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挫折 　　 　　转眼过了阴历年，时间到了1940年春天。这段时间战事相对平静。由于去年遭灾，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军区提出帮助人民恢复生产，保卫群众春播春种。游击军从根据地的腹地开始向太行山前沿活动，于是我们又到了唐县的沿山地区，即北店头、马庄、西洋庄、西大洋一带，游击军的司令部则驻在灵山。 　　这期间听说河南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部搞反共摩擦，军区调去部队帮助反摩擦，结果不到半个月把石部全部消灭， 　　我们一方面派出侦察员，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随时监视敌人的动态，一方面派出人力帮助群众春耕播种，随后又保卫夏收。这一年的庄稼长势喜人。 　　大约到了七、八月份，老二团派人来给我们传授埋地雷、破袭敌人的公路、铁路、收缴敌人电话线的办法和经验。搞破坏是我们战胜强敌的重要方法之一，大家学的很认真。比如破袭铁路有三种方法：最简单的一种是在枕木上撒煤油然后点火，枕木一烧，铁路就不能行车了。第二种是先把铁轨之间的连接螺栓拧下来使之解体，然后几十个人用木棍插在铁轨下一起使劲翘，就把一段铁轨翻转过来掀到路基下面去了；第三种是把铁轨道钉也卸下来，然后把铁轨拆走，把枕木也搬走，这是破坏最彻底的方法。 　　时间不长，就接到破袭敌人交通和通讯的命令。我们的具体任务是：破坏一段平汉铁路，切断定曲公路，并尽可能多地收缴敌人的电话线。 　　随后我们迅速进行了动员、组织和分工：搞破坏主要是动员民兵和老百姓来担任，他们人多，工具是现成的；组织、警戒和保卫工作则是我们的任务。 　　那阵子整个边区都动员起来了，破袭活动搞的热火朝天。破袭一般是这样进行：按照分工把破袭队伍带到指定地点，部队把待要破袭的路段两头一封锁，中间民兵和老百姓就干起来。破坏定曲公路时，老百姓就在路上横着挖沟，或着挖鱼鳞坑，有的老百姓甚至把牲口也牵来，拉着犁在马路上横着耕。破坏过后，公路上一片狼迹，令人惨不忍睹。 　　破坏铁路也是这样，部队把两头一守，中间就开始破坏。我支队负责约三公里长的一段铁路，记得路旁还有炮楼，我们把炮楼封锁起来，把一些乱柴草点着沤烟熏那些炮楼里的日伪军，并把机枪架起来，一但有动静就开火。铁轨破坏比较费劲，需要许多人共同掀一段路轨，如果要卸道钉更麻烦一些，但我们搞的还是很迅速。一根铁轨有十几米长，重量差不多有1000斤，搬起来很是费劲，就是这样，我们还用大车往山上拉去了十几根，铁轨是钢材，可以用来制造武器。有的实在拉不走，就把它埋起来，或者仍到乱草堆里。至于枕木，对老百姓可是好东西，搞回去劈了当柴烧非常棒。一时间搬枕木形成了群众运动。我们的整个破袭活动也越来越大胆，原先基本在晚上，后来白天也干起来，特别是搬枕木的，晚上搬，白天搬，真是人山人海，络绎不绝。此外，我们还收了敌人的许多电线。这些电线对于架设我们自己的战地电话十分有用，这真是取之于敌，用之于打敌。 　　胆子一大，除了破坏，我们还想打炮楼，但由于没有炮，在清风店、明月店打了两次没打下来，只好作罢。 　　有一次，正在破坏铁路，敌人的装甲车沿铁路开出来了，车前的两只大灯把路基照的雪亮，边开还边打炮。老百姓一下子就慌了，使劲四散逃跑，深怕装甲车追来。我们就劝大家冷静，并告诉他们，我们把铁轨都拆了，装甲车怎么能开过来？ 　　但老百姓的惧怕心理很难一下子消除。我为了去拉一个民兵，混乱中不知谁推了我一把，我一下向后倒去，脑袋磕在了铁轨上，昏过去了。醒来时已被人抬到了店头。几天后感到没有什么事，又下山去参加战斗了，但这次伤给我老年的偏瘫留下了隐患。 　　整个边区的战斗进行的紧张激烈，常听到好消息。什么第二支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什么在南面的井陉打了一仗，消灭了5、6百鬼子，等等。我们还分到了不少战利品。不久我们接到向石家庄方向警戒的命令，在预定地点挖好了工事准备应敌，但敌人没来。我们又转到曲阳的灵山附近驻在，说是准备打曲阳，但后来又没有打。 　　后来才知道我们参与的是八路军总部组织的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根据后来的统计得知，毙伤日军2万余，伪军5千余，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沉重打击了日寇。 　　