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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烈舒赛

我的大姐舒赛——豫鄂边区第一个女公安局长

舒铁民

  我的大姐舒赛——豫鄂边区第一个女公安局长
   舒铁民
  
  1943年春,抗日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以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新四军五师)发展至湖北襄河以南,开辟了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我的家乡江(陵)潜(江)湖区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江陵县行政委员会(后称县政府)。已离家六年,杳无音讯的大姐舒赛,突然回到江陵,任县委保卫部长兼公安局长。
  在大姐的引领下,我们全家(父母亲、二姐和三弟)也
  1953年姐弟二人于北京 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因爱好文艺,进了五师文工团,二姐和三弟入随军的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年过花甲的父亲祝甘亭因是当地“辛亥老人”,曾参加武昌首义,早年毕业于北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蒋介石亦此期)①,后因愤世嫉俗隐退乡里,执教私塾,他被选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冒险潜入日军重镇沙市,说服辛亥旧友、伪保安司令曾尚武暗中与我军合作,使襄南地区形成“西线无战事”。②
  大姐舒赛,原名祝振容,生于1917年,大我十二岁。因不满“生男弄璋,生女弄瓦”、“望子成龙”等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她在江陵一小自行改名“祝成龙”,毕业后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湖北省立江陵“八中”,因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潮,被校方勒令休学一年,她弃学从教。1936年,又因与校友不顾限令,在全校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会,被校方指责有“共党”嫌疑,她毅然辞职。1937 在小学任教的祝成龙
  年初,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不满二十岁的大姐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由,说服年迈的父母,离开幼小的弟妹,独自赴武汉参加曹孟君的“妇女救国服务团”。“七?七”事变后,为学习南丁格尔,考入湖北省护士训练班,想去东北参加义勇军。此后她与家中音讯断绝。
  我再见大姐时,她已二十六岁。令人不解的是,一个深闺出来的瘦弱女子,怎么会当上公安局长?又改名“舒赛”。而在男多女少的边区,她仍独身一人。因大姐从不讲述自己,多年后,从她的老战友口中和历史档案里,才了解到这六年来,她传奇式的革命经历。
  大姐离家到武汉后,结识了“八中”同学、地下党员陈钟万,在他的带领下,曾参与各种抗日进步活动。1937年底,陈介绍她去鄂中敌后黄安县我党主持的七里坪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二人在武汉洪山惜别时,她改名“舒赛”。“舒”舍、予也,寓意为抗战舍身竞赛。在训练班结业后,她又和马识途等转赴应城由陶1937年春祝成龙(前排左一)在省护士训练班铸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学习,曾聆听董必武、叶剑英、陶铸等的政治、军事、群众工作报告与游击战术的训练。她此时的心境,已非忧国忧民的青年,而自诩为“无忧仙子”,立志为革命事业奉献终身。她的战友马识途回忆道:“她已经没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顾影自怜,笑不启齿的小姐形象。而是眉宇展开,一脸笑意,谈笑风生的革命者了。”③
  1938年4月,从汤池训练班毕业后的舒赛,与骆何民、季平等五人,以湖北省建设厅“农村合作指导小组”指导员身份,到鄂西北保康县贫瘠的农村发放农业贷款,进行抗日宣传。这是大姐生平第一次接触生活在底层的贫苦农民,她感慨万分,挥笔写下一篇通讯:《不吃盐、不穿棉、不用钱的人们》,寄给老师陶铸刊登在他主编的《农村工作》上。她在发放有限的贷款同时,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衣物也送给她们,人们亲切地呼她“赛姑娘”。保康县当局知道他们的背景是共产党,县长曾以设家宴为名,妄图“说服”这位“赛姑娘”脱离共党,大姐以理相拒。其后,他们被断粮、断薪,受到监视和威胁。这时,上级领导人夏忠武又被捕入狱,和组织的联系突然中断。大姐冒险去襄樊寻找到党的组织,才脱离了危险。同年10月武汉沦陷,大姐被调到襄樊第五战区由我党钱俊瑞主持的文委会工作,又改名“祝况”,在当地组织“三八歌咏队”进行抗战救亡活动,她唱的一首《丈夫去当兵》,誉满全城。文委会聚集了一批文化人,如姚雪垠、臧克家、胡绳、陈北鸥等,大姐常去向他们求教,听他们“摆龙门阵”(聊天)。她不修边幅,短发上扣一顶军帽,衣袖上沾满了油墨,被大家戏称为“只知工作,不懂生活,不男不女,一个卖油条的”。后来,姚雪垠的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的三个“新女性”,大姐是其中原型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大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首次接受中共鄂西北特委交办的秘密任务,化装成报童,到隆中五战区国军第八中队,向地下党组织传送秘密文件。