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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晋察冀
罗主任的报告主要说了到敌后去的意义和介绍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情况。罗主任说,把抗大办到敌后去是毛主席的决策,现在我们根据地要扩大,军队要发展,这就需要大批具有一定水平的军政干部到前方去,到敌后去。毛主席说我们要在敌人的心脏里插上一把刀子,你们就是去插刀子的。 罗主任还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现在,全国到延安来参加抗日的青年有成千上万,延安这块根据地地广人稀,人多了也有办学越来越困难,养不起你们的问题。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把抗大分成若干个分校,分别到各个敌后根据地去办也是很必要的。现在准备办两个分校,第一分校到晋东南根据地,那里有八路军总部;第二分校到晋察冀,你们七大队属于第二分校,就到晋察冀去。(当时抗大几个大队大致的成分是这样:一大队主要是工人,还有少数学生;二大队主要是敌后来的;三大队原来红军的成分不少;五大队主要是女生;七大队学生的比例很大,……) 罗说晋察冀边区地处山西、察哈尔、河北的交界处,在平绥、正太、京汉、同蒲四条铁路中间,正中是太行山和燕山山脉。在那里聂荣臻同志已经建立了一块具有三三制政权的模范民主抗日根据地。往东是沃野千里的冀中大平原。晋察冀可是个好地方,进可攻,退可守;物产丰富,有麦子、红薯、小米;人口众多,有上千万;你们到了那里如果打出了局面,那生活会比陕北好得多……。有志男儿就应当到敌后去,把被日寇抢去的大好河山夺回来,这正是你们为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听了罗主任的动员,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向往到晋察冀去。因此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迅速。当地老乡知道我们要走,都感到依依不舍,特别是那些和我们混得很熟的青年人更是如此。那些天,经常有人到驻地来找我们,还给我们送来了许多柿饼子、黑枣;而当地年岁大的人,就找干部们去告别。 从延安到晋察冀路程很远,但那时候没有车,全凭两只脚板走路。部队出发前准备得很细致。首先每个人都要学会打行李,我学打背包学了不短的时间,教我的人是苏宏达,也是一名红军,他是区队长,管4个班。后来又成了4队的副队长。我们4队的队长叫陈斌,长得比陈宜贵魁梧。那时我还没有被子,从万县出来时只拿了个褥子,到抗大后,还是用自己的,没有发装备。 其次是教会我们行军的常识,怎么走路,怎么不掉队,怎么在队伍中从前面到后面一个人一个人传信息、口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不要把信息传错了;怎么摸黑穿衣服,这里的要领是晚上脱衣服摆放一定要有顺序:先脱衣服,放在下面,再脱裤子放在上面,和在一起当枕头;然后把袜子鞋放在枕头底下,这样穿的时候就不乱,很快就能穿好。 最后还要把教的东西反复练习,记得刚开始练时闹了不少笑话。半夜听到紧急集合哨声,大家就急忙打背包穿衣服,结果有的学员在操场上跑了几圈后,背包散东西掉,有的裤子也掉了。但经过几次练习很快就做得很好了。我在练习中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动作也挺快。我们的要求是在8分钟以内,开始可以点灯或借着月光,后来只准摸黑练,但我很快也就通过了。 由于我在队里年纪小,陈指导员对我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在安排行军编组时,专门在我的前后安排了两个大个子,以便随时对我施以援手;还叫我前面的学员在背包上挂一个白纸壳子,这样在晚上行军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目标,另外反复嘱咐我晚上行军不要抽瞌睡。 和我得到同样保护措施的还有一个小学员叫丁克。丁克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也才16岁左右。他会说英语、日语。长得比我高一些,非常秀气非常活泼;他的音乐很好,这一点很是令我羡慕。他会唱许许多多的歌曲,那些歌都是三十年代非常流行的,什么“夜半歌声”、“渔光曲”、“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等。这些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群众的苦难,每每唱到婉转动听处,都使我感同身受,热泪盈眶。 丁克听说要对他特殊保护就说,“我不要别人照顾我,我自己能行!”当然最后还是作了一些特殊安排。 班里还有一个大个子,姓毛,听说是毛主席的族弟。他腿长胳膊长脚板大,身上穿的衣服裤子都显得很短,在炕上睡觉腿都伸不直。他有些苯,我们打背包很快就过关了,他却不行。他吃饭特别快,一碗小米饭,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开始我们总跟他开玩笑说“你哥哥那么聪明,你怎么这么苯呢?”他只是笑,从来不生气。后来我们就不开玩笑了,总是帮助他。临出发前他被调走了。 编队时还把爱发牢骚的姓王的和姓刘的分开编了队。 临出发前我最后一次登上了猫儿沟旁的土山,望着长满黄草树丛的黄土地,想着这里热情纯朴的人民,一种救国救民的责任感象火一样在心中熊熊燃起。再见了,中华民族摇篮的黄土坡,你的子孙决不会允许日寇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国土上横行! 行军的第一站是绥德。刚开始行军,一天最多走5、60里路。这也是经验。等到慢慢适应了,路程再逐步加长。