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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0月26日,一个星期天的深夜,半步桥四十四号院内一片乱哄哄。
“快起来!快起来!” 女看守敲打着8号牢房的铁门喊道: “王藕,张小梅,你们打好行李,准备出发。” 正睡梦中的舒赛和张小梅被惊醒,牢房内现在只有她们两人。 “半夜三更的,把我们叫起来干什么?”比舒赛年轻的银行职员张小梅问道。 “你没听见吗?叫我们赶快打好行李,准备出发。”舒赛说。 “难道会把我们……”张小梅一边打行李一边胡思乱想地。 “我想既然要带着行李,可能是调换监狱了。”舒赛安慰道。 张小梅很快将自己的行李捆好,看见戴着脚镣手铐的舒赛收拾行李很困难,忙说: “王藕,我来帮你捆吧。” 看守打开牢房门喝道: “你们赶快提着行李出来,跟我走!” 牢房外聚集着许多手提行李的女犯,舒赛和大家一起随看守来到操场。操场上灯光通亮,数百名男、女犯人手提行李,列队站在中央,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军警,虎视眈眈地守候在四周。管理人员对犯人重新编队后,大声宣布: “今晚开始一次重要的行动,在行动中要绝对听从指挥,保持安静,不许说话,不许交头接耳,不许任意离队……” 随后,在数十名管理人员和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监狱内全部未决犯,分别走上停在大门外的军用卡车。 一声令下,二十辆带蓬的军用卡车同时启动,马达声震撼着寂静的夜空,车灯在灰暗的马路上划出一道道光束,车上的犯人一个个神情惶惑,忐忑不安。军车来到戒备森严的西直门火车站,全体人员下车换乘一辆没有标牌、车窗全部被遮挡的硬座列车。犯人上车后依次低头坐下,车厢的中部和两头,坐着军警和管理人员。 火车启动后,谁也不知道开往何方。舒赛是车上惟一戴着镣铐的女犯,她面向前方靠窗而坐,在车轮滚动的循环节奏声中,很快便睡着了。不知走了多少时辰,列车已穿过黑夜,窗外逐渐明亮起来。一丝光线透过车窗的缝隙,投射在舒赛瘦削的脸上,她右上唇的一颗小黑痣,此时显得格外的突出。忽然,列车停下车来,她被惊醒,下意识的站起来,想舒展一下四肢。一个男监管人员跑过来大声喝道: “你要干什么?” “我想活动活动身体。” “不行,你给我坐下!”他的大手将舒赛狠狠地按在座位上。 “你为什么这样凶狠?”舒赛抗议。 “对你这样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就是要凶狠!”监管人员挥拳过去,舒赛的头碰到车窗上,两眼直冒金花,一股鲜血从头上流到脸上。她身旁的两个难友徐克和斯季英,迅速找出一条干净的手巾,为她包扎好伤口。徐克用腿碰了碰舒赛,示意她不要和监管人员顶撞。 列车继续前进,当天的深夜,抵达此行的终点——山西临汾。 1969年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两国边界冲突不断。10月中,正如日中天的林彪副统帅,向全军发出了备战的《一号通令》。由此,便将北京各监狱中的未决犯,上至原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一般政治犯,全部疏散转移至外省的监狱看管。山西省第三监狱设在临汾,奉命接纳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送来的六百六十名未决犯。 “文革”后,临汾监狱已人满为患,为接待北京的犯人,狱方腾出一个独门独院,内有十几间平房作为牢房,每间牢房要住上四、五十名犯人。已染上肺结核的舒赛,被关在一间潮湿阴凉的小牢房内。从第二天起,负责案情管理的北京监管人员,在上级“加强管理严度,加大审讯力度”的指示下,开始紧张的审讯工作。他们对犯人动辄拳打脚踢,除了使用镣铐外,还有皮鞭、紧身背心、木钉拖鞋等残酷刑具。管理人员除沿用在京时对犯人的单独审讯外,又组织了犯人之间的集体批斗会。 年底,一个北风呼啸,大雪飞舞的下午,两个审讯人员手提皮鞭来到舒赛的牢房。 “王藕,你要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我早就说过,‘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更谈不上‘罪行’的问题。” “你他妈的反对林副主席,还说不是罪行?”