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纪律和新式整军 　　 　　石家庄打下来后，许多城市政策问题进一步摆在面前。一些制定出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比如，第一，攻城进行巷战免不了要破坏房子和墙壁以及其他各种建筑物；还有炮火准备时，也免不了要摧毁部分建筑和造成意外的人员伤亡，如果破坏的、伤亡的恰恰是不该破坏、不该伤亡的怎么办？还要不要赔偿？这个问题是1团、2团讨论时提出来的。 　　第二，工商业者被挟持和干脆与敌人在一起如何区分？比如有一个面粉厂厂长的老婆和女儿被国民党作为挡箭牌，这当然看得出，但有些情况则看不出，这时打还是不打？特别是上级要限时完成任务时，也只好把不该打的人和敌人一起打了。 　　第三，是缴获要归公的问题。这里面有些东西很难做到秋毫无犯。一些日常用品，战士们自己悄悄拿的可不少，造成法不责众的局面。出现这种问题怎么办？比如那个纺织厂，里面存放的布匹，布少了1/4~1/5，怎么教育也是止不住。因为人太多，也不好处罚哪一个。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最热烈。 　　李湘师长听了我们的讨论，又发表了他的高论：“我看你们这是闲扯淡，小事清楚，大事糊涂。挟持？能辩清楚的，要尽量避免伤害，辩不清，打就是了。时间不允许，那也只好打，因为那是大局。打仗就不破坏了？该破坏时还得破坏！维护工商业，那一定要维护，歌子要唱，旗帜要打，尤其是宣传要到位，人多了不能个个处分，找几个特别典型的处理一下不就行了么！拿几尺布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不是到老百姓家里去抢的。但有功之臣不能动，主要是教育，不要伤筋动骨。你们的宣传工作还做的不够，多印点传单多散发。平时要抓紧教育，早预防……。” 　　李湘悄悄把我叫到一边说，“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但你现在不能跟政委说。我搞到一批好东西，都是文化用品，你必须找一个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把东西给我放起来。” 　　我说，“现在我是维护纪律的副组长，你叫我干这等勾当是不是不太好？” 　　李湘说，“你少废话！这些东西又不是抢来的，都是战利品，今后都是我们师的家底子。左不过少上缴点而已。你可得给我藏好了，少了我拿你是问。对了，还搞到一些降落伞，几尺花布，你也一同给我把它藏好，我们师里那么多干部家属，还有孩子，她们跟着我们受罪，什么也没有，将来给她们和孩子们做件衣服……。” 　　我听了无话可说。这是一个多么关心人的首长啊！ 　　我到放东西的地方一看，呵，都是好东西，而且恰恰是我们宣传科最需要的：纸张、蜡纸、复印纸、油墨、油印机……，加上降落伞和布，足有5、6千斤的东西！ 　　和我一起处理这件事的还有一个管理员和一个参谋。这些东西足足装了两大车。上午出发，一直向北走去。我骑着马，其他人则坐在大车上。这是两辆胶皮轮大车，因此跑的很快。傍晚到达定县寨西店西黄公村。这个村有一个老乡跟我熟悉，名字叫陈水清。他曾经帮助过我们处理山药干，把山药干加工成粉条。 　　我把情况说明以后，他把东西都藏到了他家的一个地窖里，这些东西，几乎把他的地窖装满了。晚上，我们就住在了陈水清的家里。我对陈水清说，“这些东西，你可要保存好，你全家所有的东西都陪上，也值不了这些东西，它们可是我们部队的宝贝啊！”我这么一说，倒使他有点害怕起来，他说，“要是别人问起来怎么办？”我说，“这个你放心。我和你们村子里的干部打个招呼，让他们协助你保存。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是咱们三分区司令员委托存放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就回去了。考虑到陈水清家比较穷，还要为我们保存这么多东西，我们回石家庄时，叫他赶着大车和我们一道回，到石家庄后，叫管理员给了他三袋白面。 　　这个事情做完之后，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觉得应该告诉政委，因为这个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就找李湘说这个事。李湘说“你这个小知识分子事情就是多。这算什么事？不过你去打个招呼也好。” 　　