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天发 　　 　　生产和讲课完了，我们赶快去支队部。一是汇报工作，二是接受新任务。和我一块去的还有于忠汉和姓王的小队长。 　　钟和郝听完了我的汇报十分高兴，钟说，“小赵，你这两天搞的不错嘛！特别你那个扩大宣传，政治攻势的提议很好，往南突，扩大我们的影响！” 　　郝说，“材料我这有的是，你们再找一些，免得再翻印了，叫人背回去。” 　　钟又说，“材料叫王小队长带回去，你们两个留下来有新任务。” 　　王走后，我问，“什么事？” 　　“第一，”钟天发说，“于忠汉调一队当副队长，” 　　“哎呀，我们刚熟悉，你就把他调走了，不去不行么？在三队也可以当队长嘛！”短短几天，我已经把老于看成了知己，感到真是惋惜，后悔不该带他来支队部，这不，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小鬼！命令还有讨价还价的？已经定了，马上就要去报道，”钟天发的语气绝无商量余地，“第二，我要准备对南城子据点动手了，今天你们休息一下，明天就跟我去看地形。去的人有大老甄、于忠汉、你，再把封永秀、南店头的民兵队长带上。” 　　南城子是伪军治安军的一个较大的据点，有一个中队，大约100多人。听说要打它，我们很高兴，又有施展身手的机会了。当天在蔡庄住了一晚，第二天天不明就下山了。钟天发拿着望远镜，带着警卫员，下去时为了减小目标，是分散着走的，到了南城子，在村南集合。而伪军据点的炮楼子就在村北。 　　南城子据点在村北约500米处。由一个主炮楼、两个小炮楼组成；主炮楼在南，小炮楼在北，呈倒三角布置，互相间隔约2~30米。据点四周挖了一道宽约6~7米，深约4~5米的封锁沟。沟内是一个大约10多亩的地盘，除了炮楼外，还有几栋平房，是伪军的宿舍、伙房等建筑。紧贴封锁沟内放置了一圈铁丝网，鹿砦什么的，只有一个吊桥和外界联系，吊桥平时还是吊起来的。整个布置，说起来倒也严密。 　　据点四周没有一棵树，全叫敌人砍掉了；也不允许种任何比较高的庄稼。于是在据点四周就形成了一大片毫无遮拦的开阔地。 　　这样一个地形，在当时我们没有炮的情况下，进攻是很困难的。如何在敌人的火力之下通过这片开阔地接近敌人、如何过封锁沟和铁丝网，是很大的问题。强攻是不行的，造成很大伤亡不说，还不一定能攻得进去。 　　钟天发带着我们，在南城子整整看了一天。先看村子。这个村子有300多户，也算得一个较大的村子。通过封永秀联系上本村的干部，由他们带着，把个村子的东南西北，各家各户差不多都看了一遍，他特别对几家院子比较大，比较隐蔽，又比较接近村北的住户反复认真的看了又看。 　　在村子的最西北面，我们看到了一个院落位置十分突出，好象是村子向北面突出的一个角。走进这家院子，看见最向北面突出的那个地方是一个猪圈，猪圈旁还放着许多秫秸和柴草。站在这个地方，钟天发反复看了好一阵子，一会看这个猪圈，一会又用望远镜看看敌人的炮楼，并目测着从猪圈到炮楼的距离。 　　看完了村子，钟又带着我们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观察敌人的炮楼，不时问村干部们一、两个问题。 　　观察中发现，从村子里有一条一直伸向北面的路在据点的东面通过，路距离据点封锁沟最近处大约有100多米。这条路因常年的人来车往加上雨水冲刷，已经形成了一条道沟，道沟比两面的平地大约底下去一米多。 　　观察结束以后，钟天发和我们几个人开了一个会，认真分析研究了作战方案。钟说，“今天大家畅所欲言，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打这个据点。比较困难的问题是，怎样通过这片开阔地和封锁沟？怎样最大限度的减少敌人的抵抗和我们的伤亡？” 　　沉默一阵，大家就七嘴八舌的议论开来。开始每个人的议论，都是冲着解决某一个具体问题来说的。比如有人说，过封锁沟好办，预先做好一个活动桥，这个桥只要用两根长度超过封锁沟宽度的树干绑在一起，桥宽在1尺5寸到2尺就行；怎么架也容易，十几个人抱着桥冲过去，到了封锁沟，先跳下去几个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一起顶着桥的一头往对面送，站在这边上的人也往对面送，不出几分钟就可以架好一座“双木桥”。不过架桥必须有人掩护，前后只要有十几分钟，压住敌人火力，成功就有希望。 　　