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兵司令李湘 　　 　　第二天，李新定步行送我到了西洋庄才回去，还派了两个战士一直把我护送到分区政治部。分区政治部在唐县齐家佐，我们走了一天，直到傍晚才到。一进政治部的院子就碰上了陈宜贵，他说，“小赵你今天才来，命令都快下两个月了。你马上就到宣传科去工作，跟我在一个院子，我在北屋，你在东屋。”我问：“宣传科都有谁呀？””目前就你一个。””我到宣传科干什么？””就叫你主抓宣传科的工作，具体的任命以后再说。马上有一个任务叫你做，你把如何搞大生产的事情写写吧。你在这方面做的不错，就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先写你们三队吧。” 　　就这么一次简短的对话，我便调到了分区宣传科，连具体任务都交代了。 　　对于大生产，我的体会当然是深刻的，一到部队参加工作，从藤蛟叫我谈民生问题起，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解决了部队的许多物质生活问题。如今，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它已经成为我们整个边区机关、部队生存的法宝。运用它，我们克服了蒋介石的封锁，运用它，我们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运用它，我们还加强了部队自身的建设。因此，写这个题目，我还是有许多话可说的。 　　但是，仅仅写我们三队，恐怕不全面。别的不说，一队搞的也不错嘛！我在一队的时候就搞生产，现在恐怕搞的更好了；还有其他几个队，我决心都要写进去。 　　于是，我就下到各个队里去采访。结果得到的材料令人十分振奋：一队，驻地还在三家村，山上几乎所有的空地都种了蔬菜和庄稼，收获的东西，大头保证部队的供应，还有许多剩余，使村子里老百姓也受益。他们甚至把地种到了唐梅敌人的炮楼底下去了。 　　四队也搞的不错，但他们却不是种地，而是搞买卖，搞贩运。四队队长叫高顺山，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仗打的不怎么样，每次战斗总是配合别人打，自己从来捞不到主攻任务。至于他的部队嘛，当然伤亡也就很少了。老高平时也挺会来事，但在当时我们支队的那几个领导面前他却吃不开，不会打仗谁能瞧得起。但是搞贩运他却颇有成绩。比如他把高禾一带的麦子收购来，运到来源、易县一带，一斤能换两三斤玉米，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掉，三折腾两折腾，一斤麦子变成了两斤；他与驻地村子的老百姓合伙，人家出毛驴他出人力，把平原的布匹、盐巴往山区倒腾，把山区的玉米、小米等换下山来，一斤盐巴能换25斤玉米呢。因此，他们队的生活着实搞的也相当不错。怪不得大老甄一说起他，就骂他是奸商，骂他是酒鬼（平时他还愿意喝两盅）。他也有话，“我这可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完全是合法经营啊！” 　　有了这许多材料，我就开始写作。到了这时，我才体会到了陈宜贵叫我先写文章的用意了。素材倒是多了，但是写起来却难以把握了。那些该要，那些该省；那个排在前，那个排在后；从这些材料中能抽出几条什么经验？都成了问题。 　　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着头皮就写。到最后写成初稿时，我一数，呵，洋洋洒洒竟然也有了三万多字！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大文章”。 　　拿给陈宜贵一看，他就总是忍不住要乐。“小赵啊，你的这个文章内容倒是很丰富，但是错别字多，文法错误多，甚至文字写串行的也多。看来你的这个初中文化，更要大大的打折扣（这是第三次说起我的文化程度的事了）。你说老实话，小学文化有没有？” 　　到了这时，我不想再隐瞒下去，就如实地说了我的家事。我那悲惨的童年，一句也不想提起，但在这个值得信赖的老大哥面前，我却有一种一吐为快的感觉。 　　陈宜贵默默地听着，极少插话。最后他说，“看来，你连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啊。可是，怎么也看不出你是一点文化都没有的，我只当你是一个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的学生。尤其是，好象你还会一点英文，是怎么回事？” 　　“我是在英美烟草公司时，为了提货，在一个培训班学了几天，仅仅会几句有关的日常对话。” 　　陈说：“看来，你的履历需要改一下了，你原来填写的好象是‘中等资产阶级’，现在看来，你也就是个城市贫民的出身。你以一天学都没有上的底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很不错了，这跟你刻苦学习有关。这样吧，我派一个秘书帮助你好好把这篇文章改一改。如何写的有层次，标点符号怎么用，错别字怎么纠正，拿个字典好好查一查，你不是会查字典吗……，” 　　听着老大哥的话，我充满感激之情，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一个好领导的带领下，我才成长到今天！ 　　