皮鞭“唰”的一声抽了过去。 “我抗议你们的粗暴行为!” “你他妈的不认罪,还要抗议。”皮鞭一阵抽打,不停地嗥叫: “你认罪不认罪……” 舒赛闭口不语。审讯者大发雷霆,将瘦弱不堪的舒赛拖出牢房,来到院内的雪地里,气势汹汹地说: “王藕,你犯案已经三年,既不认罪,也不交待。今天,我要你朝北京跪下,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舒赛拒绝下跪,审讯者边抽打遍喊道: “你请罪不请罪?” 舒赛支撑着身体,大声说: “我没有罪,你休想我下跪……” 皮鞭雨点般地落下,透过一片片雪花,在舒赛的脸上和手上留下一道道鲜红的血迹。身穿一身破旧单薄棉袄的舒赛,站在严寒刺骨的雪地里,面对着手挥皮鞭的拷问者,她怒目圆睁,决不下跪。 十五年后,难友斯季英回忆道: “一个下雪天,我因靠着窗子,从远处传来鞭打犯人的声音,监管人员一边抽打,一边问:‘王藕,你请罪不请罪?’我却没有听到王藕的声音,她既不回答,也不呻吟,忍痛任他们抽打。我心里默默地说:‘王藕,你是好样的!’对‘四人帮’爪牙如此残酷地加害于王藕,我愤怒极了。那一夜我没有入睡,为王藕同志的安危而担心。” 另一难友刘素心回忆道: “隔着窗户,我听见管理人员对王藕的呵斥和鞭挞声,也听到王藕好像是拖着木鞋的走路声。……管理人员强迫王藕跪在院中,她拒绝,遭到凶狠地鞭打。这时,王藕的身体已虚弱异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我们这些在牢房内的难友,都为她揪着心,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我们背后说:王藕病成那样,还这样地整她,太不人道了。” 舒赛在临汾监狱的半年中,受到前所未有迫害,她的肺病因得不到起码的治疗,病情迅速恶化。 1970年4月4日至12日,临汾第三监狱又奉命将北京的全部未决犯,分别送往晋南、晋西南地区的二十个县的看守所管押。舒赛等六十余名犯人,被转移到隰县看守所。在女犯中,除舒赛外,还有斯季英、徐克、王龙阁、何敏、瞿西贤等五人。 隰县是晋西南山区一座有悠久历史的县城,看守所设在城东一片荒山的附近,设备十分简陋。所内提供了十三孔窑洞,供犯人居住。每个犯人都有代号,舒赛是重犯,代号01,因身患肺病,独自一人住在7号窑洞内。 在隰县看守所,没有常驻的北京监管人员,犯人们在这里要宽松许多。每天早晚,放风两次。一日三餐,平日粗粮,节日细粮。冬天定量为各窑洞提供取暖煤,不定期地派医生来为病人看病。平日,犯人的主要劳动是为本县火柴厂糊火柴盒。对犯人常用的惩罚是在院子里罚站。 此时,舒赛已被取下脚镣手铐,但她的结核病已接近晚期,身体极度虚弱。她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劳动和学习。她十分注意卫生,用废纸壳自做了一个痰盂吐痰。在放风、打饭或上厕所时也戴上自做的口罩,尽量避免传染他人。 难友徐克在回忆中写道: “1969年10月底,由于林彪的‘一号通令’,把我们这些在押的政治犯转移出北京,解到山西。第一站是临汾省三监,那时我和王藕不是同号,但她的事迹在犯人中广泛流传,都说她是反林彪的,曾贴过林彪的大字报。在监狱,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一直坚持反对他,拒不认罪,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对她进行过肉刑、体罚、戴镣戴铐,但始终没把她压服。在同往临汾的火车上,公安人员对她态度非常严厉。1970年4月到隰县后,我们同院不同号,因她的肺病已到末期,把她另外放到一个窑洞里,只是打饭、上厕所才能见面。在上厕所的短时间里,也能小声地说几句话,但她从不谈自己的过去。我对她的印象是人很坚强,对自己要求严格,虽然她的病情日益严重,又没有药物治疗和伙食营养,她都以坚强的毅力克服困难,从不叫苦。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她是经过战争锻炼和考验的战士。有一次在厕所我对她说,你不要和他们公开对抗,免受皮肉之苦,应保重身体,争取能活着出去,才能说明问题。她说,她相信公安机关也不是铁板一块。” 原看守所的管教宋某回忆说: “王藕生活简朴,很能刻苦。别人冬季的取暖用煤总是不够用,她总是用不完。每逢节日吃细粮,王藕总是少领一个馒头,尽管平日很少吃到细粮,她也要给公家节省。有时发给大家一些生活用品,她也不要。