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枪 　　 　　转眼到了1939年10月下旬，日军开始了一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为了对付这次扫荡，我们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战斗动员和准备。 　　首先是物资怎么办？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打仗部队就要开拔，可是除了带走必要的东西外，许多物资都要存放起来，何况我们还种了许多菜，还养了猪，还打了许多柴草，都要认真处理一下。于是和村里的党组织、和老百姓商量，粮食、柴草、猪、菜都做了妥善处理。这事再一次让我体会到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最根本的依靠。 　　其次是战斗动员。为了搞好动员，滕蛟又一次和几个指导员商量。滕蛟说这次我们要讲讲民族主义。总的方面要讲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具体的要讲讲如何粉碎这次扫荡。反扫荡可以从敌情、战胜敌人的条件、战胜敌人的办法等三个方面来认真分析，目的是使战士们充满必胜的信心……。 　　我感到滕蛟这个人有水平，他总能抓住关键问题，高屋建瓴地、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工作；对问题的分析也非常有条理、有层次，刚参加工作就碰上一个好领导真是幸运。 　　回队后我想，除了按照滕教导员布置的进行必要的政治动员外，最主要的应由张大队长进行军事动员，要谦虚，摆好自己的位置。 　　张大队长十分尊重我。听我说了意见，他非常高兴。并对要讲的问题做了认真准备。 　　动员会上，我的讲话以孙先生的民族主义为开端。 　　“民族主义主要含义是争取民族独立。我国由于经济落后，政治腐败，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变成了半殖民地。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要独吞中国。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日本，却一心要消灭共产党，先前打了10年内战，结果东三省丢了，后来又丢失了大片国土。现在虽然国共合作了，但他们仍然不认真打日本。这是中国弱的主要原因。如果全国团结一心，几万万人拧成一股绳，日本打不进来。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挺进敌后，收复了大片失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弱小的力量抗击着强大的敌人，我们是在真正实行着孙先生的民族主义。要想彻底实现民族独立，靠外国人不行，必须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单靠共产党也不行，只有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下决心和日寇干下去，就一定能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次反扫荡敌情是严重的。日本鬼子有多少？保定出来的有1500多，据说是华北派遣军直接派出的；张家口出来2000多；再加上石家庄和井陉的2000多，共有6千鬼子。而伪军则出动了二万多，因此敌人的总数估计在三万多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冲着我们第二、三、四军分区来的，采取了四面包围的战法。 　　我们有没有战胜敌人的条件？有的，我们三个分区有老百姓200多万，能拿出的兵力也有15000多人，还有十几万民兵，人数上我们占优势，这是一；第二，二万多伪军是中国人，他们和鬼子不一样，不愿意打老百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就使三万人的力量有很大折扣；第三，我们地形熟，战斗力也很强。”说到这里我专门赞扬了游击军会打仗，把他们击退一千多敌人进攻的事，守卫老虎山的事都说了出来。至于战胜敌人的办法，主要是军事上的问题，我说，“军事上我懂得少，实战经验更少，要靠张大队长来讲。” 　　张大队长很细致地讲了各种战法，动作要领；坚守阵地，要守如卧虎，撤退，要退得有序，不受损失；动作要象猫一样轻盈灵敏；只要枪一响，就要叫敌人毙命……。 　　