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教授，一个谜。 　　有的人不相信他的真实存在，有的人无法接受他的离去；有的人认为他高不可攀，有的人觉得他像父亲一样亲和……杨为民教授溘然长逝的消息像一股龙卷风，将许多人感情的潮水旋成一线喷涌的水柱，弥漫在大脑和双眼。 　　2002年1月30日凌晨，全国可靠性工程专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杨为民乘风而去，留下了他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眷恋。损失，不但在熟悉他的人的感情上，不但在北航，更在全国武器装备系统，在全国可靠性工程的研究应用之中。 　　“英雄就是这个爷爷……” 　　“他是一个将科学、技术、工程、管理与人品综合于一体的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 　　“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杨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在感情上，他就像我的亲人。” 　　航空集团公司的一位老总听到噩耗时正在大洋的彼岸，电话还未放下就泣不成声；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栾恩杰填词痛悼杨为民，悲叹“天意何公之有”； 　　一座2米高的大花篮缀满美丽的白菊，带来了李鹏委员长的深情问候；对对对 　　数十位部长、将军带队出席追悼会，全国各地的军工单位纷纷来人悼念； 　　两根长长的绳线挂在灵堂的外面，随风飘摆着各种各样的纪念文字； 　　一个杨为民的网上纪念馆已经办成了名牌栏目，两个月6 000人访问，400人下帖子、点歌、送花…… 　　2002年2月5日，北京八宝山公墓第一告别室。上千人的追悼会，哀乐沉沉，泪眼婆娑。 　　北航教师退掉全家旅游的飞机票来了； 　　工程系统工程系的博士生退掉回家度假的火车票来了； 　　协和医院的护士捧着洁白的百合花来了； 　　北航的司机们穿着黑西服排着整齐的队伍来了…… 　　亲密的友人肝肠寸断，数面之交的人也难以割舍。杨为民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001年12月2日晚，胰腺癌晚期的杨为民给工程系统工程系副主任康锐打来电话，了解“十五”预研综合论证中可靠性学科的情况，阐述“十五”预研可靠性项目的发展重点等。 　　康锐一直站着听杨为民的电话，与他交流讨论。康锐心里明白，电话的那边是一个正在与胰腺癌顽强搏斗的令人尊敬的师长。 　　放下电话后，康锐发现已经严重腹水、每天仅靠3升营养液维持的杨为民竟与自己说了40多分钟。 　　6岁的女儿问他：“是谁打来这么长时间的电话？”康锐说：“是一个生病的爷爷。”孩子奇怪：“生病了怎么说话还这么大声？”康锐脱口而出：“因为爷爷是个英雄。”孩子又问：“什么是英雄？”康锐的泪水已经涌上来，他说：“英雄就是这个爷爷……” 　　在康锐的脑海里，英雄活生生地就在身边。 　　杨为民教授是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主任，北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的所长，同时还有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中国航空学会、中国质量管理学会等十来个组长、主任的兼职。 　　他是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航空工业总公司航空金质奖章的得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之一、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曾两次荣立我军“一等功”。 　　原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说：“杨为民是我国可靠性工程学科建设的奠基人、开拓者，他在事业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空军科技部副部长李帆说：“在杨为民的带动下，我国整个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了一个台阶。他是一个将科学、技术、工程、管理与人品综合于一体的非常特殊的知识分子。” 　　杨为民领导的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青年教师姜同敏说：“对于杨老师的离去，我至今还难以接受。才67岁啊！坐在电脑前，一想起他就忍不住落泪，夫人和孩子默默地看着我一同伤心。在事业和人生的道路上，杨老师是我的引路人；在感情上，他就像我的亲人。” 　　