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 　　 　　一别就是15年，我的故乡长沙！1935年，我是怀着悲愤孤独的心情离开故乡的。童年，本应是人生最快乐的时日，但我的童年却没有多少美好的记忆，有的只是辛酸和痛苦。可是故乡终归是故乡，那里还有我的奶妈，有我的兄弟姐妹，儿时的朋友，还有我的叔叔，还有众多在患难中帮助过我的人，还有……。 　　离开故乡我是憋着一口气走的，我曾经发誓，不混出个人样决不回来。现在，那种幼稚的想法固然已经淡漠，但是我毕竟再不会觉得在人面前矮三分了！我毕竟没有给家乡的人丢脸！ 　　前面就是朱章渡。这个在楚张街南端，湘江东岸的渡口，是我儿时进城办货经常来往的地方，现在又在眼前了。一切都是那么熟悉，15年来，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个油条铺，我曾经常在那里花上几个铜板买一、二根油条果腹，油条吃着是真香啊！还有那个茶铺，码头工人、划船工劳累之余，经常坐在里面叫上一碗粗茶，边喝边聊，互相倾吐着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因为经常在这里来往，所以跟不少人都很熟。从路边到江边的码头是一段石头砌成的阶梯，沿阶梯而下，就到了码头上。渡船就停在码头边，时间一到船就开，把人渡到对岸。 　　当我带着警卫员路过茶铺的时候，引起了里面喝茶的老乡的注意。我看着他们，觉得一些人的面孔依稀还有些印象，但毕竟15年了，不敢贸然相认。他们也用眼睛瞪着我，大概也在脑子里搜寻记忆：这个人是谁？ 　　终于有人似乎认出了我：“你是靳江河赵大先生家的……”我微笑着点点头，立刻，被茶馆里的人一拥而上，让进了茶馆。就有人把茶端上来，还有人去给我和警卫员买了油条。正好我早上还没有吃饭，就边吃，边和老乡们聊起来。认出我的人说：“哎呀，我们现在怎么称呼你呢？原来我们都叫你……，”说到这里，他似乎不好再说下去。 　　“铁伢子。”我说，“你们原来叫我铁伢子，现在就还叫我铁伢子吧！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比我年纪大，许多还是我的长辈。只是，这15年变化太大了，你们许多人我都不认得了，过去没有胡子的，现在有了胡子，过去跟我一样大的，现在也成了小伙子……。” 　　“铁伢子，你还跟着个保镖的，你一定是个大官了吧？”“你大概当营长了吧？”“我看至少是个团长。” 　　面对老乡们的七嘴八舌，我始终笑而不答。于是，他们又去问我的警卫员。警卫员宋顺达回答的很有意思，“首长是训练军官的官，他训练的官，将来是专门打大炮的。” 　　立刻又引来一片惊叹之声。 　　一时间，我成了中心人物，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真是“说起来话长，逗（接）起来把长。”“这些年，你都到那里去了？”“你打过日本鬼子没有？”“打蒋介石的时候你在哪里打仗？”“你受过几次伤？你头上的这个伤可够危险的，弄不好要死人。”“……”他们问，我就答，他们问不完，我也答不完。 　　又有人问我：“铁伢子有堂客没有？”我说：“有了。”又问：“叫什么？”我说：“叫朱翠芬。”“啊，姓朱，是不是朱总司令的女儿？”我说：“你扯到哪里去了，姓朱莫非就非要和总司令扯上关系不可？这么说来，我跟毛主席也有关系，因为我听他讲过课；跟萧劲光也有关系，因为我学过他的协同战术，他们还是湖南老乡，又是共产党的大领导……。” 　　就这样扯七扯八，没完没了。还有人就说了：“我从小就看出了，铁伢子有出息，有本事，小小年纪，就知道孝顺父母，就会做生意……。” 　　我借此机会，问了问靳江河的情况，问了问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这一下，话头又转过来，他们给我说了不少的事。有的说，你妈妈真是了不起的人，你走了，她一个人主持这个家；有的说，你哥哥在码头干活，你弟弟在划船；还有的说，和你要好的那个廖运生，人家很早也参加了共产党，是这一片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负责岳麓区工会的工作，听说要去火柴厂当厂长；还有个架划子的，也是地下党，解放前撒过传单，组织过什么保卫工作，现如今是划舶社的组长……。 　　不过，他们最关心的是湖南人分不分田？架划子的将来怎么生活？