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先锋队 　　 　　回到永安商号第三天，陈东平就来了。他问了问我回长沙的事情，丧事办的怎么样。我则问起了在宜昌的见闻。陈东平说，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个事件真相的。于是他把一期新的《生活周刊》给我看。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发生的这件大事叫西安事变，事情是从国民党内部开始的。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抓住了蒋介石，逼迫他抗日；张杨的部下要求杀掉蒋介石；张杨把共产党请去出主意，共产党不记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放掉蒋介石，但条件是团结抗日。为达此目的，他们自己提出把苏维埃改为国民边区政府，由国民政府直接管辖，而所有红军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陈东平解释说，这不是什么投降，而是为了民族大义。他说，中国现在要解决的不是姓共还是姓蒋的问题，而是姓中还是姓日的问题，为民族大义让步，不是投降。蒋答应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 　　两相对比，我更加相信陈东平说的和《生活周刊》上叙述的西安事变。文章毫不掩饰做作，全是用详细的事实说话。而且我也知道，蒋介石打了红军多少年红军都没有投降，怎么现在就投降了？我更加佩服共产党和红军，而且我也开始思考陈东平是个什么人了。 　　陈东平是我接触的青年人中最有学问，最洁身自好和没有任何恶习的人，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关心人民的疾苦，他说的一些道理也最能令人信服。难道他就是共产党？如果是，那共产党可是好样的！不过，那时共产党的身份都不公开，所以显得十分神秘，因此我也没有问。 　　万安桥头学生和进步人士的宣传更多了。宣传的主要内容都是庆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事情，各种抗日歌曲也在到处传唱。我非常愿意参加这些抗日宣传活动，一走出商号，就觉得精神亢奋，觉得自己是在办大事。而一回到商号就觉得沉闷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对经商越来越没有兴趣了。 　　时间不长，有一次陈东平问我：“贵徵，你愿意参加抗日民族先锋队么？”我一听马上就说愿意。他说：“但有三个条件，一，经常读生活周刊和一些我给你看的书籍；二，凡是我说的事情，讲的道理，你对外说或宣传时都不要说出消息来源，涉及到抗日民族先锋队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说；关于和我的真实关系也不能说。尤其更不能向你那个宪兵队的朋友说。你要向他说了，可就对不起我这个朋友了。三，先锋队需要你做什么都应该去做。”这些条件我都同意。 　　随后他就叫我填了一张表。这就表明我是抗日民族先锋队的一名成员了。后来我知道陈士拔也参加了。陈说，你那里比较保险，可不可以在你那里保存一些宣传品？我没有二话就答应了。 　　陈还对我说，杨子码头的工人、大陆银行、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我们的人。 　　自那以后，随着《生活周刊》和其他进步书籍看的越多，听陈东平讲的越多，我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我也几乎肯定，陈东平是一个地下党，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肖补正仍然和我保持着个人之间的友谊。他也还是和过去一样，经常开导我。一次，他也拿来一本书给我看。书名是《蒋委员长在西安事变中的日记》，印的很好。说主要是歌颂蒋的人格的伟大品质高尚，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领袖的尊严，又说服了共产党服从中央的领导。张学良也一再对自己的过激行为表示歉意，所以一直把蒋送回了南京……。 　　这时，我不再和肖补正辩论了，静静地听他说，也答应认真看这本书。我只说，现在可以一致团结抗日了。但肖却说不一定，共产党反复无常，今天抗日，明天就要投降，还会内外勾结，与蒋委员长为难。还有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西山、山东的？都与蒋委员长三心二意，因此国人要提高警觉。要竭诚维护领袖的威望……。 　　我说，不管怎么样，现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就好。 　　我回去看这个《日记》，看了以后，一半是文言，一半是白话，不甚懂，但我没有认真地看，我已经开始怀疑肖老兄说的话，所以不愿意看了。 　　而对于三叔的实业救国，我是彻底的不信了。倒不是说中国不要实业，主要是三叔和我接触的这些做买卖的人的言行使我感到了他们的不真诚。他们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只知道赚钱。 　　不久代销处发生了一件事：英美烟草公司武汉总部来了两个推销员，要在四川搞宣传活动。除了在万县宣传外还要去达县、中江、内江等地。并且叫三叔陪他们一起去。 　　