有人说，过开阔地白天困难太大，能不能晚上行动？但马上有人说，晚上虽然过开阔地好一些，但架桥就要增加困难，再说晚上敌人必然有哨兵，警惕性也会比白天高，只要弄出一点响动，我们就必然被动，虽说伤亡会小，但把据点打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大。 　　说到警惕性，立刻有人接着说，“要说警惕性，敌人白天可是麻痹多了。从来白天都是敌人的天下，晚上是我们的天下。这样大的据点我们还没有在白天干扰过它，如果白天给他两下子，说不定他还想不到呢！ 　　“但是白天进攻，必须做到出其不意，否则成功的把握不大。”有人说出了白天的最大问题。 　　还有人说，干脆封锁它，不让他吃，不让他喝，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把他逼走了。 　　但也马上被否决，因为这是一个敌人比较重视的大据点，人数多，战斗力也比较强。附近温家庄、南店头的敌人与这里也遥相呼应，你封锁，他下来抢，我们人少了阻止不了，人多了不好隐蔽，再说我们人数也不一定多过敌人。真打起来，老百姓还会有损失。 　　议论来议论去，没有一个好的、完整的方案，而且问题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如何最大限度的减少敌人的抵抗？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只要敌人有察觉，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很强的火力，在这样的地形下，出现重大伤亡是必然的。一时间人们沉默了。 　　这时钟天发说，“刚才有人说到出其不意很对。要在这个问题上多想一想。” 　　“白天敌人会意想不到，但难在选择什么时机进攻最好。因为他们总有在炮楼里值班的，还有站岗的。”有人说。 　　“人一般中午比较懈怠，爱打瞌睡……，” 　　听到这里，钟天发突然问村里的干部（或情报员），“根据你们的观察，敌人在据点内是不是开饭的时候集中在炮楼子外面吃？” 　　“对。尤其中午开饭人来的最齐，还不带武器，在场子里一个班一个班围着吃。”情报员说。 　　“我们在这一带活动，也发现是这样。”我也接着说。 　　说到这里，钟天发似乎感觉到离一个方案的最后完成只有一步之遥，“这么说来，午饭的时间应该说是个好时候。但是，据点四周500米的开阔地，再加上过壕沟架桥，没有10几分钟不行，这也失去了突然性。” 　　“这个好办，”于忠汉说，“把一部分架桥的人藏在道沟里不就行了么？从那里到壕沟只有100来米，一分多钟就到。再说，那里是侧面，正面如果有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那是很容易成功的。” 　　“但是，敌人万一下来，或道沟里有其他路人通过，计划就要暴露。再说，怎么去道沟里隐蔽呢？白天肯定是不行的。”我说道。 　　大家说到这里，只见钟天发微微点了一下头，腮帮子的肌肉鼓了鼓，眼睛里射出亮亮的光，显然他已经有了好主意，“现在，我把大家的意见综合一下。这一仗的立足点，是出其不意，立足于智取。攻击之前最大的难点是保密，攻击开始后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当敌人都在炮楼外面时，把炮楼子的大门封锁住，使敌人进不去，拿不到武器，二是以最快的速度把桥架好……” 　　于是，他有条不紊的说出了一个破敌的方案。大家听完之后，都不禁拍案叫绝。后来，在细节上有人又做了一些补充和改动，一个完整的战斗计划出台了。 　　之后我细细一想，老钟在讨论之前，脑子里一定有了一个大致的方案，但因有几个具体问题还一时没有好办法，所以没有说出。经过大家的讨论，他觉得一些具体问题有办法了，才把方案和盘托出。 　　临散会前钟天发反复嘱咐村干部，一要保密，二要再详细了解一下敌人午饭在外面集合的具体时间、集合时哨兵的位置、现在敌人的警惕性、敌人到据点外面来活动的可能性和规律。末了还说，“好好给敌人准备一顿不错的饭食！” 　　