在六十多人中,她是惟一的一个,看得出她是很正派的。当时,监狱给县火柴厂糊火柴盒,每糊五百个补助三两粗粮,王藕只糊不领补助。她很倔犟,每当北京六大队的人要她签字划押时,她说:‘签字可以,划押是侮辱犯人的行为!’她拒绝划押。” 原看守所的所长寇三虎回忆说: “王藕来的时候就有肺病,而且较重,她很注意,常戴个口罩,免得传染别人。她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很热爱,每逢‘七•一’、‘十•一’,她穿戴整洁,打开毛主席著作,恭敬地肃立片刻。她在所里遵守规定,从不对看守人员发火和提个人要求。她很关心周围的事情,有一次她对我说:‘你们周围的山是光秃秃的,为什么不种些树呢?这样既可以美化环境,还能保持水土不流失。’” 在隰县,舒赛除因给值班人员提意见,被罚站外,未受过其它惩罚。北京第六大队的人员也再未提审过舒赛。舒赛被置于与世隔绝,无人过问的境地。看守所内,没有新闻广播,仅有一份《人民日报》相互传阅。除《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外,没有任何其它的读物。舒赛每天劳动后,就在窑洞内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报纸或听半导体收音机。 1971年春,舒赛因得不到正常的治疗,结核已幷发肺气肿,咳嗽难止,痰中带血。随后,结核菌向全身扩散,颈部淋巴开始溃烂、流脓。她走路时,全身乏力,东倒西歪。即使病情如此严重,也未将她送往医院治疗。 4月底的一天,舒赛强撑虚弱的身体,糊完了火柴盒以后,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窑洞。她无力地倒在土炕上,想到两个月后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五十周年大庆,虽然自己早被开除党籍,又做了阶下囚。但每逢“七•一”这一天,她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对党表示祝福。在她坎坷的一生中,死神曾多次与她擦肩而过,如今已闯过五十四个春秋。看来,今年是闯不过去了,也等不到“七•一”这一天来向党祝福,她陷入沉思之中。不久,她慢慢地坐起身来,打开炕头上的一个包裹,包裹内是一些破旧的衣物,有几件醒目的物品展现在她眼前:四卷《毛泽东选集》;一面用红布自制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号码95),这是1951年,她在中央军委复原委员会工作时佩戴的;还有一个精制的铜质列宁头像挂盘,这是建国前夕,大弟弟访问苏联回国后送给她的。1938年11月,她就是在一本《列宁概论》封面上的列宁头像前,秘密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而入党的。三十三年来,她坚守入党誓言,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坚持不懈地和反动、黑暗的势力进行搏斗。虽然三陷囹圄,历尽坎坷,她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她从包裹内找出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颤抖着双手,艰难地用针线在红布上面绣了一面党旗。在党旗的下方,又绣了几行字: “祝愿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山西隰县监狱王藕1971.4.28。” 舒赛将这件刺绣物折迭起来,放在枕边。随后,她又从包裹内拿出一个指甲刀,铰下一缕头上的黑发,再剪下双手的指甲,将它们分别用废纸包好,放在一个小袋里,藏于包裹之内。 第二天,舒赛将她的小刺绣交给看守所的管教宋某,请他转交给原鄂豫边区和新四军五师的老首长李先念,提前向党中央表达她的祝福,并表明自己对党、对毛主席至死不渝的忠贞之情。宋某后来回忆道: “1971年春,有一天王藕利用打饭的机会,把一个针绣的红布送给我说:领导,请你把这个东西送给李先念同志,他是了解我的。我见红布上绣了党旗和祝愿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的口号,落款是:山西隰县监狱王藕。看得出她是很热爱党的。