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抗日战场正处于胶着状态，以李先念、陈少敏为首的豫鄂边区（新四军五师）发展至湖北襄河以南，开辟了襄南敌后根据地，在我的家乡江（陵）潜（江）湖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江陵县行政委员会（后称县政府）。已离家六年，杳无音讯的大姐舒赛，也突然回到江陵，任民主政府的公安局长。 　　在大姐的引领下，我们全家（父母亲、二姐和三弟）也参加了革命队伍。我因爱好文艺，进了五师文工团，二姐和三弟进了边区随军的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年过花甲的父亲祝甘亭因是当地“辛亥老人”，曾参加武昌首义，早年毕业于北洋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蒋介石亦此期）①，后因愤世嫉俗而隐退乡里，执教私塾。“三三制”的江陵县行政委员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任期内曾潜入日军重镇沙市，说服辛亥旧友、伪保安司令曾尚武暗中与我军合作，使我两肋受敌的襄南地区形成“西线无战事”的有利局面。 　　大姐舒赛，原名祝振容，生于1917年，比我大十二岁。她幼年因不满“生男弄璋，生女弄瓦”、“望子成龙”等重男轻女的习俗，在小学自行改名“祝成龙”；在中学因参加进步学潮，被勒令休学一年，她弃学从教；期间，因与同事在校内举行“九?一八”国耻纪念会，被校方指责有“共党”嫌疑，她毅然辞职。1937年初，求学无路，报国无门，不满二十岁的她便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由，说服年事已高的父母，离开她喜爱的年幼弟妹，独自赴武汉参加曹孟君的“妇女救国服务团”。“七?七”事变后，她学习南丁格尔，又考入湖北省护士训练班。在那一年的年底，她便音讯断绝。 　　再见大姐时，她已二十六岁，我对她已有些陌生了。令人不解的是，她一个深闺出来的瘦弱女子，怎么会当上公安局长? 又改名舒赛。再者，已经二十六岁的她，在阳盛阴衰的革命队伍中，为何还是独身一人？大姐从不对我们讲自己的过去。多年后，从她的战友处和历史档案中，才了解到这六年来，她传奇性的斗争经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简述于后，以飨读者，并缅怀那些曾为抗战而流血牺牲的先烈们。 　　原来，大姐离家到武汉后，结识了地下党员陈钟万，在陈的引导下，曾参与各种抗日进步活动。是年底，陈介绍她去鄂中敌后黄安县由我党方毅主持的七里坪抗日游击训练班学习。她改名“舒赛”与陈惜别，寓意抗战是舍身的竞赛。结业后，又和马识途等转赴应城由陶铸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学习，曾聆听董必武、叶剑英、 陶铸、彭康、雍文涛等有关政治、军事、群众工作的报告和游击战术的训练。她此时的心境，曾自诩为“无忧仙子”。著名作家、她的战友马识途写道：“她已经没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顾影自怜，笑不启齿的小姐形象。而是眉宇展开，一脸笑意，谈笑风生的革命者了。”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大姐被调到襄樊五战区由钱俊瑞主持的文委会工作，又改名“祝况”（祝福她牵挂的两个弟弟），在襄樊、老河口等地组织“三八歌咏队”进行抗日宣传，她唱的一首《丈夫去当兵》，曾誉满全城，后成为姚雪垠短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三位“新女性”的原型之一。也就在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首次接受中共鄂西北特委组织部李守宪交办的秘密任务，化装成报童，去向隆中五战区部队内的地下党组织传送党内文件。她忙中偷闲，游览了童年即向往的《出师表》中的武侯祠。