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下旬开始，日寇从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和井陉共出动6000多鬼子兵，并挟持2万多伪军共计三万余人，采取四面包围的战法次对我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把我第一、第三军分区主力部队围而歼之。 　　我当时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游击军三支队八大队任指导员。因此，这次反扫荡是我参加战斗部队后碰上的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一年来在抗大所学的一切，不就是为了上前线打鬼子么？鬼子长什么样？能耐大不大？国民党怕鬼子怕得要死，共产党却说鬼子没什么了不起，那么到底如何？抗大学的那些战术、技能是否用得上、是否有效？急切想了解、想验证的心情早使人兴奋得坐立不安了；然而，这又毕竟是我的第一次，一切都心里没底，所以不免有些紧张。 　　我们的部队当时在河北唐县城北显口村一带驻扎。一天晚上接到出发的命令，开始向北进发，目标在唐梅东南，半夜上山，拂晓进入阵地。我们大队共140余人，大队长叫张福奎。在兵力部署上，大队长带两个区队，两挺机枪，控制制高点；我带一个区队在距离制高点约600米处。那天虽然是阴天，但能见度很好，各种信号都能看得很清楚。 　　7点钟左右，鬼子就来了。只见他们长长的队伍在山下的小路上行进，人数着实不少，估计在1000人上下，差不多是我们的七、八倍！我一下子就看清楚了：哈，原来鬼子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长相也跟我们差不多么！不过，他们的武器是真好，清一色的三八大盖外，掷弹筒、山炮一应俱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武器也说得过去，战士们一个个也显得神态镇定，信心十足。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有跃跃欲试的兴奋！ 　　从敌人的行动看，他们似乎完全忽视了侧面，只把注意力放在了制高点。进攻展开后，便把侧翼整个暴露给我带的一区队。这真是一个杀伤敌人的大好时机！ 　　区队长藏祝三准备发出射击信号。我说：“这第一枪就让我来吧！”藏笑笑，顺手递过来一支三八大盖。 　　我在抗大练过射击，但当时子弹非常缺乏，实弹演练是不可能的。现在是我第一次真枪实弹射击，而且对面不是靶子，是真正的敌人，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瞄准了约300米远处的一个敌人，这人似乎还是一个小官，因为他有一把指挥刀。我把手抠到击发的临界位置，慢慢瞄，就在三点成一线的一刹那，我抠动了扳机。 　　哈！那个小官一下子就翻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紧接着，我们区队的所有枪都一起开了火，敌人象被割的庄稼倒下去十几个。我的头一下子有点晕忽忽的，第一枪就打死一个鬼子！先前就有人对我说过，只要你在战场上用枪毙伤了第一个敌人，你对打枪就会上瘾，那种滋味只有经历之后才能体会。如今我真正体会到了！ 　　这时主阵地上机枪也象刮风般“哒哒哒”响起来，敌人象潮水般退了回去。 　　但他们的九二步兵炮和掷弹筒接着就打上山来，四周顿时一片火海。 　　紧接着敌人发起了第二次突击。这一次我们把敌人放到只有100米的近处才开枪，”啪、啪、啪”一个排射打下去，又有好不少敌人报销了。 　　战斗就这样在激烈地攻防之中展开。 　　但是随着战斗的进程，我却感到敌人的作战意图并不在我们。以其如此优势的兵力，却未对我采取包围态势；其控制制高点的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夺路。特别是从南面飞来助战的飞机根本没有对我方阵地投弹，而是从头上呼啸着向北而去。 　　下午三点多钟，在顶住了敌人近八个小时的进攻之后，我们突然接到了“有新任务，往西撤退，不要恋战”的命令。 　　奇怪的是，敌人竟然也没有追我们，而是匆匆向北进发了。 　　我怀着亲手消灭敌人的无比兴奋和满腹疑问，带领部队迅速撤离了战场。 　　没两天新任务就来了。军区司令部一个参谋送来命令：要赵指导员带两个区队去葛公执行任务。我问什么任务？回答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带着宋平和藏祝三两个区队60余人迅速前往葛公。 　　葛公是个不小的村子，村子里还有一个庙叫“葛洪药王祖师庙”。到了目的地，军区卫生部一个姓赵的处长对我说，“这次叫你们来，是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知道么，现在北面正在打一场大仗呢！” 　　赵处长这一问，埋在我心里两天来的疑团一下似乎有了答案：“啊，原来北面真的有一场大仗！这就对了，我们前天还在唐梅一带阻击过一千多匆匆向北增援的日本鬼子呢！” 　　