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材 　　 　　正在这时，李、陈2首长来了，先表扬我一通，说我收容工作做的不错，马上话锋一转，叫我去准备担架和棺材！而且一张口，就要100付担架、200口棺材。 　　抗战时期打游击时，部队小，死的人也少，连伤号也很少，那时不讲究阵地战，大规模的运动战也少。现在不同了。部队在这以前的教育时，已经提出了变游击战为阵地战、运动战的口号，叫做攻如虎，守如山。要反对游击习气，不能象以前那样，不能打就跑，要守，就必须守住，更不能擅自主张随便进退。而且由于是大兵团作战，伤亡人数也会很多、很集中。不想，自抗战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阻击战在这里被我们遇上了，而后勤的保障工作，也第一次遇上了这样的新问题。 　　我有点发蒙，说，“这是民运科的事吧，为什么找我？” 　　政委说，“民运科你以为闲着那，他们现在也忙的很，了解民情，号房子，运背包，都是他们的事。事情就交给你了，不要推脱。” 　　我说，“我现在没有人手，再说这里比不得老根据地，人地生疏，到底怎么搞啊？” 　　政委：“人可以从警卫连抽一个班给你，办法就得你自己去想了，你可以先去准备担架，然后再去准备棺材。时间错开，事情就可以从容一些。” 　　李湘说，“现在打的是大仗，遇到的也是新问题，叫你去，你就得办好，也是积累经验嘛！” 　　没有说的，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回头看见新来的罗金，说，“你别闲着，要不你来干吧！”罗金狡猾地看着我，“你老弟能干，我可没有这两下子，还是你干吧！” 　　我就想，担架用料少，只要有竿子、绳子就行，但难办的是如何动员老百姓；棺材，用料多，而且要用许多板材，材料的解决是主要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两个难题是关键。 　　按照以往的经验，还是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没准能碰上什么好办法呢！ 　　古北口北山脚下，有一个不小的村镇，到那里一看，竟然有小鬼子留下的仓库，守仓库的人，头头是个排长，都是伪满军被我们收编的人。我到仓库里一看，哈，有许多高粱米！我马上想到：担架有办法了！又转着看，竟然看到了日伪留下的军营，在军营里，我发现了不少木板子，还发现了几个旧板棚，这下，棺材问题也有办法了！ 　　我们大部队到达这里，村里的老百姓都来看稀奇，我们走到哪里周围都会围着许多人。人力倒是不愁，但这是在新区，怎么动员他们为部队抬担架呢？空口说白话恐怕不行，他们还没有这个觉悟。有了高粱米，就好办了。 　　经过和看仓库的排长商量，我从里面搬出来不少高粱米。我对老百姓们说，“谁愿意为我们抬担架，一付担架一天给10斤高粱米！” 　　开始我的话他们还听不懂，后来连比画带说，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报名的倒是不少，很快就组织起50付担架，每付担架4个人，两个两个轮着抬。一下就组织了200人的担架队。很快这个队伍就被2团的人领走，上了前线。那个地方的老百姓苦啊！就这么一点高粱米，人就组织起来了。 　　大约早上7点来钟，山上的枪声突然激烈起来，看来是正式打起来了。我一听到这声音，心又痒痒起来。我对罗金说，“好老哥，这边的事就交给你吧，我应该到前面去。” 　　但罗金不答应，说，“你不能走，棺材的事你还没有解决呢！”没有办法，我只好继续留下来解决棺材的事。经了解，我找到当地的两个木匠，我问：“如果每个棺材的尺寸是长6尺5寸，宽、高各2尺5寸，现有的这些木板子，能钉多少棺材？” 　　他们估计了一下，说，“80口棺材差不多。”于是我又叫他们帮助再找4、5个木匠，并谈好两天的时间把棺材钉好，每个工给20斤高粱米。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这件事就算得到了落实。 　　在我们忙乎这些事情的时候，始终没有看见当地政府的人来帮助我们一下，也没有看见李永川部队的人，村干部找不到，有时看见手臂上挂着八路军臂章的人，但却对我们很冷淡。这使我深深怀念起了我们的老根据地，在那里，这些问题的解决还不是一句话？ 　　政治部主任秦水方来了，他找到我先问担架、棺材的准备情况，我汇报了之后，他说，“估计这个问题已经不大，现在的问题是，前线也要有政治部的人去，随时掌握部队的情况，我看你还是到前面去，罗金留下来照顾后面的事情。” 　　我一听心里乐开了花，高兴的直蹦，直向罗金挤咕眼，而罗金只能噘着嘴，勉强接了我的摊子。 　　我拼命朝着枪声最激烈的山头爬去，刚翻过山，就听见枪炮声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真是震耳欲聋。阵地上，2团的战士打得正激烈，个个脸上显出很兴奋的神色。我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老相识了，见我到来，都边打枪边和我搭话。 　　他们说，国民党的部队也不过如此，恐怕比伪军还好打呢！