与杨为民一起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同事石荣德说：“老杨是燃烧自己生命的人，他是累死的。” 　　杨为民的学生在网上留言：“仔细读完讣告，最大的感觉竟是语言的贫乏。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充分描述杨老师这个整体的人。如果说杨老师不是生活在我们身边，很难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还会有这样的人。” 　　有一天中午，采访完杨为民身边的几位教师已经将近一点了，我们下楼走出了教学区，工程系统工程系曾声奎教授又骑着自行车追了过来，他说：“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词——纯粹，毛主席写张思德是个纯粹的人，我觉得杨老师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那么，杨为民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让人有这样的评价、这样的怀念？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个人的兴趣应服从大局的需要，我还是提倡干一行，爱一行。” 　　20世纪50年代初，杨为民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火箭系学习，1958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留校以后，杨为民下过干校。屠庆慈教授回忆说，杨为民干什么事情都要干得最好。那时他们在郊区的农场，杨为民担任了炊事班班长，屠是副班长。杨为民炒的菜、蒸的馒头至今仍让人回味。他还琢磨温度、酵量、发酵时间等的关系，画了一张表，贴在墙上供其他同志对照使用。杨为民无师自通，杀猪一刀准，并经常自己开着拖拉机去买菜。 　　60年代末，西方大国搞霸权主义，其高空无人驾驶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毛泽东主席指示：“国外有的我们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周恩来总理说：“一定要把中国的航空事业搞上去”。 　　为增强我国空军的实力，实现党和国家的期望，原国防科工委向北航下达了研制我国自己的高空高速无人驾驶照相侦察飞机的任务。 　　这项重大的无人机研制任务动员了北航的上千名师生。1968年，33岁的杨为民受命担任了无人机的总设计师兼总体研究室主任。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带领大家奋斗了近10个年头。从测绘、设计到生产、试验直至总装、试飞，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虽然正处于文革期间，杨为民和师生们顶住压力，没有虚度青春。 　　那时的人哪里需要哪里干起来，都是多面手，杨为民也跟大家一样属于“八大员”，即设计、描图、材料、工艺、检验、试验、试飞、外协等工作样样都干。杨为民1米8的个头，穿一件飞行员的皮夹克，头戴无线通话设备，轮廓分明的脸上沉着而刚毅，在指挥塔上发布命令并亲自操作，他的身影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 　　与杨为民共事了30多年的老同事翟光明教授仍清楚地记得，1977年，杨为民在机场指挥无人机试飞，看见用来装吊发动机的手摇吊车似乎太陈旧，他们俩就一块儿去检查、试用。果然吊车的摇把失灵，飞旋之中掀起了杨为民脸上的一大块皮肉，缝了40多针。炎炎夏日里，杨为民在机场硬撑了40多天，顾不上化脓的伤口与持续的低烧，结果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 　　1980年，高空无人机研制成功并通过了设计定型，该机能在1.8～2万米的高空拍摄地面的清晰图像，使作战效益大大提高，经受了实战的检验。该机的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装备了我国空军第一支无人机部队。该项成果已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辉煌历史的一部分。 　　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北航无人机研究所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方向的选择。是“等、靠、要”，还是自己开创新的事业？是做“短、平、快”的小项目，还是进攻国家航空事业发展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终于有一天，杨为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带领同志们下工厂、访部队、走三线，通过调研瞄准了我国航空工业系统工程的研究，进而发现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制亟需的可靠性工程这个空白领域。