战斗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一队和第三队的三个小队共8个小队100多人担任主攻；我和于忠汉、范世禄掌握突击队，其中专门挑出30余人准备架桥，由于忠汉带领，预先隐蔽在距敌据点仅100余米的道沟内；一队和三队的机枪、掷弹筒等由甄凤山掌握，全部集中在南城子村最西北角那个突出部位即猪圈里，把火力全部对准炮楼的大门：第四队负责警戒温家庄方向日本鬼子的炮楼，如果他们出来增援，至少要阻击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由侦察排负责警戒唐县方向的敌人，并在临打响前剪断敌据点与外界联系的所有电话线；三队副指导员薄庭蓝和封永秀等地方上的同志全权负责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要提供喝的水和解决好拉屎撒尿的地方，干粮问题由部队自带解决。 　　我们是拂晓之前进入阵地的。主攻部队的100多人趁着夜色，全部悄悄的各自进入指定地点，随即，对南城子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只准进不准出，不管是什么人。在北面那条道沟的北面几里路，就有人将道路封死，不准有人通过。 　　已是初夏的时间，太阳一出来，人们就觉得很热了。藏在几个大院子里的人还好一些，只是不断有人从屋子里出来撒尿，就撒在院子里的土坑里，不能往厕所跑，免得暴露。而藏在猪圈里的人可就遭罪了，那滋味真是难受，又热又臭，搞的人直想反胃，一个个浑身冒着臭汗，但为了不暴露目标，滋味再不好也不能动。 　　藏在道沟里的人也好不了多少，整个一个上午，正好被太阳烤着，由于离敌人太近，更是不能动一下。尤其是撒尿怎么办？只好就地解决，结果自己尿，自己还要闻臊臭味。 　　一个上午都非常平静，整个村子跟往常一样，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钟天发藏在猪圈里，我也跟在他的身边。他不停的用望远镜观察着敌人，掌握着敌人的变化。约莫10点多钟，钟天发悄悄说，敌人今天中午包饺子！ 　　这是预想中最好的情况。为了使敌人这天中午吃饺子，头一天村里的报告员就给敌人送去了很多猪肉、白面还有菜，估计这样一来，敌人很可能包饺子，果然敌人中计了！ 　　我也看见了敌人在那里忙忙乎乎，跑进跑出，大多数人都集中在了院子里，估计是在那里以班为单位包饺子，而且他们身边没有人带武器。 　　约莫11点钟，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敌人吃饺子的时间不一致，而是一个班一个班的到厨房去煮，边煮边吃。这对我们进攻有点不利。我告诉钟天发，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这时甄凤山说，不要紧，敌人只要进不了炮楼拿不到武器，就是不太集中也不要紧。 　　钟这时告诉我，沿道沟爬过去，告诉道沟里架桥的人准备好，听到枪一响，马上出击！我悄悄爬过去，向于忠汉交代一番。在他那里，我甚至都听到了敌人哼小调的声音，敌人是一点都没有发觉。 　　我刚爬回来，机枪就响了，掷弹筒也咚、咚地给了他几炮。 　　就象大晴天打了两个响雷，一下把敌人给吓蒙了！我看见所有在院子里的敌人全部在当地卧倒，一动不动。就见于忠汉这边30多人早已跑到了封锁沟前，有几个人已经跳下去了，不一会儿，看见那“双木桥”在向前移动，很快就架到了对岸。按我的估计比原先预计的还要快。 　　敌人这边别说有站起来往炮楼里跑的，甚至连抬头的都没有，被我们这边的火力完全压住了。 　　这时敌人的铁丝网也被破坏，我迅速带突击队冲了过去，直奔“双木桥”！于忠汉带的人连腰也不猫，直往据点里冲，我们随后跟进，“缴枪不杀”的声音喊成一片，其实他们哪里有枪呢！ 　　然而，一个疏忽却让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忘记了敌中队长带有手枪，敌哨兵也有枪，他们醒悟过来时，我们已经冲到了眼前，但他们还是开了枪，头一枪就打中了于忠汉，他一头就栽倒了，还有两个战士也负了伤。虽然这两个人立即被我们按住，可于忠汉却牺牲了，他是在结束战斗后被抬回的途中停止的呼吸，一个作战非常勇敢，刚被提拔起来的副队长，就在体验了一次大胜仗的同时牺牲了。 　　战斗不到半个小时就全部结束。我方牺牲一人，伤两人，敌方伤十几个，没有死的，100多人全部做了俘虏；缴获步枪105只，机枪4挺，马步枪十几只，手枪若干，掷弹筒4个，还有大批弹药和给养以及其他物资。 　　