当时,我一个小人物,如何能转送给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同志呢?后来,北京公安局六大队的预审员来看守所,我托付给他们,就再无下文了。” 5月初,舒赛突然停止劳动,卧床不起,不思饮食,她濒临死亡的边缘。直到5月12日,才将她送至县医院进行“治疗”。看守所明知她一去不复返,便提前清点了她的遗物。 舒赛到医院已奄奄一息,全身极度衰竭,严重脱水,四肢血管针都扎不进,惟有神志清楚。舒赛心里明白,直到此时才送她去医院,无非是不让她死在监狱中,给警方一个“因病医治无效”的托辞,以掩盖其残酷迫害的罪行。于是,她拒绝治疗,双目紧闭,不言不语,不食不饮不服药,挣扎着从病床上滚下来,以自戕生命的方式,向林彪集团、向迫害她的邪恶势力进行最后的抗争。 当年医院的护士田玉玲在回忆中写道: “王藕同志大概是1971年5月份住进县医院传染科的,当时我们只知道她的代号是01,不知她的姓名。她被送来时,身体极度衰竭,面黄肌瘦,双目紧闭,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她因不吃不喝而严重脱水,血管很不好,四肢的血管都扎不进去,只能在头皮上作静脉输液,大人的头皮也很难扎。她始终未和我们说过一句话,也没见她吃饭,也没见她睁眼,后来两眼都被分泌物粘在一起了。” 当时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张竟明写道: “我记得由隰县看守所送来一个代号01的女犯人,叫王欧(藕),因患肺结核病,全身极度衰竭而住院。当时病人不食不饮,亦不服药,问话也不言语,但各种反应正常。我们认为是拒绝治疗。问当时看守所的人,答曰:‘此犯是高级犯人,由隰县代管,审问等事宜由北京直管。此人坚决反对林副统帅。’” 5月24日的凌晨,舒赛在医院抗争至最后一息,心脏跳动停止,终年五十四岁。 当晚,看守所派出几名男犯人,将舒赛遗体用草席包裹,抬至郊外堆金山的一个废弃窑洞内草草掩埋,四周未留任何标记,事后也未通知她的亲属。 5月27日,隰县公检法机关军管组向北京上级写了一份《关于在押犯王藕病亡报告》: “毛主席语录: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关于在押犯王藕的死亡报告 在押犯王藕(我处代号01),女,汉族,现年54岁,家庭出身伪职员,本人学生。因1966年12月先后在北京张贴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2月7日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69年10月转押山西省三监狱,1970年4月7日又转押我组看守所看管。 王犯转来时就患有严重肺结核病,身体很虚弱,走路东倒西歪,但由于长期服药,生活上照顾,病情逐步好转,在监内能参加轻微劳动(糊火柴盒),并且饮食较为正常。直到5月6日,突然停糊,精神不振,不思饮食,经医治病情稍有好转。为医治方便,军管组研究让其住医院治疗,于5月12日住院。但由于王藕思想反动,到医院后拒绝治疗,并公开谩骂我管教人员,到天亮时有意往床下滚,企图自杀。以后又发展到拒不进食及水,不讲话,但神志一直清楚,我管教人员多次给其做工作,因该犯顽固无效。这样惟一的治疗办法就是打针、输液,一直到5月24日凌晨死亡。当天与北京公安局第六大队联系后,让就地处理。我们将罪犯埋在城东堆金山。 特此报告附医院《病历》一份。 1971年5月27日(印章)” 此《病历》潦草地写在一张“X线检查报告单”的反面,经主治大夫签名,内容如下: “5月13日1、两肺上叶布满多量结核病灶。2、两肺气肿。 5月15日患者不进食,亦不服药。自昨日(14日)起静输考的松和雷米封,每日2000ml,并注意观察。 5月20日患者由于拒不进食,基本处于消耗状态。末梢循环不好,液体入量不足,给(注:此处字不清)维持,每日约进1000- 1500ml。继续治疗。 5月23日患者今日出现临床反灶,饮两次水,量不多。但已发出尸臭味,(注:此处一字不清)后不佳,嘱严密观察。 5月24日今晨4时许,患者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放大,死亡。和保卫部联系,今晚进行善后处理。” 6月14日,舒赛去世二十天后,北京公安局第六大队向上级送了一份《关于现行反革命犯王藕的死亡报告》(71京公军六101号): “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局军管会: 王藕,别名舒赛,女,54岁,湖北省江陵县人,伪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捕前住东城区大佛寺旁门5号。