做买卖的将来有没有什么说道，等等。我想这正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好时机，于是就耐心的跟他们讲起来。 　　我说，土地改革，分田地是必然的，要说打土豪分田地最早还是毛主席带领红军从我们湖南、江西搞起来的，现在北方大部分都搞完了土改，南方一定会搞的。但搞起来有许多具体的政策，因此这件事要听当地政府来安排。划船的，将来经济发展了，你们干的活会越来越多，也一定会有一个大发展，生活也会过的更好，但是，恐怕你们这个手工的船将来就吃不开了，将来的船都是机器带动的，至于究竟怎么发展，你们可以问问廖运生，他会告诉你们的，我不管地方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政策不清楚。但从大的方向看，你们有一点是可以放心的，就是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共产党一定会比国民党搞的好，因为我们这个党是立党为民的，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党。工人的事，农民的事，是共产党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另外，做买卖的，搞工商业的，也不用担心，买卖会让你们照样做……。 　　不知不觉，从上午8点已坐到了下午2点。只好告别茶馆，回靳江河。早已有人去家里通知了，并且划船是师傅们，一共划了两只木船来送我回家。当我踏上那熟悉的石板街，快走到家门时，响起了欢迎我的匹匹啪啪的鞭炮声，抬头一看，我的家门口，挂着一块“光荣军属” 的牌匾，这牌匾是一个月以前岳麓山区政府送的，在靳江河还仅此一家。 　　在我的家门口顿时热闹起来，镇上的老年人来了，他们叫我铁伢子，同年来了，他们称我铁哥铁弟，连小孩子也来看热闹。小时侯最关心我的皮匠和廖运生的老爹，我叫他廖家四爹，也来了，见到我问长问短；沈家杂货店的老板也来了，我问他街上最大的张家杂货店老板呢，他说跑掉了，还有福音堂的教父也跑掉了。我笑着对沈老板说，你只管放心做你是生意，不会共你的产。 　　我的妈妈高兴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劲的抹眼泪。嫂子杨玉霞也来了，她很年轻，还不到20岁。中午，她和妈妈亲自做饭。镇上的人，这家送肉，那家送鱼，还有送菜的，送鸡蛋的……，因此，中午这顿饭，做的十分丰盛：香干炒肉、韭菜花炒肉、豆角炒肉、炒鸡蛋、还有鸡、鸭、鹅、扁鱼、鲫鱼……，但是，不管什么菜，有一样东西是不能忘了放的，那就是辣椒。结果是菜菜辣，警卫员宋顺达看着满桌子的菜，就是不敢吃。我一看赶忙告诉妈妈警卫员是个北方人，不大吃辣椒，干脆给他下碗没有辣椒的面条算了， 　　没想到面条倒是下了，但还是顺手放上了辣椒。后来把辣椒挑出来，才算勉强吃了一些。这顿饭吃得很热闹，妈妈、美廷哥、炳廷弟、玉霞嫂子、划舶社的组长、还有皮匠、铁匠、沈老板……，都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可惜的是，廖运生很忙，没有来。廖老兄我是不能忘了他的，我在外十几年，没有他和众乡亲们帮助，我妈还不知成个什么样子呢。 　　有人问：“铁伢子，你怎么没有把堂客带回来？”我笑了：“我这是出差，有公务在身，顺便回家看看。我们也不讲究衣锦还乡，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服务员。” 　　还有人提出来要我带他们出去做事，我说：“共产党不用私人，你们出来做事，我做个介绍可以，但要通过考核才行。比如，我这次出来招学生进军官学校，条件是要身体好，文化是初中生，年龄嘛要20岁以下。你们中间的人如果符合这个条件，我可以带你们走。条件不符合，我就没有办法。”大家一听，这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太高了，特别是文化这一条，没有一个人符合，于是就都泄了气。 　　就这样聊啊，说啊，外面还不断的有人来看我，一直到半夜，才算逐渐清静下来。临睡前，妈妈走到我身边说，“你的‘骡哥、马弟’，最好还是能出去一个参加工作。”我说：“他们的年纪都大了，文化也不高，跟着我肯定是不行了。这样吧，要地方上给安排一下，反正现在地方上各方面都需要人。只是安排了以后，不知能不能胜任。”