等我们撤走时把炮楼点着，冒起了大火和黑烟，才听到温家庄方向打了几枪，而南店头鬼子炮楼，我们却远远看见他们站在炮楼顶上向这边看热闹，连枪都没有放。 　　这一仗，大大震撼了唐县城西北面的敌伪军，也大大鼓舞了当地军民的士气。雹水的炮楼子不到5天，就自己撤走了；龙赤庄、西口底、长店等据点，也先后悄悄地撤走了，敌人一走，老百姓就一哄而起，半天不到，就把炮楼给拆掉了，盖的时候那么费劲，老百姓一个劲磨洋工，拆的时候可真快！拆炮楼不但是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拆下来的砖头木料自家还可以用呢！ 　　于忠汉，高个子，宽肩细腰，脸略长，五官端正，非常精神，浑身透出一股英气，虽然我们才共事短短一个来月他就牺牲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仗刚打完的那两天，附近村子来送慰问品的真是不少。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高兴，那些个炮楼子住在哪个村，哪个村的老百姓倒霉，这一下撤走了4、5个，人们就觉得头上的一块石头被搬走了，那还有不高兴的？结果光猪肉就送来了300多斤，白面1000多斤，送慰问品时还敲锣打鼓，十分热闹。分配这些东西时，钟天发说，“小赵，这些东西就不给你们三队了。你们在下面，日子比山区要好。”我说，“没有意见。”其实，南城子刚打下来那天，我们已经搬回去不少白面了。后来，缴获物和慰劳品还送到分区去不少。 　　县委书记兼定唐支队的政委李敬贤也来了，他说这是一个很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希望支队能打更多的胜仗，希望钟支队长的作战计划能一步步实现，地方上一定好好地配合。还研究了在支队部（蔡庄）附近开公审大会的问题，审判那个伪军中队长。 　　时间不长，分区的嘉奖令也来了。 　　南店头的老百姓也来了几十个人，其中还有妇女、孩子。他们来是要求我们尽快把他们村子的鬼子炮楼拿下来。那个炮楼上的鬼子把南店头老百姓给坑苦了！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光修炮楼时就毁了大片民房，死了一、二十人。 　　我们三队一打完仗就撤回渠河了，是老薄和几个小队长把队伍带走的，我被钟留下来说是有任务。应酬之事一处理完，马上就带我等到南店头去看地形、了解情况。我对钟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急民之所急的感情极为敬佩。 　　南店头是个比南城子更大的村子，有大约5、600户人家，是个“集”。村中有几家商号，粮店、肉铺、杂货铺，还有磨面的，酿酒的等，商品比较齐全。在600多户人家中，有100多户是伪军家属，有两家地主，都姓马，他们基本保持中立，既不得罪日本人，也不得罪共产党八路军，还算老实。 　　敌人的炮楼也是建在村北，在其四周200米之内，也是一片开阔地，什么障碍和藏身之处都没有，村北面种的庄稼全是山药麦子等矮作物。炮楼周围还有大小若干个火力点，再往外就是壕沟和铁丝网、鹿砦什么的。根据村里情报员送来的消息，这个据点里全是鬼子，共有26人，火力配备不错，有4挺机枪、4个掷弹筒，每个鬼子手里都是很新的三八大盖。鬼子的头头是一个叫二木佳男的上士军曹，此人长的凶神恶煞，三角眼，竖眉毛，宽鼻子，下面一小撮方形日本胡，穿马裤，挎军刀，脚蹬带马刺的大皮靴，是个真正的魔鬼。二木佳男在南店头驻防有两年了，南店头有他两个相好的女人，每天晚上到炮楼里去陪二木睡觉，其实这两个女人是唐县城里的妓女，被安排住在南店头地主家的。 　　南店头炮楼的供应几乎全部压在了村子的老百姓身上。村子给边区政府倒是交不了什么公粮，全去养活鬼子了。这个炮楼子要求的还特别多，除了粮食之外，烟、酒、肉，样样要，不管旱涝，都必须按时送上，那酒一次就要一、二十斤，七八天就要送一次。不送就下来胡闹，抢东西、抓人。修炮楼子和鬼子营房的时候，没有材料就拆民房，老百姓稍有反抗就抓就杀。真是苦不堪言那！因此，才有了前面几十人到支队部去情愿，强烈要求干掉这个炮楼的场景。他们甚至还有100多人写请愿书，然后在落款处按上了血手印！ 　　