一个快50岁的人抛开轻车熟路的专业，改行去搞新兴的边缘学科？好心人劝他别冒那个险，可杨为民有自己的战略眼光。 　　如果一架飞机飞得高、飞得远，作战性能也不错，但是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起飞或者寿命很短，这架飞机的作用就得大打折扣了。80年代初，我国空军就处于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力。杨为民因此意识到了可靠性工程的紧迫性和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光是飞机，海、陆、空、天都得有可靠性的保证，才能使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功能。 　　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引入国外可靠性工程的理论，但发展缓慢，尚未进入工程领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杨为民斩钉截铁的话掷地有声，他充满信心要开垦这块处女地，大家也服气。 　　当时，系里的年轻人曾经跟杨为民探讨过兴趣与工作的关系，说：“工作要有激情，当然得爱一行，干一行。选自己喜欢的事做，多爽啊。要是兴趣转移了，不妨改行、跳槽。”杨为民意味深长地说：“个人的选择应该与祖国的需要相结合，这才能成大事。在国防战线上，个人的兴趣应服从大局的需要，我还是提倡干一行、爱一行。” 　　对于祖国急需的事业、自己精心选定的方向，杨为民一直激荡着饱满的热情。 　　80年代初，可靠性工程这项崭新的事业在北航从零起步，理论学习和实践应用是双拐。他们首先学习可靠性的理论，互相讲课，补充讲义。杨为民早就先行一步，他给大家划分领域，作技术指导，并身先士卒带头试讲。 　　对飞行服进行定寿延寿工作是他们开展的第一个可靠性工程科研项目。过去飞行员抗荷服的使用寿命为2年，更新快、浪费大，库房的衣服重重叠叠堆积。从1983年到1986年间，杨为民和屠庆慈、贺国芳等同事一起，多次到部队和湖北襄樊的生产厂家，同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搜集和分析数据，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试验工作。 　　贺国芳教授回忆说，那几年，他们经常在火车上进行方案论证和计算，最终成功地把医学上的残存比例法理论借鉴过来，用随机残存比例法解决了这一难题，使抗荷服的寿命从2年提高到5年。 　　1986年，该项目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这也是航空领域的第一个攻克定延寿问题的实例。 　　杨为民在可靠性工程领域展开的第一次重大战役是对运7飞机的定寿延寿。 　　20世纪70年代，我国就自行研制了客机运7，并进行了小批量生产，由于缺少可靠性工程研究，生产厂规定运7飞机机载设备的寿命仅300～500飞行小时，而国外同类飞机的机载设备寿命为5 000飞行小时。为了扶持民族航空工业，每架飞机国家都要给予不菲的补贴，按当时价格，国产运7飞机出厂要带33万元的备件。但是，一到“寿限”飞机就得全面拆卸、检修和更换机载设备。因此，民航部门不愿用运7飞机，宁愿花宝贵的外汇进口外国飞机。 　　杨为民的心在隐隐作痛。 　　面对民族航空工业遇到的困难，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国内航线上的飞机要考虑自己制造”的要求，这也使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下定了决心，积极投身到运7飞机的寿命研究中。 　　一个大学的老师，搞搞科研、搞搞教学，本在情理之中。杨为民却带着他的研究集体走出象牙塔，确定了“面向工程，结合实际”的研究路线，并不断提醒大家：我们的任务不只是理论研究，而是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杨为民从此将毕生的心血投在了可靠性工程之中，无怨无悔。 　　他的女儿说：“爸爸是个快乐的人。他以贡献为快乐，以对国家、对民族做出了有益的事情为快乐。” 　　为解决运7飞机中数百个机载产品的寿命问题，杨为民组织科研人员和部内几十个厂家合作，分别了解各个产品的内外场故障信息，分析故障模式及原因，研究解决途径，指导各单位进行了长期的寿命试验。经过近五年的努力，终于使运7飞机机载设备的首次翻修期限由原来的300～500飞行小时延长到2 500～5 000飞行小时，达到了国外同类飞机的水平。 　　运7飞机定延寿的成功，提高了国产飞机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使之成为我国航空港内最大的国产机群。