1939年，她在“小延安”之称的竹沟，受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的派遣，再改名“司翘”，赴国统区汝南，在地下党的协助下，组织业余话剧团和儿童歌舞团，于“七?七”抗战两周年期间进行抗日宣传演出，在当地掀起了抗战的热潮。社会各界设宴款待她，专员夫人举杯说：“小姐，我们都是女流，你年纪轻轻，就为国效力，也为我们妇女争了光！”年底，竹沟大批干部转移到鄂中李先念、陈少敏创建的豫鄂边区，大姐到边区的门户——京（山）安（陆）县工作。1940年开始在锄奸部（社会部）任秘书，参与创建手枪队，兼任指导员。大姐在学生时代，为强身报国，曾练习武术，她亲自为手枪队编写训练教材，带领化装的队员，神出鬼没于敌区，惩处汉奸叛徒，抓捕恶霸奸商。她曾只身化装潜入辛家榨、同兴店等7 个敌伪据点内，建立了我军的内线。 　　1941年5月，她奉命徒手（化装成农妇）潜入日寇新占领的安陆县巡检司镇侦察敌情，被坐探告密，不幸被捕。捕后她自称姓名“抗日”，年龄“二十”（实龄二十四岁，因身体清瘦，有意隐瞒）。日寇将她从安陆武装押送至应城的特高课，途中她曾两次以死抗议日寇的虐待行为。因她在巡检司镇上当众高呼抗日口号而遭到毒打，当行至镇后的府河大桥上时，她突然跃入河中，残暴的日寇找来船只，将她捞出后系于船尾，在河水中拖、打、嬉戏，直到她奄奄一息。途经云梦，伪县长吴锡卿（其兄为清末著名革命党人吴禄贞），念其“年青有志”，将她留下亲自审讯劝降，警告她去应城特高课必死无疑，劝他归顺皇军，被大姐严斥以拒。其后，在日寇的审讯中，她针锋相对，被凶残的辅佐官松井打得死去活来，她一次次地倒下，又一次次地站起来，直至晕死。在拷打中，只有日寇的咆哮，没有她的呻吟，惊动了邻居程家的寡母褚考芬，她立刻指使在伪县府任职的长子程润铭前去解救，才终止了这场暴行。大姐宁死不屈，传遍云梦各界，许多人通过同情的狱警为她送来药品和食物，程母又让女儿程碧仙前去给她治伤、喂食。云梦敌伪软硬兼施也未能制服舒赛，便将她送往应城。在出发的前夜，狱警买来酒菜为她壮行，大家心照不宣，此行是有去无回了。 　　6月初，当大姐被押解到应城日军的宣抚班时，即被两位身穿旗袍的女子将她解救出来。自从大姐被捕后，她的情况已随时传到边区，边区领导人陈少敏亲自部署营救，令我应城地下组织要千方百计，打通各种关系，以“青年学生”为名，将她营救出狱。这两位女子，就是应城的我方人员。大姐绝处逢生后，并未选择返回边区，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她决定再回云梦。由于她未暴露真实身份，便以养伤为名，在主动为她作担保的程家住了下来，并改名“舒守成”。程母待她为义女，程家子女三人都敬她如姐妹。大姐首先团结和争取了在伪县府任财政科长的程润铭和伪青年会会长李心垓（其族兄在我区任乡长）。因大姐学过家政课，会剪裁缝纫，能织一手漂亮的毛线活，便请他们帮助，在青年会开办一个“妇女职业训练班”，招募社会上失业的女青年，公开学习“家政”，暗中宣传爱国。云梦人称她“舒先生”。从此，大姐便开展了云梦的地下工作，如：建立与边区联系的地下交通线；通过程润铭（以边区缴获的敌财）私下为边区筹、换食盐、药品、纸张等短缺物资；动员进步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先后有七人）以及收集情报和协助应城敌工组的工作等。 　　1941年底，我应城敌工组被日寇破坏，舒赛被疑，云梦新任日酋山下欲在新年后对她下手，消息传到边区，陈少敏再次下令云梦我区，提前组织营救舒赛。在里应外合地周密安排下，她处理完后事，告别了义母，于1942年元月2日凌晨，在学生刘定明的掩护下，离开魔窟，由我武工队接回边区。陈少敏在《艰苦奋斗的三年》一文中写道：“我们的舒赛同志，在残暴的敌人用枪托打着她那脆弱的脑壳的时候，还在高声的喊着：‘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中国人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牺牲是光荣的！’”②她号召边区的同志特别是女同志要向舒赛学习。不久，大姐就被破格任命为我云梦县公安局副局长（正职未到）。