“这么说，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了，”赵处长继续说，“北面这一仗，我军歼灭了不少鬼子和伪军，光俘虏就有好几百，还缴获了几门山炮和一千多支枪！” 　　我听了非常高兴，于是问：“那现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这次战役我们也有不少伤员需要救治。救治的地点就设在了这个村。一位国际友人，知名的外科大夫白求恩，带着50多人的医疗队进驻了我们这里。这里已成了一个临时的野战医院。你们的任务就是警卫。警卫的主要目标就是医疗队，而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白求恩。你们对外要防止小股敌人对葛公村的偷袭，对内要防止内奸搞破坏。要派出专人保护白求恩住的院子，保证他的绝对安全。除了你们两个区队，还有村里的干部和民兵配合执行任务。”赵处长交待完，我立刻回答到：“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赵把村里的支部书记叫来，简要介绍了村子的情况。这个村子就在唐河边，可以种水稻，附近的大山里有药材。相传200年前该村遭了一场瘟疫，死了不少人，有天来了一位叫葛洪的老人，用中草药熬汤救治了整个村子。后来还带人们在大山里种草药。从此，村里很少有人得病。葛洪老人死后，人们就建了药王庙纪念他。 　　听了这个故事我心下感慨，凡是为老百姓做过好事的，人们是不会忘记的！如今这里又来了一位白求恩救治伤员，这是不是冥冥中的天意呢？ 　　支书还介绍说，村里还有个老中医；有40多名党员，有七、八十个民兵。我一听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基础觉得心里更有把握了，我说村子里的情况你负责，你把民兵队长交给我当联络员，可以随时沟通情况。 　　民兵队长很快就来了，看上去20来岁，人很精干，名字叫李友贵。我对他说，你这几天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吧，这样有情况可以通过你及时沟通。他爽快的答应了。见我们是正规军，就向我要子弹。我给了他三发，他好高兴，那时候子弹真是个好玩意。我说，只要你工作做好了，等我们打了仗缴获到武器，还可以给你弄几支枪。他听了更高兴了。 　　当晚我们就做了严密的警卫部署：首先在葛公的东西两个山头放一个排哨，这两个山是制高点，可以把村子附近的情况一览无余，排哨由藏负责，在村边再集中40个民兵配合排哨；第二道防线由宋区队具体负责，作为预备队，用以应付紧急情况；第三，抽出一个班做内卫，分成三组，一组4个人，负责警卫白求恩住的院子，具体哨位是：房顶上放一个，门旁的大槐树上放一个。大门处放一个，带队的担任流动哨。放哨点一拄线香的时间换一次（那时没有表掌握时间，就用线香。通讯员那里总放着这样几件东西：线香、蜡烛、手电、火柴、语旗等），烧完一拄线香估计时间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我对处长说想见见这位白求恩同志，赵笑着答应了，说“这个白老头脾气古怪，但却是个好老头。身边如果谁工作不好他要大发脾气的，搞不好还要打人，你可要小心了！” 　　经处长一说，我更想见到他。 　　第二天处长带我去的时候是早上。我一走进那座小院子，就看到了白老头的古怪。 　　这个小院子打扫的非常干净，有东西厢房和一栋北房，就在我扫视院子的时候，在北房的一间屋门里看见了一个约50来岁的老头，令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么冷的天，老头竟然只穿一条裤衩和一个背心，在屋子里非常有力的走来走去，直把地面踩得“咚咚”作响，看起来，老头非常精神。他肯定是白求恩了。 　　走进门去，我又发现了第二个古怪。只见满屋子――桌子上，床边，窗台上；还有5、6个凳子上，都有一支蜡烛，甚至地上也有蜡烛。这些蜡烛都点着，火苗在那里来回晃动。在每个蜡烛旁，不是放着一本书，就是放着一个什么标本，或者放着一篇资料或病历。床上的被子还没有叠，散乱的放在那里。看这个架势，显然白老头一夜没有睡，至少没有安稳地睡觉，而是在那里看书，看资料，想问题。到处点蜡烛看来是他的一个奇特的个人习惯。我居然在他床边的蜡烛旁看到了“论持久战”这本书，上面还有翻译的英文。 　　在赵处长的引见下，我和白老打了一个照面。这个照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个子高过我一头，一双深邃而有神的蓝眼珠，眉毛紧挨着眼眶，鼻子真够大，尤其是下巴那撮向前崛起来的胡子十分引人注目；他当时的样子非常滑稽，因为只穿了裤衩和背心站在那里，手里似乎还拿着一本书或者是什么资料或者一个本子，这副样子，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将他同我童年在长沙见过的外国阔老形象挂起钩来。 　　翻译作了简单介绍后，他注视着我，只简单说了一句话，待翻译过来后我知道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了时间再去看你们。”不过他一开始说的两个单词我还是听出来了，他说的是“谢谢！”