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之前，中国革命刚刚胜利不久，前苏联开始帮助中国进行大规模建设，并为此派来了大批专家。我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炮校工作，曾直接与苏联专家打过交道。那是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借今年中国在俄举办“中国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仅写此文以志纪念。 　　初识 　　1954年9月，我奉命调重庆某炮校任政治部主任。出于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部队院校也来了不少苏联专家。特别是对炮兵院校来说，由于其科学技术的含量比较高，在当时能有苏联专家做顾问，是很必要的。 　　与苏联顾问打交道对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但那却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1953年春，我在北戴河任某部炮团政委。我们刚刚接受了一整套苏联152毫米榴弹炮装备。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和训练，我们的干部战士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新武器。 　　但是在进行试射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无论怎么测量和试射，炮弹落点总是有误差。恰在这时上级派的苏联顾问来了，就把情况报告给了他。这个顾问并没有仔细问明有关情况，就废除了我们的方案而换成了他的方案。我问测绘排排长：“有什么区别么？”排长仔细对比之后报告说“没有看出数据有什么不同。” 　　正式演习开始后发现炮弹的落点出现了更大的误差，大到如果是真正的战场，便会伤了自己的步兵。 　　那个苏联顾问火了，当场宣布要撤掉我们团长的职务。目睹这个顾问的狂妄，我感到做为中国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就当场把他顶了回去：“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是党委集体领导，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必须党委讨论提出建议，你无权当场宣布，你这样做，是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你的行为过火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并不是我们计算、操作上的错误，而是由于当地有不明铁矿，影响了磁偏角和测量的准确性。按说，这对于苏联顾问来说是常识问题，但他为什么武断地把责任推给了我们？我想，他是从心眼里瞧不起我们，所以其他问题都疏于考虑的缘故……。 　　有了这样的一次经历，我自然对苏联顾问就有了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 　　刚到炮校，就知道这里有个苏联顾问，名字叫顾宾斯基。因不是直接工作关系，我最初没有主动和他接触。但是在耳朵里听到的关于他的一些传闻，却都是一些不错的消息。比如说他平易近人，态度随和；他确实有真本事，在帮助我们组织教学时，积极、热情，不厌其烦，毫无保留。于是无形中我对苏联顾问的一些偏见就渐渐消失了。 　　出于政治工作者的习惯，我开始有意识地从组织部门了解一些他的阅历。这一了解才知道，老顾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顾宾斯基，现役苏军上校，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人，比我大十多岁，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他是30年代早期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早年从一个什么工科大学毕业，曾是一个相当优秀的工程师，对机械、电工、建筑等均有广泛的兴趣。后来加入苏联红军，由于他的专业，竟逐渐成为颇有造诣的炮兵工程专家。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著名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坚持战斗一年多并立过功……。 　　我开始注意起老顾来。老顾的家离我的住处不远，每天上班的时候，经常能在路上碰到他。他上班从家出来的时间非常精确，通常误差在一、两分钟内。无论从军人的角度还是从搞工程的角度，他都够标准。 　　开始，我们只是在碰面时互相点点头，后来就慢慢地互相打打招呼，由于语言的障碍，只能是一些简单的问候语。我说：“早上好？”，他说：“多不拉耶乌特拉!”