她忙中偷闲,还游览了童年所向往的武侯祠。1939年,大姐在“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受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的派遣,改名“司翘”,赴国统区汝南,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组织业余话剧团和儿童歌舞团,亲自编排节目,于“七?七”抗战两周年期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在当地掀起抗战的热潮。社会各界设宴款待她,专员夫人举杯说:“司小姐,我们都是女流,你年纪轻轻就为国效力,也为我们妇女争了光!”年底,竹沟大批干部转移到鄂中李先念、陈少敏新创建的豫鄂边区根据地,大姐到京(山)安(陆)县工作。1940年初,她在巡检司任区委委员。一天深夜,日伪军来突袭区委会,因群众的保密掩护,敌人只能挨家挨户搜查,打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时,区委会只有大姐一人,她处惊不变,先销毁了文件,再将被视为生命的、决不能留给敌人的28条步枪,选出最好的4条背上双肩,余下的隐藏起来。这时,敌人已来砸门,她提上子弹袋从后门撤离,奋身跃入地沟内,匍匐至村外。此后,大姐在县委锄奸部(保卫部)任秘书,参与创建手枪队,兼任指导员。大姐在学生时代,为强身报国,曾练习武术,她亲自为手枪队编写训练教材,带领化装的队员,神出鬼没于敌区,惩处汉奸叛徒,抓捕恶霸奸商,曾只身化装潜入敌区,一周之内分别在同兴店等7 个敌伪据点内,建立了我军的内线。
  1941年5月,她奉命徒手化装成农妇,潜入日寇新占领区安陆的巡检司镇侦察敌情,被坐探告密,不幸被捕。被捕后,她自称姓名“抗日”,年龄“二十”(实龄二四)。日寇将她武装押往应城的特高课,在巡检司镇上游街时,她当众高呼抗日口号,遭到毒打。当押解至镇外的府河大桥,她突然跃入河中欲自尽,残暴的日寇找来船只,将她捞出,系于船尾,在河水中拖打、嬉戏,直至她奄奄一息。中途经过云梦县城,伪县长吴锡卿(其兄为清末著名革命党人吴禄贞)念其“年青有志”,将她留下来亲自审讯,警告她去应城日军的特高课,必死无疑,劝她归顺皇军,大姐怒斥以拒。其后,在日寇宣抚班辅佐官松井的审讯中,她针锋相对,被打得死去活来,她一次次地倒下,又一次次地站起来,直至晕死。在拷打中,只听见日寇的咆哮声,她始终无声地反抗,惊动了邻居程家的寡母褚考芬,她担心这个女青年会被打死,立刻指使在伪县府任职的长子程润铭前去解救,才终止了这场暴行。大姐宁死不屈,传遍云梦各界,许多人通过同情的狱警为她送来药品和食物,程母又让女儿程碧仙前去为她治伤、喂食。云梦敌伪的软硬兼施,未能制服这个自称“抗日”的女子,便决意将她送往应城。出发的前夕,狱警买来酒菜为她壮行,心照不宣地认定她是有去无回了。
  6月初,当大姐被押解到应城日军的宣抚班时,出乎意料地被两位身穿旗袍的女子解救了出来。由于大姐被捕后的情况已及时传至边区党委,边区领导人陈少敏亲自部署营救,令我应城地下组织要千方百计,打通各种关系,以“青年学生”为名,将她营救出来。这两位女子便是应城的地下工作者,奉命来营救舒赛的。大姐绝处逢生后,并未选择返回边区,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由于她并未暴露真实身份,她决定返回云梦,以养伤为名,在为她作担保的程家住了下来,改名“舒守成”。程母待她为义女,程家子女三人也敬她如姊妹,情同家人。大姐首先团结、争取了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程润铭和伪青年会会长李心垓(其族兄在我区任乡长)。因大姐学过家政课,会剪裁缝纫,还能织一手漂亮的毛线活, 便请他们相助,在青年会开办了一个“妇女职业训练班”,招募社会上失业的女青年,公开学习“家政”,暗中宣传爱国思想。云梦人称她“舒先生”。大姐利用此合法身份,开展了云梦的地下工作,如:建立与边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以我军缴获的财物,通过程润铭私下为边区兑换食盐、药品、纸张等短缺物资;动员进步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先后七人),以及收集情报、协助应城、武汉的地下战友等。
  1941年夏舒赛(右)在义妹1941年底,我应城敌工组遭日寇破坏,大姐被疑,新掩护下到武汉协助地下战友任的云梦日酋山下欲在新年后对她下手。消息传到边区,陈
  少敏再次下令我区云梦县委,提前组织营救舒赛。在里应外合地周密安排下,大姐参加了元旦节日的公开活动,当晚即处理完后事,温情地告别了义母一家,于1942年元月2日凌晨,在学生刘定明的掩护下离开魔窟,由我化装的云梦武工队接回到边区。陈少敏在《艰苦奋斗的三年》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脑壳的时候,还在高声的喊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牺牲是光荣的!’”④她号召边区的干部特别是女同志要向舒赛学习。不久,大姐被破格任命为我云梦县公安局副局长(无正职),又回到云梦城外。她怀念程家,曾两次将义妹程碧仙接到公安局叙旧,又亲自去乡下将送她出城的学生刘定明接到边区参加革命。还指挥公安局手枪队抓捕了云梦县伪军保安团的头目。当日寇得知此人就是数月前从眼皮底下溜走的“舒先生”时,异常震惊。
  大姐有过这样一番出生入死的经历之后,才走上历来由我党男性主职的保卫工作战线,并成为抗战中第一位女公安局长。
  在江陵公安局期间,为保卫湖区的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安定,面对周边的日、伪、顽、特的袭击与骚扰,以及叛徒内奸的作乱,她要日以继夜地工作,仍让久别重逢的爱弟在她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她闲时为我护理头上的疥疮,给我讲解参加革命的道理,教我拆卸枪枝和无弹射击。行军时,她骑着大马,有警卫员,不多的行李也驮在马上,但我的行李得自己背。