我下决心要写好这篇文章。那些日子，我真是废寝忘食，改了一遍又一遍，改一遍，拿给秘书看一看，他又帮我整理，然后指出那里不行，我就再改，再补充细节。最后一遍秘书帮我整理完了，我又抄写了一遍。为了不再串格，我把纸都叠出一格一格的印子，然后再写，写时也极认真，一笔一划。大约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搞成了，估计有三万二千字吧。在这篇文章中，我还特别试着从大量的事实中，总结出几条带一般性的经验。 　　比如，在敌后搞生产，要因地制宜。被遗弃的土地、群众种不了的坡地、被日本鬼子烧坏了的庄户地，都可以种起来；要在战斗间隙，不失时机，抢墒情，抢农时；能经商的，还可以经商； 　　比如，搞生产要注意军民互利，互通有无，这样才能获得群众支持，才有可能把生产长久地搞好； 　　再比如，抓紧对敌斗争，把保卫群众的春种秋收与大生产结合起来……。 　　陈宜贵去军区党委开会时把我写的文章带去了。结果，在后来5月份的《子弟兵报》上，我这篇文章发表了，整整用了一版，题目就是“定唐支队如何在敌后开展大生产”。 　　到了军分区，能经常有机会见到分区的首长。有一次，三分区司令员李湘说是要见我。李湘这个名字在三分区那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对我来说也是仰慕已久的人物。据说，他是江西永新人，虽然今年还不到30岁，但却有了15年的军龄和13年的党龄。他出身贫雇农，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还学过木匠手艺。1930年参加红军后，就当了一个小号兵。红军长征的时候，他刚刚20岁。他头脑灵活，骁勇善战，因此在部队中提升很快，如今不到30岁就当到了军分区司令员，是比较少见的。 　　我还听说，他除了打仗时显得十分严肃和说一不二之外，平时非常随和幽默，跟干部战士没上没下，没大没小，完全不拘礼节。这个“号兵司令”有一个特点，就是最讨厌早上有人睡懒觉。许多机关的“瞎参谋、烂干事”就怕他这一点。有时因为什么事情睡晚了一些，早上不能按时起床参加出操，闹不好就被他“吹了起床号”（后来我真的见识了一回，一个作战参谋早上睡懒觉被他发现了，他把十来个号兵叫到一起，跑到哪个参谋床前去吹号。只一次，那个参谋后来就再也没有睡过懒觉，这是后话）。 　　听说他要找我，心里非常高兴。过去只是在有一次他要带人伏击曲定公路，路过我们那里，应钟天发之邀，去吓唬南店头的敌人时见过一面。这次他直接要找我，真有点受宠若惊。 　　说也奇怪，见面时我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真象老朋友一样，一见如故。李湘主要找我了解定唐支队近两年来的战斗情况，南城子战斗、南店头战斗、张盆伏击、拔茄战斗……等。我一一详细地做了回答。又问了我定唐一带的敌情，我也一一详细做了回答。 　　我的汇报李湘足足听了两个半天。期间除了个别的问话以外，他极少说话。到了后来李湘说，“你这个指导员光打仗了，你做了什么思想政治工作了么？” 　　我说，“当然做了，我所在的一队、三队，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没有一个逃跑的想家的。我们的队伍也很团结……。” 　　“没想到，你这个小知识分子能说会道，也能打仗啊！”李湘说着说着，就露出了他那幽默的本性。早就听说，跟着他工作，无拘无束，既紧张又快乐。但也要小心，完不成任务，怕死怕累，那可不饶你。 　　我说，“这可都是钟天发支队长指挥的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对敌情的判断也非常准确，特别是那次打完南店头，他准确判断敌人的报复，结果又取得了胜利……。” 　　“呵，还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词儿倒不少，小知识分子。”李湘很滑稽的看着我。 　　“司令员，我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总叫我小知识分子？我的那点底子，陈政委没有跟你说过？” 　　“那我问你‘定唐支队如何在敌后开展大生产’的文章是谁写的？”李湘笑嘻嘻问。 　　“我写的不假，但最后成稿的时候是秘书帮我修改的呀！” 　　“你的原稿我也看过了，你的那个字比我写的还好呢！小鬼！” 　　谈到这里，李湘把话锋一转，要我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必须要用谈的方式去完成。这是个什么任务呢？就是要我代他们回定唐支队去（了解上次高级干部会议后各支队的执行情况，进一步督促，加紧完成任务的步伐。原来，大约10天前，传达了一个上级的大的战略计划），传达上级的一个大计划……。 　　这时我才明白，李湘和我说了那么多话，是想了解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毕竟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嘛。显然，我通过了“测试”。 　　李湘说：“按道理，这个事应该我们亲自和定唐支队的领导们说，但现在我和陈副政委马上要去晋察冀军区开会，目前形势发展太快，时不我待，必须马上把（完成）上级总的意图（的紧迫性）告诉他们，要他们尽快行动起来。