于是我给萧劲光写了一封信，推荐了我的美廷哥，要他根据情况随便安排一个工作就行。当时，萧劲光好象是湖南省主席。 　　后来不知是不是我的信发生了作用，在我离开长沙不久，岳麓区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是在区里当粮秣主任。美廷哥自然很高兴，逢人便说，“我铁弟当主任，我也当主任。这当官很简单么，就是接接电话，握握手，谈谈话……。” 　　可是，他过去哪里做过管理工作？结果搞的个一塌糊涂，粮来了他不知道签收，发粮他心里也没有个数。时间不长，觉得自己实在是干不下去，只好辞职，回去还是干他的老本行。在码头上当工人，比他力气大的不多，一次能扛200多斤的大麻包，倒也是人尽其才，自得其乐，这是后话。 　　第二天，街道上的主任拜会了我，是个带眼镜的中学教员，大约有30来岁。他把对我家的照顾情况大略的说了一下。他说现在你家吃饭和日常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就业嘛，炳廷现在在划舶社架船，美廷在码头，都没有问题。最后问我“赵首长还有什么吩咐？” 　　我说：“地方上只要按照政策给以适当照顾就可以了，我没有更多的要求，咱们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能搞特殊，提无理要求。另外赡养父母是我的责任，我打算把妈妈接到北京去，那边吃住都没有问题，但现在太忙，照顾不来，这次是出差顺便回老家探亲，等我去江西招生回到北京后，就给她老人家寄火车票来。我这妈妈，苦啊！他虽然不是我亲生母亲，但胜似亲生啊！” 　　第三天回到城里。又去看看两个叔叔和彩英妹妹一家。 　　在三叔那里了解到，他已经在筹备“三湘铅矿公司”，还要我把茹云、翁云带走。我一看，翁云已经有了孩子，参军是不能够了，只好作罢。茹云还是符合条件的，我就告诉她到什么什么时候去找龚继煌，由他来具体安排。后来茹云入了炮校。 　　到二叔那里看时，他已经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了。据说，二叔在日伪时期做了不少昧良心的事，其中有一件，是把埋穷人的公墓或叫“义枕”据为己有；日伪投降后，又跟了老蒋，因此招致了一方百姓的痛恨。本来要开他的批斗会，由于病没有开。我离开后不久，他就死了。 　　彩英和王天人，住在北门上大路劳改局下属的一个印刷厂，这时王已经当了副厂长，还是工会的干部。我问，“给你们寄车票来，为什么不到北京去？”她说是这里已经安排了工作，生活过的去，就不想去了。 　　又和彩英去看了看大姑，她见到我，就抱着我哭，我赶忙安慰他说“你不是还有长生么！我也挺好的，小时侯别人看不起我，可你对我好，还给我一口饭吃，我忘不了你。”临走，把身上剩下的不多的钱中，拿出12元来给了大姑。 　　临走之前，又给彩英买了几尺布。第一次家乡之旅，就这样过去了。 　　急忙赶到了江西。这时江西的天气，已经非常热了。我们全住在爱国中学。龚继煌的工作很出色，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报名的达到2000人。这个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都决心要以自己是实际行动保卫胜利果实，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报名自然非常踊跃。 　　我们招生的那片地方有三个中学，开始准备录取1200人，后我考虑，由于营房的限制最多能编6个队，人多了就住不下，最后决定只要800人。于是按照预先确定的条件，一个一个筛选。我们和地方这次合作的非常好，文化考试，由地方上负责，他们把三个学校的学生呼唤地点来考，以获得成绩的最大可靠性；身体检查，则由地方上的卫生部门协助我们，我们最后主要负责政审。 　　一切搞好后，打电报给北京，不到两天，回电批准。又与当地军管会联系车皮，考虑到学生的素质，我们没有用闷罐子车，而是要的客车厢。到长沙后，把茹云也带走了，我最后回到北京。在车上我就开始准备学生的训练计划以及政治思想教育计划，计划中充分考虑了如何适应抗美援朝的需要。前线需要大批初级指挥员和炮兵参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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