据统计，仅机载设备延寿一项，“七五”期间就为国家节省经费超过两亿元！ 　　杨为民善于总结经验加以推广。“运7机载设备的定延寿技术”成果相继在其他十多个民用、军用机种中得到应用和发展，为提高我国军用、民用航空装备的寿命和可靠性做出了重大贡献，获得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1年3月，李鹏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中国民航总局和原航空航天工业部召开的“运7飞机安全飞行‘双十五万’”表彰大会的全体代表，北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在这次表彰会上荣获先进集体、杨为民等十几人荣获先进个人称号。 　　“在国防系统，杨老师把北航的一个系办得甚至比北航更有知名度。” 　　“我们是‘怪物’，小系大中心。这种特殊的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他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 　　杨为民教授将我国可靠性工程从萌芽状态推向了山花烂漫。 　　他所提出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在航天、舰船、兵器等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事业的深入发展。 　　飞机、导弹、火箭、飞船、卫星、核潜艇、坦克……杨为民用心哺育过的装备全都听见过他铿锵有力的豪爽之声，全都见证过他孜孜以求的探索足迹。他参与了几乎所有武器装备新型号的可靠性工作，许多重大的海陆空事故都请他分析判断原因。 　　在国防系统，他是声名赫赫、一言九鼎的专家。从1993年起，他担任了航空工业总公司（后改为航空第一、第二集团公司）可靠性工程技术和管理中心主任；从1996年起，他担任了原国防科工委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2000年起担任总装备部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和国防科技工业可靠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他还兼任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委员、总装备部可靠性技术专业组组长、国防科工委质量与可靠性专家组组长、中国航空学会可靠性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兼学术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工委可靠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技军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是，在北航，他只是一个系的系主任，而且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系。 　　干工作关键在人。为了促进人才的培养，1985年，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应运而生，成立之时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系。尽管系统工程一度很热门，真正的大学里培养工程系统工程人才的建制是杨为民的首创。 　　该系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从开始的50多名教师、30多个本科学生已发展为现在的上百名教学科研人员、上百名本科生、67名硕士、博士生，建成了国内最大的一支可靠性工程研究队伍。这里至今仍是全国惟一的一个系统培养可靠性工程人才的基地。 　　空军装备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在国防系统，杨老师把北航的一个系办得甚至比北航更有知名度。”这个知名度和权威性显见于几个一体的“可靠性中心”上。杨为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是‘怪物’，小系大中心。这种特殊的中心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关于中心的设立，当初竞争也很激烈。涉及到的国防系统的几个领导当时还颇有一番“肥水流了外人田”的压力。原科工委的老同志说：“我们自己也有搞可靠性工程的，都穿着绿军装，为什么选个穿‘蓝褂子’的？”航空部也有同志说：“我们的信息、质量研究所照样做可靠性，可靠性中心干嘛选个北航的人？” 　　鉴于北航与工程型号长期结合的实践经验，管理完备，专业配置齐全，综合实力强，也应该说考虑到了杨为民的主动工作与奉献精神、组织能力与人格魅力，北航在竞争中占据了优势。