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唐三队和大生产 　　 　　 新来的支队长杜俞华着装整齐，军风纪很好，扣子扣得好好的，帽子也戴得规规矩矩。脸也显得很严肃，看不见笑容。他说话很有条理，出口成章。在新支队成立后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曾支队长致告别词。之后，他发表了一个讲话。从讲话的口才看，他比曾利索多了，但内容却使我们在座的干部们感到莫名其妙。首先他说，我们要搞好团结，我到这里来工作，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希望，把支队建设好。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敌情很复杂，以后和支队部的联系不要用电话了，把电话线都拆掉。今后凡报告情况都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支队部将移至蔡庄，白天办公晚上有事就不要来了，我们晚上就离开蔡庄。有情报送来时，就压在村子外的某个大树底下，我们自有人去取，一般不要直接找我们。军事上的事和我联系，其他的事找政委。…… 　　会议完了，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和老范议论开了：新来的支队长搞的什么明堂？这里不是敌占区而是游击根据地，我们又是武装部队，有什么可怕的？搞得这么神神秘秘有必要吗？这不是成了地下党了吗？送个情报还要压在石头底下，是石头保险还是亲自送到人手里保险？他是不是对大家不信任，要把自己和大家隔绝开来？ 　　议论着我们就念起了曾文虎的好来。回想一年多跟随老曾的日子，那真叫痛快！打，打得痛快，溜，溜得利索。伤亡小，部队情绪高…… 　　回到驻地，把讲话精神传达给其他干部，大家跟我们有相同的感受。有的人甚至说，是不是前些日子唐县县委书记被抓给吓着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们就开始闲着没有事情了。与曾文虎在的时候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时虽累，可心里高兴啊，经常有战果，经常有斩获，在敌人面前我们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可现在成天窝在驻地，人都有些萎靡不振了。 　　一次我们提出去岗北的炮楼打一打，他没有采纳，后来我们又提出打雹水，打西南京，或者去端警备二队的炮楼，都不允许。只是叫我们搜集情报，参加或保卫生产等，但就是不下具体行动的指示。 　　我们一肚子的火再也憋不住了，我和老范联名，还有4小队队长，找副政委反映情况，还给分区王平政委写信，说支队长太消极，两个多月从不研究打仗的事，也没有打一次仗，还搞什么单线联系。还说再这样闲下去，部队要无事生非了！ 　　在那战斗的年月里这种消极避战的人根本就站不住脚。很快这个杜支队长就悄悄的消失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调走的，也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在以后的多少年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马上来了一个新的支队长叫钟天发。 　　刚听说新领导人名字，他就来了，叫我和老范立刻动身跟他去看地形。见面的第一眼钟天发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约么30来岁，高高的个子，穿戴整齐，腰间束皮带、别手枪，特别是他那裹腿打的非常利落、结实、好看，突显出一个标准军人的形象；而他上衣口袋里别着的一只钢笔和插着的一只铅笔，又多少显出他的好学和一点文气；他五官匀称，颧骨突出，高鼻梁，深眼窝，不苟言笑，显得很严肃，给人一种刚毅果断的感觉。在他身后，跟着一个穿戴也十分利索，背着一个牛皮文件兜子的警卫员。 　　我和老范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就凭这个劲头，又有好戏在后头了。 　　第二天，我们跟着他从口底看到龙赤庄，又从龙赤庄看到温家庄，边走边叫我们介绍情况。他话不多，却清晰而有条理，态度也十分和蔼，言语中没有粗话。他听我们介绍时极为认真，很少插话，只是听到他有兴趣的情况时多提两个问题。