我和陈政委说这个事，他笑着说：“师长搞这个东西时，我都看见了，这是国民党第三军的东西，是战利品。按理说，我们留一些是可以的，就是李师长有点贪，留多了些。他是不是不让你告诉我？”我说“后来我和他说还是要告诉你，他同意了。”陈政委说：“小赵你这样处理是对的，还算有点党性。事情就是这样了，以后有人问起我来说明。” 　　在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我们还听到一件很感人的事情。2团一个班的战士在战斗结束后去搜索敌人，他们搜索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竟然发现敌中央银行的一个金库！不知怎么的，他们还把大门也打开了，于是全班的人都进去了。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大门竟自动关闭了。里面的灯光明亮的照着，总也不灭。在整齐摆放的木架上，放着金光灿灿的金条、银光晃晃的银圆、还有发出七色彩光的珠宝和一沓子一沓子的美钞。 　　金库的四周，全是坚固的石头砌成的墙壁。战士们看看，没有在里面发现敌人，看到这些宝贝，打算出去报告，然而无论他们怎么努力，大门是打不开了。 　　五天五夜过去了，团里消失了一个班的战士，而且是警卫连的，引起了团里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动很多人在防区里找，终于在第七天找到了。当人们打开门进去时，这个班的战士们只剩一口气了。人们把他们抬出来，就送进了医院。这时人们才发现，这些战士们的身上，一根金条、一块银圆、一颗珠宝、一张美钞都没有藏，木架上放着的宝物，整齐地摆放着，纹丝没动。他们守着金库而一尘不染。后来金库完整地移交给了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于是叫宣传科写了一篇报道。后来这个班的战士全部都脱离了危险，有一个战士身体太弱，叫他到后方疗养了一段时间。师里给这个班的战士们立了三等功。我们的战士能这样自觉的遵守纪律，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和自身的尊严，实在另人钦佩。为此，纵队还表扬了我们191师做的好，维护城市纪律有成绩。不过一些战士们悄悄拿布的事情，却没有提。 　　这段时间里，党中央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村子召开了一个中国土地工作会议。我们附近的部队，团以上干部都参加了，政治部的我和谷重正也去了。到会的有朱老总、还有刘少奇，我们的聂老总也参加了。聂老总讲了话，朱老总也讲了话。他们讲话的要点是： 　　第一，我们现在进行的战争，归根结底还是属于土地革命战争的性质，我们的目标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生产力问题。这次战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延续。不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连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好。 　　第二，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领导这个土地革命，本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我国的资产阶级太软弱，所以现在由无产阶级领导来完成。 　　第三，我们共产党现在已经有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我们可以拍着胸脯理直气壮的说，我们领导的这个革命，可以成功！ 　　第四，我们的丰富经验证明：在农村要实行土地改革，落实土地法大纲，一个关键问题是维护中农利益。这个问题处理不好，贫下中农、雇农的利益最终也将受到损害。因此能否维护中农利益，是土地法落实与否的重要标志。二是土地基本上可以按人口平分。又要平分又要不侵犯中农的利益，掌握好这个分寸最重要。 　　…… 　　土地会议之后，我们就抓紧时间在部队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同时还抓了形势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因为部队常年行军打仗非常辛苦，特别是部队要转战到北面的察哈尔一带去时，许多家乡在平原的战士们就不想去，有的就要开小差。 　　