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 　　 　　这次战斗，消灭了35军共计4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式装备，汽车，装甲车；榴弹炮我们缴获了3门，其余都被3纵缴获了，还有重机枪，卡宾枪，弹药无数。我们宣传科许多人的手枪照相机都换成了美式的，胶卷搞了两袋子，足有2、3百个；钢笔手表也配齐了。金连鹏的手表最好，雷振帮的手表也不错，镀金的。铜焰郑潭也都有了表。我还得了一个照相机。 　　我们的战士们一结束战斗，就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扒皮大衣，结果，仗打完了，1团、2团的战士有一半人穿上了皮大衣。 　　时间不长，张家口也打下来了，4野的同志打下来的。十几万人打他五万人，他还企图突围，结果在路上被全歼。 　　我们师这时在土木、康庄一带休整，开始听说要我们去打大同，刚走到下花园，又说不打了，要我们向东，去北平方向。到了康庄，部队又驻扎下来。 　　这时我的调令终于下来了：叫我担任师教导大队政委。教导大队共有6个队，是专门训练基层干部的，主要包括副连长、排一级干部。规模是900多人。李湘、陈宜贵找我谈话，李湘说，“你现在是中层干部了，要象个样子了！”言外之意是说我过去“不象个样子”。我笑嘻嘻说，“我本来就‘象个样子’嘛！”然后我问，为什么不让我到战斗团去？李说，“我就看你适合去教导大队。” 　　我说，“你们反正就是揪住我不放，可我真是不愿意。” 　　李说，“你不愿意也得愿意，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师部呆着吧！”陈政委没有说话，就是个笑。那还有什么说的，服从命令吧。 　　去教导大队的头一天，在大会上作自我介绍。我说“我没有什么文化，到教导大队来工作，显然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当然，我是军人，要服从命令。如果我干的不好，大家可以提出批评，当然如果有人提出我不称职，应该撤下来到团里去锻炼，那就更好……。” 　　我边说，下面的同志就边笑，时而还报以掌声。一个叫张得明的同志后来对我说，“我看你是个搞教育的料子。你讲话，不吹牛，实事求是，有鼓动性……。” 　　第二天，就到下面了解情况去了，既然来了，就应该把工作干好，而干好一切工作的起点，就是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教导大队每个队配一个班的武装，有一半是卡宾枪。大队队部还有通讯班、2个文书、2个卫生员，还有十几个军事、政治教员。由于大队长没有配，我这时是又当政委又当队长。 　　部队在康庄驻扎下不久，翠芬就随着随营学校来了。他们现在也牛气的很，是坐着汽车从昌平方向过来的。这次，我第一次看见了我的儿子北战。我问，“我给你的回信和东西都收到了么？”翠芬说，“收到了，衣服、帽子、鞋子、还有披风，你看这不都穿上了么？瞧，这就是我们的儿子。” 　　看这他们母子健康快乐，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时间不长传达命令，我们这只部队将南下，不参加进攻北平的战斗了。路线是经昌平，过颐和园，过易县、满城……，目标是石家庄。部队这时副营长以上又都配了马，我还有通讯员、警卫员，他们都配的卡宾枪。出发的头一天，我送走了翠芬。 　　部队一直沿着太行山的山脚下向南开进，等过了唐县、定县，到了正定以后，得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真没有想到，一切发展都是那么突然，胜利，来的又是那么快！ 　　时间不长，我在教导大队的“被窝”都还没有捂热，就又接到了一纸调令：“免去赵贵徵191师教导大队政委职务，调华北特种兵，另有任用。” 　　在教导大队，我正准备铺开身子干，没有想到来这么一家伙。心里很是别扭。我问李湘是怎么回事，是不是191师不要我了？但是我看见李湘一点笑容也没有，他说，“从抗战以来你就是这个部队的老干部，我们哪里舍得放你。但这次是兵团下达的命令，我们也留不住你呀！” 　　我无话可说。既然如此，还是服从命令吧。不过一个时期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特别是那次过桑干河生病之后，好象总是有些不舒服，而且我的嗓子也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了。我于是对李师长说，“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休息一下？” 　　李湘说，“这个好办，反正你去的单位也不打仗，是个新组建的单位，我们打报告，让你休息一个月！就去石家庄的纸坊镇，那里有我们自己的疗养院。” 　　晚上李师长和陈政委专门为我送行，陪我吃了一顿饭。李师长还给了我一个六轮手枪，这枪比我现在身上的王八盒子要轻的多，样子也好看，我心里真高兴。还告诉我，让马夫去挑一匹好马带走。宣传科也给我送行，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战友，想想即将离别，心中不是滋味。 　　这只部队是红军的老底子，但发展壮大，却是在抗战时期。他象一粒种子，在晋察冀扎根发芽，最后长成了现在这棵参天大树。而我也是伴随这支部队成长起来的。我们的部队，从游击战到运动战，又到攻坚战；从分散的、单兵种的、小打小闹的战斗，发展到步炮协同的大兵团作战；从消灭敌人几个人，十几个人，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发展到一下子消灭他几万人也不在话下。