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解放战争时期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到了独立三旅任政委，直至一九四七年七月因与旅长杨嘉瑞关系不好而调离。在一年半的时间中部队主要是行军作战。开始受野司指挥，野司撤消后归三纵指挥（司令许光达，政委孙志远）。三纵过河后归绥蒙军区指挥。部队活动于绥南与晋北地区。 　　这时工作我思想上意见很多，同旅长关系搞不好，自己有缺点错误，但我主要埋怨对方。大同战役没有打好（我们一个团二千多人伤亡还剩六七百人），对上级大发脾气。右玉一仗也没打好也埋怨绥蒙不听一点我的意见。直至我调离旅部回到晋西北见了李泉（军区政委）也一肚子气。调我到军干校我讲只办一期，总之满腹牢骚，这是我历史上未有过的这样的气大。 　　 　　一九四七年冬初（回晋西北，到临县住了十多天，去兴县参加了一个多月地方会议，返回临县又休息了几天，才去东村干校）。我到了干校，教育长傅传作，我当政治主任。一去就搞三整运动，运动完后接新学员。翌年正式训练。这时，傅离校上前方，王绍南来任教育长。我同王共事很好。军政训练也很顺利进行。四八年夏学校移驻临汾，不久又南下运城，一面训练，一面担负警戒西安（潼关）方向胡宗南部，到冬天训练期满，由晋西北军干校改为西北军干校，扩大招收学生，并指挥一个步校。到四九年夏王绍南又调前方学校，丢给我一个人管（自己思想波动了，但又离不了工作岗位）。后来派了陈刚来帮助学校工作（这是一个受了处罚的人，没有工作积极性，对学校帮助不大）。贺龙司令员他就在这前后来到了学校（他进西安路过），当面受领任务，叫我把这期学员毕业后，将中队以上的架子和机关全部保持，准备进川。我当时表示坚决执行，但我不想进川，他很不高兴。他在学校停留不久又乘车走了。这年12月学员都走了，剩下的中队以上的架子的机关，我奉命带过西安去。这时贺龙准备南下四川了。我去受领任务，交待我休息后南下，并将西北军大也一同归我指挥南下，我们就在西安办理南下一切准备工作。于一九五0年一月南下。 　　 　　（七）胜利后建国时期 　　 　　一九五0年一月南下，因都乘车，不到一星期进了成都。我们住在新津，两校干部都交与十八兵团政治部。当时胡耀邦主任来动员后，全都分去做起义部队工作。我只带少数干部回成都另受领任务。 　　 　　我到成都后接受了组建空军学校的任务（以后正式命名为空军预科总队）。我把西安留守人员收到成都，将留下的干部一起集合起来，负起建校和接生工作。学生因有组织输送来得很快，于是计划学生到校后前三个月以劳动为主（只上政治课），过后才进行正式教育。而正式教育仍以政治为主，军事上只学一点入伍后的基本知识（纪律、队列、内务等等），学校不设专职教员（也没有），实行政教合一（领导干部当教员）。军事由副总队长李涛负责，政治上由副政委李长路负责（讲社会发展史），我也兼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由于没有教员，采用作报告（上大课）、上小课（各大队上）、分散讨论（以中队为主），正式教育近五个月，一个月毕业鉴定，至十二月完毕，我在这个月到了北京空司受领新任务（这时已有总队长陈刚到了职一些时候，他主持工作了），路经重庆，李达副司令员告我要另调工作，并说了到西南炮司当政委。我回校后正是接收完了二期学员，之后三月间张济新副政委来到总队，告我到滇南工委工作去，并将情况告我。 　　 　　一九五一年三月，命令来调 ，我即离职到了重庆，见了贺龙（没谈什么），王新廷主任又带我去见邓小平，当时邓告我云南一些情况，指示了对边疆的政策，饭后我拿上给省委的信到了云南。 　　 　　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到了云南，正遇省委开地委会议，宋任穷要我参加会，一直开到四月中旬我才到了开远（卫戍区驻地，即十三军）。到后我在工委了解一些情况，我到了蒙自地委（记得正好参加五一大），地委也正在开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少数民族，听了（中央民族工作团）王连芳报告边疆民族情况和问题。这些都是我听到的新问题。这一工作直至一九五四年六、七月间，我调军区工作（任副政委）为止。 　　 　　在滇南工委工作，初期（五一年-五二年）我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三反"、"五反"、土改试点。到五三年重点放到边疆民族工作和修路指挥部工作（那时省委指示工委工作中心放边疆，保证边疆稳定，有利于内地全面铺开土改），如开边疆会议，拟制边疆工作计划（五三年三月报省委的报告），广泛派出民族工作队，抓紧民族工作队的工作和各地区专管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深入开展做好事运动和文化、卫生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检查修公路工作（因为修文江公路病死人太多，省委做了核对，后要工委亲自抓这工作）。直到我离开工委工作为止。 　　这时期我对军队工作很少管，只在五二年"三反"运动抓了一下，五四年反高饶反党联盟抓了一下，以及五二年边疆剿匪（出国到越南），也抓了一下，其它我没有管。因为工委是新工作，自己来时主要任务是搞地方工作，而对军队情况不熟，又没有时间到部队去，上面也常说，这个部队是老部队，工作出不了问题。而地方工作边疆又复杂，不能出总问题（指大的），在这种思想下重地方，轻部队，因而部队有些同志不理解。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增加了许多见识，宽阔了眼界，有了一些新的经验（主要地方工作），时间不长，得益颇多。 　　 　　一九五四年六、七月间到了军区工作，任军区副政委。开始时，只管政治部和干部部工作。我又重新全力做军队工作了。正遇着审干、肃反，工作就忙起来了。到五五年下半年秦基伟同志调 去学习，接着谢富治同志也到中央党校学习，委托我看家，于是我就没有专管这两个部门的工作，都交与部门负责人，这大概有一年以上的时间。首先是谢政委回来了，又调了陈康当副司令员，我就轻松得多了。这时又正是军训任务更加重，有陈康同志负责。到五七年反右斗争，排除了一些思想阻力，反右斗争开展起来了。五八年秦基伟同志学习回来了，协助他开展了反教条主义斗争，扭转军事训练方向。到了一九五九年是大跃进第二年，又是开展反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斗争，部队也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工作紧张的很，到农村、下部队、巡视边疆（五八年秦回来后我又分管边防，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仍属我管）。五八、五九两年是最紧张的两年，与秦的关系也相处很好（也有斗争）。但想这个领导班子不是很完全步骤一致，我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不见成效。到一九六0年二月，我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发生了心肌梗死，，从此全年休息。至一九六一年初开始工作，不久眼底血管出血，又到北京治疗。回来后继续工作，但终因这病严重，不能做全日工作，而部队情况不允许，故只能工作一个时期又休息（住疗养院），下部队也不能久，最多也只能三个星期左右就支持不了而归。到了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才免职休息。组织为了照顾我的身体，不同意留昆明休养（因地势高）叫我到海边或海拔低的地方去住，我提议到北京，经允许，于一九六三年春我就到了北京休养，夏天搬家。 　　 　　到了北京休养，人在休养，心安不下去，总感到闲而无事实在难受，虽然找些同志学钓鱼、打朴克、打麻将牌混日子，但也感到不是办法。我决心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要求组织重新分配工作，经准许，一九六五年七月到了总政军事法院，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又兼职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工作，直至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停职……（未完） 　　 　　附说明： 　　 　　1978年7、8月份有一份自传，1953年2、3月份有一份自传都在组织，存在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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