不到个把月，我们已是相当熟悉，可以互相比划着，用简单的单词开玩笑了。老顾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眼窝深陷、鼻梁高悬；个子高高大大，足有1米85以上，而且肩宽体壮、虎背熊腰。而我只有1米65的个子，比他矮差不多一个脑袋，加上年龄比他小许多，他就总对我伸出个小指头，说我“小小的！”我则反唇相讥，说他大得像“北极熊”。 　　随着炮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教育和军事训练逐步紧张起来。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总是与军事工作密切配合进行的——这是我们传统，因此从工作的需要上我和老顾的接触也越来越多。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我更加感到老顾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首先是他对我们非常尊重，从来没有摆过“老大哥”的架子。他曾经说过，“解放军是一支值得尊重的军队。你们的武器装备那么差，但敢和日本人打，敢跟国民党打，更是敢同美国人较量，并都取得了胜利。我敬佩你们的毛主席，敬佩中国同行！”他总是做一个顾问份内的工作，对我们的行事规则、工作方法和习惯传统从不干涉。至于涉及到他份内的工作，比如制定教育和训练计划，组织编写教材，探索适合我们学员水平的教学方法等，那真是尽心尽力，倾囊相授而毫无保留。每一个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感到他的工作热情像一团火，他的知识和技能又渊博得深不见底。我心里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老布尔什维克！ 　　“以枪代炮” 　　各项课程进展的很快，也很顺利，快要到实际演练和实弹射击的阶段了。炮兵的实际演练十分复杂，那是步兵演习不能比拟的，在炮40团的经历已经使我对这一点有了深刻体会。而且实际演练的消耗非常大，这对于百废待兴的年轻共和国来说也是很沉重的负担，因此实练的次数只能是少而精。但是，炮的排兵布阵总不能老在黑板上讲，特别是对我们的学员来说，不是从步兵中抽调来的，就是从学生中报考来的，他们对炮战是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啊。因此在实练之前，如果能有一个模拟的“实景”，给学员以直观的感性认识就好了。 　　能人往往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老顾这时提出来一个叫做“以枪代炮”的方法，使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柳暗花明。以枪代炮的具体做法是：用人工造一个巨大的“沙盘”，这个沙盘长宽差不多有3、40米，内设各种自然景观：山、丘陵、河流、平原、村庄、公路、田野、森林……，还要摆上敌我双方的阵地，当然包括炮阵地。这里的炮要用枪来代替，发射的“炮弹”也全部是特制的，打的距离就在沙盘之内，落地时还能象鞭炮一样爆炸。在这个沙盘上演练，那场景非常逼真，而且把方圆几十公里的战场压缩在几十米的范围内，让人一看就有一个对全局排兵布阵的直观认识。 　　以枪代炮的关键技术有两个。一是沙盘的制作。整个沙盘是按照重庆某地的一个局部军用地图制作的。军用地图我是熟悉的。但按照军用地图在沙盘里做成按比例缩小的立体地形地物造型，其制作过程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对顾宾斯基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的想象能力和高超的技能深为佩服。当沙盘制作好了之后，我被其中展现出来的景物的逼真程度惊呆了。被沙盘模拟的重庆某地我们曾经实地去踏察过，在高山上鸟瞰，与这个沙盘惊人的相似。 　　二是代替炮的枪和子弹的制作，因为，这个枪要像炮一样能根据瞄准的指令调整射击仰角和装药，那个“炮弹”也要有逼真的弹道轨迹和逼真的爆炸。 　　老顾的这个发明无疑给学员的模拟训练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并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学习兴趣。就连我也被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这个以枪代炮的演练，并经常请教顾宾斯基。老顾非常热心，不厌其烦的给我解说，帮助我演练。由于过去的经历，我并不是“白手起家”，许多东西一点就明，所以我学得很快。老顾也很满意。有时我们在大沙盘旁一练就是几个小时。这时他就干脆下达起命令，我则调整火炮诸元“打炮”。随着“炮弹”一个个准确命中目标，我心里的高兴就甭提了。 　　“以枪代炮”其实只是顾宾斯基在帮助我们进行教育教学方面的多种创造之一。在其它方面，他也毫无保留地、甚至是手把手地教我们，真个是全心全意。后来这个以枪代炮的所有材料全部交给了我们的训练部门，多余的还给了我一套。