南店头村也是个两面政权，村长叫马子祥，50多岁，人瘦瘦的，很老成，走路很有力，既是敌伪的村长，也为八路军张罗事；情报员叫贾六子，40来岁，曾是个跑口外的生意人，能说会道，五官匀称，眼睛有神，鹰钩鼻子；也是既给我们送消息，又给敌人当“报告员”。一和我们见面，他就说，“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对敌人嘛，我报假不报真，报虚不报实，可给我们八路军的情报，那可是货真价实！” 　　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们又对村子里反反复复的观察，越看越觉得这里的地形环境对端掉这个炮楼不利。当晚我们就和地方上的同志研究了如何来打这一仗。 　　显然强攻是不行的，和南城子一样人根本靠不上去，而且火力点也没有地方架。南城子还有一条道沟可以利用，这里连这个条件也没有。 　　那么，如何智取？马子祥、贾六子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们意见的关键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村子里的两面政权取得敌人的充分信任，如果能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我们的行动就到时候了。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准备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军民配合来演一出“戏”，一武一文，武的逼，文的骗。火候一到，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炮楼！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不能太着急。 　　计划确定以后，钟天发就带我们回去了。临分手时钟对我说，南店头这边主要由一队来“演戏”，你回去后领着三队在岗北、长古城、温家庄等据点附近搞出点动静，以便掩护这边的行动。一定要把我们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使敌人以为我到处都在干扰他们。 　　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搞出大动静，叫敌人不得安生！” 　　回到南渠河就把老薄及党支部的人，包括几个小队长都找来，传达了支队的指示，大家都很兴奋，这仗是一个接一个呀，过瘾。经商议确定这样三点：第一，保卫麦收，尽最大力量减少人民的损失；第二，封锁敌人的三个据点，包括岗北、温家庄、长古城。其中岗北因为是伪军炮楼，战斗力较弱，要封死，达到迫使其定城下之盟；温家庄、长古城是封他个半死，给养一点不让送也不行，但不能让他痛快，让他经常饿饭、断水。第三，广泛发动民兵和群众，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不断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 　　对敌实施封锁，我们又拿出了老花招。给他断水断粮。那时敌人有一条政策，叫“以战养战”，就是在敌占区抢吃喝养活他们自己，这一条非常狠毒，但其实也是敌人的大失策，因为这激起了被占地区老百姓的直接仇恨，使他们自己逐渐失掉了民心。我们利用这一点就阻止各村给据点送粮。表面上还要各村村长向敌人诉苦，说是八路军不让送。其实各村老百姓真是乐不得。 　　敌人如果下来抢就打他，这里一枪，那里一枪，总使他不得顺顺当当把粮弄走。为了对付抢粮我们还动员老百姓大搞“坚壁清野”，把吃的喝的用的都藏起来，要他找不着。 　　没多长时间岗北的敌人就受不了了，悄悄送信给我们，答应和我们谈条件。条件嘛还是老一套，不影响我们的行动自由，不坑害老百姓，鬼子的差使只能应付；再就是帮八路办事，特别是想办法帮助解决弹药问题。结果伪军都答应了。 　　以后我们经常在岗北据点放枪，他们就“还击”，然后就经常去鬼子那里“诉苦”、送八路活动的“情报”，再就是领弹药。每次领回来，有三分之二送给了我们。 　　而温家庄、长古城的鬼子，出来我们就打，唐县的鬼子一增援，我们就跑。反正县城的鬼子在外面也呆不长。 　　