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爱幼的舒赛 　　1941年5月，不满24岁、已入党3年的党员舒赛，在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的京（山）安（陆）县任县委锄奸部秘书兼手枪队指导员期间，奉命潜入日寇新占领区巡检司镇侦察敌情，被坐探告密，敌人来抓她时，她让陪同她的男战友带上情报先走，自己则不幸被捕。在云梦县城的审讯中她自称“抗日”，怒斥伪县长吴锡卿，勇斗日寇辅佐官松井，被打得死去活来，直至昏厥后日寇仍不罢休。惊动了警察局隔壁的邻居、富有民族之心的程家寡母褚考芬，她担心这个女青年会被打死，即令在伪县府任职的长子程润铭前去解救，才终止了暴行。程母又让女儿程碧仙通过有同情心的狱警，去监内为大姐送药、治伤和喂食。此后，经边区党组织批准，未暴露真实身份的舒赛留在云梦开展敌区的地下工作。在程家的担保下，住在程家疗伤。大姐待程母如亲母，对其子女如亲弟妹。她争取了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程润铭，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后改名“舒守成”，以职业训练班老师身份，在城内开展地下工作，如：建立与边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为边区换买医药、食盐、纸张等短缺物资；协助应城、孝感、武汉我地下战友；以及先后动员八位进步青年1941年夏舒赛（右）在义妹投奔我区等。是年底，我应城敌工遭破坏，危及舒赛，党组掩护下到武汉协助地下战友 织令他立即秘密撤离。1942年元旦的夜晚，舒赛来到程家，因不便明言，她蹲于义母的床边，将义母给她的川橘，一瓣一瓣地放入义母口中，褚考芬说：“这橘子是给你吃的呀！”舒赛眼含泪花回答：“今晚女儿要先孝敬您三瓣，一是在新年元旦祝妈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二是感谢妈妈深明大义，对女儿冒险保护，又精心照看；三是祝愿抗战早日结束，家庭安居乐业，亲人能团圆。”舒赛话中有话，又嘱咐妹妹：“仙儿，你要照顾好妈妈！”第二天清晨，在里应外合的周密安排下，舒赛离开魔窟，被营救回边区。程家母女始知昨晚是舒赛的告别，二人曾哭泣了几个夜晚。同年夏，舒赛被破格提拔到云梦城外我区任云梦县公安局副局长（无正职），期间，她思念义母家人，曾两次派人秘密将义妹程碧仙接至我区相会，畅谈别后。 　　1949年初，舒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和平解放北京。5月中，她带领南下工作团到解放的武汉，转业到中南民委会工作。因抗战期间，环境动荡，有的女战友为了工作，将自己的婴儿托付给群众照看，此后便失去联系。舒赛在武汉热心帮助战友找回孩子时，也打探到程家下落。因抗战后国民党当局以“汉奸、通匪”双重罪名，将程润铭抓捕入狱，程家卖掉房产将他保释后，已离开了云梦。多年后，在武昌定居的义妹程碧仙回忆道：“解放后，舒赛先托人找到我，又亲自在长沙找到哥哥。她常来我家看我妈，还是那样爱笑，一进门就笑，后来我妈去 义母与玉铭照 　　沈阳玉铭处了，她也常来看我，还叫我‘仙儿’。她帮我丈夫调换了工作，但不让我参加工作，她说‘我养得起你，你在家把（我）几个孩子抚养好’。舒赛还是单身，想要我老大做儿子，我要把小的给她，她说太小，不好带。1953年她调北京后，我们还有联系，后来失联，也不知道她出事了。” 　　大姐舒赛单身一人，在京时，对战友的母亲格外亲近，边区老战友李垠是两代烈士遗孀，没有家人和孩子。她说：“你姐姐常将我们接到她家过周末，有时就将我母亲一人接过去，热情地招待，如同亲人。”在闷热的夏天，舒赛在女战友苏韦家，也为她母亲搓背洗澡。大姐也曾多次将姨妈一家和父亲执友的后代接到北京来赡养。 　　舒赛无子女，也特别喜爱战友的孩子。她的战友牛洛溎曾有一段生动地回忆。那是1944年春，大姐在襄南任我江陵县公安局长期间，因曾坐监受刑，感染了肺结核，仍坚持工作，被领导“李大哥”强制去随军医院疗养。适逢日寇对我区进行大扫荡。医院将行动不便的老弱孕残病员二十余人，送至白鹭湖中芦苇荡的一个小岛上隐蔽。岛上只有七八户渔民。敌人为限制我军在湖区的活动，已将渔村的船只全部扣押在湖对岸的据点内，岛上只有两条备用的小渔船。在湖区没有船只，寸步难行，如果敌人上岛，这支特殊的“队伍”只能坐以待毙了。身为公安局长的大姐，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船只。当晚，她与两位女战友商量后，决定自己冒险去敌人据点内夺船。次日凌晨，舒赛将身边的小弟弟托付给同屋的战友程仲梅说：“如果我此去无回，他就托付给你了！”说罢，大姐带上十八岁的警卫员，一人怀揣一支驳壳枪，登上一条从渔民家中借来的小渔船，直奔湖对岸而去。战友们整天都担心着她的安危，令人意外的是，当天傍晚，大姐的小船回来了，她身后还有一支由五条渔船组成的船队。此后，白天他们上船离岛，隐蔽于芦苇荡中，夜晚再返回岛上，从此转危为安，牛洛溎在岛上也生下了一位千金。