我们的许多干部战士，这时也都有了一点战略眼光，对部队的行动方向往往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许多战士都判断部队要向北去，事实也果然如此。部队休整一段，就向北移动一段。那年的新年即1948年春节，我们是在定县、新乐一带过的，过年时看到新华通讯社发了一个通报《诉苦教育好》。通报说，通过诉苦教育，可以唤起广大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的自觉性，因为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占大多数，贫下中农及其出身的战士们几乎个个都有一本血泪帐，土地被强占，妻女被侮辱，天灾兵祸，抓丁抓夫。 　　部队到达完县后，纵队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专门布置诉苦教育。后来才知道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新式整军运动。 　　诉苦教育的初期也是很不好搞的。谁愿意把那些陈年老帐，那些最能引得人们动感情的伤心事，甚至许多人还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事公诸于众呢？但为了进行教育还得要搞。于是反复进行动员，个别做工作，先从党内动员开始，党员带头诉苦，再带动干部战士。慢慢的，运动逐步展开了。 　　先是普遍谈。每个人在班排里谈，然后连队党支部把情况搜集上来进行分析，抓住典型的人和事例，个别进行工作，培养诉苦典型，对一些不愿意讲的人，跟他们讲清，这不是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阶级的痛苦，这也不是个人的耻辱，而是敌人的罪恶。 　　这个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在连队的大会上进行诉苦，最后还在营团的大会上诉苦。在诉苦中讲出的那些事例，使广大战士们深深地受到了震撼！原来这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引起人民大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人们不再感到羞耻，也不再藏着掖着，诉苦运动掀起了高潮。有的说，爷爷闹义和团的时候，就被八国联军挑死了，有的说，自己的姐妹、甚至母亲被地主奸污；有的说，妈妈刚把他生下来，放着自己的儿子不喂奶，却被迫给地主家的崽子去喂奶；还有的说，地主想尽各种卑鄙的办法掠夺土地，自己的家被逼得家破人亡；还有的说，兵慌马乱被逼逃亡，在外地流落十几年，等到回家乡一看，什么也没有了，土地也全部被地主占了……。 　　这一段时间，也忙坏了我们宣传科。为了帮助培养典型，我们科里有文化的人都下到连队去了。帮助整理材料，帮助典型试讲。培养一个典型很是不易，因为我们的战士大多数都文化太浅，说话也东拉西扯，颠三倒四。 　　诉苦教育，把整个部队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一个层次。人们突然发现集合到部队里的人，都是同命相连的阶级弟兄，过去参军的目标可能不尽相同，但现在却知道，大家都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战，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所有受苦受难的老百姓。 　　紧接着，部队把教育引向更深的层次，那就是要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把战士们思想上的提高转化为战斗中的自觉行动，转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这就要告诉战士们，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必须用革命战争去夺取全国的政权，只有把这个刀把子掌握在人民的手中，那才是真正翻了身。 　　又讲到当前的形势，各个解放区都在打胜仗，无论是东北还是陕北，还是华东；刘邓大军已经挺进了大别山，战争已经打到敌战区去了，等等。 　　