  我见到,公安局的数十人中,大姐是唯一的女性,没有副局长,只有年轻的秘书兼侦察股长周方琳和审讯股长徐受益二人是她的助手,其他男性大多为手枪队员。平常,大姐与他们打
  成一片,有说有笑,同甘共苦。因回乡后她改用原名祝成龙,人们称她祝局长。公安局经常有没收和缴获来的大量敌人财物,大姐从不以权谋私,全部上缴。她严于律己,也宽于待人。某次,秘书周方琳从沙市执行任务回来,因大姐身体不好,顺便给她带回几瓶边区短缺的维他命丸,大姐坚决不收,公安局长祝成龙留影于寝室兼办公室 让他分发给有病的手枪队员,警告他下不为例。也是这位秘书,捉到一个将我区干部捆绑于芦苇荡中,被蚊虫活活盯死的坏人,一气之下将其击毙。大姐知道后,却私下对他说,你是边区保训班出来的,懂政策呀,我都不敢随意杀人。此人虽该杀,你也要告诉我们县委一声嘛!多年后,已是中科院武汉分院党委书记的周方琳说;“你姐姐个性强,她敢顶上,但对下面人好,很重感情。她对我很好,我谈恋爱她也管,劝我革命成功后再找。她喜欢聊天,谈诗论词,常和齐守益谈诗,对古文很有水平。她审讯犯人时政策性也强,不发脾气,不打人。”当年,占公安局半数以上的手枪队员,个个身强力壮,枪法娴熟。大姐曾派周方琳率领手枪队,驾驶小渔船去偷袭日伪据点岑河口,捕杀出卖我地下党县委书记、拖枪投敌,又经常带领日寇对湖区进行“三光”扫荡,为群众所痛恨的“二简”(简化轩、简学美)。随后,公安局又破获了隐藏的国民党鄂西北特务工作团。敌人对大姐恨之入骨,曾多次对她进行投毒和偷袭。在一次夜审主犯时,暗藏的内奸近距离从身后向她开枪,因湖区的气候潮湿,子弹瞎火了,大姐才幸免于难。
  1944年春,大姐因工作劳累,加之此前曾被捕受刑,患了肺结核,被领导强令去住院疗养。期间,应城日寇陆军五十八师团和伪军第六师共数千人,分兵十路,对我区进行大扫荡。随军医院将行动不便的老弱孕残病员二十余人,转移至白鹭湖芦苇荡中的一个小岛上。岛上只有七八户渔民,因是当年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洪湖老苏区,群众热情可靠,但岛上只有两条小渔船。日寇为限制我军的活动,已将湖区的船只全部扣押在湖对岸的武家场据点内。在湖区没有船只,寸步难行,万一敌人上岛,这支特殊的“队伍”只能坐以待毙或束手就擒。不久,日寇扫荡到湖对岸,枪声不断,火光冲天,人们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船只。大姐和两位女战友商量后,决定冒险去湖对岸夺船,这无异于虎口拔牙。次日凌晨,她将身边9岁的小弟弟交给同屋的战友程仲梅时说:“如果我此去无回,他就托付给你了!”说罢,大姐带上她十八岁的警卫员“小骡子”,一人怀揣一支驳壳枪,登上一条从渔民家借来的小渔船,直奔湖对岸而去。他们来到武家场附近的村庄,从村民中了解敌情后,找到五位通水性,敢于冒险的船民,悄悄地来到武家场的岸边。只见被扣压的船只一字排开,用绳索拴在堤岸内的水塘内,对面的岗楼上有日军看守。正午,乘敌人换岗吃饭,放松警戒时,在大姐和警卫员的掩护下,五个船员迅速潜入水塘,割断系船的绳索,将5只渔船推拉上堤岸,再放入湖内。这时,岗楼的敌人发现有人偷船,仓惶中开枪射击,一些日寇向堤岸冲了过来。大姐和警卫员一面以枪还击,一面指挥大家上船撤退。当日寇冲到岸边时,只见六艘渔船已向湖心飞驰而去,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贸然追赶。傍晚,令人意外的大姐率领船队回到岛上,人们兴高采烈。有了船只,白天这支队伍可以化整为零,上船离岛隐蔽于浩瀚的芦苇荡中,夜晚再返回岛上。从此,队伍转危为安。当年在岛上待产的女战友牛洛溎在回忆录中写道:“舒赛当时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文武兼备,处事果断,素以勇敢机智闻名于边区,她是因患肺结核住院治疗的。我和栗野望着她那清秀消瘦的面容,有些迟疑不决,‘怎能让她拖着病躯去冒险呢?’舒赛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她平静地站起身来,不容置辩地说:‘就这样定了!’” ⑤
  公安局名声大振,“祝局长”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多年后,民间还流传着她的一些未见史料的故事。其中“独闯资福寺”的传说,在数十年后,竟然被日本老兵证实了。
  2010年初,网络上出现一则《环球日报》记者萨苏关于“新四军美女特工祝玲瑛”的“寻人启事”,大意是他在日本采访一名侵华老兵船头正治时,对方提及在战后六十年的一次原陆军步兵104联队第三中队的老兵聚会中,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1943年秋,他们在湖北江陵资福市执勤期间,曾有一位自称二十三岁的漂亮女子叫“祝玲瑛”来到镇上,面见了他们的队长千田熏。在场的千田回忆道:“那女子就是新四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很了不起的女性啊,在谈话中她思路敏捷,巧妙地转换话题,没有露出破绽。……能以生命为代价执行任务的祝玲瑛之勇气和聪慧,让人无法不产生敬佩之感,也让我想起了故乡,连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都来打我们,在中国打仗的前景如何,令人悲从中来。”老兵船头还将一本日本出版的《常德作战》⑥送给萨苏,书中“资福寺警备队”一章中“潜入的美女间谍”一节,就记述了这个故事。萨苏的《寻人启事》上传后的第二天,先后有网友“老胡”等以大量资料佐证:“祝玲瑛”就是新四军中被称作‘楚天奇女、抗日女杰’的舒赛。随后,我给萨苏发去几张大姐的早期照片,他拿给船头看,船头肯定地说:“就是她!”此后,萨苏在北京电台做客,讲了这个故事。
  大姐虽闻名于边区,由于她专注于革命事业,而迟迟未婚。在民族存亡之际,如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大姐已将个人生命和婚姻问题置之度外。她后来写道:“在抗战八年中,我几无半纸求爱情书,或增进友谊之信文。”因此,她婉拒了许多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对于大干部则以“齐大非偶”而谢绝。原襄樊时期的鄂西北特委书记、边区的领导之一王翰曾对她说:“大家都称你为‘巾帼英雄’,我还要送你三个字:‘奇女子’!”
  