俩个推销员在街上放好了场子，就把高音喇叭一架，扩音器一开，先是放京剧、川剧，引得路人都来驻足观看、听戏；时间不长，就围了个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了。看看人来的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对着麦克风讲起来，宣传英美烟草公司产品如何如何好，都有什么牌子的，如何如何便宜等等。 　　我对宣传的内容一点也不感兴趣，但对大喇叭却感起兴趣来，它为什么能把很小的声音放的那么大，简直是震耳欲聋！先前看留声机是个稀罕物，现在又看到这个稀罕物。我很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给推销员端杯茶，然后请教。推销员跟我解释了半天，我才模模糊糊明白了一点。什么麦克风里有一片薄膜，说话一振动，就把讲的话变成了电流，电流传进扩音器，通过一个什么管子，就被扩大了，然后再传到高音喇叭……，扩音器上还有旋钮，往左旋，声音就小，往右旋声音就越来越大……。 　　没有想到马路上人越来越多，把交通都堵塞了。结果引来了警察的干涉。推销员拿出烟草公司的的函件，并且派人送到了万县的专员公署。公署派人去公安局解释说这时正常的商务活动，警察才走了。 　　我突然想到，这么大的声音，用来宣传抗日多好！于是去找陈东平问行不行？陈说，如果可以当然很好。但不要把他抬出来就行。我于是去和推销员商量，但他们却说，我们只搞商务活动，不问政治。 　　几天后，他们就到别的县去宣传了。但是不到一个星期，却听到一个坏消息：达县政府把他们扣留了，并且关进了班房，理由是扰乱社会治安，引起社会动乱，还说他们有外国间谍的嫌疑。这下惊动了永安商号甚至驻在汉口的英美烟草公司，办交涉办到外交部去了。三婶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罗师爷的老婆也哭的昏天黑地，因为罗师爷也跟着去了。欣岭、珍竹找我去商量办法。 　　我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件事光我们自己不行，应该去请几个人：中央军的团长、宪兵队的肖补正、邮电局的局长、袍哥老大王伯权。还应该把赵林森、曾天承也叫来。邮电局长和三叔的关系不错，应该叫他来帮助主持一下。 　　结果按照我的主意发请柬把几个人都请了来，给他们以盛情款待，并请他们想办法。 　　肖补正发言了，他说，这肯定是刘湘捣鬼，明着是对公司，实际是对着中央来的。团长发话了，说同意肖补正的看法，还说要报告师部（他们的师部在内江），让他们出面干涉，还说可以请湖北省的省主席杨鄂出面与刘湘交涉。因为杨鄂和赵先生关系不错……。 　　但王伯权说，咱们都是经商的，我看调子不要唱的太高，那样反而解决不了问题。也可能这仅仅是个误会。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如果真的挑起了中央和地方的冲突，省和省之间的不愉快，对生意可是不利，我们这些人还要长期在这块地面上混……。至于赵先生和推销员还有罗师爷的安全，兄弟做主，保证他们无事，几天之内就可回来！ 　　说到这里王伯权还以主人的身份给局长、团长、肖补正每个人两根条子（金条），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谢。由这里我看到了袍哥讲义气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们在四川的雄厚势力。看来，因为这件事与王伯权的利益息息相关，他是早有准备。 　　果然三四天后就有消息从袍哥的眼线那里传来，达县放人了，不日就可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快告诉三婶，要他把事情通知给局长、肖补正、团长等人，等到三叔他们回来之后，还要宴请他们一次表示感谢；并嘱咐三婶，要很好打扮一下，把愁容改一改，好好给三叔接风。 　　三叔和罗师爷、两个推销员终于回来了。曾天承以三婶的名义发了烫金的请柬，把那几个人请来，隆重地设宴，一方面给三叔等接风，一方面对几个人表示感谢。 　　三叔在宴会上说：“这次事情实在出乎意料，还是当初考虑不周所致。如果我们是去成都、重庆宣传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在小县城人们没有见过世面，听到高音喇叭一叫就大惊小怪，把我们给抓起来了。这次能安全回来，各位朋友出了大力，兄弟在这里表示感谢了！以后还要接受教训。”看来王伯权说的对，是误会了。 　　回到家三婶说，这个事铁伢子可是出主意的人！ 　　三叔对我说，想不到你年纪不大，却很有些主意哩！ 　　通过这件事，我也有所收获：三婶呀，欣岭呀，都认为我有主意，后来我去三叔家里，他们有事经常找我想个办法什么的，而且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另外这事使赵家和王伯权、卢经理更接近了一步，使他们看到了赵家也很有些社会关系。 　　时间不长三叔开始实行他的计划。他叫赵林森、曾天承回去后立即着手收拾鲍公馆，要很好地装修一下，店面要扩充，仓库也要修整扩充。跟我交代的是，还留在永安商号，而且夔府义茂商号的供货问题，全部交给我处理。 　　随后他叫三婶清理出一些衣物鞋子等都给了我，还说每月给我10元钱的代理费。但后者我拒绝了，我心里想，我并不稀罕你给我的代理费。我对他扣掉父亲40元的棺材钱始终耿耿于怀，老的不养，小的不管你那是什么实业救国？ 　　三叔也听出了我的不满，自找台阶说，不要，那就先存放在我那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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