最后是各个部队表态，一定要在战斗中齐心协力，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把个人的力量溶入的伟大的集体中去，依靠我们的整体，就可以战胜任何困难和打倒任何敌人。这时各班还搞起了‘互助同盟’，在行军和战斗中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克服困难，同时也防止意志薄弱者开小差，动摇军心。 　　部队逐步向察南进军，时间已到了1948年的2月。为了摸清我军的动向，天上每天都有敌人的侦察机飞来飞去。因此，部队这时又普遍学会了伪装，而我们的大炮，小山炮等则在晚上走。这时我们师也很牛气了，有了自己的炮兵营，有十几门迫击炮和三门九二山炮，他们经常和师部一起行军，有时还走在我们政治部的前面，我有了跟他们接触的很多机会。 　　部队到达来源后，接到奔袭蔚县和西合营的任务。为了加快进军速度，部队又一次轻装，我们已经有了轻装时后勤服务的完整经验，只要把背包放好，后面就有人来处理。 　　战斗进行的很顺利。1团、2团一起上，只一个晚上就打下来，天明时解决了战斗。这时部队的士气非常高昂，除了新式整军运动的原因外，许多战士心里还憋着一口气，就是要报丢失张家口的一箭之仇。这一仗，缴获了大量粮食。 　　地方上的工作现在开展的也非常有序，我们一打下蔚县，县政府马上就开衙视事。我们把诸多的战利品和粮食都移交给了地方。为了迅速处理战场上的伤病员，地方上专门给部队组织了长期随军行动的担架队，我们师的担架队有100多人，还是地方上经王平政委亲自送来的。担架队和部队的编制一样，也有队长，教导员，人员的年纪都在40岁以下，大多数是20多岁的青年人，身体很好。我们缴获的粮食，地方上发给担架队的人不少，以资鼓励。 　　仗刚打完，地方上就协助部队把行李给送来了，可见我们的地方工作也有了经验。现在解放区的人民支前的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是土地法一公布，人民的精神面貌大变，一切为了前线，各地还专门成立了支前工作委员会来处理各种支前问题。我们部队的后勤也逐渐配了套，各区县也通了电话，各县的公路也在修。另外，地方上的武装力量也大大加强，民兵队伍空前壮大，很能配合部队作战和搞许多支前工作。这些情况已处处显现出伟大人民战争的雄伟气象。 　　紧接着，又接到奔袭天镇的战斗任务，我们走了三天才到达。这一段路不好走，天还下着雨加雪，但每人身上这时都有大衣，所以还不觉得冷。 　　到了天镇敌人却跑掉了。我们又追，结果只抓到敌人的一个‘尾巴’。就是他的辎重、粮食、弹药，还有家属小孩，大车牲口。检讨这次奔袭没有达到目标，主要是把敌人估计得过高，他只有1千来人，我们动用了一个师还有大炮。结果行动迟缓还暴露了。 　　在回来的路上，还在不经意中叫土匪袭击了一下，死了一个保卫科长，十几人失踪，缴获的部分大车也被抢走了。那个科长很英勇，打死了几个敌人。我们后来还给他开了追悼会。陈宜贵政委也参加了。为这事，李湘一天都不高兴，他说，“这件事真是丢人！” 　　为了增加部队快速反应能力，李湘这时想组织一个骑兵营，于是他悄悄的到处搞马，只要是被他看中的好马，都不放过，结果在师的后勤、政治部、司令部都‘多配’了许多马。其实都是他打掩护储备起来的马，准备一旦批准下来，马上就能成立。 　　但是，他的这个想法没有得到批准。纵队给的回答是：成立新的兵种，不是你师一级考虑的问题。这个事情只好作罢。 　　部队在西合营休整了三天，接到兵团来的命令，要求4纵挺进到冀东一带活动。于是部队马上进行准备，把干粮袋加长、准备绳子以便渡河涉水时用等。营一级干部的马也收回去了，我原来配了马，现在也只好走路，但行李可以由牲口驮，干粮袋却要自己背。李湘搞的那些个马，不知被他藏到那里去了。 　　1团、3团在前面开路，从延庆突破，只打了2个小时就撕开一个口子，部队通过了。到了延庆的山区，没有看见正规的敌人，只有一些还乡团和土匪。这些人是亡命徒。但武器并不好。我们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经验，就是干脆不理他们。关键是不要掉队，单个的人遇上他们是很危险的。我们机关的人员，每个人都配的有手榴弹，营以上干部有手枪。 　　又要过桑干河了。我们先用马把绳子带过河，然后栓在大石头上，人们就可以抓住绳子一个个过了，这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水最深处大约能到脖子。有了绳子，炊具、粮食都好过了。 　　