大姐又回到云梦城外，曾指挥手枪队抓捕当地的伪军头目。当日寇得知她就是数月前从眼皮底下溜走的“舒先生”时，大为震惊。 　　有过这一番出生入死的经历后，大姐才走上历来我党只有男性任主职的保卫工作战线，并成为抗战中第一位女公安局长。 　　大姐在江陵公安局期间，为保卫湖区的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安定，面对周边的日、伪、顽、特的袭击与骚扰，以及叛徒内奸的作乱，她要日以继夜地工作，但仍让久别的爱弟，在她身边住了一段时间，我再次体会到她对我的温柔呵护，也将原名“祝振寰”改为“舒天（铁）民”。我注意到，在公安局的数十人中，大姐是唯一的女性。局内的主要干部是一位年轻的秘书周方琳（此前曾随父亲到江陵保安司令部作我方的联络员）和一位人高马大的手枪队长。那些手枪队员个个身强力壮，枪法娴熟。不久，他们就驾驶小船，偷袭了日伪据点岑河口，处决和抓捕了出卖前地下党县委书记，拖枪投靠日伪，并经常带领日寇对湖区进行“三光”扫荡，为湖区群众所痛恨的“二简”（简化轩、简学美）；随后，公安局又破获了震惊边区的鄂西北特务工作团。敌人对大姐恨之入骨，曾多次对她进行偷袭和投毒。在一次夜审一名主犯时，暗藏的内奸从身后向她开枪行刺，因湖区潮湿，子弹瞎火而幸免于难。 　　1944年春，大姐因工作劳累，加之此前曾被捕受刑，得了肺结核病，仍坚持工作，时任地委书记的李守宪强令她去住院疗养。期间，应城日寇陆军五十八师团和伪军第六师共数千人，分兵十路，对我区进行地毯似的扫荡。随军医院将行动不便的老弱孕残病员二十余人，转移到白鹭湖芦苇荡中一个叫红毛张家台的小岛上，岛上只有七八户渔民，因是当年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洪湖老苏区，群众热情可靠，但岛上只有两条小渔船，日寇为限制我军的活动，已将湖区的船只全部扣押在湖对岸的武家场据点内看守起来。在湖区没有船只，寸步难行，万一敌人上岛，这支特殊的“队伍”只能坐以待毙或束手就擒了。不久，日寇扫荡到湖对岸，枪声不断，火光冲天，人们忧心忡忡。当务之急，必须找到船只。大姐和两位女战友商量后，说自己是公安局长，有责任保护大家，她要冒险去虎口夺船，战友们也劝阻不了。次日凌晨，她将身边9岁的小弟弟交给同屋的战友陈仲梅，对她说：“如果我此去无回，他就托付给你了。”说罢，大姐带上她的18岁警卫员“骡子”，一人怀揣一支驳壳枪，登上一条从渔民处借来的小渔船，直奔湖对岸而去。他们来到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庄，从村民中了解敌情后，找到五位通水性，敢于冒险的船民，悄悄地来到武家场的岸边。只见被扣压的船只一字排开，用绳索拴在堤岸内的水塘内，岗楼上有日军看守。正午时，敌人正换岗吃饭，放松了警戒，在大姐和警卫员的掩护下，五个船员迅速潜入水中，割断系船的绳索，将五只渔船先后拖上堤岸，放入湖内。这时，岗楼的敌人发现有人偷船，便开枪射击，一群日寇向堤岸冲过来。大姐和警卫员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掩护大家上船撤退。当日寇冲到岸边时，只见六艘渔船已向湖心飞驰而去，敌人不知虚实，不敢贸然追赶。傍晚，令人意外的大姐，率领着船队回到岛上。有了船只，白天他们可以化整为零，上船离岛隐蔽于浩瀚的芦苇荡中，夜晚再回到岛上。从此，这支队伍转危为安。女战友牛洛溎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写道：“舒赛当时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文武兼备，处事果断，素以勇敢机智闻名边区，她是因患肺结核住院治疗的。我和栗野望着她那清秀消瘦的面容，有些迟疑不决，‘怎能让她拖着病躯去冒险呢？’舒赛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她平静地站起身来，不容置辩地说：‘就这样定了！’” 　　公安局名声大振，“祝局长”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多年后，民间还流传着她的一些未见史料的故事。