不久钟天发叫人送信，肯定了我们的活动，但要求我们还要再积极一些，特别是要抵近县城附近的南唐、张盆、西王京一带活动，引开敌人的注意力。 　　于是我们加大了活动的力度，开始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收敌人的电话线，在公路上挖坑、挖沟。敌人的电话线你收完他又架上，我们又去收。白天他们架晚上我们收，他出来巡逻我们就打他的伏击；人少了吃掉他人多了干扰他；单是伪军巡逻我们根本不怕。 　　我们还继续原来的策略，凡是伪军警备2队出来巡逻、架线，我们一定打他的伏击，而5队出来我们就不打，还让他们能够把线架上，并且可以保持通话2~3天。这个策略已经实行了不短时间，经内线透过来的情报，日本人已经对2队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对他们也越来越不信任，而5队则慢慢吃得开了。 　　不久支队转来一个情报，估计是大老甄的情报网提供的，要我们注意唐县南关一带。说是一个班的鬼子和几十个伪军，每天从唐县南关出城，经南唐到王京火车站接送粮食、弹药、被服和日常生活用品，伪军是2队的人。（原来，日本鬼子吃的都是从本国运来的大米，现在不行了，不但运不来粮食，还要从这里抢粮往外运）我们派出牛文成和汪锋元由地方上的安怀伸、沈雁飞（小名臭儿）带领去实地侦察核实，结果证明该情报很准确，我们决定打他一个伏击。 　　但是由于我们最近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敌人对我们有所警惕。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我们耍了一个小花招。先从这里大模大样撤出，转到了定县的王村南燕一带，从唐县的方位来看，就是从其南面到了西南面。在这里，我们悄悄地隐蔽起来。 　　几天以后我们又悄悄回到南渠河，这里离预定的伏击地点有20里路。晚上我和薄庭兰商量，认为这个仗可以打而且也不能再拖了，理由一是敌人决想不到我们会隐蔽在渠河；二是伏击地点的地形也都事先看好；三是要隐蔽的地点只有一片麦地，如果再拖，麦子一收，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了。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那天我们拂晓约3点钟出发，赶到南唐已经微明。我们隐蔽在南唐和张盆之间的一处道沟两侧，道沟在这里由西向南转个弯，恰好这里有一个独立的小房子，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把机枪就架在了这个屋子里。其余的人，都埋伏在附近的麦地里。麦子地不象高庄稼，人在里面只能趴在地上，蚊虫叮咬也不敢动。 　　天亮以后，道沟里老百姓来回走路的不少，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片麦地里有一支部队隐蔽着。大约到了八、九点钟的样子，敌人来了。有差不多140多人，其中有十几个鬼子，坐在大车上，旁边走着的都是伪军。从力量对比上，我们只有80来人，数量比敌人少。 　　从敌人的举止看，他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危险，背着枪的，抗着枪的，有说有笑。突然之间，我们的机枪响了，一下就打倒了十几个伪军和两三个鬼子。敌人象炸了窝的马蜂，四散逃命，我们的手榴弹只投出去两三个，就连喊带叫的追了出去。 　　但是伪军跑的太快，我们只截住了30来个，缴获了30多只枪，还有几辆大车。我们把枪放在大车上，坐着车就往回走，汪锋元、牛文成和我走在最前面，后面押着伪军。 　　这段时间我们仗打的非常顺，因此我的心情也很好，又有了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队伍过了张盆，我突然感到了一点不对劲，但一时还没有想明白不对劲在哪里。回头看看押的俘虏，又看看四周的地形，猛然间我察觉到不对劲之所在，“呀，我们要吃亏！”我的话刚一出口，就听得“啪”的一枪，在我旁边的汪锋元当时就倒下了。紧接着我的腰象被人推了一下，虽然不觉得怎么疼，但我知道自己负伤了。 　　只见十来个鬼子端着刺刀向我们冲来！幸好我们的机枪这时响了把敌人压住，我们的大部队撤走了。 　　