进入无人区时，发现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各个村落都逐步恢复了，有了人烟。土地上还看到长得有麦子，，走道三块石时，在河沟旁居然还看到了水浇地。老百姓见了我们非常亲热，又是慰劳，又是自动带路。路边自发地摆开了开水摊，还有送鸡蛋，送干粮的。他们的房子也都盖起来了，都是半地下的，住着很是暖和，房顶用的是树皮，还有的是石板的。姑娘们也都有衣服穿了，尽管很破，但毕竟是有了。 　　原来我们加长干粮袋就是准备过无人区用的，这一来基本没有用上，老百姓也没有向我们要。不过这次我们到冀东，没有走古北口，而是直接穿延庆、怀柔、密云、平谷，一直走到遵化。最后，师部在马兰峪住下来。 　　这里离清东陵很近，我很想去那里看看，看看慈禧太后是如何荒淫无度，怎样卖国，死后又是怎么奢华入葬，东陵又是怎么被盗的等。于是提议是不是让营以上干部去看看。但这个请求没有批准。原因是军事上要封锁消息，这一带已经被封锁，路人也是只准进不准出，部队只能猫在老百姓家里不准出门。我们的目标，是准备突袭榛子镇或丰润县城。 　　冀东，是一片富庶而神奇的土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抗战以来，这里是各种势力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1931年，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主子的支持下成立的冀东23县的所谓‘自治政府’，还霸占了开滦煤矿，成立了‘自卫队’。这个殷汝耕，原来就是冀东人，后来跟日本特务头子勾结，到关外参加了日本的特务组织，在特务机关呆了2、3年，回冀东就秉承日本人的旨意成立了‘自治政府’。 　　开滦煤矿的工人，在工人领袖节振国的带领下，举行了著名的煤矿工人大暴动。 　　以上这些情况，我们都印发了材料，包括清东陵的事。我们的目的，是要教育广大指战员，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国耻和冀东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 　　丰润驻扎着敌人一个正规团，还有一些地方的保安部队，计有敌人2000多。榛子镇，是在丰润东40多里的一个镇子，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的广西部队，是桂系李宗仁部的嫡系，装备也很好，都是美式装备。早就知道广西部队比较能打，我们于是选择先打丰润县城。负责主攻的正是我们师。 　　战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排以上干部许多都换了便装到前线去看了地形。纵队的野炮也来了。师里的布置是在县城的东西对攻，为了保证第一次攻击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李湘只留了一个营的机动部队。所有的炮也都用上了，电话一直架到营一级，架线速度也非常快。土工作业更是十分娴熟，一夜之间就把战壕挖到了城下不到100米的地方，这为攻城的快速出击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另外我们也非常重视宣传和政治攻势。大标语到处写，传单也印了很多。内容非常明确：“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还有就是明确告诉敌人，我军优待俘虏，拿到传单就可以作为回家时通过解放区的通行证。这些传单还是用迫击炮打进城里。由于城里工商业很多，面粉厂、油坊、纺织厂、石灰厂和其他作坊等，因此我们还着重宣传了工商政策。 　　总攻在拂晓开始。炮火准备时，丰润城外围的大小炮楼火力点绝大多数都被摧毁了，炮火一延伸，步兵就冲了上去。敌人还没有回过神，我军就登上了城楼。未突进市区之前，在外围就抓了400来个俘虏。 　　进入市区并未遇到多大抵抗，敌人就投降了。敌人一个正规团和部分地方保安部队全部消灭干净。缴获也颇丰厚：粮食弹药应有尽有，还有美国制造的卡宾枪。我们团以上警卫排连都换了卡宾枪。这一仗我们自己伤亡不多，一个师才100多，死亡的不过30人。 　　紧接着就打榛子镇。打榛子镇遇到了一些麻烦。那次是2团的主攻，外围的小炮楼好打，很快就扫清了。但他们的几个主炮楼却很不好打。整整一天没有打下来。主要原因是广西兵的射击技术不错，枪打的非常准，作战也很顽强，炮楼也比较坚固。我们的九二步兵炮打不透炮楼的墙，由于敌人枪法准，爆破手上去很不容易。 　　