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怎能忘记我可敬可爱的老师一一舒赛同志。是她，用革命道理哺育我成长， 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舒赛同志离开人世已经十四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地刻印在我的脑际之中，与她相处的一段经历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她那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 对敌人无比仇恨的高贵品质仍然在鼓舞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为了表达我对舒赛同志的思念之情，现就记忆所及将我伴送她出城的经边记述如下。因事隔多年，我的记忆力减退，有些具体情节可能有误，请熟悉情况的同志批评指正。 　　 　　我家住在云梦县西乡的下刘材。这个村位于云梦与胡金店之间，离城有十五里路，到胡金店有五里路。日寇占领云梦后，我失学在家。一九四一年夏季，我在家闲不住，就到城里找地方读书，寄住在我伯父家里。我伯父在北正街开了一个小百货铺子，招牌是刘仁义。听人介绍， 县城里有一处由日伪云梦青年协会办的妇女职业训练班，可以招收像我这样的女青年去学习。经我伯母的介绍，我认识了周同顺大房的长媳程水秀。程水秀与舒赛同志很熟，她听说我有上妇女职业训练班的要求，有一天，她引我去见舒赛同志，舒赛同志这时正在“保外就医”，在妇女职业训练班里当教员。我们见面后，舒赛同志问我：“找我干什么？”我说：“我不喜欢现在社会上的风俗习惯，要求妇女解放，来这里学习。”舒赛同志笑了一笑对我说： “傻子， 要妇女解放首先得民族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当时我也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做声。她又说：“过几天我们开学时，你再来吧！” 　　 　　回到乡下后，我将求学的事情向母亲讲了，我说我要到城里妇女职业班去读书，学打袜子， 织毛巾，学文化。母亲听后就同意了。这一年九月份，我就来到了妇女职业班。从此，这个职业班里就增加了一名叫刘润清的学生了。这个妇女职业班设在城西的一所旧式房子里，参加学习的有些女青年在这里生活。我到了教育班后，就搬到这里住。 　　 　　在学习期间，我和舒赛同志联系比较密切，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和生活， 我和舒赛同志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很喜欢我，我也很敬佩她，感情非常之好。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约是举行一次什么会议吧，要安排一名青年上台讲话。舒赛同志代我起草了一份讲稿，讲的题目是“妇女如何能求得解放”，内容是围绕着“只有求得民族的解放，才能求得妇女的解放”这个中心思想来进行阐述的。这篇讲稿写得很好，我很喜欢这篇讲稿。在登台演讲之前，我能将这篇讲稿从头到尾一字不错地背出来，哪知道上台没讲几句就“吃了汤圆”，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就下台了，舒赛同志气极了，埋怨我太不会讲话。我也非常惭愧，觉得自己太笨了。 　　 　　在校期间，我只听她讲课，别的什么也没学，有时她进的一些革命道理，我似懂非懂，觉 得很有趣，因而也喜欢听。昕别人说，她公开的身份是教书，实际上是在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在十月至十一月份之间，她以看病为名，到武汉一所监狱里去探监。她回来后对我说，有几位女同志被捕了，她心里很难过。接着她又约我到孝感县城探监一次，监中关押着几位女 同志，其中有几位是我在外婆家安陆白兆山认识的女学生。以后她又约我到应城去了一次。到应城后，有一些人正在开会，有几个人和舒赛同志打了一下招呼，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有一个妇女，她的丈夫在解敖区牺牲了，她受的剌激很大，思想也起了很大变化，还在敌人召开的一次什么会上去讲了话。这次见面后，她们没讲两句话，当这个妇女到台上去讲话时，舒赛同志就转过身来，背对着台坐着，一会儿就退出了会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社会上传说日本人要杀舒赛同志，我不大相信。大约是在二十七日吧，负责照料舒赛同志生活的金妈偷偷地告诉我，说阳历年一过，日本人就要杀地了。她叫我不要对舒赛同志讲。但我还是忍不住，因为我们的关系太结切了，如果不把这个重要消息告诉她，就好像对不起她似的。十二月廿八日，我想试探一下她知不知道这个消息。我说：“舒先生，听说你要回去？如果要回去，我就送你。”她说：“谁说的？”我说：“别人都是这样讲的。”她嘱咐我不要对别人讲，我答应了。我见到这种情景没有勇气将金妈的消息告诉她。从这以后，我就把我所有的物品从职业班搬到我伯父家来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到程水秀家里会玩。程水秀对我说：“舒赛要走，可就是出不了 　　城。”我问：“为什么？”程说：“她要聂风仪送她，聂的母录位在城里，不敢送她。”我说：“聂凤仪不敢送她我就送她。”程说：“什么？你送她！”我问：“怎么不能送？”程又 说：“她是政治犯，聂凤仪和她是患难之交的朋友都不敢送她，你如道不知道， 送了她是要满门抄斩的呀！”我低着头没有做声，临走时，程再三叮嘱我说：“那你一定不能送她的呀！” 　　 　　元旦之夜，我乘演戏的机会，将日本人要杀害她的消息告诉了她。