每到晚上宿营,我们就主动为房东打扫院子、挑水,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我们自己打柴火烧炕,吃饭则由队里统一交涉。不少人因为过去路走得不多,脚上打了泡,队长指导员就教我们挑泡,把缝衣针在灯上烧一下,然后把脚上的泡扎穿,里边的水就出来了,再涂上一点煤油,没事了。绥德离延安有200多里路,我们走了大约4、5天。 快到绥德队里又及时进行教育说,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展现八路军的良好形象,要注意和友军的团结,因为那里驻扎着国民党的军队。进绥德镇的时候,我们的步伐走的特别整齐,还齐声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大校歌”、“游击队之歌”等歌曲,结果引来了绥德许多老百姓,并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目光。 在绥德休整了两天,洗衣服、休息,还到市面上去逛逛,果真我见到了国民党的军人,他们的士兵穿得是灰布军装,军官则穿的是呢子。见到他们我们就敬礼,他们也给我们回礼。休整期间,队里买了一些东西,补充了给养。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套棉装。 离开绥德继续向北,经米脂,到佳县,这一段路开始行进在狭窄的山间小道,还翻越了两座山。路虽然难走,但抗大的政治鼓动工作做得极好,使大家的情绪高涨。沙欧和丁克被抽到大队当拉拉队员,他们经常在行军队伍旁边打快板边大声念着一些鼓舞士气的词,搞的气氛十分热烈。看见个高的就来一句“那个同志个儿高,帮助别人被背包!”看见个儿矮的,就说“别看这位个儿矮,行军却比别人快!” 在一个班里大家就来“碰球”的游戏,其实没有球,就是用嘴说,谁没有接上,就要罚唱歌。比如,排在第一的说,“我的一球碰五球!”那么,排在第五的就要说“我的五球碰七球!”第七个必须马上接“我的七球碰……”,如果谁没有接上,就要罚唱一首歌。 这样一来,在整个行军队伍里,到处是欢声笑语,本来很枯燥的行军,变得异常活跃有趣,一天走七、八十里,一点也不觉得累。 到佳县就要渡黄河了。离的还挺远,就听到了黄河奔腾的轰隆声,我感到心中一阵激动。由于黄河是养育我们祖先的河流,所以对它有一种敬畏的心理。等待过河的时候,我们唱起了“黄水谣”:“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水又急,浪又高,奔腾叫嚣似虎狼……”这首委婉凄楚的歌曲,真是催人泪下。我们渡黄河、进军敌后的心情更急迫了。 这时队里的领导又讲话了,是渡河的安全问题。“上船以后,一定要稳住重心,这样就不怕船来回摇摆。船往右摆,人就往左歪,船往左摆,人就往右歪……。” 一条船能坐七、八十人,而划船的有二十多。渡河的很顺利,只是河中间有大约七、八丈宽的一段水流比较急,过去后,就没有事了。不到半天,我们就全部过了黄河。 过了黄河就快到敌占区了,紧张的气氛渐渐浓了起来。拉拉队没有了,歌也不能唱了。行进的时间也改成了昼宿夜行,每天天快黑时,队伍集合开拔,黎萌时进村,按照安排好的农户进房间。炕已经烧的暖暖的,上了炕,不脱衣不打开行李,躺下就睡。我们的警卫任务,交给别的武装部队来担任。从这一切来看,我们这次行动组织的十分严密,而且感到到处都是抗日的战友,就像“游击队之歌”唱的“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行军一直很顺利。下一个目标是五台山,那里就到根据地了。这时候天气也越来越冷了,尤其是晚上行军感觉更甚。有一天觉着冻得有点邪乎,北风象刀子一样刺在脸上,鼻子尤其难受,于是听到从队伍前面传下话来:用毛巾把鼻子嘴巴捂上。这样虽然呼吸有点憋,但是不冻得难受了。领导说过,在行军中最关键的是不要掉队和不要生病,所以他们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注意,及时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这种细致入微的带兵作风,使我感受至深,以至于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带兵工作。 快要过同蒲路了。这是一条贯穿山西南北的铁路大动脉,是日寇占领区。由于是交通线,敌人的守卫也更加严密。为安全地通过铁路,各队又及时进行了教育,这次是区队长苏宏达讲话。他说过铁道一定要尽量减小目标,还要行动迅速。这就要学会弯下腰来跑步,学会匍匐前进。还要学会在晚上绕过各种障碍物;敌人打枪时要学会听声音。听到“哨、哨”的声音说明子弹打得很高,不要怕,大胆跑就是;但如果听见了“扑、扑”的声音,就要赶紧趴下,因为子弹打得很低,都在你附近,是子弹钻地的声音。 我带着一种新兵的紧张和兴奋,和全队的战友第一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相信所有的学员都和我一样,因为那天部队行动迅速极了,除了“唰、唰”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其他一点声音也没有。快过铁路时,忽然发现我们行进路线的两侧,隔不多远就有一个荷枪实弹的战士背对着我们站着,从而形成了一个用人墙组成的通道,这倒使我们不会走错路了。原来这就是掩护我们的部队。忽然听到了枪声,队伍一阵紧张。立刻就从前面传下话来,“这是掩护我们的,不要怕,别出声,继续前进!” 就这样,我们非常顺利、无一伤亡地通过了同蒲路! 过了同蒲路就进入晋察冀第二军分区的边沿,掩护我们的任务也就交给了第二军分区。再走两天,就到了军分区的中心地带。这时我们看到老百姓用馒头、烙饼等好吃的迎接我们,我们在地里看到了过冬的小麦,山沟里的草还是青的。又走了两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平山县陈庄。掐指算来,从延安出发到现在,我们已经走了20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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