1940年秋季战果不错，边区农业收成也不错。我们在战斗的间隙进行了短暂的休整。 　　10月底11月初，日寇对边区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根据情报这次来的敌人不下10万，我们又开始紧张的反扫荡准备。准备干粮、领取冬装和鞋子、领取子弹和检修擦拭武器；把粮食、文件（帐目、人员花名、履历等）、其他一些物资全部坚壁起来。 　　这时我在唐县齐家佐碰见了陈宜贵，真是令人高兴！转眼之间，离开他有一年多了。我高兴地告诉他这一年来我的经历，也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现在仍在抗大办学，是冀中抗大三团政委。现在他和学生又回到了阜平城南庄，这个抗三团专门培养部队的干部。匆匆见了一面，他就走了。那时冀中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政委是王平。 　　我们很快撤出了灵山，游击军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赵政委带两个支队活动，我们三支队两个大队由张凤奎带着到完县清虚山一带活动，而我八大队则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队，随司令部和直属机关在阜平、曲阳、唐县的大山沟里活动。 　　转眼过去了近半个月。这天晚上我们正在阜平的一个老山沟里，地点在张家峪北面8里。王、滕、康把梁右录和我找去交代：一股敌人将要来袭，到达这里的时间可能在明天拂晓。司令部可能向东南方向转移，你们向北边的来源方向警戒，掩护司令部的行动。只要把敌人阻击到第二天上午太阳升起到柳树稍那么高时（约上午10点）就算完成任务。 　　司令部接到敌人来袭的情报是晚上10点，我们接到任务估计已到了半夜。我们算计着，从现在起司部开始转移，到第二天上午，无论如何也可以走出几十里，完成这个任务不成问题！于是我们很快做了布置，并迅速占据了北面的制高点。在山坡上挖好单人掩体放好排哨，然后就地休息。天气已经很冷了，给我们发的冬装全部穿上了身。 　　拂晓时敌人果然到达了，沿着山沟由北向南而来。我们一看，嗬，敌人真是不少，估计一下，鬼子有5、6百，伪军有1千多！我们一个大队总共只有150余人，敌人10倍于我。一场恶战看来是免不了了。敌人行军序列先是伪军，后是日本鬼子，很快就接近了我们的阵地。等到敌人离我们很近了，队长一声命令“打！”顿时机枪步枪一起开火，马上就打倒了一片。 　　敌人立刻卧倒隐蔽，紧接着迅速开始组织进攻。先上来的是两个连的伪军。我们沉住气，等到了适合的距离，一通手榴弹打出，接着机枪扫射，敌人一下子被打下去了。我还活捉了两个伪军，缴了他们的枪。 　　时间不长敌人开始了第二轮进攻，这回估计上来一个营的兵力。为了掩护进攻，敌人的炮火也十分猛烈。这一次，敌人冲到了阵前大约6、7十米的地方。我们三挺机枪、排子枪突然一起开火，并投出去几十个手榴弹，又有几十具尸体丢在阵地前面。 　　这时太阳出来，天大亮了。看看我们的战士，一个个充满了胜利的信心。然而，敌人的气焰也更凶了，第三次进攻上来的是鬼子，炮火、掷弹筒打的也更加猛烈。很快，敌人冲到了阵前。三区队长宋平组织了一次肉搏战，两翼的机枪使劲扫射，截断敌人后援；但是，敌人仍然紧紧粘上了我们，虽然已经到了撤出战斗的时间，但这时却撤不出战斗了。 　　我看了一下形势，对梁右录说，我向北侧翼去打一下，掩护你们撤。我带了两挺机枪顺利的冲过去，一打，果然奏效，把敌人的注意力也吸引到我这边来，终于使梁撤出了战斗。他们撤出后又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我们也撤出了战斗。看看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估计司令部已经走远，我们按照约定向张家村集中。会合后，刚出张家村，却见司令部和机关人员、特务连、还有部分家属刚走到村外的山沟里，也就是说，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才走出不到十里路。王博、滕蛟也在队伍里。我一看，脑袋轰的一下大了！这么说我们一夜的努力都白费了？我急了，扯着嗓子大声喊“敌人都追来了，你们怎么还没有走!” 　　但一想到这些没有战斗力的人员如果被敌人抓住的可怕情景，就什么也不能顾了，拼了命也要掩护他们冲出去！于是我和老梁迅速把八大队撤下来的战士集中起来，指挥他们赶快抢占这里的制高点北山头。在登山之前，我激昂的做了简短动员：“现在，我们的一切怨气都是多余的。