经过这一路的接触，我已做出判断，他肯定是个江西人，老红军战士，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回到驻地他立刻布置了对敌人炮楼的封锁计划，我们一队的任务是监视南店头鬼子的炮楼，防止唐县方向敌人的增援，策应另几个队对南、北口底伪军炮楼的封锁。钟说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就是逼南北口底炮楼的敌人撤退。还给敌人送信说只要撤退可以不打。 　　封锁到第10天敌人抗不住了，再有能耐也架不住断水断炊呀。那天晚上，炮楼上送下信来，说唐县要派人来把他们接走，希望我们不要打。我们问钟打不打？钟说不打，我们要言而有信。 　　此计划成功，又马上去封锁龙赤庄，没有多久龙赤庄的敌人也撤走了，短短的时间内局面就迅速打开。这一带的封锁快被我们打的七零八落了，我们好象也从胸中出了一口长长的闷气。这时忽然传来消息，定唐三队在东杜亭伏击敌人成功，消灭了不少鬼子，鬼子队长、翻译都成了枪下之鬼。但是三队队长，分区的战斗英雄李新定却负伤了。 　　一天钟天发把我找去谈话，说是调我去三队当指导员兼队长，顶替李的位置。一年多来，我已和一队的范申龙以及所有的战士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真舍不得走，他们也舍不得我走，但军命难违，走的那天队里开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 　　我走的时间大约是1943年阳历4、5月份。 　　 　　 去三队之前我必须到支队部去一趟，了解一下三队的情况和对我今后工作的要求，并且有可能的话，去看看材料学习学习“加点油”。 　　一到支队部就碰上了大老甄。这可是个神秘人物，在我们这两个多月的窝囊日子里，始终没有看到他。 　　“呵，小赵来了，听说前一段时间你满腹牢骚嘛！还写了意见书？”大老甄虽然和我接触不多，但我相信，就象我知道他一样他也一定多少知道点我，既然是同类型的人，因此尽管见面不多，心还是相通的，说话也就比较随便。 　　“您说我能满意吗？现在这么好的形势我们却窝在那里不打仗，搞‘地下工作’。” 　　“跟我说说，你对形势有什么看法。” 　　大老甄40多岁，非常随和，我跟他是见面熟，马上就无保留的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说，“从我现在的感觉来看，第一，敌我气势不同了。不说我们的部队，就是老百姓对敌人也不那么害怕了。过去鬼子一来马上就跑的远远的，现在呢，敌人从这边来，他到那边躲，敌人一走，就又回来了，心里根本不怕；倒是鬼子伪军怕我们，原来他一个鬼子就敢出来到处胡作非为，现在别说晚上，大白天他们也不敢随便出来。第二，现在的鬼子和过去不一样，枪法不准，跑的不快，战斗力大不如前，好象年龄也小了，我看是新鬼子多，说明他们人力缺乏，把许多小青年也抓来当兵了。第三，作为我们军队，不能光强调保存自己，不去杀敌就没有出息，其实敌人很怕我们去打他杀他，我们越活动的厉害，他们就越怕。前段时间杜没有领我们打过一次仗，许多战机失去了，你说别扭不别扭……” 　　“那现在怎么样？”大老甄笑嘻嘻的问，从口气，我听出了他对前任也不满。 　　“现在好了，钟天发一来就带领我们逼走了好几个炮楼！” 　　“好你个小赵，有种！你想法和我一样，打仗嘛，就是个勇气，要压倒敌人。不过还要巧妙。要做到想打他，叫他跑不了，他打我，叫他打不着……” 　　告别大老甄就去见钟天发。他开门见山，“知道为什么叫你到三队去么？那可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呀。” 　　听他一说，我就急切的想知道我将要去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三队是原来定北三队和唐县三队合并而成。原定北三队是前两年精兵简政时从骑兵团里挑出来的人尖子，他们的战士里有好多都是骑兵团的班长副班长……，配的武器也特别好，一色的长短枪。他们活动的范围在定县以北铁路东西两侧敌占区，近两年来，他们打的很不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 　　听钟介绍，倒使我有点紧张起来，叫我去这么一支好部队，虽说是对我的信任，但我会不会给它丢脸呢？“为什么叫我去呢？”我问到。 　　“其实叫你去也不是我的意见，我刚来对情况不了解。可人家对你的评价不错呢！知道是谁推荐的你么？是分区的王平政委！你在战斗部队在上面机关都干过，知道你的人不少，在游击军的经历他也知道一些，地方上反映也不错。” 　　