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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滴水入洪流
抗大的学习是我一生思想的根本转折点。过去,我只是从自己的人生经历,直观的来理解这个不公平和没有出路的社会,学习使我在理性上明白了为什么它不公平,并知道了改造它的方法。 通过学习,特别是通过后来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实践,我已深深地溶入了革命的队伍,溶入了这个温暖而充满希望的大家庭,溶入了这支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就我个人而言,也从一个孤儿变成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青训班 八路军办事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当时董必武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但那天不在。(这一时期,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工作人员看我的穿着就问了一些情况,我又得做一番解释。看来这身行头还真起了作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人家把我当成有钱人,在西安宪兵招待所又以为我是有来头的人,对我款待有加;来到这里工作人员又把我当成阔老。其实这身行头能值几个钱?特别是那个皮箱,有谁知道它竟然是用擦皮鞋的箱子改装的! 第二天办事处就派人送我们走。我们一行有20多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西北并打算去延安的青年。我们坐上一辆大卡车,但车送我们出城只走了一段路就下车了。然后就步行向北进发。晚上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三原县安吴堡。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周围是用黄土垒起的城墙,后来我们知道,这里离西安不太远,只有100多里路,而且仍属于国民党的地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在这里设了一个“青年培训班”,专门对全国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进行初步的培训和考查。这里的主任叫冯文彬。 到青训班的时间大约是1938年的一月下旬。 一到这里我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最直接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冯主任还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都很好,亲切热情真诚,好象父母或兄弟。我还发现,八路军与当地的老百姓关系非常好,可以说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这种亲情般的氛围感染了我,使我这个从小饱受人间歧视的孤儿象回到家一样。 不久我给家中妈妈及弟妹的信是这样写的:“我已经安全到达了西北。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很安定,有秩序,没有偷没有抢,真个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里的人都很好,他们想的都不是个人发财,而是专心想着打鬼子。只是吃的东西有点不习惯,吃小米、馒头就大蒜,还有萝卜白菜,咸菜大酱,很少有大米。另外,我现在还没有穿上军装,但相信不久就会穿上的,……” 我们住的房子很大,但没有床。睡的地方是用麦草铺起来的,足有一尺多厚,麦草靠着一面墙铺就,为了防止麦草散的到处都是,前面用木板挡上。每个人在麦草上铺上自己的被褥,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大通铺,睡上去感觉很舒服。 一个月后我开始觉得身上总是有些痒痒,却不知是为什么。心想可能是很长时间没洗澡的缘故吧。有一天,一个上海青年看见在我的脖子上好象有什么虫子在爬,就帮我把它抓住,用手指捏竟捏不死。但把它放到两个拇指的指甲面上只一挤,就听得“啪”的一声脆响,小虫的肚子被挤破,里面竟是一肚子血! “呀,这是什么虫子?”我在家时没见过。那上海青年也说没见过。 “这有什么稀罕,是虱子!如果总不洗澡换衣服,自然就会长出这种小虫。”这时一个陕北的青年说。 虱子这个名字倒是听说过,并知道是和臭虫、跳蚤一样咬人的东西。 听说是这个东西,许多人找到了身上痒痒的原因,于是急忙把内衣脱下来捉虱子。 这件事使一些人觉得好玩,也使一些爱干净的人感到很别扭。 忽然有人问“虱子是怎么来的?”于是大家又是一阵呛呛。 对这个问题,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是身上的皮屑变的。由于那时大多数人的知识深度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因此对这种说法颇为信服。 那些爱干净的青年,特别是青训班的女生可是别扭死了,以后总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洗,洗衣服,洗澡。可是,在陕北这个缺水的地方能天天洗是很困难的,慢慢的许多人也就任其自然了。有时实在被咬得痒痒,就脱下衣服抓几个掐死。我们的队长说的更有意思:“虱子算什么?要革命,就不能怕生虱子!” 青训班的人很多,恐怕有三四千人,而且每天还有从全国各地来的。由于我和陈士拔是在四川被陈东平发展的“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所以到了这里被专门组织在一起,我被编在第三组,有20多人,为此我感到很自豪。后来我们还是1938年第一批被送往延安去的青训班成员。 这里学习的气氛非常浓厚。学习的主要形式是听报告,然后是讨论;最活泼的形式是向报告人提问并听他们作答。 常给我们作报告的是冯主任,但我们也经常能听到一些共产党大人物的报告。比如朱德同志给我们作过“开展敌后游击战”;董必武同志作过“中国要民生,要民主,才能驱逐日寇”等;这些大人物当时在我们看来都很神秘且本事高强,特别是对那些参加过长征的人,更是有一种敬畏心理。 冯主任的报告主要有这样一些内容: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抗日战争的前途---中国必胜,日寇必败、关于平型关战役的经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经过,……等等。 这些大气磅礴的报告使人激动,使人热血沸腾,使人心胸开阔,听了之后常常夜不能寐。