我对她说：“昕别人说， 阳历年一过，日本人就要杀你了。”她听了后，神态自若，说：“我知道。”在演戏完毕后， 她对我说：“我决定明日就走了，你明日早晨到我这里来。”我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了一件酱色外衣，围上了一条酱色底子红黄色相问条纹的斜角围巾， 就到妇女职业班去了。一进门，就见金妈正在拿菜篮子准备去卖菜，舒赛正在洗口，我怕金妈看见我，就一转身避到教室去了。等金妈走后，我才去见舒赛同志。她洗了脸后，就和我一起出来了，从后街往西走，一直走到西城门口。这时，有四个士兵在守城门，其中有一个刚来换哨的日本人，不认识舒赛同志。我们走到城门口，有个士兵问舒赛同志：“舒先生，你到哪里去呀！”舒赛一面将安居证给他的晶看，一面指着我说：“我跟她一起出城玩一玩。”就这样， 我们顺利地出了城门。出了城门，我们沿着大路向西走了一里多路，就有一个提着竹篮子约莫十多岁的孩子迎上来，向舒赛同志打招呼：“舒先生，你来了。” 舒小声的说：“快走！”我们又继续朝西走了一里多路，这时路旁又有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头，提着竹篮迎接着我们，很热情地叫了一声：“舒先生！”当时，我的心情很紧张，一直没有做声。她看到这种情景，就牵着我的手，肩并肩地向前走了几步。我说：“我要转去了。” 她说：“和我一起走算了。”我说：“今天不能走，我走了，家里不得了，以后有机会再来接我。”于是，她将我的手放了， 我转身就走。为了避开守城士兵的视线，我决定从北门进城。到了西城门口我就顺着城壕朝北走，在一避静处，我将外衣脱了，将自巾解下来，夹在腋下，就从北门进了城。 　　 　　回城后，我心中很不自在，怕别人猜疑，没有直接回到我怕父家去，便跑到曾青云那儿 　　去了。曾青云是曾茂如的小老婆带来的一个姑娘，曾茂如当时任日伪合作社社长，我在曾青云家中刚坐一会儿，她爸爸曾茂如就回来了。他一推开门就说：“舒赛跑了，舒赛跑了，这次算跑脱了身。”曾青云望着曾茂如问道：“是怎么跑的？”曾茂如说：“听说是从西门跑的， 还有一个女的和她一起走了。”我静静她听着他们父女的对话，没做声。之后，他们又谈了一些其他的闲话，我玩了一会儿就走了。舒赛同志走后，敌人追问和舒赛一起出城的是哪个女的？有人说：“会不会是刘润清把舒赛送定的？”曾茂如在旁说：“不会的，不会的，舒走后我回家时，刘润清正在我家和大姑娘在一起玩，这是我亲眼所见，一定不是她。” 这是以后别人对我讲的。 　　 　　舒赛同志走后第二天，敌人还是把我叫去了，我记得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先生来叫的我。走在途中，这位女先生对我说：“今天日本人要是问你，说舒赛是不是你送走的，你就不要做声我代替你因答。”我进去后，日本人还没有来。我见有几张报纸放在枭上，便随手拿了一份小报看，那张报纸同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报纸，但看起来很有味道。就在这时，一个日本人进来，他咀上蓄着一小撮胡子，见我在看一张小报，气极了，把我 于中的报纸夺了回去，在手中搓成一团，丢在桌上。接着就问起舒赛出城的事情来。他问：“舒赛是你送走的吗？”我按照那位女先生的吩咐没有做声，装着不懂他话的样子，摇了摇头。这时那位女先生就把话接过去了，把关予舒赛出城之事对他说了。那个日本人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便放我们出来了。出来后，那位女先生对我说：“你真不懂事，刚才你看的那张《七七报》，是新四军办的，你为什么要看呢！”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报纸的确我是第一次看到。在职业班学习时，舒赛同志有一次只给了我一本《七七月刊》看过，那是一本茄色封面的刊物，是新四军办的。所以，我只知道新四军有一个《七七月刊》，不知道还有一个《七七报》。 　　 　　这场惊骇算是过去了，但舒赛同志的安全问题我仍然挂在心头。我经常惦记着舒赛同志。 在妇女职业班学习期间，听到人讲的关于舒赛同志坚贞不屈、临危不惧的事迹，在我脑海翻腾起来。听别人私下说起，舒赛同志是在安陆被捕的，在狱申她用铁棍打自己，敌伪人员从监狱门口走过时，她就骂这些人是“汉奸、走狗、亡国奴、卖国贼”！在安陆没有审出什么明堂， 敌人就把她押到云梦来了。云梦伪县长吴锡卿审问她时，问她姓什么？她回答说：“姓抗！” 问她叫什么？她回答说：“叫日！”有一次，她和警士们正在打乒乓球，突然一个日本翻译官来了，把警士的拍子接过去，要和舒赛对打。舒赛一气之下，把球拍一丢就走了。谁知由此而触犯了敌人的“威严”，敌人便寻机报复舒赛，将舒赛进行严刑拷打，将她打得遍体鳞伤，袄手被打得只留下一个袄头。敌人的手段太毒了，当时县财政科有个姓程的科长很同情舒赛，便通过关系将舒赛保出来，留在自己家里“养伤”，派他家雇请的金妈帮她烧火做饭，照料她的生活。后来，经舒赛要求，就到妇女职业班教书。从表面上看，她的行动是自由的，其实她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敌人的监视。她虽然处境十分困难，但她借教书的机会，向青年妇女宣传抗日的道理，灌输革命知识，使我们很受教育，我们很尊敬她。 　　 　　在当年三月，舒赛同志亲自到下刘村我家中来，把我接到边区去了。在边区，我经常碰到舒赛同志。要是在行军时遇见了她，她就下马来，主动和我打招呼，叙家常，有时还把马让给我骑。我没有学过骑马，骑了两次，跌了两次，以后就不骑了。 　　 　　一九八五年七月于阳新县城关藕瑭 （张厚明整理 ) 　　 　　 　　• - 　　 4.

原文1986年元月 发表于《云梦文史资料》（二）  浏览：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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