钟天发的话使我感到有一股热血在心中翻腾，党组织的信任是一种莫大的力量！ 　　接着钟谈了他来支队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后的几点想法，我感到他的想法对我的具体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说第一，从现在起我们要适当集中兵力，主动寻找战机攻击敌人，拔据点、端炮楼、彻底摧垮敌人的封锁线；第二，现在要打就要打鬼子，或者起码是治安军的炮楼，警备队的小炮楼根本就不打了，让他在那里做摆设也许还有点好处。（注：伪军分治安军和警备队两种，后者素质装备都差）因此要花时间动动脑筋，好好琢磨一下怎么打。第三，军区的物资供应很困难，因此部队光靠上级改善不了生活，再说群众也不富裕。要学习延安认真把大生产搞起来，为部队改善生活，也为将来反攻积攒一点家底。 　　我还跟他谈了一些附近村子里党组织、民兵、情报网方面的事情，他也很有兴趣，尤其是说到北店头支部书记封永秀的情况时，他听的很认真。 　　最后我提出在赴任之前，给我两天时间看看文件，加点油。他马上同意，还告诉我重点可以看看整风文件、有关大生产的报道、以及当前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方面的材料。 　　结果我从支队部拿到一大堆材料。为了不受干扰，打算找一个清净地方看。后找到封永秀家。她听说我的来意，专门腾出一间屋。她家的人和我很熟，因此在那里十分方便。其时她公公、婆婆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都在家，男孩七、八岁，女孩十来岁。 　　为了看形势我又从村小学老师那里借来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国地图，一本是世界地图。我对着报纸和材料上所说的地名在地图上一个个查找。德国人退到哪里了，苏军进攻到哪里了，什么斯大林格勒、莫斯科、明斯克、基辅、包巴斯德波尔、列宁格勒、还有法国的敦刻尔克，最后干脆查起了欧洲的国家，什么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德意志、希腊、南斯拉夫，听说意大利地图象个大皮靴，一查，果然象；数一数，有40多个国家，差不多都被德国意大利占领了。材料中说到北非德、英的战斗，又查非洲，看到了埃及、阿比西尼亚；材料中有太平洋战争，又查菲律宾、印尼，帝汶、中途岛、关岛……。最后还查看了中国的地图，找到了几块大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找到了我们晋察冀根据地的许多县，由于比例尺太大，没有找到我们这里的村镇。两个小学老师也和我一起看，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他们，后来他们也来了情绪，一直和我到晚上11点多钟，点着两个煤油灯还在那里看。他们说，要不是你我们也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地图，更不清楚世界大战的形势，你也帮我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样结合地图看材料，文字中所说的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的进退，都好象尽收眼底，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抗战也在一步步走向胜利，实实在在，一点不虚！这极大地增强了我的信心和今后做政治工作的说服力。 　　我起了一点小贪心，想把地图椐为己有，可惜两个老师说什么也不给，只好作罢。 　　第二天又看整风材料，整顿三风。反对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我对学风问题特别感兴趣，觉得毛主席对教条主义的批评说的非常好，什么言必称希腊，可自己祖宗的事却知道的不多，数典忘祖；什么一说话就是大一、二、三，小1、2、3，大A、B、C，小a、b、c，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什么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什么搞中国革命，就必须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从实际出发用，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中国革命实际之的；过河要有桥和船，办事要讲究方法，不说空话，不唱高调……，这些话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想想自己走过的路，确实如此，凡是认真调查研究，讲究方法去做事，往往成功，凡是想当然，忽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总是失败。 　　