用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或者跟穿糖葫芦一样，一打一串都倒了。用步枪一个一个点名也很过瘾。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我们行军速度快，提前占领了山头的制高点，我们上了山头，敌人到了山底下，结果他们就只有挨打的份了。其实，敌人走的路程比我们近，但他们行军速度慢，落在了我们后面。 　　现在，我们的阵地是在敌人一侧的山坡上往下打，我们的身后，还有很大的后退余地呢。正在这时，听到消息说，41团、42团的人也到达了，但旅部没有命令他们加入战斗，都在山后休息待命。 　　从山上向下看去，敌人已经有了重大伤亡，而这时的我们，才只有5个轻伤号。我非常高兴。但没有想到的是，敌人被打下去后，稍停了一阵，突然打来了一阵猛烈的炮火，一下子，我们伤亡了20来人。 　　由于我们是在山的反倾斜面上，伤员要后运必须抬过山头，这就增加了很大的麻烦，而且，抬担架的民工还不敢到前面来，只好是战士们先把伤者拖到山后面，再叫民工抬。 　　伤员们被拖过山头，我一看，那些抬担架的老乡们一个个吓得直发抖，根本没有人来抬伤员。我这时才进一步感到，新区的确是比老区差远了，根据地的建设，真是太重要了！对这些老乡，还不能发脾气，也不能吓唬他们，只能耐心地做说服工作。我先叫人给他们拿来一些干粮吃了，又喝了一些水。看看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我说：“你们不要怕，我们连日本鬼子都打败了，更不怕这些国民党。他打炮，但炮总有停的时候，他飞机来，但总有飞回去的时候。他来了咱们就躲，他走了我们就起来运伤员，再说，还有我们呢，只要听我们的，保证不会出危险！” 　　慢慢的，老乡们情绪转过来，浑身也不“筛糠”了，我于是就组织他们抬伤员。第一批20多付担架很快就抬下来。到下面碰上了秦主任，我说“看来，前面确实是需要人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你看，光这些抬担架的老乡，就需要有人专门照顾一下，他们什么都不明白，还害怕，身上穿的也少，肚子里也没有吃的。” 　　老秦马上说，“从仓库里先给他们解决几件衣服，看来，我们忽视了这里是新区，许多事情不是很得心应手，我们还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我又向他提了几条建议：“第一，赶紧印传单或导报，告诉大家国民党的兵好打，既没有战斗的队形，前进的速度还慢，枪法也不准。就是炮多一点，还有飞机，但只要躲过了，或放近一点，就没有事了，关键是要把工事做好，对敌人的炮火不能大意。第二，第一线一定要有政治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做好政治鼓动工作，还要解决一些其他问题。” 　　把伤病员交给了绷带所，我马上就去找挖工事的工具，到营房去找，到老百姓家去动员。时间不长，前面的电话也打过来，说是要动员工具。看来，我的经验已经起了作用。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阵地战，我们必须主动地去适应它，尽量缩短适应过程。 　　转眼到了下午，前面这时已经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阵地也已经退到了山顶。看起来，到我们的反倾斜面上打击敌人并不好，还是在山顶上好一些。工具也送上去了，战士们都在战斗间隙构筑工事。 　　我们的后续部队现在已经全部到齐，从观察来看敌人恐怕也都到齐了，集中在山下，他们也正在下面构筑工事，看来今天不会进攻了。敌人的兵力，听说有一个军和两个师。 　　第二天，敌人继续进攻，他们的进攻办法，就是老一套，先是炮火准备，这时我们的队伍只要隐蔽得好，伤亡会很小的；炮火一停，敌人才开始进攻。我们不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而且士气越发高昂，除了坚守，有时还主动出击一下，抓俘虏，拣枪支弹药。后来这竟成了我们的重要战斗目的。虽然敌人数量是我们的三倍，但我们心里一点都不在乎。 　　当然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增加，但比敌人少多了，而且阵亡的很少。由于组织了担架队，伤员也得到了迅速的处理。俘虏下来后，敌工科就忙开了，先后收容了100多俘虏。 　　我这时就在两头跑，一会到前面，一会到后面。传单印出来了，不断的往前面送。尹平觉主任说，你不要总往前面去，直属队也应去照顾一下，这是协理员的职责。他们那里也是很辛苦的。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如尹主任所说，许多人忙的不可开交，问题也很多。绷带所（也就是卫生处）里里外外都是伤员，又要处置，又要包扎，还要照顾，人手非常紧张；炊事班也有问题，高粱米不会做，湿柴火烧不着。警卫连、特务连也有问题，主要是行军中丢掉的背包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晚上睡觉挨了冻；那个警卫连，现在倒很清闲，坐在外面晒太阳，站岗的也坐在那里，苦乐不均。