因反革命罪,经市局军管会批准,于1967年4月11日逮捕。 王犯1937年混入革命队伍,1938年入党,曾任我区委书记、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处长、建工部人事司处长等职。1958年,因没有提级进行无理取闹被开除党籍,1960年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后无业。 王犯思想极端反动,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仇视。于1966年12月2日至6日先后在北京大学……(略)等处书写、张贴反动标语18张,恶毒攻击林副主席。1966年12月7日被我拘留,当场呼喊反动口号,反动气焰极为嚣张,捕后经多次教育,仍不低头认罪。 王犯因长期患肺结核病,于5月24日死于山西隰县,尸体就地处理。” (注:上述“死亡报告”,由原预审员陈细船于6月7日写,其中黑体字为另一预审员邱效惠于6月9日插入。) 舒赛自“文革”初被捕,直到四年半后被迫害致死,警方始终对她的亲属封锁消息。 1971年6月中旬的一天,正在塞北农村接受部队“再教育”的舒赛的大弟弟,突然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说: “喂,你是王藕的弟弟吗?我是北京市公安局。” “你找我有甚么事?” “王藕已经死了。” 舒赛的弟弟心头一震,接问: “她怎么死的?” “病死的。” “死在什么地方?我要去看。” “尸体已经处理了,你甭管啦!”对方不耐烦地。 “我是她的亲弟弟,为什么不能管?” “她是个现行反革命!” “那你找我干什么?” “她留下一包东西,你要不要?如果不要,我们就处理了。” “人见不到,她的遗物当然要,我马上请假回去取。” “你甭回来,让你们单位留守部门派人来公安局领取!”咔喳一声,对方将电话挂断。 舒赛的弟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自言自语道:“生不能见人,死不让见尸,天理何在?” 1971年9月13日,舒赛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仓惶中偕同妻、子从北戴河乘三叉戟叛逃,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汉折戟沉沙,粉身碎骨。舒赛曾在1966年12月10日的一次提审中,视死如归地对审讯者们说: “我反对大权在握的林彪,可以早死一步。但林彪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违背人民利益,他也要死的,人民会消灭他。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岂知,这番话竟成了她生前的谶言。 1971年12月12日,舒赛去世半年多以后,亲属才见到她留下的一包遗物。在一份《罪犯遗物清点记录》上登记着: “《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语录》一本、破褥子一块、旧单裤三条、破呢子上衣一件、破凉鞋一双、破布鞋三双、破白布四块、旧蓝花布一块、各种破布条一堆、衣服包一个、肥皂三条、 手纸五卷、半导体收音机一个、现金1.48元。” 亲人们望着眼前这一堆惨不忍睹的遗物,悲愤交加,泪如泉涌。悲痛中,他们意外地从遗物内发现一包头发和一包指甲,显然是亲人生前特意留下来的。一生中曾不断给人以惊奇的舒赛,弥留之际所留下来的这两样异乎寻常的遗物,必定有其用意。什么用意呢?亲属冥思苦想,才明白了她那良苦用心。舒赛预料到,她死后将尸骨无存,特意将这体肤之物留给亲人以作纪念。而选择“发、指”两样,那是要告诉人们,她生前所遭受的迫害“令人发指”! 亲人们不禁想起鲁迅的话: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舒赛就是这样的勇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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