又看关于大生产的文件，什么南泥湾的例子，什么延安从毛主席到总司令到周副主席都在搞生产，纺纱织布，结果多数部队机关部分或大部分自己解决了吃穿，有的甚至还可以上缴公粮，结果战胜了国民党的封锁，做到了丰衣足食；还看到了毛主席为大生产运动的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使我从认识上对部队搞生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过去只是把它作为解决部队当前生活问题的权益之计，现在看来这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为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大政策。 　　又看关于扩大解放区的指示，大致有这样一些内容：把游击区扩大到敌占区去，加强对敌占区的渗透；能拿下来的据点一定坚决拿下来；可以采取各种灵活的战法，地道战、地雷战、里应外合、强攻和智取相结合等。 　　我突然感到钟支队长对我说的话，在文件中都找到了根据；现在的形势，已经到了大变的前夜，我们快要熬出头了！这两天的学习真是太重要了。就象一下从山底爬上山顶，眼界大大开阔了。 　　学完材料我有了一种急切要下去的愿望，就去和钟天发告别。他听了很高兴，说“既然你觉得学的好，那以后就要看行动了。去吧，三队在东长店，蔡庄以西8里。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再回来和我说说想法，争取搞出点名堂来！” 　　 　　东长店是个大村子，三队就住在村北。可是，这个村子的西南面就有一个敌人的炮楼。到了队里，副指导员薄廷兰来迎接我。在支队成立大会和会后的干部会议上，我们已经认识，因此不用再互相介绍。 　　见面后，我笑着问老薄：“你们就敢住在敌人的炮楼子底下？不怕他们捣蛋么？” 　　“怕？我们盯着他呢！这不过是个伪军的炮楼，他要捣蛋，不给他水喝就行了。现在还不知是谁怕谁呢！这些伪军已经不大管事了，住在那里也就是‘活着’，村里的报告员只要给他们送点粮，送点水，就高兴的屁颠屁颠的（注：这个村还算是个两面政权）。”老薄满不在乎的说。 　　说完，老薄就带我到各个班（小队）去看。李新定在的时候，队领导是他们两个，现在就老薄一个人在这里主持工作。边看老薄边给我介绍：“三队一共有80多人，分6个班，其中有一个机枪班；驻在这里的是机枪班和一、二班。其他小队都驻在封锁沟以南的渠河、大白尧、田庄等村子。” 　　我又问，“现在有没有仗可打？” 　　“没有，”老薄有点情绪低落的说，“不瞒你说，李队长负伤以后对我们的士气影响不小，再说这些小炮楼又不值得一打。还用打么，只要通知他们一下，就可以让它撤走。留着也算个摆设，还能给我们供应子弹呢！” 　　我听了后既高兴，又觉得好笑。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是不同于前了，不仅是我们，连敌人也都切实感到了形势的逆转；好笑的是，我们的子弹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就这么公开、半公开的叫敌方供应，你说小日本这个仗还怎么打？ 　　我又说“那我们可否组织部队搞搞生产？现在看来这也是边区的一项大政策呢。” 　　“这可以，要人力有人力，要地方有地方，我们在渠河就有好大一片庄户，在大白尧、田庄也都有许多地闲着。”老薄直言不讳。 　　“那为什么不种呢？” 　　“还不是情绪受影响，没兴趣呗！”老薄有点不好意思“你来了就带大家搞吧！” 　　我说“那我们干脆今天就突到南面去看看。” 　　“没说的，我就陪你走一趟，叫小队长于忠汉跟我们一块去。”老薄回答的非常干脆，不愧优秀部队里的人。 　　当晚吃过饭，拿着短枪，背起背包就走了。前半夜到达南渠河，二话没说就‘闯进’了一个叫杨造儿的村干部家。老薄跟他们熟的就象一家人，进门没有客套话，先把我和他互相做了介绍，就直接切入正题。 　　