这些可靠性技术中心下设元器件部、环境工程部、信息工程部、可靠性系统工程部、中心办和机关等，协调合作，善打硬仗。 　　当初刚刚跨入可靠性工程领域，杨为民也曾经为了见某个厂所的领导而苦等好几个小时，中午到小饭馆吃碗面条接着等。好朋友劝他：“你稳稳当当讲课做学问有什么不好？搞什么工程？何苦来？”可杨为民只有一个心愿：“一定要把我国的可靠性事业搞上去！” 　　20世纪80年代中期，部队的武器装备特别是军用飞机，可靠性、维修性较差，故障多，寿命短，机毁人亡的事故时有发生。对此，部队领导也很着急，而我国连可靠性的指标都没有，使用方对承制方说不出个一、二、三，提不出可靠性的要求，更别说检查考核了。 　　杨为民便出面出钱，将使用方、承制方和从事可靠性工程研究的同仁们首次召集到一起，在青岛开起了研讨会，介绍了国外的研究与应用状况，大家共同探讨我国武器装备的可靠性标准。 　　甲乙方自然都有各自的利益与考虑，使用方希望指标控制得越细越好，承制方要求内部掌握的余地越大越好。 　　当时北航属于航空部，是研制方的一员。但杨为民心中只有国家利益这一杆秤，他以自己公正无私的人品和学术上的精深造诣，总结出了可靠性指标，并合理地对生产与验收环节有争议的可靠性指标作了判断和区分。 　　经过不断努力，总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系统都下发了红头文件，规定新立项的武器装备均应有可靠性参数与指标要求。从此，可靠性工作有了制度的保证，从设计开始，可靠性就要贯穿始终。可以说，对于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参数与指标的国家军用标准的制定，杨为民立了首功。 　　可靠性工程在我国“九五”预研中，只是一个项目的分支，经费也有限，经过杨为民等同志的多年努力，到“十五”预研时，已经成为一个“可靠性共性技术预先研究”的专项，包括几十个小的专题。 　　杨为民所在的工程系统工程系和可靠性中心与国家的可靠性工程事业同步发展，不断创新。 　　他们已经将产品的可靠性发展为五性，即可靠性、维修性、测试性、安全性、保障性。 　　为了科学严谨地做好可靠性试验，杨为民带领一班人建起了集机械、电子、计算机、控制于一体的高新技术密集型复杂系统“温度、湿度、振动、低气压”四综合实验室、失效分析实验室、软件可靠性实验室。其中四综合实验室耗资4千万元，用以试验各产品在不同温度、湿度、振动以及低气压或真空环境下的工作状况。 　　这些国内一流水平的实验室，在国防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海、陆、空、天的武器装备，现在许多民用产品，包括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杆，也来这里做试验。 　　2000年9月至年底，杨为民带着中心的一批精兵强将，协助国防科工委进行了重点型号诸项目的质量与可靠性检查，通过全面的调查，总结了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向科工委主任刘积斌做了汇报。在2001年5月举行的全行业十大集团的质量工作会议上，检查专家组所做的这份质量可靠性工作报告获得了普遍的好评。 　　2001年初，这一班人马协助总装备部进行了重点工程的质量可靠性大检查，涉及到各军兵种海陆空天的数十个大项目，他们设计方案，确定检查大纲，安排实施计划，举办培训班并派出专家到重点型号深入检查，然后将数据统计汇总，认真分析，提出了共性问题的分析、解决办法，历时七八个月，影响面很广。 　　工程系统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刁怀军说：“杨老师工作起来总是充满信心，精益求精，他没有攻不下来的山头。” 　　有两个跟了杨为民30多年的老部下甚至肯定地说：“杨为民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每次开会，他总是先从世界形势、国防大事讲起，再剖析到我们目前的工作。他信息灵通，大局在胸，这样的人怎么会打败仗呢？” 　　“推广可靠性，育人用才最关键。” 　　“世界上好地方多的是，哪儿好你往哪儿去，这不算本事。真本事是把不好的地方办成最好，让大家都想来。” 　　“其实，我给杨为民穿过小鞋的，他竟然这样待我！” 　　 　　为了将可靠性工程的重要性在国防系统广为宣传，将可靠性的标准严格地推广执行，杨为民亲自主持，组织国内十几位专家编写了近200万字的《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一套9本的技术丛书，还先后为全国有关部门举办了200多期培训班，培训了上万人次可靠性工程技术人才。 　　杨为民说：“推广可靠性，育人用才最关键。” 　　上至中南海的领导、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国防十大集团的部门负责人，下至各厂所的工程师、技术员，都被杨为民生动的语言所感染。 　　他说，一个孩子聪明可爱，但是身体不好，病病歪歪，甚至很快夭折了，行吗？