她在回忆中写道：“舒赛格外喜欢孩子，但她从来不抱孩子，总是远远站着，左看看，右望望，不时说一声‘好可爱的小脸蛋啊！’她是怕把肺结核传染给婴儿。一天，舒赛找了一只小渔船，让我抱着孩子坐在船头，由她自己来慢慢划船。清风习习，碧波荡漾。舒赛开心极了：‘这下子我可要好好看看这个小家伙了！’这个使湖区日伪军闻名丧胆的女公安局长，对我刚刚出世的小女儿流露出的似水柔情，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还记得一天傍晚，我和舒赛坐在小溪旁海阔天空地说古论今，从木兰从军讲到岳飞抗金，唱了《满江红》，又唱《大刀进行曲》。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吟起《红楼梦》诗词，两人兴致勃勃，好不惬意，全然忘了是在战争环境。”⑦ 　　舒赛生前所保存的照片中，大多是儿童照，照片背后，有歪歪扭扭的字迹：“送给舒妈妈”“送给赛阿姨”。大姐在“文革”前，因坚持反对党内高干的不正之风，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曾被错误的开除党籍、公职，以“无理取闹”的罪名戴上“坏分子”帽送去劳动教养。两年多后，经我保外就医释放为庶民。在为庶民的逆境期间，已改名王藕的大姐，也常为院内邻居的孩子讲解《安徒生童话》，自编一些抗日斗争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在假日，还带他们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游览天安门。大家称呼她“王姨”、“藕姨”。 1964年春节舒赛和邻居孩子在天安门 　　舍己为人的舒赛 　　1948年大姐舒赛在大连前苏军医院疗养，虽身在东北，仍时刻惦记着她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中原家乡，她给新四军五师战友须浩风的信中写道：“我虽身在东北，周围有高楼大厦、电灯暖气，却禁不住时刻想念那一片流过血汗的豫鄂土地，想念那熟悉的茅屋油灯和山村田野，想到它们就倍感亲切，而它们还 　　舒赛在大连苏军疗养院 被敌人蹂躏着……愿五师的战友能一起打回豫鄂去！”1949年初，正在大连苏军疗养院养病的舒赛，闻听我第四野战军将挥师南下，她放弃疗养，决定参军南下。为轻装上阵，她将身边的物品赠与战友，经过数次申请后，才获得当年的老领导、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的批准，加入“四野”政治部民运部工作。首都和平解放后，她在故宫博物院短期工作，许多战友通过她的帮助，参观了久已仰慕的故宫。 　　当年，舒赛身边最贵重的物品，是从中原化装突围北上时，组织上给她的路费中节余下来的两只金戒指，在抗美援朝之初，她捐献给了国家。即便对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倾囊相助。1952年，我的一位同事随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归来后送我一斤藏红花，我转送给了大姐。不久，她在北京医院养病期间，遇见一位女病人苦于买不到药方上的“藏红花”，大姐不假思索，就将那包藏红花无偿赠予这位女病人。舒赛在京，曾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即建国前著名的翠明庄，一天深夜，邻近的楼房出现火灾，那时消防单位尚不健全，住户都是临时来京人员，人们惊慌失措，舒赛挺身而出，让大家镇静，组织起大家用水桶、脸盆等物有序地灭火，将火势扑灭。友人贺生寿回忆道：“解放初，我来北京去看你姐姐，她带我去前门大观楼看电影，放映中突然有人喊叫‘有坏人！有坏人!’在黑暗中，观众纷纷离座，场内有些混乱，你姐姐马上站起来喊道：‘都给我坐下！跑的是坏蛋，不跑的是好人！’观众听到她的话后都坐了下来，秩序很快地恢复，那个正逃跑的坏分子也被保安人员捉住了。电影散场时，影院负责人在场内大声询问：‘是哪位同志帮助我们维持了秩序，使我们抓住了坏蛋？’大姐悄悄地对我说：‘莫吭声，我们快走！’” 　　大姐舒赛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秉性，即便在她最困难的逆境中，也依然如故。前文所提及的她为首都庶民时，被原单位安排于大佛市甲5号旁门大杂院内的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室内。此前她为亲属免受她的牵连，已主动和我们断绝了往来，她写道：“我扔所抚子女，绝手足，永诀姨母不得临终一面，六亲违背，孑然一身，为党无悔。”那时正是国家实行票证的年代，每个家庭，特别是孩子多的人家，都愁于粮票与布票的短缺。大姐无收入，患有肝病，饮食很请谈，也极少添置新衣，每月都有节余的粮票和布票，她全部赠送给同院最需要的邻居们。为节省布料，大姐还为她们科学地剪裁，并帮她们缝纫。有时为邻居孩子在节日前赶制一套新衣，她忙得通宵达旦，也从不接受邻居的馈赠。