我自己也从一个只有满腔报国热情的毛孩子，成长为具有比较丰富斗争经验的人民解放军的中级指挥员。 　　而现在我就要离开这支哺育我成长的老部队了，要去投入到另一个不同的战斗生活中去了。想不到的是，我这一走，真个是永远离开了64军（即4纵），再也没有回来。在这之后，它又打太原，又转战大西北，然后赴朝作战……，而我只能在远离它千山万水的地方为它祝福。 　　 　　拿着师里的一纸行政介绍信，我来到了石家庄纸坊镇。这是一个不小的镇子。据说有3、4万人。在当时恐怕算得一个小城市了，有电灯，还有一、二栋小楼房。在镇子外面，我看到了一处破残的水利工程。是一道用混凝土修成的水渠，但已经非常残破，混凝土完好的渠段已经不多，而且都还裂着大缝，多数地段都已经掩埋在黄沙之中。看样子，有过一次严重的大水冲过的迹象。将到镇子时，问了几个老乡，才知道这是8、9年前发大水时，日本鬼子把这条渠破坏了，目的是把水引走，免得大水冲向石家庄，结果淹了好几个村子，死了不少人。纸坊当时倒是没有淹着。 　　我们的疗养院，就在纸坊镇的小洋楼里。我找到负责人，把介绍信给了他。他一看就 说，这几天来了不少团以上的干部，这后面有一个四合院，你们去住吧，有的是地方，喂马的地方也有，随行人员住的地方也有，还有电话。 　　听说有电话，我就给64军留守处打电话，询问随营学校的地点，回答是可能在行唐或平山县，于是我就嘱咐商金船和我的马夫王顺谦去找随营学校，把妻子朱翠芬接来，商、王牵着马走时，我才发现老王挑的马倒是挺壮实，但竟然是个瞎子。 　　我找了一间屋子安顿下来，我自己有一个马褡子，里面装有被褥、衣服， 拿出来一铺，就可以睡觉。疗养院的伙食不错，我吃的是中灶，三菜一汤，8个人一桌，主食是二米饭和馒头。我很能吃的，一顿要吃3个馒头。 　　巧的是在饭桌上看见了一个熟人，他是3团政治处主任方成钧。也是来疗养的，他人很瘦，显得比较虚弱，我们一交谈，才知道他也要调到华北军区，而且说是去参加组建空军。我说，“你倒是洋气，调去空军了。你能上天么？”因为是一个师的，平时又熟，所以在一起很亲热。但我因说话困难，没有谈的太多。 　　我隐约感到，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军队看来更要发展，你看，我去是参与组建特种兵，老方呢，是要去空军。如果我们真有了自己的空军，那打起仗来就不愁总是敌人的飞机在头上嗡嗡了。 　　第二天，我约老方骑马进城看看。我自从少小离开长沙，在农村已经转悠了10年，基本是没有进城了，即便是打下石家庄时，也没有闲情逸致好好看看，这次有了机会，自然不肯放过，这也叫“土包子开洋荤”吧。 　　在疗养院打听到城里的梅士街有一个花园饭店，是华北军区的招待所，于是叫疗养院开个介绍信，我们就骑马进了城。 　　石家庄，是个在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原来不过是个庄子，属于正定府管辖，但现在，俨然是有10多万人的中等城市了。石家庄被我们解放后，现在是作为华北搞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试点城市。如何搞好城市建设，如何恢复生产，如何解决失业问题，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都要在实践中拿出经验来。当时石家庄市的市长好象是柯庆施。 　　花园饭店在当时算个不错的饭店，是日本人开的，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接收，现在，我们又接收了。我在里面第一次看见了蹲坑式抽水马桶， 那后面有个水箱，用手一拉，“哗——”，一股水就把大小便冲走了。卫生间里还有洗澡的大盆。我问能不能洗澡，回答说，现在还不能供应热水。但是我现在是浑身瘙痒难耐，急于洗澡，就问附近有没有澡堂。回答是有，就在不远处。可惜要花钱，那时身上一般没有什么钱，正没理会处，老方说他身上尚有10万（相当于10元），不知够否。我们两个于是去洗澡。嘿，澡票才3千，两个人才6千，于是，痛快洗个澡，把衣服也全都换了。按照经验，瘙痒必定有虱子，一看果然不假，那虱子已经长满了衣缝。回去又洗又烫，认真收拾一番。 　　听说附近有一个电影院，又和老方去看了一场电影，记得片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电影是个稀罕物，荧幕上的画面居然能动，不知是个什么科学原理。这部电影钩起了我童年辛酸回忆，使我难过了好一阵子。好在，我们的革命快要成功了，相信那种悲剧，决不会再有。听说市里还有公园，我们又去公园玩了一回，那园子里的柳树已经发芽，草却没长，但最早的迎春花已经开了，黄黄的煞是好看，还看见一只老虎，一个猴子。我感慨地说，现在我们享受和平生活了，可是我们的部队，恐怕现在还在打仗啊！也不知他们现在开拔到那里去了？ 　　时间不长，看到了一份《人民日报》。后来才知道，这个报纸是我们《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而成，现在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机关报。据说不久刚刚把社址迁到北平。这篇报纸上的许多内容，都深深吸引了我。我于是只要有机会，天天都要找《人民日报》来看。 　　在报纸上看到了北平是如何和平解放的。说是北平的和平解放，傅作义是有功劳的，由于避免了打仗，使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于战火的破坏，所有的文化古迹都完整地保护下来了。