掩护妇女老幼，掩护没有战斗力的人员不仅是军人的天职，更是热血男人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如果我们这些扛着大枪的男子汉们跑了，却把妇女孩子们留给了敌人，弟兄们，我们今后还有脸在这个世上活么！”说到这里，我又转过身对机关的人员、妇女孩子们说，“弟兄们，太太小姐们，你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往东南方向撤吧！我们的战士在用鲜血掩护你们撤退！等他们的血流完了，就不能掩护你们了。” 　　但队伍还是在犹豫，甚至有人说，东南方向有爆炸声，能往那边撤吗？我说，“那是敌人拦截的炮声，正好说明那边没有敌人，只有东南方向是生路！” 　　这时我好象看见王博和滕蛟用脸上的一点笑容表示了对我的支持，我和老梁就迅速带人向山上冲，司令部也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 　　就在我们拼命向山上爬时，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一部分落在爬山的队伍里，一部分则落在了司令部的山沟里。炮弹在山沟里的人群中一炸，他们撤退的就更快了。 　　我们用发疯般的速度抢上了山头，并开始对敌人阻击，但是敌人却已经发现了山沟里有人，他们迅速兵分两路，一部分向我们，一部分向山沟里的人进攻，由于敌人离我们太近，我们已经不能保证司令部的绝对安全了。 　　敌人的运动很快，迅速把我们包围起来。飞机也来了，在我们的头上盘旋轰炸、扫射，压的我们抬不起头来。部队在敌机扫射轰炸下多有伤亡。 　　在敌机的盘旋中，我逐渐摸索出了躲避它的办法：敌机每俯冲一次，总要拉起来，在天上盘旋一圈，然后再俯冲扫射或投弹，它一旦开始俯冲，炸弹和扫射就只能在一条直线上，只要躲过这条直线往两边一跑，就没有什么事了。 　　但是地上的进攻越来越猛烈，我们组织各种火器拼命打，却始终不能把敌人赶出更远的距离。战斗呈现胶着状态，我们已经十分被动了。部队已经伤亡了20多人，梁大队长也负了重伤：两条腿打伤，腋窝中弹。 　　敌人的包围一步步缩小，我们的阵地正在逐步丧失。张月东和宋平那边已经接连打退了数股敌人的进攻，藏怀峦这边也刚刚打退一股敌人。然而，敌人已经死死把我们缠住了，他们很快就要组织下一次进攻的。 　　张副指导员以及宋藏二人问我怎么办。我看了一下形势，这时太阳已经偏西，山下不远处，密密麻麻都是敌人，而我们已经被压缩在一块不大的山岗上。伤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近40人。老梁正昏昏沉沉趟在我的旁边。我想了一下说“从中午到现在，又打了快一个下午，司令部如果能走的脱，也应该走出二三十里了。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他们几个人都赞成，于是我进行了分工：由宋平断后，我和藏带着部队突。梁大队长也同意我们的意见。看着这个平时老实厚道少言寡语又处处埋头苦干的战友，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扶着他一起突围，但他却说，“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来单独照顾我？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设法把部队照顾好。”猛地把我推开。 　　我含着眼泪离开了他，开始组织突围。我选好了向西的方向，组织了三挺机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猛扫，然后带着部队向山下猛冲！只见敌人在我们前方和左右不断的倒下，我们自己的队伍中也有人不时中弹倒下。我时而蛇行前进，时而突然卧倒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子弹就在耳边“哨、哨”飞过，其他战士也象我一样，不断地飞跑和不断地卧倒，很快冲到了山底下。两挺机枪始终跟在我旁边，跑在最前面。 　　刚冲下山，一路鬼子又拦在了前面。我命令机枪开火，暂时把敌人压住，然后叫人往后撤，战士们灵活地左一蹦，右一跳，躲避着敌人的枪弹。但我们仍然没有甩开鬼子，他们又慢慢压上来。我们只好退进了村子。进村子后，在房子的掩护下，迅速跑动，暂时摆脱了敌人。但是，由于村外情况不明，我们不敢贸然行动，必须先找个地点隐蔽一下。 　　