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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烈舒赛

温情如水 舍己助人的舒赛(2)

舒铁民

  敬老爱幼的舒赛
  1941年5月,不满24岁、已入党3年的党员舒赛,在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的京(山)安(陆)县任县委锄奸部秘书兼手枪队指导员期间,奉命潜入日寇新占领区巡检司镇侦察敌情,被坐探告密,敌人来抓她时,她让陪同她的男战友带上情报先走,自己则不幸被捕。在云梦县城的审讯中她自称“抗日”,怒斥伪县长吴锡卿,勇斗日寇辅佐官松井,被打得死去活来,直至昏厥后日寇仍不罢休。惊动了警察局隔壁的邻居、富有民族之心的程家寡母褚考芬,她担心这个女青年会被打死,即令在伪县府任职的长子程润铭前去解救,才终止了暴行。程母又让女儿程碧仙通过有同情心的狱警,去监内为大姐送药、治伤和喂食。此后,经边区党组织批准,未暴露真实身份的舒赛留在云梦开展敌区的地下工作。在程家的担保下,住在程家疗伤。大姐待程母如亲母,对其子女如亲弟妹。她争取了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程润铭,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后改名“舒守成”,以职业训练班老师身份,在城内开展地下工作,如:建立与边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为边区换买医药、食盐、纸张等短缺物资;协助应城、孝感、武汉我地下战友;以及先后动员八位进步青年1941年夏舒赛(右)在义妹投奔我区等。是年底,我应城敌工遭破坏,危及舒赛,党组掩护下到武汉协助地下战友 织令他立即秘密撤离。1942年元旦的夜晚,舒赛来到程家,因不便明言,她蹲于义母的床边,将义母给她的川橘,一瓣一瓣地放入义母口中,褚考芬说:“这橘子是给你吃的呀!”舒赛眼含泪花回答:“今晚女儿要先孝敬您三瓣,一是在新年元旦祝妈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二是感谢妈妈深明大义,对女儿冒险保护,又精心照看;三是祝愿抗战早日结束,家庭安居乐业,亲人能团圆。”舒赛话中有话,又嘱咐妹妹:“仙儿,你要照顾好妈妈!”第二天清晨,在里应外合的周密安排下,舒赛离开魔窟,被营救回边区。程家母女始知昨晚是舒赛的告别,二人曾哭泣了几个夜晚。同年夏,舒赛被破格提拔到云梦城外我区任云梦县公安局副局长(无正职),期间,她思念义母家人,曾两次派人秘密将义妹程碧仙接至我区相会,畅谈别后。
  1949年初,舒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和平解放北京。5月中,她带领南下工作团到解放的武汉,转业到中南民委会工作。因抗战期间,环境动荡,有的女战友为了工作,将自己的婴儿托付给群众照看,此后便失去联系。舒赛在武汉热心帮助战友找回孩子时,也打探到程家下落。因抗战后国民党当局以“汉奸、通匪”双重罪名,将程润铭抓捕入狱,程家卖掉房产将他保释后,已离开了云梦。多年后,在武昌定居的义妹程碧仙回忆道:“解放后,舒赛先托人找到我,又亲自在长沙找到哥哥。她常来我家看我妈,还是那样爱笑,一进门就笑,后来我妈去 义母与玉铭照
  沈阳玉铭处了,她也常来看我,还叫我‘仙儿’。她帮我丈夫调换了工作,但不让我参加工作,她说‘我养得起你,你在家把(我)几个孩子抚养好’。舒赛还是单身,想要我老大做儿子,我要把小的给她,她说太小,不好带。1953年她调北京后,我们还有联系,后来失联,也不知道她出事了。”
  大姐舒赛单身一人,在京时,对战友的母亲格外亲近,边区老战友李垠是两代烈士遗孀,没有家人和孩子。她说:“你姐姐常将我们接到她家过周末,有时就将我母亲一人接过去,热情地招待,如同亲人。”在闷热的夏天,舒赛在女战友苏韦家,也为她母亲搓背洗澡。大姐也曾多次将姨妈一家和父亲执友的后代接到北京来赡养。