当然，和现在的电脑模拟比起来，这个是落后多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却是非常先进、实用，深受学员们欢迎的。 　　实战演练 　　实际演练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学校专门组织了指挥班子。 　　演习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练习“走”，即在各种自然条件、路况、敌情条件下，能把火炮顺利运达指定地点，这其中，除了演练汽车牵引运输，还要演练火车运输的装车卸车等。二是实弹射击，包括火炮进入炮位，观察与射击的配合，步炮的协同作战等。 　　讨论演习计划时顾宾斯基说了两个问题。首先是从观念上必须把演习看成是一次实战，这样在思考具体问题时就不会得过且过，而是从严要求。其次是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技术细节。如：行军序列如何设置，人员、火炮，弹药和引信等易爆物在行军中的位置排列；大部队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如何伪装和隐蔽？在运行中，出了各种问题怎么办？比如，火炮、牵引车出现了机械故障如何处理？弹簧损坏，摇架松动，车辆出现故障，桥梁道路遭到破坏、突然遭遇敌情等；进入阵地后，炮位的选择和构筑、火炮的定位、通讯联络、电线架设、传达和发出射击诸元的指令、火炮的装卸、炮弹、引信在运输、搬运、发射中的注意事项；还有部队的宿营、饮食起居、生火造饭、帐篷的搭建、大小便的处置、防止蛇蝎蚊虫的叮咬、饮水的卫生，整个部队的卫生保健等……。 　　老顾的发言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真正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炮兵指挥员。 　　演习的第一阶段是汽车牵引拉练。路线是从学校出发，先向北进发大约100公里，然后往西，再向南。演习的架子是一个炮兵团。队伍出发后，前后长达十多公里。 　　演习拉练总的看来还基本顺利。当时，已是初夏，在四川天气已经很热。但所有参演人员都情绪高昂，态度积极，克服了种种设置的和行军中实际碰到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四川的道路、桥梁状态很不好，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经常修桥补路，但由于准备充分，这些困难都一一克服了。 　　第一阶段演练有一个最关键的科目就是如何把装备装上和卸下火车。这个演练非常重要，如果发生战争，炮兵做长距离运输是经常要用得到的，用火车时如果装不上去，卸不下来，岂不误了大事？ 　　我在炮40团的时候，没有感到装卸车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专门的站台。可现在的关键是，并没有专门的站台呀，而且从实战出发，我们的铁路基本上都没有这种专门站台。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应付不了实战要求。 　　顾宾斯基一路上都没有跟着我们，但是他却在装火车的地方等着我们了。 　　原来，老顾知道汽车拉练不需要他出马，惟独这个装火车是最大的难题，于是他在这里等着。学员们见到他，马上发出一阵欢呼，我们几个负责人当然心里有数，知道他会在这里，但具体用什么方法却不清楚。 　　老顾通过自己测量和设计，已经派人搭建好了一个临时的平台。这个平台，简易而实用，搭建、拆卸和运输都很容易。有了这个办法，也就是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有铁路小站，我们的炮兵车队就能上火车！老顾是个真正的专家！他帮人帮在了点子上。 　　当然开上去仍然是困难的。驾驶员必须要有过硬的技术。但我们挑出来的驾驶员都经住了考验，在整个装车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装备上了火车，如何固定，位置如何摆放才安全，都很有说道。在这方面，老顾也做到详细指导。比如，炮弹就不能沿着火车前进方向顺着放而只能横着放；火炮和汽车的固定除了车轮要用三角木塞好，木塞还要固定，还要用钢索紧紧固定。装车整整用了两天的时间。通过这个实践，参演人员确实学到了许多非常实际的知识和本领。 　　火炮进入射击场的事情就不用说了。总之，在老顾的指导下，我们顺利完成了一次实战拉练。 　　水电站 　　随着学校的发展，电力供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当时学校只有一个几千千瓦的火力发电机组。除勉强供应照明外，其它的事情基本干不了。由于用煤紧张，每天只能在天刚擦黑时发电，到十点钟熄灯时，就停止发电了。学员们每天晚上要学习，要复习功课，但一个教室只能安一个40瓦的灯泡，其昏暗程度可想而知。教学中，顾宾斯基又搞了一个电动沙盘，用电量也很大。不仅教学，生活中的用电量也增加了。另外，我们的电还部分供应地方的老百姓，现在，他们也有了进一步用电的需求。这样，原有发电厂的容量就远远不够了。 　　