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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
一个月后,三叔一家都搬到夔府去了,这时的夔府,已改名为奉节。 在万县就剩下了我一人。但我却不寂寞,我把更多的时间都放在了处理抗日民族先锋队交给的任务上。奉节那边,这时每个比期要15箱,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12箱就完全可以满足了。这样我还是用老法子,每个比期可以得到两三箱。用这个方法搞到的钱,我差不多都用在了抗日民族先锋队活动的需要上。我把钱的来源告诉了陈东平,陈东平考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在这期间,我看了不少书。关于列宁的书,我似懂非懂地看完了,蒋介石的日记也看完了,还看了《牛忙》,还看了法国的一些书,但主要是看《生活周刊》,还经常看《大公报》。华北的形势一天紧似一天,上海这边,也紧张起来。中日矛盾一天天加剧,不是这里打,就是那里打,日本浪人在重庆、在全国各地闹得更凶,打砸抢。全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人自1931年攻占了东北,经过数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卢沟桥的炮声一打响,全中国都沸腾了!每天都可以看到街上游行的学生和工人,看到招募的新兵上前线,看到为前线募捐的,看到给前线将士写慰劳信,募集慰劳品的。游行队伍打着“抗战到底!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大标语,因19路军用大刀砍鬼子而创作的《大刀歌》到处在传唱。 陈东平这时非常忙。我常常能在万安桥头看见他演讲。这时的演讲,主要是宣传统一战线。他说,只要我们4万万同胞团结起来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张自忠将军,李宗仁将军都在前线英勇杀敌,国民党、共产党已经达成协议一致对外,团结在蒋委员长的抗战方针之下,中国人只要团结起来,没有打不败的敌人。 他还分析中国为什么会胜,一是国土大日本占不过来;二是中国有抵抗外侮的传统;第三是中国有人才,有人,如果出军队,光四川就能出200万。富人和穷人团结起来,富人少要点租子,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这时也几乎完全被卷进了抗日的旋涡。每天,我都按照陈东平等人的部署,贴标语,散发传单,搞街头宣传,不辞辛苦,不知疲倦。万县这时成立了万县各界抗日后援会,我也参加了。 贺老五的大儿子贺大少爷也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我问陈能不能参加?陈说,搞抗日宣传为什么不行?贺大少爷是留美学生,人长的很精神,粗眉大眼高鼻梁,留着分头,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他和中央军打的火热,因为日本的侵略严重妨害了美英的利益,而他家族的利益与美英息息相关,当然也就要积极抗日了。 贺大少爷的宣传队正在排练一个街头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这是一个在当时广泛流传的故事:一个中年人,他的家乡在东北,日本人侵占了他的家乡,捅死了他的女人,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小儿子流落到关内,生活无以为计,就以沿街卖唱为生。这一天,女儿由于几天没有吃东西,根本没有力气唱歌了,做父亲的就用鞭子打他的女儿。弟弟这时就扑到姐姐的身上,哀求父亲不要打了,说,姐姐几天都没有吃饭了,不要打他了。旁边的群众也纷纷指责这个父亲心太狠。当父亲的就声泪俱下的向群众诉说了日本鬼子如何占领的东三省,如何烧杀抢掠,如何搞得他家破人忘,他又如何逃到了关内……。群众一听,纷纷解囊相助,还和他们父女三人一起声讨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 我在这个活报剧中演小弟弟,贺大少爷演父亲,贺大少爷的未婚妻演姐姐。他的未婚妻是一个上海人,长得很漂亮。我们排练半个月后就开始在街头演出,每演一场,气氛都非常热烈,每场戏,都成了一次对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声讨。 演这个戏不但更增加了我的抗日热忱,而且也使我学会了怎么演戏。怎么背台词,怎么掌握表情,怎么做动作,在台上的语言要咬字清楚,抑扬顿挫,要有轻重缓急……,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面对观众。正面侧面都可以,就是不能把屁股对着观众。 我这样做,引起了卢氏兄弟的很大不满。他们总是埋怨我耽误了生意。但我也有自己的一番道理,我说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我也不是去干坏事。他们说都抗日了,生意怎么办?我说生意上我也不耽误什么。派给我的活,我都完成了。零售那里只李先生就能办了,我的作用也不大。 我这样说他们不吭气了,但不满意是显而易见的。卢说“看来你铁伢子志气蛮大,也不在乎这个生意了。”我说日本人要是打到汉口,英美烟草公司没有烟了,那你的生意也就做不成了。“这么说来,你是希望有这么一天的了?”卢先生尖刻地说。我马上说“不是我希望,而是形势在这里摆着。日本鬼子一直长驱直入,政府的军队一溃千里。鬼子快到郑州,济南了。” 时间不长,纸烟的价格开始飞涨,欢迎牌的香烟原来2角多,现在已经涨到了5角多,增长了一倍还多。 不久上海也打起来。上海一开战,所有的民用轮船都被政府征用,甚至还有木船,用以运送工厂设备,各种战略物资,民用运输几乎全部停止。永安商号果然生意也快做不成了,处于半停业状态。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我的话。 我仍然坚持进行我的抗日宣传,随着贺大少爷到云阳、奉节、中县等地进行演出。除了活报剧,还有歌舞等。外出演出,吃饭、做船都要自己拿钱,贺大少爷只负责演出费、旅馆住宿等。这样我用“不正当”方法挣来的钱,全部都用到了做抗日宣传上,时间不长,钱也花的差不多了。 在演戏的过程中,随同我们一起演戏的一个女孩子似乎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有一次她邀请我到她家去做客。她的父母就问起了我的姓名、籍贯、家庭。女孩的家住在一个阁楼上。她母亲说,你和我们女儿在一起演了这么长时间的戏,你对她的感觉怎么样?我说没有什么感觉呀?她又说你今天就住在我们家吧!我说我们店有店规,晚上还要回去。 后来,女孩子经常送我回店,这就被卢经理他们看到了,他们就说我有了相好的。并把这件事告诉了三叔。为这事三叔有一次专门问我:“听说你有了相好的?你现在年纪还小,婚姻大事可一定要告诉我,我要负责的。”我说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我们不过是在一起演出了一些宣传抗日的小节目。宣传抗日又没有错,再说我在生意上又没有耽误什么。你一句也不问问我宣传抗日的事,难道从夔府回来,就是专门问我这个事的么? 三叔这时好象觉得说服不了我了,只得撂下一句:“我这是为你好,你不要一开口就是抗日长抗日短的。”说完叹了一口气,走了。 宣传的事告一段落,但我却闲不住。只要一有闲暇就跑到陈东平或肖补正那里去。我经常帮助陈东平印各种传单和宣传品,我学过书籍的装订,所以对于印刷、整理纸张十分在行,几千份传单很快就能整理好,然后就到处去张贴或散发。对于肖补正我和他虽然还保持着个人的友谊,但他的理论我已经不大相信了。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说法”,和陈东平的说法完全不同。陈说,这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是跟日本人学的。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都是有好几个党,或两个党。不允许别的党存在就是法西斯,就是典型的独裁。德国法西斯就是用欺骗、用武力把别的党压下去了。英国法国都有很多党。比较起来,我就相信陈东平的话,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现在,共产党不是也被允许存在了么?可见一个党一个主义有些行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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