安定，就打下了长期安心学习的基础。 　　1951年上半年，在全国的范围内开展了肃反运动。新中国刚刚成立，敌人并不甘心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失败。配合朝鲜战争，在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国内敌人进行了各种破坏活动。他们大肆散布谣言，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美国要在朝鲜投原子弹；共产党对资本家是先给蜜后给毒，以后要统统没收财产；对共产党不能说老实话； 　　他们还搞暗杀，搞腐蚀拉拢活动。比如北京一个公安处长被一个坏女人勾搭上，结果暴露了国家机密；傅作义起义部队中有人把我们派去的指导员给杀死了；杀民兵、杀干部；还有搞破坏活动的，破坏桥梁、涵洞，炸军火库；还有搞偷渡的……。总之，各种反革命活动比较猖獗。 　　面对这个形势，在院校里应该怎么搞肃反？保卫干事等人主张人人过关，每个人都要认真清查一遍，但我觉得不妥。我的理由是：这些人都是年轻人，不可能有太复杂的历史问题；在入校之前我们也经过了比较严格的政治审查。因此，不能因为要搞运动，要造声势，就要搞人人过关。我把想法和邱藤同志一说，他很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处理，我们不能象社会上那样搞。首先要进行教育。学习上级文件，读报纸，展开讨论，开声讨会等，都要认真组织；但具体到组织上的审查，则要慎重。每个人最多填个表，填清楚自己每个时段的证明人就行了，最多抽出10%~15%的人，主要是年龄大一点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些的查一查。在时间上，搞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的提议被接受后，我们大队搞的比较顺利，没有搞的惊天动地，只查出了10来个人把出身填低的，例如把地主填成富农，把富农填成中农；30来个过去参加过三青团，但都是一般成员。这些我们仅仅作为一般问题进行了处理。隐瞒出身的，批评教育，当过三青团的记录在案，个别谈谈话，既没有开除，也没有遣送。 　　肃反在我们大队只是这么搞了一下就完了。 　　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完全进入了正轨。政治教育一天天深入，军事训练也一天天严格。我每天都深入到下面，检查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一些不能讲课的指导员，除了进行专门的辅导外，还叫另外的人帮助上课，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个老陕北，我就安排了龚继煌代替他上课。军事训练中，上操场拔步子是从老百姓到军人的基本训练。这些学生兵，开始时累得晚上都上不了床，睡不着觉，我们的队长指导员们就帮助他们揉腿、洗脚，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关怀备至。后来就逐步适应了。 　　紧接着，在1951年底和1952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党，毛主席深为震怒。 　　我们根据上级的布置，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学习了不少文件和文章，其中郭沫若的《甲申300年祭》曾是延安整风时学习过的文章，这次又进行了学习。 　　当时流行的叫法是把大贪污犯叫“老虎“，反贪污叫做“打虎”，有老虎的地方是“深山密林”。不过，在炮校内部，普遍认为不是“深山密林”，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老虎”。当然在教育的基础上，我们也查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有浪费现象。浪费水、电，信封、笔墨纸张，粮食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大队查出了司务长杨子龙有贪污行为。他跟粮店老板勾结，贪污了100斤小米。派人去核实时也得到了证实，但找他个人谈话时，他却不承认。于是召开干部大会，一批判结果他承认贪污了1000斤！还有100多块钱。消息传到学校里，问我们怎么查的，我们汇报之后，说查得好，看来毛主席指示搞三反完全正确，继续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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