校党委常委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提出要再建一台火力发电机组，但很快就被否决了。因为煤供应不上。这时顾宾斯基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建一个水利发电站。我们都很意外，但听老顾陈述完了之后，我们就被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和智慧深深打动了。 　　原来，他早就为用电量的不足而着急了。于是，他对流经我们附近的霍溪河亲自做了一番考察。结果在霍溪河的上游发现河水有几十米的落差，他根据重庆地区的年平均降水量和河水的汇水面积，计算出可以搞一个一万千瓦的小水力发电站。如果这样一个规模的电站建成，那学校的用电问题就可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富富有余了！ 　　有人问电站的设计谁来搞？老顾拍拍胸脯说，“设计者不就在你们面前吗！” 　　于是，水电站除了资金问题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有了着落。老顾的真诚和热情鼓舞了我们，陈凯政委说，资金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可是，当时就是把炮校的全部家当都抖落出来，也只有10多万元，而建这个电站恐怕要20万呢。怎么办？陈政委说，我来想办法筹措吧。 　　说来也巧，大概是老天要助我们做成这件事，当时正赶上周总理和彭老总从东南亚回来，顺便到西南视察。周总理要给西南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做个报告，而彭总主要是为西藏的动乱以及四川的大小凉山问题视察一下军事准备情况。 　　陈政委和彭总很熟悉，战争年代陈在延安就认识了彭总。 　　那天，我们都集中到重庆去听总理的报告。报告之后，陈马上就找到了彭总，说是看看老首长。彭总说，“你不是单单来看看我的吧？”陈说，“炮校现在有一些困难，想自己解决，就是缺少一点资金……。”于是把详细情况向彭诉说一番。彭听完了之后，说：“就这么20万，你就来找我呀？”陈说“不找您找谁？这不是来看看您，顺便说说么？” 　　彭总当时就批了20万，直接从重庆的人民银行把钱划拨到了炮校，钱就从国防费用里面出。我当时就想，这可不仅仅是政委和彭总的私人关系好，彭总这个人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概，对于炮兵的现代化建设老总极为重视，所以对这样一个用钱不多但对炮校建设有利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批了。 　　我们满载而归，非常高兴！回来后，在传达了周总理的形势报告后，立即告诉了大家这个好消息。全校的同志们一片欢呼。紧接着，就成立了工程指挥部以及施工队伍。陈政委任总指挥，顾宾斯基任副总指挥和负责整个技术工作；我则是工程实施的具体执行人。至于施工队伍，为了节省资金，仍然是用我们自己的人。主要是训练营和警卫连的同志。 　　在施工动员大会上，我从营房只能点15瓦的小灯泡讲起，细细讲述了炮校修建水电站的意义。从改善教学、改善生活，一直到改善军民关系……。还说到，为了保证质量，节省资金，我们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用炮校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这个电站，如果精打细算的话，我们还可以从节省出的资金中拿来盖一些营房用以改善大家的住房状况……，说的小伙子们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整个水电站的工程设计由顾宾斯基一手包办，还把现任的发电厂厂长、物资保证部里一个曾经搞过水利的工程师也抽调出来，作为老顾的助手。 　　老顾在水电站的建设上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 　　水电站的主要工程由三部分组成：挡水坝、引水渠和发电机厂房。其中挡水坝是工程量最大，难度最高的工程。它有50米高，筑在一个狭小的山谷里。当挡水坝把水位憋到一定的高度后，就在挡水坝上游形成一个小湖泊，而坝前坝后的水面就有了一个大约2、30米高的落差。引水渠从湖泊一旁开出，流经一段距离就进入一个从上到下的很粗的引水管，几乎是把水直上直下地引进筑在大坝下游的紧挨着河边的发电机厂房。 　　在修建电站的日子里，我几乎长在了工地。和训练营、警卫连的战士们吃住在一起。顾宾斯基每天除了照顾校内的教学之外，其余时间也全部投入了电站建设。他每天的日程是 ：上班后，先到教学区看一看，处理一些有关事宜，然后就去工地。我们去工地，是坐一个小木船从霍溪河走水路。老顾自己买了一部小推进器，把它装在了这个小木船上，上了船，一发动，十几分钟就能到达工地。那一段时间，我和老顾有了极为密切的接触，他深深地影响了我。我非常佩服他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渊博。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老顾使我深刻感触到科技的伟大力量，并引起了我后来对专业科技知识的极大学习兴趣。 　　