汪锋元已经不行了，他的伤在头部，伤口很小，血看起来也流的不多，但显然是击中了生命的要害。我看着他，欲哭无泪。这是我的疏忽啊！我怎么忘记了还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呢？伪军被打散了可以回家，而鬼子完全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作战，与我们的对立不能与伪军相比。当时我们一看敌人作鸟兽散，就以为全跑光了，而忽略了鬼子有可能抵抗。一个普通战士稍有疏忽损失可能是个别的，而指挥员的疏忽却会给部队造成大的伤亡啊！我又是在做出一些成绩后得意忘形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清醒些，成熟些呢？ 　　撤出战斗以后，我捂着腰走出去10多里路，感觉越来越不适。牛文成解开我的衣裤一看，血流了一大片。他急忙找到老百姓，用布把我的伤口捆起来把血止住，然后搞了一付担架绕道王京附近，把我抬回了渠河。 　　人们都劝我赶快找个地方治疗，但我感到非常疲乏，就是不想动，结果耽误了三天。但这总不是事，第三天晚上战友们抬着我，悄悄送到了西板村，因为那里有医生。 　　西板村有鬼子的炮楼，我被安置在大地主张老平家。看起来似乎有危险，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张老平家只留了一个管家留守，人都跑到北平去了。西板村的党组织很坚强，当时的支部书记叫王欣山，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当晚就把医生叫来了。 　　西板村有一个在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的医生叫朱好生，为人耿直正派，乐善好施；特别是他爱国抗日，拥护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力所能及的为抗日做了许多工作，从而赢得了我们的爱戴和信任。我们定唐支队的李新定队长，就是他给治好的。 　　当晚来给我看伤的是他的大儿子朱庆峰，小名叫卯儿，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也成为一名不错的医生。当下他仔细检查我的伤口，结果发现生了蛆！油灯的光不亮，他拿手电筒照着，用小镊子一条一条地把蛆捏出来，然后准备给我消毒。卯儿说，“赵指导员，我这里现在没有消毒水，只好用浓一点的盐水给你消毒了，你能忍住痛吗？” 　　我说，“没关系，来吧。” 　　说归说，当他真的用盐水给我洗伤口的时候，我才感觉那滋味实在是疼痛难忍。但我咬紧牙关，一声也没吭。慢慢的就不觉的怎么痛了。时间不长，伤口洗完了，接下来他用雷福隆尔液体浸泡的纱布把伤口塞满，再用药棉敷上然后绑好，处理完他就悄悄离去了。 　　三天后把我转移走，经渠河，走黄金峪，到岳口。在那里养了10多天，只换过两次药就痊愈了。但我的心一直在山下，伤刚好，就回到了渠河。 　　这段时间，队伍一直是老薄照顾。见我回来，他很高兴，谈起那天我负伤后的情形他说，那天押着的俘虏，后来又跑掉了10多个，剩下的俘虏都进行了教育，愿意留下的，可以留下，愿意走的每人发给两元钱路费；还告诉他们，如果还去当伪军，我们也不阻拦，但这里已经把花名登记了。 　　后来有两个留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这一仗打下来，大大吸引了敌人在我们这一带的注意力，每天温家庄、长古城、南唐的日伪军都要出来巡逻，戒备也比过去严多了。 　　这段时间南店头那边的“戏”也正在加紧演。鬼子据点已经被封锁很长时间了，经常处于断粮断水的状态。断一段时间，封永秀、马子祥、贾六子就组织人在晚上“悄悄地”送一次粮食、挑十几担水去，对他们安抚一番，还给他们带去许多关于八路活动的“情报”。什么最近有一大队人马在附近活动，估计有二、三百人啦，什么这两天八路又到村子里来了，带的武器也很好，逼着我们，不准我们给皇军送给养啦，等等。 　　鬼子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一有人送东西来，就象看见救星一样，几个两面政权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越来越成为“大大的良民了”。 　　