宋、藏也讲了不少，动员用了一个上午加下午两个小时，整个部队的情绪非常高涨。 　　在这期间，张张凤奎还看地形，看地图，拟订了行军路线。我们还对驻地的老百姓做了安排，他们要跟着我们走，但部队是要打仗的，不行。根据我们的判断，口底（是村子名，有东、西口底）因为在敌占区与根据地边沿敌方一侧，扫荡时反而比较安全，就动员老百姓到那里去，在那里藏一段时间，准备一些干粮。 　　我对教导员说，把部队多余的枪分几支给民兵，再给十几发子弹，让他们负责探路，掩护老百姓。教导员同意了，拨了6支枪出来。民兵听了很高兴，但却因这6支枪分配给谁的问题打了起来，闹了一点小小的不团结。后来把支部书记找来了，确定把6支枪给中心村（东贤口），还指定了组长，并规定由书记节制，这事才摆平。我们还提出要求：有了枪，首先要负起责任，就是老百姓的安全；其次是不要乱放枪，因为都是年轻人，手里有了枪就想放；第三是不得作害老百姓。支书听的有些不耐烦，说“这些事我们懂。”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就开拔了，第二天就来到了支队的驻地贤口村，在北面山脚下集结待命。晚上开始向唐梅进发，地点是唐梅东南方向的山上，半夜上山，拂晓进入阵地。这山是东南—西北走向，西北高，东南低。从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唐梅的4个村子。在兵力部署上，大队长带两个区队，两挺机枪，其中在制高点上放了一个区队；我带一个区队在距离制高点约600米处。那天虽然是阴天，但能见度很好，各种信号都能看得很清楚。 　　7点钟左右，鬼子就来了。从方向看他们也是从贤口来的，唐梅在贤口的北面约十几里，而老百姓去的方向是在贤口的西南，看来我们的判断比较正确，老百姓安全了。 　　鬼子的人马在山下的道路上行进，似乎发现了什么，马上看见他们直接向制高点方向运动，看来他们是想直接抢占制高点。他们只向山上打炮，但不打枪，进攻也不太隐蔽。和我在一起的区队长藏怀峦看着敌人说，“敌人也太狂妄了，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看一会儿怎么教训他！” 　　敌人的眼睛只盯着制高点，完全忽视了侧翼。等到进攻的敌人展开后，便把侧翼整个暴露给了我们一区队。这真是一个杀伤敌人的大好时机！ 　　藏发出信号，叫大家准备用排枪射击。我看着敌人心里直痒痒，对藏说，我也要打他几枪。藏顺手递过来一只三八大盖，告诉我瞄准时，抠扳机的手指先把扳机向后抠到击发位置准备着，一但三点成一线瞄准了，不要犹豫马上击发。一抠，敌人就会一下子翻倒。 　　我在抗大也曾练过射击，但是当时子弹非常缺乏，实弹演练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射击，而且对面不是靶子，是真正的敌人，心中不免有些激动。按照藏的指点，我瞄准了约300米远处的一个敌人，这人似乎还是一个小官，因为他有一把指挥刀。我把手抠到击发的临界位置，慢慢瞄，就在三点成一线的一刹那，我抠动了扳机。 　　哈！那个小官一下子就翻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紧接着，我们区队的所有枪都一起开了火，敌人象被割的庄稼倒下去十几个。我的头一下子有点晕忽忽的，第一枪就打死一个鬼子！先前就有人对我说过，只要你在战场上射击时毙伤了第一个敌人，你对打枪就会上瘾，那种滋味只有经历之后才能体会。如今我真正体会到了！ 　　这时主阵地上机枪也象刮风般“哒哒哒”响起来，敌人象潮水般退了回去。 　　我们的人中立刻有人冲下去拣枪，我也跑下去拣回一条，共拣回4条枪。在拣枪时，我好象看到有人在敌人尸体上翻，在手指上撸，心下恍然，他们是在搜戒指，绿票（日本人发的伪钞）看来这是旧军队的恶习。 　　待我们回到阵地，敌人的9.2步兵炮和掷弹筒就打上山来，四周顿时一片火海。 　　但对于阵地战，游击军是很有经验的，他们早从山顶撤到山后面隐蔽起来，只留两个人在大石头后面监视敌人。炮火虽然猛烈，但我们无一伤亡。 　　紧接着敌人发起了第二次突击。这一次敌人对我们这边重视了，直接朝我们这边压上来。老藏嘱咐放近点再打。300米，200米，100米……，听得老藏一声喊：“打！”啪、啪、啪”一个排射打下去，又有好几个敌人报销了，这时大队长那边成了敌人的侧翼，他们一阵机枪扫下来，又把敌人打退了。这时，我们有两个战士觉得趴着打不过瘾，就站起来端着枪打， 但紧接着两个人都栽倒了，我跑过去把他们拖到后面一看，负伤了，一个在胸部，一个在肩部挨着胳肢窝处，再往里偏一些，就没命了。急忙叫卫生员，他很老练，迅速用纱布在前后伤口上往里一塞，就堵上了，血马上止住，再用纱布一捆，就处理完了。 　　这时我急忙向阵地上喊，注意隐蔽，别骄傲大意，要死人的！