  后附:1938年冬,日机对襄樊狂轰滥炸,时名‘祝况’的大姐,曾愤书一笺送
  训练班老师孙耀华,他珍藏终生。建国后,孙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记取
  鲁迅先生的指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
  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遍地血腥!
  敌人疯狂无止的进攻,我们失了一地!又失一地!!再失一地!!!
  任它宰割!甘为牛马吗?!
  不,我们是有血性的顶天立地的大中华民国的儿女。
  [在武汉失陷后,襄樊危急时] 谨向
  耀华先生敬致
  英勇抗战的敬礼
  湖北咸宁祝况写于避炸弹的山顶
  十一月五日午”
  
  注释:
  ① 见《保定军事学堂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8月
  ② 见《襄河地委的正确决策——记争取曾尚武伪军二三事》(《荆楚烽烟》江陵革命历史回忆录第一辑1985年)
  ③ 见《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中华英烈》(2)1988年)、马识途:《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舒赛:红颜薄命》人民出版社2022年)
  ④ 见豫鄂边区《七七月刊》1942年6月号
  ⑤ 见《红毛张家台忆事》(《中原女战士》中国妇女出版社1994年)
  ⑥《常德作战》森金千秋著,日本图书出版社1983
  
原文2022年12月 发表于上海《世纪》6  浏览: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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