  舒赛无子女,也特别喜爱战友的孩子。她的战友牛洛溎曾有一段生动地回忆。那是1944年春,大姐在襄南任我江陵县公安局长期间,因曾坐监受刑,感染了肺结核,仍坚持工作,被领导“李大哥”强制去随军医院疗养。适逢日寇对我区进行大扫荡。医院将行动不便的老弱孕残病员二十余人,送至白鹭湖中芦苇荡的一个小岛上隐蔽。岛上只有七八户渔民。敌人为限制我军在湖区的活动,已将渔村的船只全部扣押在湖对岸的据点内,岛上只有两条备用的小渔船。在湖区没有船只,寸步难行,如果敌人上岛,这支特殊的“队伍”只能坐以待毙了。身为公安局长的大姐,认为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船只。当晚,她与两位女战友商量后,决定自己冒险去敌人据点内夺船。次日凌晨,舒赛将身边的小弟弟托付给同屋的战友程仲梅说:“如果我此去无回,他就托付给你了!”说罢,大姐带上十八岁的警卫员,一人怀揣一支驳壳枪,登上一条从渔民家中借来的小渔船,直奔湖对岸而去。战友们整天都担心着她的安危,令人意外的是,当天傍晚,大姐的小船回来了,她身后还有一支由五条渔船组成的船队。此后,白天他们上船离岛,隐蔽于芦苇荡中,夜晚再返回岛上,从此转危为安,牛洛溎在岛上也生下了一位千金。她在回忆中写道:“舒赛格外喜欢孩子,但她从来不抱孩子,总是远远站着,左看看,右望望,不时说一声‘好可爱的小脸蛋啊!’她是怕把肺结核传染给婴儿。一天,舒赛找了一只小渔船,让我抱着孩子坐在船头,由她自己来慢慢划船。清风习习,碧波荡漾。舒赛开心极了:‘这下子我可要好好看看这个小家伙了!’这个使湖区日伪军闻名丧胆的女公安局长,对我刚刚出世的小女儿流露出的似水柔情,在我记忆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还记得一天傍晚,我和舒赛坐在小溪旁海阔天空地说古论今,从木兰从军讲到岳飞抗金,唱了《满江红》,又唱《大刀进行曲》。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吟起《红楼梦》诗词,两人兴致勃勃,好不惬意,全然忘了是在战争环境。”⑦
  舒赛生前所保存的照片中,大多是儿童照,照片背后,有歪歪扭扭的字迹:“送给舒妈妈”“送给赛阿姨”。大姐在“文革”前,因坚持反对党内高干的不正之风,在民主与法制不健全的年代,曾被错误的开除党籍、公职,以“无理取闹”的罪名戴上“坏分子”帽送去劳动教养。两年多后,经我保外就医释放为庶民。在为庶民的逆境期间,已改名王藕的大姐,也常为院内邻居的孩子讲解《安徒生童话》,自编一些抗日斗争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在假日,还带他们去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游览天安门。大家称呼她“王姨”、“藕姨”。 1964年春节舒赛和邻居孩子在天安门
  舍己为人的舒赛
  1948年大姐舒赛在大连前苏军医院疗养,虽身在东北,仍时刻惦记着她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中原家乡,她给新四军五师战友须浩风的信中写道:“我虽身在东北,周围有高楼大厦、电灯暖气,却禁不住时刻想念那一片流过血汗的豫鄂土地,想念那熟悉的茅屋油灯和山村田野,想到它们就倍感亲切,而它们还
  舒赛在大连苏军疗养院 被敌人蹂躏着……愿五师的战友能一起打回豫鄂去!”1949年初,正在大连苏军疗养院养病的舒赛,闻听我第四野战军将挥师南下,她放弃疗养,决定参军南下。为轻装上阵,她将身边的物品赠与战友,经过数次申请后,才获得当年的老领导、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的批准,加入“四野”政治部民运部工作。首都和平解放后,她在故宫博物院短期工作,许多战友通过她的帮助,参观了久已仰慕的故宫。
  当年,舒赛身边最贵重的物品,是从中原化装突围北上时,组织上给她的路费中节余下来的两只金戒指,在抗美援朝之初,她捐献给了国家。即便对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倾囊相助。1952年,我的一位同事随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归来后送我一斤藏红花,我转送给了大姐。不久,她在北京医院养病期间,遇见一位女病人苦于买不到药方上的“藏红花”,大姐不假思索,就将那包藏红花无偿赠予这位女病人。舒赛在京,曾住在中组部招待所,即建国前著名的翠明庄,一天深夜,邻近的楼房出现火灾,那时消防单位尚不健全,住户都是临时来京人员,人们惊慌失措,舒赛挺身而出,让大家镇静,组织起大家用水桶、脸盆等物有序地灭火,将火势扑灭。友人贺生寿回忆道:“解放初,我来北京去看你姐姐,她带我去前门大观楼看电影,放映中突然有人喊叫‘有坏人!有坏人!’在黑暗中,观众纷纷离座,场内有些混乱,你姐姐马上站起来喊道:‘都给我坐下!跑的是坏蛋,不跑的是好人!’观众听到她的话后都坐了下来,秩序很快地恢复,那个正逃跑的坏分子也被保安人员捉住了。电影散场时,影院负责人在场内大声询问:‘是哪位同志帮助我们维持了秩序,使我们抓住了坏蛋?’大姐悄悄地对我说:‘莫吭声,我们快走!’”