时任中南局书记的老领导陶铸曾送她300元治病，她当时虽靠典当度日，仍将此款退还给中组部了。在小院的几年内，她每天凌晨起来，为大家打扫庭院，清理垃圾。她身体稍好后，想到自己不能在家作“废物”，要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就先到机关房管所去义务当小工，后来又去东城养路队义务修马路。大姐在一首小诗中写道：“孺子牛兮孺子牛，战士那得许多愁。愿得事业如今又，力耕山河好疗忧。”在小院内，即便有人讥讽她是“劳教犯”，她不在意也不争辩。而大姐舒赛在劳教农场的两年多中，虽然受到屈辱与严管，她绝不作检查交代，是农场中第一人。但她积极地参与劳动，常超额完成任务，也尽力去帮助他人。为使大家早上能有开水喝，她每日凌晨起床，去砸煤生火烧水。她特别关心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失足女青年，晚上为她们盖被，白天为她们缝衣，劝她们学习文化，教她们重新做人。她用个人在劳动中获得的微薄收人，自订《红旗》、《前线》、《人民文学》等刊物，在其中的空白处写上一些警语，供有文化知识的劳教犯阅读。如： 　　“克服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病，不仅在大的问题上，更需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针一线、一撮盐、一勺酱、一个烟头、几片手纸……等小的方面，时时刻刻地努力克制；克服贪馋和好占便宜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作风；更要克服短浅的势利眼光，为了贪图一时的顺利而是非不辨、真伪倒置的卑懦、堕落的思想意识、作风，才不致因小失大地被诱惑、被胁迫、被利用而失身、辱节、毁名，甚至丧失立场，忘却根本，走上反党、反人民的黑暗道路而自取毁灭。” 　　“一个愿意做好人不愿做坏人的人，一个坏的但不愿坏到底的人，一个不忘本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应该努力保持、甚或脱胎换骨重新建立好的、向上的、优良的思想意识、个性、品德和作风；应该克服、纠正、改造掉旧的、坏的、堕落的，甚至是祸国害民、毁灭自己的思想意识、个性、品德和作风。” 　　因当年的劳教农场，在设备与管理上不完善。大姐忍辱负重，以自己多年公安工作的经验，积极主动地向农场领导提出了具体的书面建议：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杜绝队内经常出现的恶骂打斗、恃强凌弱、怪话连篇等不良现象。提倡正派、礼让和互相关切的作风，对常爱闹事和打骂之徒，应着重管理教育； 　　2、加强文化学习，在所内进行扫盲，这项工作应和社会上的扫盲同步。各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利用她（他）们来进行，轻而易举； 　　3、重视业余文化生活。建立图书馆（室），开辟墙报栏，充分利用现有广播喇叭，定时播送时事与音乐，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4、改善生活与基本建设。伙食可考虑食堂制，不妨粗、细粮兼备，提倡吃粗粮，细粮可高价；后院应安装开水锅炉和自来水管，对月经期间和有病的人应供应热水；露天厕所应盖顶棚，场内有闲置的材料，可以自己动手； 　　5、严禁管理人员的打骂行为，改变严峻冷酷的作风。” 　　她特别指出：“新中国的一切劳教单位，应以自觉劳动为主，不应强调苦惩苦罚。应使所有进来的人，经过两三年的劳动和教育，离去时，思想、文化两相进步，本人感恩，社会怀德。总之，要为党施仁政，切不可因小失大而结怨种仇。” 　　一些劳教犯议论说：“王藕怎么可能是坏分子？” 　　大姐舒赛在逆境中，仍以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渝地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忠心、对人民的热爱，力尽所能地为人民做好事。“文革”初，已在逆境中的大姐又因关心国家大事，张贴了批林的大字报而被捕入狱。在审讯中她坚持真理，既不签字，也不认罪。但在牢房中对同监的狱友却是友爱相加，舍己为人。现择选一位与大姐舒赛同监最长的狱友王容芬的采访录如下： 　　“我曾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跟舒赛关一个号，那时她叫王藕。她对我说，她出生的地方藕很多，荷花很多，所以名字叫王藕。 　　　　刚一进去就感到她非常爱干净，每天都花很长时间擦墙擦地，水泥地被她擦得又光又亮，纤尘不染，干净极了，跟饭桌一样，掉在上面的食物完全可以吃。 　　　　那时她的肺结核已经钙化了，不传染。我进去后，她怕传染给我，整日带着口罩。牢房只有5尺宽，我年轻，喜欢散步，她把大块地方让我活动，自己缩在牢房的一个角落。她还关心我的病情，生怕自己的病传染给我。