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板村 　　 　　拔茄的胜利使我确信，敌人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你看，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打了这么一个大仗，要是在过去，他们肯定要增援。现在呢？增援没来，后来的报复性扫荡更没有，敌人已经没有心气了！ 　　回到西板村，大老甄找我谈话。他说，“赵指导员，你的调动命令一个多月前就下来了，分区要调你走，只是咱们这里仗打的太紧，没有通知你。现在我的计划算是告一段落，我们也不能再压着你的命令了。” 　　我问，“调我去干什么呢？””这个你去问分区的首长吧，这里的工作，在走之前要交代好。””我把工作交给谁呢？””交给薄庭兰吧！” 　　这个消息，我感到来得太突然了。两年来，我在定唐支队的一队和三队，与几位领导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突然宣布要我走，在感情上还一时转不过弯子来。 　　其实大老甄也舍不得我走，否则他也不会把命令压住一个多月不告诉我。 　　沉默了一阵，我说，“老领导给我留点临别赠言吧，特别是我有什么缺点错误，给我提出来。” 　　大老甄总是改不了他天生就不严肃的本性，“缺点错误？那太多了。你在三队，那是长期的独断专行，队长指导员都是你的，还不是大权独揽么？至于具体有什么缺点错误嘛，你自己检讨吧！专门开你的党小组会！”大老甄自己最怕开党小组会，他就用开党小组会吓唬我。 　　我依依不舍地和他聊了很长时间，他后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一回到西板村就显得特别高兴？”我说，“这有什么特别的？不是打了胜仗了么。” 　　“不对吧？”大老甄狡猾地看着我，“男人咪咪笑，思想没好料，女人脸发红，一定想老公！”我说，“你个当领导的不要瞎说呀！” 　　最后他说，“你就在西板村休息几天吧，我把缴获的人枪带走，回支队交帐去。”我提出把驳壳枪和一些三八大盖留下来，他同意，缴获的白面也让我给三队留了不少，其他的他都带走了。 　　西板村，真是跟我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感情。这里的老百姓对部队的拥戴和支持，给我一生留下了不能磨灭的记忆。大老甄既然让我在这里休息几天，我要好好和这里的老乡告告别。 　　最不能忘却的当然是朱好生一家。他们不但救过我的命，还救过李新定支队长的命，更是治好了我们三队20多名战士的无名浮肿。他思想进步，医术高明，具有中国传统医生遗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礼物：一包油炒花生米，这是老先生最喜欢吃的零嘴，两篓子虾酱和一篓子保定八宝菜，还有一袋白面。和老先生见了面，他非常高兴，卯儿也来了，二嫂、三嫂还有他家的二姑娘翠芬也在。 　　我对老先生说，您是我们定唐三队的恩人啊！有您在，我们三队不管有什么伤病，心里都有底。就冲着这个，我们怎么答谢您都不为过！ 　　老先生却说，我这样做，完全是应该的。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不能上前线，但我可以救治伤员。尽了这份心我心里塌实！我这辈子没白活，我也为救国尽了忠！再说你们抛家舍业又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救中国，还不是为了解老百姓于倒悬？ 　　每次和老先生扯闲篇，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他是那种见多识广，善于学习和思考，一辈子都在追求进步和光明的人，与乡间那种思想顽固，不想了解世间变化的遗老遗少截然不同。这次，他似乎又看出了什么。他说，“看样子，你们在这里不会住很长时间了，队伍会越来越壮大，仗也会越打越大。你们要往前走了，没有人能阻挡你们，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你们得了天下，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可是，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啊，将来，不论走到那里，一定要常想着回来看看啊！” 　　离开老先生，我又去了张良儿家。张良儿现在是我的通讯员，西板村的炮楼刚打下来他就跟着我们的队伍走了，那时刚满17岁。他家也是与我们部队有着深厚情谊的家庭。 　　张大娘是个寡妇，小脚，人长的慈眉善目、富富太太，衣服虽旧，但却洗的干干净净，补的平平整整，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勤俭利落的女人。她家的男人，都被日本鬼子和汉奸挑死了，就连张良儿也是张大娘拣回来的孤儿。 　　张良儿还有一个婶婶，外号叫四膘子，因男人被日伪杀害也成了寡妇。四膘子和张大娘妯娌两住在一个院子里，这个女人长着一双大脚，能说会道，里里外外都靠她支应，一看就是一个泼辣、不受欺负的人，对我们部队那也是没说的。 　　张大娘还有一个女儿，叫张俊苔，高小毕业的文化，和朱好生家二姑娘朱翠芬年纪相仿，她们还是同学，一起在村里的小学上过学。 　　张良儿家有地道，开始只是个藏身洞，后来逐步就变成了与全村连成一气的地道网，既能躲藏，也能打击敌人。