  大姐舒赛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秉性,即便在她最困难的逆境中,也依然如故。前文所提及的她为首都庶民时,被原单位安排于大佛市甲5号旁门大杂院内的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室内。此前她为亲属免受她的牵连,已主动和我们断绝了往来,她写道:“我扔所抚子女,绝手足,永诀姨母不得临终一面,六亲违背,孑然一身,为党无悔。”那时正是国家实行票证的年代,每个家庭,特别是孩子多的人家,都愁于粮票与布票的短缺。大姐无收入,患有肝病,饮食很请谈,也极少添置新衣,每月都有节余的粮票和布票,她全部赠送给同院最需要的邻居们。为节省布料,大姐还为她们科学地剪裁,并帮她们缝纫。有时为邻居孩子在节日前赶制一套新衣,她忙得通宵达旦,也从不接受邻居的馈赠。时任中南局书记的老领导陶铸曾送她300元治病,她当时虽靠典当度日,仍将此款退还给中组部了。在小院的几年内,她每天凌晨起来,为大家打扫庭院,清理垃圾。她身体稍好后,想到自己不能在家作“废物”,要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和人民做好事,就先到机关房管所去义务当小工,后来又去东城养路队义务修马路。大姐在一首小诗中写道:“孺子牛兮孺子牛,战士那得许多愁。愿得事业如今又,力耕山河好疗忧。”在小院内,即便有人讥讽她是“劳教犯”,她不在意也不争辩。而大姐舒赛在劳教农场的两年多中,虽然受到屈辱与严管,她绝不作检查交代,是农场中第一人。但她积极地参与劳动,常超额完成任务,也尽力去帮助他人。为使大家早上能有开水喝,她每日凌晨起床,去砸煤生火烧水。她特别关心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失足女青年,晚上为她们盖被,白天为她们缝衣,劝她们学习文化,教她们重新做人。她用个人在劳动中获得的微薄收人,自订《红旗》、《前线》、《人民文学》等刊物,在其中的空白处写上一些警语,供有文化知识的劳教犯阅读。如:
  “克服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毛病,不仅在大的问题上,更需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针一线、一撮盐、一勺酱、一个烟头、几片手纸……等小的方面,时时刻刻地努力克制;克服贪馋和好占便宜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作风;更要克服短浅的势利眼光,为了贪图一时的顺利而是非不辨、真伪倒置的卑懦、堕落的思想意识、作风,才不致因小失大地被诱惑、被胁迫、被利用而失身、辱节、毁名,甚至丧失立场,忘却根本,走上反党、反人民的黑暗道路而自取毁灭。”
  “一个愿意做好人不愿做坏人的人,一个坏的但不愿坏到底的人,一个不忘本的、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应该努力保持、甚或脱胎换骨重新建立好的、向上的、优良的思想意识、个性、品德和作风;应该克服、纠正、改造掉旧的、坏的、堕落的,甚至是祸国害民、毁灭自己的思想意识、个性、品德和作风。”
  因当年的劳教农场,在设备与管理上不完善。大姐忍辱负重,以自己多年公安工作的经验,积极主动地向农场领导提出了具体的书面建议: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以杜绝队内经常出现的恶骂打斗、恃强凌弱、怪话连篇等不良现象。提倡正派、礼让和互相关切的作风,对常爱闹事和打骂之徒,应着重管理教育;
  2、加强文化学习,在所内进行扫盲,这项工作应和社会上的扫盲同步。各队都有一些知识分子,利用她(他)们来进行,轻而易举;
  3、重视业余文化生活。建立图书馆(室),开辟墙报栏,充分利用现有广播喇叭,定时播送时事与音乐,表扬好人好事,批评坏人坏事;
  4、改善生活与基本建设。伙食可考虑食堂制,不妨粗、细粮兼备,提倡吃粗粮,细粮可高价;后院应安装开水锅炉和自来水管,对月经期间和有病的人应供应热水;露天厕所应盖顶棚,场内有闲置的材料,可以自己动手;
  5、严禁管理人员的打骂行为,改变严峻冷酷的作风。”
  她特别指出:“新中国的一切劳教单位,应以自觉劳动为主,不应强调苦惩苦罚。应使所有进来的人,经过两三年的劳动和教育,离去时,思想、文化两相进步,本人感恩,社会怀德。总之,要为党施仁政,切不可因小失大而结怨种仇。”
  一些劳教犯议论说:“王藕怎么可能是坏分子?”