常常把自己吃的雷米封药给我吃，尽管对我的病并没有用。她处处呵护我，总为我向看守求情说话，帮我要一些必备的物品，帮我要药。 　　我很不理解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打成坏分子？她像一个天使，绝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她在监狱里特别守规矩，不让说的不说，不让打听的不打听，不让干的不干。可为了她的信仰也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她坚持喊反林口号，女看守立即叫来大兵，几个大兵将她按倒在地一顿狠打，用脏布堵上她的嘴巴并砸上脚镣，反戴上手铐……她干什么事，目的性非常强，对就坚持，恶就反对。她为了正确的理由，不管多大压力，哪怕蚍蜉撼树也要干。 　　到临汾监狱之后，她就住在我旁边的窑洞。有的看守和犯人又坏又阴又脏，而舒赛干净得一点杂质都没有，就像蒸馏水一样。小组长每天故意让大家念林的再版前言，她不念就报告看守，看守就命令她跑步。她是一个肺结核晚期病人，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常常跑着跑着就倒下了，看守又踢又打。但无论怎么打，她死也不念。她挨打的时候，不求饶也不呻吟，没一点声响。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看守认为她是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整死了活该，毫无顾忌地折磨她。 　　她对别人的关心，完全出自于内心，她能替我想的，都替我想到了。修养高极了。自己那么受折磨，那么被犯人、看守虐待凌辱，却从没说过一个人坏话。里面一天两顿饭，一顿两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她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还省下口粮让我吃。为了不传染，她特意在吃饭前就先把窝头掰下一块给我。 　　她太纯洁了，一点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她的皮肤很薄，几乎透明，如同她的心灵，绝对干净。她的眼睛特别大，老是在笑。”⑧ 　　大姐舒赛于1971年5月24日在山西隰县以身殉志，终年54岁。1986年她的两桩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作家王育生写道：“对于曾宣誓要效忠的理想和事业来说，舒赛可谓真真正正奉献出了她曾拥有的一切——青春，才智，家庭，以至于罹难时身边无亲人、手中无财产、身后无子女，就连自己的尸骸遗骨 ，都荡然无存……”⑨ 　　 1953年作者与舒赛谨以大姐的老战友、前湖北省委秘书长刘真生前所写《悼舒赛》⑩一诗结束本文。 　　 “陷身虎穴敢搏虎，不畏龙威勇屠龙。 　　白玉无暇为党碎，丹心一颗与民通。 　　丰碑犹在楚人口，壮志常存屈子风。 　　卅载沉冤昭雪日，挽歌动地哭女雄。” 　　（1987.3） 　　注： 　　①萨苏《新四军美女特工之谜》（《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2010-05-18） 　　②马识途《红颜薄命》（《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人民出版社2022，原题为《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载《中华英烈》二期1988） 　　③刘克理《刺玫瑰献在舒赛遗像前——记舒赛同志含冤逝世16周年》（《楚魂—舒赛纪念专辑》1989中共江陵县委编印） 　　④余秋阳《从七里坪到汤池——记舒赛在学习时的片段》（同上） 　　⑤舒赛在襄樊请革命前辈李实改名，改前李问她心中最牵挂何事？答：“家中年幼的两个弟弟”李：“那就叫祝况，祝福他们（‘二兄’）二人吧！” 　　⑥舒铁民、贾泽义《舒赛》（《吉林党史人物》第九卷1994《吉林公安史志丛书》之五1998） 　　⑦牛洛溎《红毛张家台忆事》（《中原女战士》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 　　⑧王容芬《谈“文革”狱友王藕（舒赛）》（2015年12月载于网络记者电话采访录。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定居德国，后为德文学者） 　　⑨王育生《跋》（蓟子《烈女传奇》香港新文艺出版社2007） 　　⑩刘真、舒铁民 《悼舒赛》（歌曲、《中华英烈》二期1988）

原文2022年9月 发表于南京《世纪风采》9  浏览：80

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24/2/14 15:2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