1942年，李新定负伤之后，就是秘密地藏在他家的地道里。张良儿那时14、5岁，和婶婶四膘子负责种地、做饭、谋生活，张大娘和女儿张俊苔专门负责招呼李新定。那时张俊苔几乎天天在地道里照料着李新定。而朱好生和他的大儿子朱庆丰（卯儿）则是隔几天就到他家地道里，给李新定看病、换药。没有这些人的的精心照料，李队长哪能迅速恢复健康重返战斗第一线！所以，和朱老先生家一样，张良儿家也是与定唐支队队有着特殊关系的家庭。正因为如此，即便是西板村有敌人炮楼的时候，我们也每隔一、二个月，就必定去看一看这家孤儿寡母，送一些白面，食用油，有了战利品，也绝少不了她们。后来，我们把西板村的炮楼子刚一拿下，张大妈就叫张良儿参军跟我们走了，她说，一个男人不知报效国家，光在家呆着没有出息。 　　张良儿，人长的白净，高个，非常机灵。到了部队上，在山上只受了不长时间的训练，就很象一个标准的军人了，而且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晚上100多米远的线香点燃了，举枪就打灭。这么个好小伙子，西板村上有好几个姑娘家追求他呢。 　　我在他家一坐就是大半天，总有聊不完的话，说起我要调走的事，她们都很伤心，说是以后不容易再见面了。张良儿很是舍不得我走，还掉了眼泪。我说，我到军区去是不能带你走了，但是我可以把你带上山，干脆找李新定去。张听了破涕为笑，高兴了。其实，这个时候，李新定与张俊苔已经有了爱情关系。后来，我真把张良儿交给了李新定。可惜的是，张良儿在解放战争中，在一次攻城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那时已经是解放军堂堂正规军的连长，这是后话。 　　正聊着，安怀伸来了。安怀伸，这个专门给我们和县委城工部搞情报的共产党员，老交通员与张良儿家极熟，一进门，四膘子就说“王八羔子来了。” 　　安和部队也是没有说的，我们只要有了胜利品，断少不了他。他一进来，就叫我去他家看他给我们三队养的猪。我过去后，果然在他家猪圈里看见许多猪在哼哼，一数，有八头。安说，“这八头猪，有队里的2头，其余的就是我用漏粉时剩下的粉渣自己养的。” 　　我说，“这下你可发了一笔小财。你给我们漏了多少粉？有没有贪污？” 　　安说，“反正这是咱们讲好的，我给你们漏粉，渣滓给我养猪。粉除了你们自己吃的，我又交给了你们600元钱。你自己算吧。贪污，什么话，共产党的情报员去赚八路军的钱？” 　　我问：“年纪不小了，什么时候结婚？” 　　他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又说：“跟我们当兵去吧，我带你去找李新定。” 　　他说：“我又革命又照看家，小日子过的不错，我才不去当那个兵呢！”和他聊天，就和自家兄弟一样毫无顾忌，有什么说什么。中午，就在他家吃饭。 　　又到了张丑儿家。张丑儿现在是我们三队的战士，也是在西板村炮楼子被逼走后参的军。这是一个对八路军、共产党非常忠诚的战士。那时，我们在西板村和敌人对着干，进进出出都是他给我们带路。由于他家住在西板村的西北角，离朱家坟敌人的炮楼子特别近，所以我们经常住在他的家里。他家是个贫农，自己没有多少地，种的是张老平的地。他个子高高的，脸很黑，看上去很是威武、精干。 　　张丑儿作战非常勇敢，后来在南城子战斗中，脚面负了轻伤，在解放战争中，记不得是哪次战斗了，他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腰部，负了重伤，复员回家了，直到解放后，我只要回西板村，必定要去看他。 　　那天晚上，就住在了张丑儿家。 　　第二天回到了我们的老堡垒村渠河。还没有进村，就被杨枣儿看见了。他一嚷嚷“赵指导员回来了！”渠河的村干部、老乡还有小学老师一下子就集了一大堆人，团团把我围住。他们说东说西，问长问短，那话是没完没了。但说的最多的是两件事，一个是参军，许多年轻人要参军，商金船、杨东河、枣儿的儿子等，都嚷嚷着要我带他们走。我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太小，另外我去的地方是机关，不能带这多人，只好如实告诉他们不行。 　　再一个就是三队能不能离开渠河。这几年，我们三队与渠河的老百姓已经是鱼水不能分了，渠河是我们三队的老窝，渠河是我们向敌人挺进的出发点，渠河又是我们的避风港。这里的老百姓给我们吃、给我们住、有了伤员给我们护理，搞大生产，其实我们做了什么？至少有一半是老乡的功劳。我们所取得的每一次对敌斗争的胜利，都有渠河老百姓对我们的帮助！说来也怪，渠河真好象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敌人不管是小日本还是伪军，这几年从来没有到渠河骚扰过，或许是八路军的震慑作用，抑或是天意？ 　　我说，“天下之事，有聚有散。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们看，在渠河四周，还有敌人吗？没有了。没有了敌人，我们部队还能总住在这里吗？部队总是要打仗的，哪里有敌人，部队才到哪里去，因此三队肯定是要离开的。但是乡亲们，我们不管今后走到哪里，也不会忘记渠河老百姓的情谊！” 　　一个老乡不无惋惜的说，“是啊，你们在这里的时间，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 　　好不容易才摆脱了老乡的包围回到了队部。老薄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一年多了，真舍不得你走啊！” 　　