其中她“独闯资福寺”，竟被日本人证实了。 　　2010年初，网络上出现一则《环球日报》记者萨苏关于“新四军美女特工祝玲瑛”的“寻人启事”，大意是他在日本采访一名侵华老兵船头正治时，对方提及在战后六十年的一次老兵聚会中，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起1943年秋，他们（陆军步兵104联队第三中队）在湖北江陵资福市执勤期间，曾有一位自称二十三岁的漂亮女子叫“祝玲瑛”来到镇上，面见了队长千田熏。千田回忆道：“那女子就是新四军的秘密工作人员，很了不起的女性啊，在谈话中她思路敏捷，巧妙地转换话题，没有露出破绽。……以生命为代价执行任务的祝玲瑛之勇气和聪慧，让人无法不产生敬佩之感，这让我想起了故乡，连这样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子都来打我们，在中国打仗的前景如何，令人悲从中来。”老兵船头还将一本日本出版的《常德作战》③送给萨苏，其中“资福寺警备队”一章中，有“潜入的美女间谍”一节，记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萨苏的《寻人启事》上传后的第二天，先后有网友“老胡”等以大量资料佐证：“祝玲瑛”就是新四军中被称作‘楚天奇女、抗日女杰’的舒赛。随后，我给尚在日本的萨苏发去几张大姐早期的照片，他拿给船头看，船头肯定地说：“就是她！” 　　大姐虽闻名于边区，但由于她专注于革命工作与对敌对争，故迟迟未婚。在民族存亡之际，她铭记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如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已将个人生命和婚姻问题置之度外。大姐后来回忆道：“在抗战八年中，我几无半纸求爱情书，或增进友谊之信文。”因此，她婉拒了许多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对于大干部则以“齐大非偶”而谢绝，直到二十六岁回家乡任公安局长时，仍然独身一人。原襄樊时期的鄂西北特委书记、边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王翰曾对她说：“大家都称你为‘巾帼英雄’，我还要送你三个字：‘奇女子’！” 　　 　　附：1938年冬，日机对襄樊狂轰滥炸，时名‘祝况’的大姐，曾愤书一笺送老师孙耀华先生，经先生终生珍藏。 　　 　　“记取 　　鲁迅先生给我们的指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要用血来还” 　　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遍地血腥！ 　　敌人疯狂无止的进攻，我们失了一地！又失一地！！再失一地！！！ 　　任它宰割！甘违牛马吗？! 　　不，我们是有血性的顶天立地的大中华民国的儿女。 　　[在武汉失守后，襄樊危急时] 谨向 　　耀华先生敬致 　　英勇抗战的敬礼 　　 湖北咸宁祝况写于避炸弹的山顶 　　十一月五日午” 　　①中国文史出版社《保定军事学堂纪实》2000年8月出版 　　②见豫鄂边区《七七月刊》1942年6月号 　　③《常德作战》森金千秋著，日本图书出版社1983 　　 　　（此文2015年8月载于《我的抗战——老艺术家口述抗战史》，原标题为 　　《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姐舒赛》，文化部离退休中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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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17/9/11 17:3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