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西安事变、长征等一些带传奇色彩的历史事件。 说到西安事变我们感到最不可理解的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杀蒋介石?共产党和国民党可是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啊!这段历史,国人谁个不知,谁个不晓!那时青训班里有许多经历过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的年轻人,他们说“要说对蒋介石的怨恨,共产党比我们还要大,我们就主张杀蒋。但是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去了以后却耐心给我们做工作,希望我们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不杀蒋就可以避免国内的动乱并促成民族的大团结一致对外。”这些东北军的人每当说到这些钦佩之情就溢于言表;他们还说,这也是他们许多人最后下决心到延安去的原因。 另外每当他们谈到周恩来,都流露出一种十分崇拜的心情,说他长得很帅,浓眉大眼,步履矫健潇洒,处事手段高明,非常有个人魅力。 在四川的时候我就猜测陈东平是共产党,并从他身上感觉到共产党的一种说不出来的巨大感召力,在青训班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这种感觉更强烈了。 青训班的生活紧张而快乐。印象最深的是广泛开展的歌咏活动。那些抗日救亡的歌曲只要一唱,总能叫每个人热血沸腾甚至是泪流满面。 有一首叫“西北已成了前线”,歌词是“大好河山被日寇侵占,大西北已成前线,起来,西北的青年,这里是我们祖先的发源地,……”;还有一首叫“保卫800里秦川”; 当然最激动人心的歌曲要数“松花江上”。对那些有家不能归的东北青年来说更是如此。这首歌只要一唱,就成了几十人几百人的悲壮而震撼人心的呐喊!那场面那气氛,真是感天地泣鬼神,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青训班也有一些小笑话,比如一些上海人把小麦当成韭菜;而我竟把在地里长着还没摘的棉花桃当成了茄子。 我们抗日民族先锋队学习讨论的问题比其他人要更深一些。因为这些人在来青训班前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知道的事也更多一些。但我由于年纪小文化低,对他们的讨论只有听的份。但是我却极愿意听,并因此知道了许多从未听说的事情。比如知道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英法张伯伦、达拉底搞“绥靖”政策;美国人隔岸观火;这些导致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日益猖獗;对“绥靖”这个词,我是费了很大劲才搞明白的:它的意思是只图自己安全,把祸水推出去,从而导致了捷克和匈牙利被德国吞并,波兰也遭到了进攻。 还知道了中国大资产阶级有英美派、亲日派;蒋是英美派;是英美在中国的代理人; 还知道了由于日寇对中国本部的大举进攻,已经开始严重威胁到英美在中国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由改消极观望变为积极支持,这也使得一向与共产党为敌的蒋介石转变消极抗日的态度有了可能;也由此认识到为什么十年内战蒋介石杀了共产党30万,革命群众上百万,而现在却要团结他抗日,这是形势的需要与可能,不是那个个人或团体、政党的意志所为。当然我们的联蒋抗日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抗战到底。 还知道了宋氏财团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宋氏三姐妹的事情;孙夫人宋庆龄以及她跟她的另两个姊妹不一样,是共产党能够信赖的人,等等; 还知道了毛泽东更多的传奇故事,什么他能在敌人眼皮底下溜走,五次围剿都没有搞掉他,倒叫他跑到了陕北;什么在长征路上,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他总能带领红军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或战、或走;战则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走则如土行孙钻地,来去无踪。尤其象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都成了当时脍炙人口的故事。 还知道了美国总统华盛顿、林肯以及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还第一次看到了地图,看到了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日本是个什么样子。 原来就知道日本小,中国大,看了地图,才知道真是这样!而且马上有一种非常恼火的感觉:一个弹丸小国竟敢欺负我们! 我还基本改变了对蒋介石的看法。原来在我心目中他还算得上是个英雄,因为它打败了许多军阀,把中国差不多统一了。现在看来就是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极力剿共,结果使得日本人占了东北占华北,搞得中国大片国土沦丧。 青训班充满了自由讨论的空气,与原来所处环境“莫谈国是”的气氛大相径庭。作报告的人也没有一点架子,下面听课的人甚至可以用提问打断他的报告。这时候,报告人就会转过来专门解答下面提出的问题。讨论也非常热烈,有时还会争的面红耳赤。对这一切我都感到新鲜,我已经被这里深深地吸引了,我隐隐感到,这里是一个与我原来所处环境完全不同的地方。我非常感激陈东平,是他把我引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 在家乡,在四川,生活上充满了痛苦,而精神上则感到极大的苦闷。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国土一天天沦丧,而人们在一起说的还是升官发财的话,做的还是嫖娼赌博吸鸦片的事;到处是饿殍,到处是面露菜色,眼中充满无望神色的穷人。 亲人又能怎么样?父亲一死我无依无靠,投奔叔叔他只让我当他的伙计,而让他的儿子读书。有一次我摔伤了腿,从他嘴里没有一句同情的话,还说我自己不注意,活该! 我庆幸选择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我朦胧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已经和一个伟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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