看来是对我们为他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果然，第二天上午，白求恩同志就来到了我们的队部。还隔着老远，我就看见了他，我急忙站起来，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白用眼睛盯着我，问：“你多大了？” 　　我：“今年18岁了。” 　　白：“这么年轻！” 　　我：“我13岁就从家里出来了。” 　　白：“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死得很早。” 　　“你怎么参的军？” 　　“我13岁从家出来，只身流浪到四川当学徒；后来受到共产党的影响，16岁从四川出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后来就来到部队走上了抗日前线……” 　　我在述说身世时，看到白求恩的眼睛红红的，表示了对我的极大同情。他用两只手使劲握着我的手，有点哽咽地说“了不起，孩子！” 　　我这时问旁边的赵处长“我怎么称呼他呢？” 　　处长说“就叫他白大夫吧。” 　　我回过头“白大夫，你这么大年纪，都是我的父辈了，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你习惯么？能吃得了这个苦么？” 　　“不苦，不苦，”白求恩说，“在你们中间生活我很快活。中国共产党了不起呀！” 　　下面，我通过翻译，把警戒的布置情况简要的介绍了一下，还指了指我们在山头放的哨位，他只看了一眼说，“了不起，孩子！”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极大的信任，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第二天，我和随行人员在村里走动观察，不觉走到了村南的那个有点小名气的神仙庙。但见庙已经显得十分破败，只剩几间空荡荡的屋宇。可里面住着不少伤员，显然，葛公村真的成了一个治疗中心。 　　在和病员的攀谈中我听到了他们对白大夫的一片赞誉声。“白大夫看过的伤没有不好的。”白大夫治伤时可不手软，上次他来看我的胳膊，使劲拽使劲捏，把我疼得直咧嘴，但过后感觉特舒服！” 　　“有一次白大夫来看我，一摸我的骨头没有接正，就发开了脾气，‘这是谁干的，这么不负责任’，边嚷嚷边重新给我接，只几下，就接好了。” 　　“白大夫一摸就知道骨头接的对不对。” 　　“白大夫总是鼓励我们多活动，腿要上下拉动，手臂要来回摆动。” 　　“……” 　　从屋宇中走出，在院子里又看见十来个“驼子”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经介绍方知那是军区流动医院的全部家当，这些驼子，是白大夫的创造，里面放的是药品器械和各种医务用品，哪里有战地救护任务，一声令下，十几匹牲口一驼，流动医院就全部赶往战区。 　　第三天，我又一次来到“战地医院”。正看见白老头在大声嚷嚷。听翻译说，他是看见挂在那里晾晒的纱布上有泥沙，就大声批评起来。“我们这些伟大的游击战士，可能就因为这几粒泥沙丢了胳膊丢了腿，甚至丢了性命！”几个小护士在那里哭。白大夫说完就走了。随他来的医生问怎么回事，护士说，刚才一阵风，把几块纱布刮到了地上，恰好白大夫来了，急忙把纱布挂在绳子上，不想被白大夫给看见了。医生一方面要她们对工作要更严格，一方面劝她们不要哭。 　　第四天，军区警卫团来人和我们办完了交接，我们就走了，走时白大夫特意来送我们，直到走出去好远，回头还看见他和我们招手。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走竟成永诀。不久就听说他去世的消息，说是得了败血症。他给一个战士开刀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为了尽快手术，他只对伤口做了简单的消毒处理，不想就感染了。当时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么一个好老头，这么一个健康、慈祥、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老人，就这么突然没了！ 　　1940年春，我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在军城召开的追悼白求恩同志的大会。聂荣臻司令员在会上宣读了毛主席“纪念白求恩”的文章。我听着听着，就想起了白求恩同志的音容笑貌，想起了他慈祥的目光，温暖的大手以及对我身世给予的无限同情，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场。站在新落成的他的纪念碑前，我整整呆了半天。我觉得，他没有死，他也不应该死！ 　　我后来才知道，白求恩抢救伤员的那次战役，是晋察冀根据地抗战史上非常有名的战役，其中在黄土岭，消灭日本鬼子900多人，击毙了敌酋阿部规秀中将。白大夫在天之灵有知，他也一定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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