找管理科的人，他们为首长的伙食在忙，找肉，找油去了。 　　处理这些问题倒并不难，只要协调一下就可以解决。绷带所忙，把警卫连的人调几个给他们；炊事班没干柴火，叫他们把日伪的破营房拆了烧；高粱米嘛，不会做，几顿饭就学会了；挠头的是那20来个背包怎么办？ 　　我问背包在什么地方丢的，说是离开虎什哈不远就丢下了。这可有点困难了。我考虑了半天，又想到了鬼子的营房。到那里一看，除了高粱，被服也有！没想到，这个难题意外顺利地解决了。到里面一看，有被子，有服装，有旧的，有新的。旧多新少。我一看，不管他，拿了20多条被子给了丢被子的战士。 　　前面传来消息，敌人又被消灭了一股，缴获不少，有枪，还有迫击炮！ 　　仗已经打了好几天，敌人的进攻就象例行公事，每天如此，什么新招也没有。 　　突然得到上级的指示，不但要顶住前面敌人的进攻，还要准备把他吃掉！根据这个指示，李陈二首长商量，为了吸引敌人，晚上从侧翼出击他一下。 　　可是没有想到敌人撤退了！在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敌人无功而返。虽然我们企图消灭它的计划没有达成，但保卫古北口的目标却不折不扣地实现了。经过这一仗，我们的部队得到了补充，原来没有枪的全部配齐了枪；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与国民党军打阵地战的首次经验 ，后勤供应，伤亡人员的处置等都获得了经验。 　　战斗结束了，我的协理员的任命也宣布了，我就算离开了政治部，和管理科住到了一起。旅部直属队这一摊子，人可是不少。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还有特务连（侦察、通讯，包括电话通讯、无线电通讯、步骑兵通讯等）、警卫连、炊事班、管理科……，足有400多号人，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愿意在后面搞这个，但没有办法，服从组织安排。 　　时间不长，陈宜贵调走了，来了一个新的政委，叫曾亮，是江西老表，老红军。曾来的时间不长，部队又一次整编。我们教导旅改编为晋察冀4纵队第11师。原二分区4团编为11师1团，团长邢甄若；我们原来的2团为11师2团，团长马本焕；41团、42团合并为3团，团长孙何。每个团三个营，每个营有4个连外加一个机炮排，每连有140多人。真是兵强马壮武器好。4纵的司令员是陈真显，政委赵人伦；我们的师长还是李湘。这时听说我过去的老首长钟天发现在在张家口卫戍区。 　　现在的战斗部队这样风光，真令我眼馋，在我的一再要求之下，终于叫我重新回到了战斗部队——任命我为一团三营教导员。 　　临上任之前，我去找李湘告别。一年来的相处，我已经把他看成了我的老大哥和知心朋友。我说，“这下我又去战斗部队了，这多好啊！在机关婆婆妈妈的真烦！” 　　“小知识份子你的这个看法可有问题啊！你也别美，我早晚把你调回来！”李湘说。 　　“哈，我这是‘游鱼脱了金钩钓，摇头摆尾再不回’！”我嘻嘻哈哈回答他，并问了一下一团的情况。 　　“一团我了解，能打。团长是有名的邢大炮，直来直去，你去了以后，没有什么说的，跟着他好好干。” 　　由于在这次战斗中我抓了一下旅部的协调工作和后勤保障，尤其是伤亡人员的处置问题，我又向李湘提了几条建议。第一，关于担架和棺材，按照原来的计划，担架少而棺材多了。担架50付不够，棺材200付太多。数字正好要掉过来。另外这个东西还不能临时抓，现在一打仗死伤这么多，要不是临时发现的那点东西，真不知怎么解决担架棺材呢！第二，后方勤务一定要有人协调，现在不比过去了，大兵团作战，伤亡多，里面有轻有重；伤的要担架，死的要棺材；还有许多的事情，牵涉面很广，涉及敌工科、民运科、队列科、组织科、卫生科……，另外，一次战役时间也长。你前面讲究步炮协调，后面也要讲究协调，否则，乱糟糟要耽误大事。 　　李湘说，“难得你能这么动脑筋。我们已经在考虑了，这都是我们领导的游击习气造成的，必须随着形势的转变而迅速转变。这一仗打完了要把司政后的人都找到一起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叫参谋长拟订一个解决方案。” 　　临走时，李湘招待我吃了一顿午饭。有一个辣椒炒肉，炊事员偷偷带的一点米也用上了，还炒了一个白菜；不知从那里还搞到一个美国罐头，满以为有什么好吃的，打开一看，竟只有几小片肉。李湘还给了我一本书，叫“协同战术”，还给了一个文件，叫‘中国和平协定的走向’。他解释说，“这个文件要好好看看，对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对国民党，我们一定要立足于打。江山是打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现在的和平，他们需要，我们也需要。他们要运兵，我们也要整编。双十协定虽然签完了，但战斗一天也没有停过……。” 　　我说，“有你的这几句话，我心里有底了，这比吃肉还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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