发电设备是派人到上海去买的。共买了两台。 　　正如原先预计的那样，由于精打细算和自己动手，我们省下了钱，盖了不少营房。而营房地设计也是由老顾完成的，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陈政委是一个好当家人，他为炮校的建设，呕心沥血，费尽心机。杜校长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是奉命去越南去做顾问，家里经常就是陈政委一个人主持工作。 　　整个1958年，是炮校大搞建设的一年，到了年底，不但水电站竣工，几十余栋营房也建起来，校官的，尉官的，士兵的，学员的住房都得到了全面的改善。草房子没有了，灯泡换成了大的，白天黑天都有电，断电的时间很少，电动沙盘用起来，食堂的鼓风机用起来……。全校教职员、学员都处于一片热气腾腾情绪高涨的气氛之中。房子问题一解决，许多年轻的教职员结婚的也多了，那年年底，全校增加了不少新婚家庭。 　　炮校有了充足的电，霍溪镇也跟着沾光。政府部门，老百姓的住家，基本都能点上电灯了，那时地方很穷，给他们安电时，连电线的钱都费了很大气力。大坝的建成对霍溪的老百姓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好处，因为把水位憋高了，使得他们多了几百亩的水田。炮校在霍溪算得一个大单位，因此地方上有了困难，总是要找我们帮助解决。我们也按照军队的老传统，很好地照顾了军民军政关系。结果，炮校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他们都自动地维护炮校。那个电站、水渠要是有人破坏，不但我们不干，连老百姓都会群起而攻之。我们有求于地方的事情，比如粮食、副食供应等，地方上也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 　　水电站的建设在我头脑中打下最深的烙印是科学技术的无所不能。我后来之所以能刻苦钻研军事技术知识、并能在80年代成为全军最积极推动普及计算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其信念和原始动力大概就源自这里。 　　 　　轶闻趣事 　　顾宾斯基热情、幽默，有着俄罗斯人固有的豪爽、直率和开放。同时，由于民族习惯，地域气候的不同，在老顾身上也经常冒出一些轶闻趣事令人想起来忍俊不禁。 　　老顾喜欢跳舞。那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有点上瘾。每到周末的时候，他都要鼓动着跳舞。而在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同志则显得有些保守。虽然自解放以来和苏联人打交道已有几年，对老大哥的这一套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但像我们这些三、四十岁以上的同志，还是会跳的不多，积极的就更少了。 　　老顾不管这些，只要是周末，他就一定吵吵着要组织舞会。岁数大一点的不积极，他就“煽动”着青年人跳。青年人虽然也羞涩，但内心还是很愿意的，在一次次的“煽动”下，便逐渐加入了老顾的跳舞大军。这样一来，学校的礼堂只要一到周末，就会响起或热情奔放或轻柔舒缓的各种舞曲，而年轻的教员、学员们就随着妙曼的舞曲跳起了交谊舞。 　　慢慢地，跳舞竟成了周末不成文的“规矩”，不仅年轻人，许多岁数大的人也被“卷”了进去。 　　老顾的舞跳得极好。无论是“华尔兹”，还是“探戈”、“伦巴”，或者什么“狐步”，都非常精通。那舞跳起来，热情奔放，节奏鲜明，也真有一种感人的气势和美的享受。老顾有一位漂亮的夫人。高挑的个头，金黄色的头发，姣好的面容，匀称的身段，可说是一位标准的俄罗斯美女。每次舞会，老顾必然要带上令他骄傲的夫人。而他们俩只要一出场，那肯定就是舞会中最耀眼的明星！他们两个同时也是当然的舞蹈老师，不但做示范，而且很大方地搂着你就跳。 　　开始老顾和年轻的姑娘们跳时，她们可有点不习惯。俄罗斯的礼节并不讲究“男女授受不亲”，老顾大方，我们的姑娘们害羞，倒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有时，一曲终了，老顾会习惯性地用脸去贴对方的脸，甚或还要去轻轻吻一下对方，开始时，姑娘们吓得一下子就跑了。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这位老兄长的亲昵而变得无拘无束。其实。老顾这个人很正派，只是一种习惯而已，何况，他比那些姑娘们岁数大了近一倍。到得后来，老顾的夫人成了舞场上男同胞们竞相追逐的对象，而老顾则成了女同胞们邀请的对象。 　　对于跳舞，我不反对，但我也没有积极地去学，很长时间以后我上场跳舞还是踩舞伴的脚。后来就干脆不学了，但却经常去看热闹。 　　 老顾对我们把部队里某些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抓到很紧和处理的比较严格很不理解。记得他对我说过：“你们的政治工作，就是处理这些问题？你们管的事情是不是太宽了？这都是个人的私事么，他（她）喜欢谁就爱谁，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这是没事找事！”