看了这一段我有点不理解。他傅作义有什么功劳？他不过就是没有办法，投降了而已。解放战争这三年来，他可是我们华北野战军的最大对头啊！ 　　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是北平正在和国民党和平谈判。我们提出了8项和谈条件，什么惩办战争罪犯啦，什么整编军队啦，什么废除旧法统，改组政府啦，什么没收官僚资本啦等等。战犯的名字公布了40多个。蒋介石是第一个。这使我感到非常痛快！现在谈判，得由我们提出条件了！这在历史上有过么？从来都是蒋介石提条件啊！ 　　还看到了毛主席的文章《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的内容大气磅礴，令人激动。提出了1949年的革命任务，但令我有点疑问的是，毛主席在文章中说，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人希望对敌人手软一点，到底指的是谁？难道陈独秀又出来了么？后来才知道，这里确实是有所指，其中就包括苏联人希望我们与蒋介石划江而治。 　　还谈到了今后的解放战争，将会有三种方式：天津方式——硬打，这种方式会越来越少；北平方式——和平解放，以及绥远方式——暂时不动，成熟后再改编。后两种方式，会越来越多。 　　每天我都和老方兴奋地谈论着这些事。我感慨地说，“解放战争进行的这么迅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连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年来，每天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跟都有点跟不上。你说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就是一群猪，也得宰一阵啊！可是，它就那么不经打，一对阵就投降。我就感到没有打过几次太过瘾的仗！天道人心那！蒋介石之所以有今天，是他倒行逆施的结果！” 　　时间不长，商金船和王顺谦就把我妻子朱翠芬和儿子北战接到了我的身边。我说，今后，恐怕我们不会再分开了。我们终于由长分手到长相聚，由东跑西颠到要相对稳定的生活了。她也诉说了在分开的日子里随营学校的许多经历。其中，最惊险的要属傅作义那次偷袭石家庄的事情了。随营学校撤的很是匆忙，他们在前面跑，敌人在后面追。跑到正定时，还碰见了蔡畅和邓颖超，说是要家属们到平山去躲避，还告诉他们不要着急。当时，虽然没有看见敌人，但却遇到了敌人飞机的轰炸，搞得十分紧张。朱翠芬还是坐在担架上跑的。后来，晋察冀的主力从平张线跑回来拦截敌人，虽然没有接上火，但终于把敌人给吓回去了。 　　她一说，我想起来了。那次我们过桑干河还牺牲了100多名战士。原来，竟起了这么大作用。紧接着她又说听到我们那边打了大胜仗，大家都非常高兴；家属中有的人，高兴之余，骂起丈夫来：“我那死鬼，怎么也没有个信！”结果不成想，真就传来消息，那个家属的男人真的牺牲了，看来是不能骂。 　　第二天，又陪她去看电影，看到难过之处，她一面看一面哭。我们还一起照相。 　　现在，我也有时间仔细看看我的儿子了，他已经快一岁了，圆圆的脸，长得很有精神。看着他，我就想，全国一解放，他可是有好日子过了！ 　　修养期间，我还在石家庄碰上了在19兵团当宣传部付部长的方应民，他那里有许多书籍，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向他讨借。我还经常向他了解一些时局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一件事，就是地方上现在正在搞工资制的试验。石家庄市的地方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了低工资制，工资多少按小米计算。比如科长，工资大约是150~200斤小米；处长大约是200多斤小米，等等。说这是柯庆施在这里搞的。 　　我问我们部队搞不搞呢，他说部队仍然实行供给制。方还说，听说傅作义要当水利部长了。我听了以后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回到疗养院，我几天都在想这些个事。地方干部实行工资制，为什么我们不实行？论功劳，地方干部有我们大么？我现在还是一个月5元的零花钱，这能顶个什么用？现在我已经不是单身一个人了，要养家糊口，这点钱够么？ 　　疗养院的许多部队干部差不多都有和我相同的感受。特别是傅作义的事，甚至有人说，“这真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 　　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在看书看报之余，还编了一个发牢骚的“三字经”。大意是：“大仇人，当部长，这个理，那里讲。地方干，有工钱，部队干，发零钱。苦吃尽，血流淌，到头来，不沾光。毛主席，评一评，这样办，行不行？城里人，好悠闲，太原城，还在战。冒牺牲，流血汗，……” 　　打仗的时候，什么也不想，一心想的是如何多消灭几个敌人。想不到一闲下来，就有这么多闹心的事，憋气的事，搅的人成天愤愤不平。咳！不去想他了。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我的身体也得到了相当的恢复，走吧，到北平报到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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