这时天已经擦黑，我大致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40多人!我感到心象被锥子扎了一样的疼痛，我们这个生龙活虎般的大队，竟然在战斗中伤亡了100多人！一种莫名的悲痛、愤怒和怨气在心中腾的冲起，这个仗怎么打成了这个窝囊样？ 　　但环境不允许我多想，我带着队伍，来到了村子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我略一判断，就带着队伍向北拐。走到一处院子外，看见院子里有一个影壁，却见影壁后面有一道很厚的墙。仔细看时，这墙的某隐蔽处竟然有一个口子，口子很小，命人进去查看一下，却是一道夹墙。 　　这种墙那时在农村常见，既可以在平时存放东西，也可以在危机时暂避风险。我们40多人便一个一个往里钻，竟然全都钻进去了。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隐蔽了，但也完全失去了机动性，一旦被敌人发现，那就全军覆没了。 　　刚刚藏好，就听到街上嘈杂的脚步声，我从夹墙的墙缝中向外一看，断后的张副指导员和宋平，队伍被敌人截住了，只见张举起手枪就打，但是枪没有响，后面的一个鬼子一下抱住了他，但宋平这时却看不见了，又听到一阵枪声，他们的队伍也被打散。我们躲在夹墙里，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战友被抓被打，却不能出来支援，心里难过啊！这时要是暴露了目标，我们这40多个战士也就白白送死了。 　　我们躲在夹墙里的时候，闻到一股清香，用手摸时却是许多枣子。这时我们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抓起枣子就一通大嚼。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使劲用耳朵听听，街上静悄悄的，什么声音也没有。估计敌人已经走了，我们40多人慢慢从夹墙中走出，来到了大街上。四处象荒野一样寂静，空气中仍然留着浓烈的枪炮的硝烟味道。我们默默地走着，似乎没有目标，又似乎想找到什么。 　　突然在村东口发现了横七竖八的尸体，有敌人的也有我们的。显然，在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我边走边看，心揪的老高，一种似乎有预感的担心掠上心头。这里的尸体，足有二、三百具，各种姿势的都有。许多人身上能明显地看到刺刀刺伤的痕迹，不难想象这是最后肉搏战的惨状。 　　然而却没有发现一个妇女或孩子的尸体，死的全部是军人，全部是男子汉！这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他们一定是在军人们的掩护下，突出重围撤走了！这给了我难过的心一丝安慰，我们还能保护他们，我们没有受到羞辱，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然而我预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一堆尸体的密集处，我发现了王司令员和腾蛟教导员的尸体！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处刀伤，眼睛也没闭，怒目望着天空。我几乎晕厥过去，眼前有些发黑。旁边的战士扶了我一把，才没有摔倒。眼泪再也止不住地脱眶而出。 　　王藤二人，是多好的人啊！王司令，克服内外重重困难，带领部队坚决起义，过来后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日，多次立下战功；藤教导员，一个活泼、幽默、乐观，永不知疲倦的党的优秀政治工作者，我的良师益友！从阵势看他们一定是带领有作战能力的人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做了最后的抵抗，用生命代价掩护了妇女孩子和一部分人的撤出。 　　我想起最后分手时他们的眼神，看来那时他们就已准备用生命来与敌人最后一搏了。 　　我感到最大的内疚是没有保证好司令部的安全，但我也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在心中憋着：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撤出？按说我们也按照预定时间完成了掩护任务嘛！难道是因为家属孩子不听指挥，行动缓慢？难道是因为敌情复杂，难以做出往哪个方向撤出的判断，从而延误了行动的时间？