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了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观念的巨大差异。 　　当然，老顾对我们政治工作总体上是很佩服的，尤其在我们处理军民关系方面。看见我们在农忙季节由政委亲自带队去帮助附近老百姓干农活时，他说“这样好”。看到我们的战士偷吃了老百姓的甘蔗，在批评教育之后，还由政治部门的领导亲自带着犯错误的战士去给老百姓道歉时，他说，中国军队如此重视军民关系，这是你们战无不胜的法宝啊！ 　　 老顾最怕热。在重庆经历过一个夏天后，他真有些“谈热色变”的味道。众所周知，重庆是中国的三大火炉，夏天的热是出了名的。这对于一个故乡在寒温带的人来说，自然是难以适应。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国家哪有空调？连电扇都是希罕物。夏天为了驱热，都是人人手里一个大蒲扇，从早到晚摇个不停。 　　刚刚进入六月，老顾就有些受不了。学校为了给他解决热的问题，专门配了一个电扇在他的屋里。后来一个电扇还嫌不过瘾，就又给他配一个。当酷夏来临之时，就是两个电扇也不行，他说：“啊呀，那扇出来的风都是烫的呀！” 　　老顾也真会“发明创造”。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在书房里没见着，结果在浴室里看见了他。只见他脱的剩一个裤头，整个人都泡在浴缸里，然后头上、脚边各架一个电扇，把风速开得最大，都对准了他狂吹。见我来了，他说：“哈哈，我找到了避暑的方法！” 　　没想到，老顾避暑的方法是找到了，但那天也因为在浴盆里睡觉，结果被吹感冒了，还病得不轻，被送进了医院。 　　学校领导感到这不是办法，于是干脆把情况报告上级，批准他到北方的秦皇岛去疗养。后来的几年，只要一到夏天，学校就主动把他送回北方“歇凉”。 　　 　　送别 　　转眼到了1959年。刚一开春，就听说顾宾斯基要走，因为他的合同期已到，要回国。炮校所有的人都舍不得他走。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他临走之前，把所有的技术资料和图纸都留给了我们——各种火炮的有关图纸和资料、电动沙盘的图纸和资料、以枪代炮的资料、水电站的图纸和所有原始资料，统统移交给了我们；还把他在炮校自己编写的教材和许多有关资料也统统移交给我们。不仅如此，还精心把他知道的东西，都努力教给我方人员，让我们的技术骨干掌握，比如，教务处长钟子朋，就在他的辅导下，掌握了炮兵工程的主要技术。钟子朋俄文不错，好象是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顾宾斯基还帮助他翻译了大量资料。 　　顾宾斯基和我由于工作中的默契配合，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平时我和这位老大哥真是无话不谈，尽管必须通过翻译，但我感到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没有半点盛气凌人的架子，待人平等友爱。在给他送行的那个晚上，我们两个长久的拥抱在一起，感到难舍难分。这个老顾，平时就仗着他人高马大，常常抓住我的两只手使劲轮圈子。 　　那天为他送行的宴会，是在重庆市最大的饭店里举行的，把炮校少校以上的军官和三个大队的学员代表都叫去了。老顾的夫人也去了。她打扮得很漂亮，金黄的头发蓝眼睛，再配上短袖的“布拉吉”（连衣裙），在众多身着军服的军官之中非常突出，正所谓“万绿丛中一点红”。 　　为了表达炮校对老顾的感谢，我们决定送给他一份厚礼：一块1000多元的瑞士Ω欧美茄金表，一盒（12只）漂亮的檀香扇，2盒锦缎丝绸，还有几盒四川名贵的中草药，好象是冬虫夏草和天麻……。 　　宴会之后，我亲自把他送上了船。望着远去的江轮，我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知道，这位异国的莫逆之交，恐怕是再也难以见面了！ 　　 　　20多年后，我重返炮校故地。但是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生产火炮零件的军工厂。在工厂的办公室里，我居然看到了顾宾斯基的挂像。想想这是应该的。顾宾斯基留下的资料，无疑是这个军工厂的重要技术基础。巧的是，军工厂的老人里还有当年炮校的教职工，其中有一个还认出我来，寒暄之后，他问起了老顾：“那个篮眼睛，高鼻子的洋人还和你有联系么?那可是个有本事的人！”种种迹象表明，这里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在我的要求下，工厂专门派人陪我去水电站看了看。没想到的是，这个只有一万千瓦的小电站，如今还在正常运行着，而且发出的电还并入了国家电网。电站的工作人员说，霍溪的老百姓，对这个电站感情可深了。文化大革命那么乱，由于老百姓的保护，没有人敢到这里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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