为了保卫麦收，老二团过来了不少人，准备在曲定公路打一仗，团长是李湘。他一来，钟天发就找到他，说，你们在打伏击之前，帮我们在南店头示示威，吓唬吓唬敌人。李湘说这个好办。 　　于是，二团就派出一些人，大白天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了南店头，故意把动静搞得很大，还把迫击炮架起来，朝据点里打了三炮，但炮弹只落到了封锁沟边的铁丝网附近。而敌人呢，连一枪都没有放。 　　第二天老二团就走了。他们前脚走，后脚报告员就带着粮食、水上去了。刚过吊桥的时候，村里打枪，马子祥还被“打中了腿”，摔了一跤。鬼子过来扶他们，连连说“你们是大大的良民！”他们就告诉敌人说八路的主力下来了，叫他们不要轻易出炮楼。 　　不但封锁，还不断对他们进行威胁。有一次发现二木总是在炮楼上用望远镜往村子里看，我们这边就向敌人喊话，告诉不准往村子里看，否则就用枪打左耳朵。二木不听，我们用一个特等射手，一枪打过去，果然就打中了他的左耳朵（这是后来俘虏了他以后，发现他左耳朵坏了才得到证明）。以后他们再也不敢随便往村里看了。 　　时间到了麦收的后期。这时逢南店头有一个大集。头一天报告员就去了，说是这两天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都向西南方向撤走了，村里只剩下几个本村的土民兵；村子里杀了两头猪，准备给你们送一些肉来，让你们改善一下伙食。当然也要给民兵送去一些，他们那边也要应付，但我们把他们支到村西头去……。 　　当天晚上，钟天发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就军事上的布置来说，主要分成两部分，一是组织一、二十个人开路，他们的任务是在“阴谋”得手后，立即设法过封锁沟，把吊桥放下来；二是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吊桥，制服敌人，使其就范。 　　完成这次任务的另一半，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就落在了马子祥身上。 　　第二天凌晨，负责主攻的一、三队战士，全身插满了麦秸杆，小心翼翼地埋伏在了据点附近的快要枯熟的麦子地里；负责开路的人马，以极其轻盈的动作，带着两个上房梯，爬着躲进了封锁沟里待命。 　　天亮以后马子祥带着十几个老百姓，背着粮食、猪肉，挑着水，还带上酒和不少菜肴，经吊桥进了据点，他们还带来四副麻将。进去后就对二木说，好不容易这几天松快了，八路也撤走了，今天来给你们包饺子，让你们玩一玩。二木非常高兴，看看四周果然出现了一个多月以来少有的平静，于是平时昼夜紧张的心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马子祥在那里里里外外张罗，又是在外面摆桌子，摆凳子，又是支阴凉、铺麻将。又组织人手给剁馅、和面，劈柴、弄水。鬼子多少天都没有这么放松了，一时都从炮楼里出来，连哨兵都没有放。在院子里打麻将，或在一边看热闹。 　　马子祥对二木说，我的腿脚不太好，再进去拿个凳子出来。二木点头同意，马子祥就又进了炮楼。 　　这次进去可不是找凳子。他到一楼看看，没有武器，就顺着梯子登上了二楼。果然所有武器都在这里。从窗孔向下一看，敌人玩得正在兴头上。他回过身，悄悄把梯子抽上了楼，然后把楼口的翻版一盖，随手就从窗口扔出去一个手榴弹。 　　“轰”的一声，把所有的敌人都吓楞了，正没头绪处，封锁沟里埋伏了五六个小时的突击队架着梯子就冲上了封锁沟据点内侧，两挺机枪拿在手中，一起指向了鬼子，紧接着，几个人就上了吊桥绞车处，迅速把吊桥放下； 　　听到手榴弹一响，我们就带着队伍拼命向吊桥处冲！几乎在吊桥放下的同时，我们就冲进去了。 　　敌人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我们设计的这场战斗，我们冲进去时敌人甚至还没有回过神来，都趴在那里。我们一拥而上，几个人按住一个，20几个鬼子统统活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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