杨马上把党支部书记也叫了来，就带我们去看那家庄户。那天晚上有月亮，因此看的很清楚。这是一个很大的庄户，原来是一家地主，抗战一爆发他们全家都跑了，剩下了一堆残垣断壁，所占的地面倒是不小，当时估计少说也有一、二十亩地。 　　“你们打算种点什么？”书记发话了。 　　“还能种什么，山药（红薯）呗，那玩意儿又不费太大工，产量还挺高。”老薄回答。我对种地不大熟悉，老薄说啥就是啥。 　　“真是懒人有懒办法。种那么多吃的了么？” 　　“有了东西换啥不行？我们还可以漏粉条。对了，生产出来要不要给上交一点？” 　　“得了，你们少吃我们一点就行了，谁要你们交？（注：那时边区的老百姓都有交公粮的任务，公粮一般充做军粮或给抗日公职人员用，说是交公粮，其实不是交到什么粮库里，而是八路或抗日干部来吃饭，记个帐就行）” 　　“种什么好，火秧还是压条？”老薄又问。 　　“压条吧，火秧还要去买，还没种就要花钱。” 　　“工具怎么办，压条又怎么办？” 　　“这些东西，我们都给你们准备好。你们只要派人来先把地翻一翻，整一整，砖头瓦块拣光，就可以种了，这块地很肥的，今年种也不用上什么粪，那些炕坯，就是很好的肥料。”这个支书倒是好说话，什么事都答应帮助准备。 　　我听着心里说，这那里是我们在种地，全是人家老百姓帮我们在搞。说来也是，我们离开了老百姓能生存么？ 　　边看边说，种地的大致方案也就出来了。后来又去大白尧、田庄看看，那边分别有个几亩地没问题。 　　看完后就回南渠河休息，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休息，下午又商量了一下人力分派：集中4个小队，以种南渠河的地为主，住大白尧的小队，由小队长（姓王）带领负责监视、警戒转路的敌人，田庄的小队负责监视警戒温家庄的敌人，至于这两处的地，能种多少种多少。还商量了一些其他的细节问题，没等天黑，就返回东长店，到时已经是10点左右了。马上把班长都找来，传达种地搞生产的决定，告诉大家明天晚上就去！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到蔡庄支队部去找钟天发汇报。我的打算，一是种地，二是上政治课，把刚看的材料和学的东西卖一卖。钟很高兴，马上同意了我的计划。但他提醒我：种地时一定要放好警戒，不要忘记了敌人；事情做完之后马上到他那里去，有重要任务要布置。 　　待我要走时，钟问我你这个指导员兼队长，怎么不先去找政委，看他有什么指示，来了就先找我？ 　　我说，“我也搞不清楚，来了就愿意往你这里跑。我这个指导员，是个打仗的指导员。好吧我去一下。” 　　其实郝继先副政委对人挺好的，对我也很客气。每次见面都打招呼。但总觉得在个人感情上比不上与曾文虎、钟天发、大老甄这些人亲近。郝听了我的汇报，知道我要讲政治课也很高兴，马上给我找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大大弥补了我前两天看材料的不足。我又盯上了他那里的地图，想借用两天，但他就是不同意。不过给我出了个弥补的办法：叫助理员在报纸上给我画了几张有关的概图。这样我讲课就可以更直观一些了。 　　当天晚上我们一行40多人，大大方方的就走下去了，穿封锁沟，过炮楼，那么大的动静，竟没有一个炮楼敢放枪的。老薄说这些炮楼，不是和我们有关系，就是装糊涂。 　　很顺利地就到了南渠河。我和老薄商量，是先上课还是先种地？没想到他这个当副指导员的倒不喜欢上课：“我们还是先种地吧，唉，战士们平时好象都挺厌烦听课的。” 　　我心里觉得好笑，看来这个副指导员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那好，我们就先种地。不过按照我的经验，就是种地也要先动员一下，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干，怎么干，恐怕会事半功倍呢！” 　　“那好，动员就由你来做，种地就由我和于忠汉两个来领着干，种这点地还不是小菜，怎么样？”老薄看来是宁肯干累活，也不想做这个“政治工作”。 　　“就这么说定了。” 　　在动员会上我说，“按道理说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打仗，一般没有种地搞生产的。那么军队吃什么？就要靠边区政府供应。边区政府的物资从那里来？最后还得从老百姓那里收上来。现在老百姓生活很苦，没有多少富裕。这就决定了靠上面供应最多只能保证我们基本的衣食，如果边区受灾，基本的衣食也会成问题。 　　怎么办？