我们喊话，发动政治攻势，但广西兵又听不懂我们说什么。 　　一天下来，我们伤亡了100多人，还牺牲了一个副营长。2团这时冷静下来，开始另想办法。我们师里有原两广纵队的几个同志在敌工科当干事，这时把他们叫去帮忙。 　　外围战时不是抓了不少俘虏吗？其中有2、30个广西人，我们把广西同志叫去给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向敌阵地喊话，告诉敌人的士兵，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解放穷人的；我们的政策是不杀俘虏，保护俘虏的生命财产安全。结果有10多个俘虏同意喊话。 　　在准备喊话的同时，我们又把九二步兵炮向前推进到离敌人仅100米远的地方，用炮口瞄准炮楼的枪口，又集中了部队里很多神枪手，也叫他们瞄准敌人的枪口。 　　开始喊话，敌人还是不听。我们就用枪炮把敌人的射击压制住，掩护爆破手上去炸炮楼，这一下果然奏效，由于枪都打进敌人的枪眼，炮也总打在枪眼外爆炸，敌人打不出枪来，我们的爆破手很快就上去了。结果连续搞掉了敌人的两个炮楼。第三个炮楼没办法，只好举起白旗投降了。 　　投降后我们问俘虏，“你们为什么拼死抵抗？”他们说，“这是第一次和你们打，我们只知道你们是土匪，上面说只要被你们抓住了，就要被杀掉。你们喊话我们都听到了，但我们还不大相信。跟你们一打我们就知道碰上劲敌了，还没有见过你们这么厉害的。” 　　榛子镇终于打下来了。但我们伤亡有200来人，其中牺牲了80来人。这两仗下来，共消灭敌人4000多人，缴获了迫击炮、小钢炮、卡宾枪等不少好武器。打完仗我们原地休整了4天，又撤回遵化去休息了3天，兵团的嘉奖令也来了，表扬11师作战顽强，能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步炮协同搞的也好。 　　丰润榛子镇打下，我们的城市纪律也不错，没有发现重大违纪现象。我感到有维护纪律的组织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干部战士的确很自觉。这就是我们军队的性质在起根本的作用，当干部的带头，人人来当兵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有大义管着，小节自然好解决。 　　当然有些具体的问题，在执行中还要有一些灵活性。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对缴获的一些日用品，一般都给战士们分发下去。即使自己拿了，批评也比较轻微。比如毛巾、牙刷、香皂、牙膏之类，只要有缴获，马上发给大家；缴获手表钢笔，先给干部配备，因为从工作上来说他们更需要，几个大仗下来，连排长都有了。这些主要取自于被打死的敌人身上；但是金戒指，首饰金条、美钞等物是不准个人藏匿的，缴获必须交公。但被俘人员则严格禁止搜身。有个别战士从死者手上摘下戒指不敢带在手上，就偷偷带在脚趾上，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 　　我们宣传科的黎萌、金连鹏，打完一仗，就专门去寻找照相机和胶卷，因为是工作需要，所以没有人去追究他们。结果黎萌的照相机也越换越高级。先是日本的，再换德国的。金连鹏后来也有了两三架相机。黎萌不知从什么地方给我搞到几件小孩的衣服鞋袜还有一个披风。他说这些东西快要用的着了。 　　休整期间，又从后方的训练兵团补充来许多战士，主要是解放战士。这时我们部队的兵员补充，已经主要依靠敌人的俘虏了。敌人不但给我们送来大批武器弹药，连兵员也是由他们为我们提供，这个仗打的真是有意思。现在部队是武器精良，兵员充足。 　　休整期间传来全国各个战场上我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对部队又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是，跟着就是发牢骚，埋怨自己没有别人的仗打的大。那时指战员们的想法很有意思，一心只想比谁勇敢，谁的仗打的大。自己刚打了一个好一点的仗，忽然又听说别人打的更好，心里又不免羡慕和‘嫉妒’。其实要说我们晋察冀仗打的也不错，但一听到别人的仗打的比自己的更好，就还想打更大的仗，把别人压过去。

浏览：902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9/1/18 6: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