话没说完，敌人的掷弹筒又打上来，炮弹也打得特别多，一直打了很长时间，甚至还来了两架飞机，不过没在这里投弹，向北飞去了。 　　部队又撤到隐蔽处，时间快到晌午了，我们就痛痛快快喝水，吃干粮。 　　敌人第三次上来的很慢，这回他们再也不敢小视我们了，也不敢牛皮烘烘，大大啦啦往上来，而是小心翼翼，猫着腰慢慢往上爬。 　　我向藏建议：“这次我们用手榴弹怎么样?再放近一点打。一来猫着腰枪不好打，二来手雷弹杀伤面积大还有威慑力。”老藏用欣赏的眼光看了我一眼，马上同意了。 　　等到了100米以内，一顿手榴弹投下去，“轰！轰！轰！”敌人抱头就往回跑，于是机枪步枪一起扫，又撩倒了10多个。 　　这时我对游击军的干部和战士们充满了敬意。这里面的大多数都是爱国的，勇敢的，打仗沉着冷静，对敌人的打法了如指掌，判断也很准确，枪法也准，军事技术也高。我于是在阵地上大声说，“老哥们，你们是好样的！” 　　这时，大队发出了撤退的命令。但我们还没有撤，敌人又上来了。这回没打炮，爬上来离的近了就发掷弹筒。我们又是手榴弹、步枪机枪一起打，又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 　　大队的命令再次传来：“不要恋战，赶快撤退，还有新任务！” 　　这时我看看影子（太阳已经出来了），估计已经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上级交给的任务是，顶到中午就行。 　　于是藏怀峦断后，很快按预定路线撤走了。敌人尾随着就上了制高点，还追了我们一阵。在制高点上他们向唐河桥上打了几炮，我担心会不会把桥打断，藏说，“放心吧，他们也要过桥的！”我们迅速往西走，脱离了敌人。 　　这一仗打下来，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我亲身体验了战斗，体验到了消灭敌人时那种撼人心魄的痛快！ 　　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一仗，配合了北边的另一场战斗，就是晋察冀抗战史上著名的“黄土岭战斗”，是役消灭日本鬼子900多人，击毙了敌酋阿部规秀中将。 　　撤出战斗以后，我最担心的是如何把伤员跟大部队一起撤走。我想到了通讯员，准备把这件事交给他具体办。通讯员有一个奇怪的名字：李五四。我问过他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他说，爷爷54岁时生的他，就起了这个名字。他家里很穷，住在平汉线以东，亲眼看过日本鬼子在他家乡烧杀，他当兵已经三年了。 　　在和他的接触中，知道他性情开朗，善解人意，嘴也很甜，会说话，因此觉得交给他能完成任务。我说，“你今天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伤员弄回去。”他说，“这个任务能完成。”我问，“怎么动员担架？”说“通过村干部找合适的人家，再到家里去动员。”“人家不愿意去怎么办？”“我先找家里的老太太，老太太一般都心软，看到伤员心疼，她就会找她的儿子来抬担架。”我一听感到他很会想办法，很高兴，就让他来办这件事。 　　就这样，一路上请老百姓抬，每隔十几里换一次人，开始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后来换了两个木杠子，用绳子一网，就成了一副担架，这样抬着也轻快。小李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去动员担架，我因为总不放心，又觉得大部队已没有什么大问题，就一直跟伤员在一起。渐渐的就落在了后面。 　　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到天明时才在一个村子赶上了大部队。我找到了大队长，把伤员交给了他。大队长说，“赵指导员你真不容易！”伤员们直掉眼泪，都说我够义气，讲信义。藏怀峦更是说，“指导员，我们忘不了你的好处！”我说，“我是指导员，这是分内的工作，再说这事主要是李五四出的力，老百姓们帮助抬的，要谢就谢他们吧！” 　　伤员很快就转送到军分区医院，可能在军城一带。 　　这件事使我更深地体会到来游击军时王部长说的话，“对士兵要关心，要尊重他们，要讲义气……”加入革命队伍以来，我深深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友情，我要把这种温暖和友情还报给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这也正是我们这支队伍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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