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那是千真万确的，延安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晋察冀也有许多例子。通过自己搞生产，有的部队富得流油，那生活真是不错！有油条吃，有菜吃，有肉吃。 　　部队能不能搞生产？能的。一是我们有能力，在坐的都是庄稼汉，种地是本行，整地、下种、上粪、插条，说干都能插上手，我声明一点，种地我比不上大家，但我也能吃苦，边学边种没问题；二是我们有条件，既有地，又有老百姓的帮助，工具、种苗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此外除了打仗、操课以外，我们有的是时间； 　　那我们种什么？队里研究的是种山药。这东西既不费工，产量还高，旱涝都能收。整整地，插插条，浇浇水，长起来后再翻翻秧，就等着收山药吧！据说这地肥得很，我看一亩地怎么也得收几百斤到一千斤……” 　　“什么？才收一千斤？看来指导员是个外行！”有战士嚷嚷开了。 　　“这地，至少收二千斤！”老薄说话了。 　　“二千斤都少，我看每亩三千斤没问题，”于忠汉说，“这十多亩地不交给你三万多斤山药，我这个队长都不当了……” 　　我一看同志们的情绪很高也非常高兴，接着说，“老于说能收三万斤，这意味着什么？差不多是我们全队三、四个月的口粮啊，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而且全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可以好好计划一下怎么改善伙食了！”说到这里，好象山药已经到手了似的，大家都很兴奋。 　　动员还算成功，下面就是老薄老于领着干了，他们也确实是种地的老手，加上战士们的积极性很高，第一天地全部平整完毕，第二天就开始插秧，浇水，结果半天就搞完了。 　　那天中午，村子里给我们烙的山药面饼子，还做了一大锅汤，战士们大吃大嚼一顿。下午我就开始给上政治课。除大白尧留5个人、田庄留3个人继续监视敌人外，其余的都叫来了。老薄问我讲什么？我说了一个大的吓人的题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和中国敌后抗战的前途”。老薄瞪眼看着我，似乎有点不相信。 　　对我来说已经有了多次讲课的经验了，这样的政治课怎么讲，已是成竹在胸。同时我还有充分的准备：又有地图，又有各种战果统计数据，又有许多著名战役战斗的例子、故事；不仅知道国内的战况，而且知道欧洲的、非洲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战况；最后，再加上我的嗓子也不错，还来点绘声绘色，也知道战士们喜欢听什么，结果课讲的十分成功。头一天讲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又讲了一个上午，竟没有一个瞌睡的，没有一个说话的，就是上厕所，也是急急去，急急回，而不是借口上厕所一去老半天。 　　第二天下午讨论时许多战士说，“从没有听过这样的政治课！””听这样的报告，真是大开眼界！原来也不知苏联在什么地方，德国在什么地方，这下明白了！””过去光念报纸，直抽瞌睡。这么一讲，什么瞌睡也没有了。””说实在，听了报告心里真是对抗战更有信心了，现在我只想多打他两仗！” 　　老薄薄直问我，“你从那里搞来这么多消息？我怎么就搞不到？” 　　我说，“这些东西很多在《子弟兵报》上就有，我来之前又去支队部找了一些资料看看，整理了一下。我这也是现买现卖的！” 　　“指导员你的学习精神不错！内容的确鼓舞人，要是扩大点宣传就好了。”老薄说。 　　“我建议，今后我们的〈子弟兵报〉要每期都拿回来，重要的消息要剪下来汇集成册，到时候再去上面搜集一些，我们就有宣传的材料了。” 　　我进一步意识到，政治工作一定要不断的去灌输，否则许多东西人们不可能自发地去了解。根据这次讲课战士们的积极反应，我和老薄又商量了怎样把这个宣传扩大一些，让更多的民兵和老百姓都知道，还可以对敌人搞一次政治攻势。这样无论是鼓舞我们的士气还是瓦解敌人的斗志都会有好处。 　　老薄欣然同意。我们又研究了一下具体问题，比如人员，可以叫基干民兵，村干部来听，范围包括悟村、南燕、转路，再向南可以到庞村、西板等村子，都要宣传。我们向他们做了宣传，再要求他们向老百姓，甚至向敌人特别是伪军及其家属进行宣传。这次不叫他们来，我们到村子里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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