叫你去，主要是情况熟，人头熟，这会减少许多的麻烦和中间环节，很快把精神传达下去。另外，你必须要严格保密，泄密是要杀头的。要你传达的事，只能李新定、甄凤山、郝继先三人知道。” 　　这时，陈宜贵也来了，于是他们就把要传达的事情详细的告诉了我。 　　内容主要是这样的：现在的形势已处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前夜，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为此，我们解放区当前的任务，就是要猛烈地扩大根据地，并做好各种准备，以便迎接最后的决战。在我们晋察冀根据地的北面，将有一个大的行动，主要是在应北地区，由2团、41团、2分区团向北发展，猛烈扩大根据地，和晋绥根据地打通，以便从那里获得与外蒙、苏联联系的通道；为策应北面的行动，我们南面也要向南扩大解放区。 　　为实现上述战略意图，我们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做好扩大八路军的准备。首先要把基干民兵的情况很好了解一下，他们的人数、基本素质、战斗力情况，一律登记造册，要准备在这个基础是扩军；其次是所有的伪军俘虏，要在详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甄别、登记、造册，兵痞和土匪等坚决剔除，成分好的搞一定的军政训练，登记好家庭住址，放回去，以备将来在自愿的基础上随时应招参军。 　　第二，做好物质上的准备。首先是武器装备。把一切能够集中的都集中到分区来，枪支、弹药等。象你们三队，据说有几千发子弹，各队肯定都还有多余的，拿到山上来找干燥的地方保存好。其次是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要抓紧筹集保存。我们这里在晋察冀是比较富裕的地区，除了解决自己之需，还要拿出部分供应北边。这两年丰收，尤其要爱惜粮食，多储备一些。关于加强税收的问题，由地方上去布置。 　　第三，要积极开展各项对敌斗争，那些封锁沟，要一律平毁，那些分散的敌人据点炮楼，凡是能拿下的，要一个个都给他拿下来。 　　第四，加强政治宣传，加强对敌展开政治攻势。广泛宣传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巨大胜利，包括苏联的大反攻、太平洋战争中盟军的节节胜利、以及国内各个解放区的胜利，包括我们的各项对敌斗争的政策，切实做到鼓舞我们的军民，瓦解敌军的斗志。宣传形式要多样化，具体的办法自己去想……。 　　最后还一再嘱咐我，宣传归宣传，保密一定要注意，尤其是我们的核心战略意图，只能是支队的三个领导知道。 　　听了司令政委的一番话，我的心一阵阵跳动。我觉得完成这个任务不难，一种强烈的冲动促使我赶快下去。但为了把工作搞的更好，我提出再给一点准备时间，尤其是看一些材料，以便增加宣传的内容。 　　他们叫我去找黄元盟政委（兼第三行政公署党委书记）要材料。结果，我从他那里和地区宣传部搞到一大堆材料。又叫文印员给我印了不少宣传材料。两天后，我又回到了唐县蔡庄。 　　李新定、郝继先他们也刚从下面回来。他们说，自从上次在分区开会回来，到下面一看，这半个月形势变化真快。 　　我把司令员政委的意图转达完，他们要求我留几天，帮助他们下去布置任务，我欣然同意。于是整个机关和部队就忙开了。 　　我又重新回到了三队。这时，三队队长是杨广木，他原来是一队的机枪小队队长，和我很熟。副队长是张干生，指导员是薄庭兰。我传达了任务后，老薄最关心的是我们藏的那些弹药。这时，三队藏的弹药已经有七、八千发了，要把老底子全交上去，心里真是有点舍不得。他问我交不交？我说，“哎呀，这个事不好说。你们多少留一点，身上能背动的。其余的还是上缴吧，从大局出发嘛。” 　　我们研究了如何落实打击敌人，扩大根据地的问题。 　　关于宣传，我建议和地方上和起来搞，把民兵的教导员和村干部也找来，先给他们宣传，然后通过他们对民兵组织、妇女组织、青年、少年组织广泛宣传。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区的民兵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力量十分强大，而我们三队，则是这个地区武装力量的中坚，威望是非常高的，真能做到一呼百应。 　　关于对敌斗争，平封锁沟的事情，可以交给民兵和地方上去搞。那些个小炮楼，象岗北、安乐、只东的，怎么处理由三队自己想办法，有的恐怕只要通知他一声他就得撤退。 　　关于集中必要的物资问题，要通过地方的同志来搞。 　　关于做形势报告，主要还是我来做。这个形势报告，我讲了一个上午，来的人大约有个几十人，都是本区的骨干，有区长、书记、民兵教导员，队长等。由于内容本身就很丰富，再加上我的绘声绘色的讲演，在座的人个个显得非常兴奋，真个是摩拳擦掌，要大干一场的样子，每个人都使劲做记录，因为他们要以此为凭据到下面进行宣传。 　　几件事做完，我绕道到何汪锋元家去了一趟，一看庞村的村干部给他家安排的不错，有吃的有穿的，他的小弟弟也在渠河上学。 　　又到王村常景奎家看看。然后走西大洋回蔡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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