  大姐舒赛在逆境中,仍以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来要求自己,坚持不渝地保持着对党和国家的忠心、对人民的热爱,力尽所能地为人民做好事。“文革”初,已在逆境中的大姐又因关心国家大事,张贴了批林的大字报而被捕入狱。在审讯中她坚持真理,既不签字,也不认罪。但在牢房中对同监的狱友却是友爱相加,舍己为人。现择选一位与大姐舒赛同监最长的狱友王容芬的采访录如下:
  “我曾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跟舒赛关一个号,那时她叫王藕。她对我说,她出生的地方藕很多,荷花很多,所以名字叫王藕。
    刚一进去就感到她非常爱干净,每天都花很长时间擦墙擦地,水泥地被她擦得又光又亮,纤尘不染,干净极了,跟饭桌一样,掉在上面的食物完全可以吃。
    那时她的肺结核已经钙化了,不传染。我进去后,她怕传染给我,整日带着口罩。牢房只有5尺宽,我年轻,喜欢散步,她把大块地方让我活动,自己缩在牢房的一个角落。她还关心我的病情,生怕自己的病传染给我。常常把自己吃的雷米封药给我吃,尽管对我的病并没有用。她处处呵护我,总为我向看守求情说话,帮我要一些必备的物品,帮我要药。
  我很不理解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打成坏分子?她像一个天使,绝不是无理取闹的人。她在监狱里特别守规矩,不让说的不说,不让打听的不打听,不让干的不干。可为了她的信仰也随时准备牺牲生命。她坚持喊反林口号,女看守立即叫来大兵,几个大兵将她按倒在地一顿狠打,用脏布堵上她的嘴巴并砸上脚镣,反戴上手铐……她干什么事,目的性非常强,对就坚持,恶就反对。她为了正确的理由,不管多大压力,哪怕蚍蜉撼树也要干。
  到临汾监狱之后,她就住在我旁边的窑洞。有的看守和犯人又坏又阴又脏,而舒赛干净得一点杂质都没有,就像蒸馏水一样。小组长每天故意让大家念林的再版前言,她不念就报告看守,看守就命令她跑步。她是一个肺结核晚期病人,已经瘦成了皮包骨头,常常跑着跑着就倒下了,看守又踢又打。但无论怎么打,她死也不念。她挨打的时候,不求饶也不呻吟,没一点声响。那时她已经五十多岁,看守认为她是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整死了活该,毫无顾忌地折磨她。
  她对别人的关心,完全出自于内心,她能替我想的,都替我想到了。修养高极了。自己那么受折磨,那么被犯人、看守虐待凌辱,却从没说过一个人坏话。里面一天两顿饭,一顿两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她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还省下口粮让我吃。为了不传染,她特意在吃饭前就先把窝头掰下一块给我。
  她太纯洁了,一点不像那么大岁数的人。她的皮肤很薄,几乎透明,如同她的心灵,绝对干净。她的眼睛特别大,老是在笑。”⑧
  大姐舒赛于1971年5月24日在山西隰县以身殉志,终年54岁。1986年她的两桩冤案,彻底平反昭雪。作家王育生写道:“对于曾宣誓要效忠的理想和事业来说,舒赛可谓真真正正奉献出了她曾拥有的一切——青春,才智,家庭,以至于罹难时身边无亲人、手中无财产、身后无子女,就连自己的尸骸遗骨 ,都荡然无存……”⑨
   1953年作者与舒赛谨以大姐的老战友、前湖北省委秘书长刘真生前所写《悼舒赛》⑩一诗结束本文。
   “陷身虎穴敢搏虎,不畏龙威勇屠龙。
  白玉无暇为党碎,丹心一颗与民通。
  丰碑犹在楚人口,壮志常存屈子风。
  卅载沉冤昭雪日,挽歌动地哭女雄。”
  (1987.3)
  注:
  ①萨苏《新四军美女特工之谜》(《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2010-05-18)
  ②马识途《红颜薄命》(《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人民出版社2022,原题为《那样的时代 那样的人》载《中华英烈》二期1988)
  ③刘克理《刺玫瑰献在舒赛遗像前——记舒赛同志含冤逝世16周年》(《楚魂—舒赛纪念专辑》1989中共江陵县委编印)
  ④余秋阳《从七里坪到汤池——记舒赛在学习时的片段》(同上)
  ⑤舒赛在襄樊请革命前辈李实改名,改前李问她心中最牵挂何事?答:“家中年幼的两个弟弟”李:“那就叫祝况,祝福他们(‘二兄’)二人吧!”
  ⑥舒铁民、贾泽义《舒赛》(《吉林党史人物》第九卷1994《吉林公安史志丛书》之五1998)
  ⑦牛洛溎《红毛张家台忆事》(《中原女战士》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
  ⑧王容芬《谈“文革”狱友王藕(舒赛)》(2015年12月载于网络记者电话采访录。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定居德国,后为德文学者)
  ⑨王育生《跋》(蓟子《烈女传奇》香港新文艺出版社2007)
  ⑩刘真、舒铁民 《悼舒赛》(歌曲、《中华英烈》二期1988)
  
原文2022年9月 发表于南京《世纪风采》9  浏览: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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