晚上，老薄组织了欢送会，并叫我在会上做临别赠言。我没有推脱，因为我的确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我到三队来，和战友们在一起度过了风风雨雨的2年时间。我首先要谈的是2年来的收获和遗憾。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胜利不小。毙伤的敌人不算，光俘虏的就有400多人，缴获的各种枪支也有400多。我们的大生产运动搞的也不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自己的生活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全队生龙活虎团结向上。 　　就我个人来说，在三队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老薄、于忠汉、牛文秀、张干生……，你们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勇敢的战斗精神，给了我不少帮助，我要真诚地感谢你们！ 　　最使我遗憾的是，由于我的疏忽，汪锋元牺牲了。虽说要革命就不可避免有牺牲，但他是不该死的呀！每想到他的不幸牺牲，我的内心就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永远不能忘了他，我也希望三队的同志们不要忘记了他和其他牺牲了的同志。汪的家在庞村，只有一个半瞎的老母亲，我们要对她负起责任来，这次我还要带点东西去看看她，再到老汪墓上看看……。今后，只要有可能，也希望队里的同志们去看看他（后来，汪家一直由村子里帮助照顾着。解放后，我只要回去，一定要去看看老人，去汪亩前凭吊一番，李新定同志在沈阳军区当了参谋长，回去也要到他那里看上一看）。 　　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黑暗即将过去，天，快亮了。我和同志们选择的这条革命之路没有错，我们就要胜利了。接下来的是，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用更加百倍的热情和努力，去迎接更大的战斗，迎接更大的胜利！仗会越打越大，部队也会越来越壮大，同志们，你们要准备负起更大的责任，战士要准备当班长排长，排长连长要准备当连长营长。原来消灭几个十几个就很不错了，现在，消灭他一、二百已经不在话下。 　　既然要打大仗，就要好好学习，学军事，学战术，学政治，不断提高自己。否则将难以适应这个变化。 　　第三点，一定要搞好团结。我们自己内部的，和友军的，尤其是和老百姓的关系，一定要搞好。拿我们部队来说，如果不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别说和敌人打仗，就连吃、喝、驻防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脚都站不住。我们伤了病了，谁给我们看病护理？老百姓！我们花了一分钱没有？没有。我们搞大生产，自己出了多少力，老百姓帮助我们出了多少力，同志们都清楚。怎样搞好和老百姓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要事事、时时、处处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他们着想。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仅仅是基础，重要的是要主动为老百姓办事，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疾苦。 　　另外，我们的干部战士，自己有困难，家里有困难，都要互相关心，照顾；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他们家里的老人，我们也不能不管，力所能及的，要给予物质帮助，力所不能及的，要想办法和地方上交代，请他们帮助……。” 　　那天晚上，我连觉也没有睡好，和老薄聊个没完没了，除了畅叙2年来的战斗情谊，还专门和他交代了一些“机密”问题。 　　首先是我们的一些秘密情报点。有定县西关王庄的王二麻子（这是李新定、大老甄交代给我的）；有唐县南唐的李长久（李长久不是真名，是地下工作者，身份从来没有公开过），与他约定的见面暗号，也告诉了老薄，和他接洽主要靠杨炳林；第三个是北店头的封永秀，她那里尽量少去，要去最好约她到黄金峪去接洽，不要在本村接洽；第四个在贤口，姓温。原来还有一个叫马子祥，打南店头时暴露了，就不能算情报点了。对这些情报员，我们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因为我们的疏忽而造成了损失，那与我们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了。 　　第二是我们自己还秘密贮藏了一点家底（这事老薄也知道一些，但不太详细），就是一些弹药。这些弹药都放在渠河地道的某个地方，大约有5000余发子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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