……但这已经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迷。 　　我的脑子乱轰轰的，身体也极度疲乏和虚脱，厚厚的棉衣全部浸透了汗水，并结出了一层白霜。我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我和藏怀峦商量好，向东南方向的仁青树撤退。他请了几个老乡，把王、藤二人抬着连夜走了。 　　天明才到，我倒在地上就睡着了。 　　当我感到有人把我推醒时已经是晚上了。舒同来看我并简单地问了一下战斗的经过。我欲哭无泪地做了简单的介绍。说到王藤二人的牺牲，我觉得胸中堵的慌，想发泄却又发泄不出来。我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但这不是责任问题，是活生生的战友和领导就这么在你眼前牺牲了啊！而且扫荡以来交给你的任务就是保卫司令部的安全嘛。 　　舒同安慰我：“小赵你不要伤心，你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下面的关键是重整旗鼓，总结经验。游击军将重新整编，恢复建制。”舒同还看望了突出重围的四十几个战士。 　　在随后的日子里，开始恢复我们的建制。经查我八大队失踪三十人，被俘二十余人，阵亡五十余人。活着的战士很多提升为班长，原来的老班长提升为区队长或副区队长，藏升任为副大队长。我仍然是大队指导员，战士也补齐了。 　　我们所属的支队来了一个新教导员叫钱方中。游击军来了一位新的司令叫唐正南。 　　然而在那一段时间里我象丢了魂一样，成天昏昏沉沉。只要一闭眼睛，就是天上的飞机，地上的炮，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断在耳边回响。一会看见了王博司令端庄的面孔，一会看到藤蛟幽默多智的笑容，一会又看见梁右录在我们分手时满怀痛苦和希望的眼神……。我常常发呆，常常是一觉睡下去就不醒。 　　我住的房东是仁青树村的妇救会主任，这位女同志长的端庄秀丽，极富同情心。看着我成天魂不守舍的样子，她很是着急，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减轻我的痛苦。她经常搞一些草药来熬水，再放一些红塘让我喝。这给我受到严重打击的心灵带来丝丝温暖。她有些迷信，说是我可能丢了魂了，要想办法把魂招回来。我说那是迷信，不要搞，要犯错误的。 　　在这期间，还由于我的心烦意乱和钱教导员闹了一场别扭。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他给我们一个任务，叫去扰乱灵山的敌人，并要求我们把哨所摸掉。我就问这两个哨所有多少敌人，是什么敌人（鬼子还是伪军）？是去打一下还是去捉几个人？我还说，敌情目标不清楚，怎么完成任务。钱说目标就是扰乱敌人，情况自己去侦察，相机搞炮楼子。 　　我又说这是司令部下达的命令还是你自己琢磨的点子？因为我知道，灵山的炮楼位置在灵山镇的一南一北两个，离我们这里有40多里路，那里是个煤矿，敌人戒备很严，完成任务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结果我们吵了起来。支队长知道后劝开了后对我说，老钱不了解情况，这是给支队的任务你就甭管了。后来交给我们另一个任务，去袭扰南面的一个哨所，我带着几个人去了一趟，从树林里摸过去，打了一个手榴弹炸死一个俘虏了三个，很轻松地把哨所摸下来。 　　回来不久，我的调动命令就下来了。到游击军特务连当指导员。然而那场恶战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但我的身心却还没有调整过来。我常常发呆，做事丢三落四。有两次晚上人家叫我查哨，把值日的牌子交给了我，我却睡着了，耽误了查岗。叫我讲课，自己也不知道讲了一些什么，只得叫副指导员去讲。副指导员爱打小报告，把我的许多事向上做了汇报。当然这也怪不得别人。 　　一次游击军政治部主任赵仍兰找我谈话，说我萎靡不振受不起挫折打击，缺少毅力。这些话增加了我的怨气和委屈，但我一言不发。和我谈话时，特派员也在场。谈到最后，通知我说，要送我去晋察冀三分区教导队学习。回到宿舍我打起背包就走了。从此我离开了这个使我欢乐过，使我初显身手但又给我留下了无限悲伤记忆的游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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