武器装备的可靠性就是给武器看病、治病的，很多装备没有经过可靠性设计和检验，要补课。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再治病，那是没办法的事情，最好是防患于未然，优生优育。所以，飞机、导弹在设计和生产当中就要贯穿可靠性的思想。 　　一支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核工业、以至于民品机械、电器行业的可靠性工程的队伍，就在理论培训与工程实践中渐渐成长。杨为民走到哪里，都有人亲切地称呼他“杨老师”。 　　1982年6月，空军驻北航无人机项目的代表冯延光刚认识杨为民时，还是一个对可靠性一窍不通的热血青年。那天，杨为民在总装车间第一次见她，问了两句，马上给她写了张条，让她去条上的地址听可靠性的课。当时，冯延光简直一头雾水，心想：我受军方领导，这人是谁，一见面就派我去听课？什么可靠性？及至听了课，才知道自己这个代表必须把可靠性从头学起，才感到杨为民讲课的魅力与他平时的寡言形成鲜明的对照。 　　杨为民在系里为硕士、博士生讲课，十分生动、透彻，受到学生们的广泛欢迎。尽管杨为民那么忙，当“可靠性系统仿真”课的老师因故不能讲授时，他立即替上去，代课半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高校都遇到了一个同样的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如何在比较清苦的条件下把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人才留住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杨为民领导的工程系统工程系将难题解决得较好。 　　从1990年至今，该系因照顾两地分居、出国，先后有10余位教师离开，但是调进来的却有40多人，而且主要是青年人，其中硕士、博士占40％以上。同时返聘了20多位老专家。该系的凝聚力从哪里来？杨为民说，一个集体的凝聚力，其实就是个情字维系。年轻人说，杨老师和系领导班子像强大的磁铁，用兴旺发达的事业，用诚挚的感情，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对于培养出的可靠性工程的好苗子，杨为民尽量要挽留和稳定他们，把他们用在刀刃上。 　　系里的年轻人牢牢记住了杨为民的一句话：“世界上好地方多的是，哪儿好你往哪儿去，这不算本事。真本事是把不好的地方办成最好，让大家都想来。” 　　现在的中心常务副主任王自力，一直珍藏着恩师杨为民送给他的结婚纪念品——一对情侣表，这是杨为民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时得到的奖品。 　　1988年，王自力硕士毕业想分回老家四川工作，杨为民觉得他有发展潜力，就不厌其烦地找他谈话，希望他留校发展。 　　“杨老师的那份真诚感动了我，让我能够继续从事可靠性工程研究。”王自力说，“杨老师无形中总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不管是学生还是同事，都心甘情愿跟他干，尽管他有时很严厉、脾气较大，大家都没有怨言。其实，他这样都是为了事业。他对年轻人的发展都有规划，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特别适合于年轻人的成长。” 　　“杨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可靠性系统工程要求各专业必须协同作战，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年轻的系副主任康锐教授说，“他总是要求我们站在国家和行业的高度看待和研究问题，鼓励我们勇挑重担，把我们推到重大项目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杨为民求贤若渴，胸怀坦荡。”元器件实验室的郑鹏洲教授尽管不是党员，却打电话给《支部生活》杂志，强烈要求报道杨为民作为一个党员、干部的优秀事迹。他说，先进典型我接触过不少，杨为民跟他们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郑教授是杨为民从航天部某单位引进来北航的，那是1996年，郑教授56岁。飞船、飞机、导弹等，每个产品都离不开大量的电子元器件，元器件的可靠性与整体设备的可靠性密切相关。 　　郑鹏洲是全国有名的电子元器件专家，为了将郑教授尽快调来学校，杨为民多次找学校人事处、校后勤和航天部某单位火速协调，亲自过问对郑鹏洲住房的装修情况，让郑鹏洲立即乘飞机回去善后、搬家，10天之内居然全部办妥了。 　　据说，后来杨为民有些难为情，琢磨着：怎么好意思见航天部的老总呢？因为挖了他的人。 　　郑鹏洲动情地说：“其实，我给杨为民穿过小鞋的，他竟然这样待我！过去，我和老杨是竞争对手，我总竭力防止杨为民占我们的饭碗。有一次，杨为民在北京组织召开一个失效分析的会议。航天部失效分析的主任是我，我就说，大家注意了，给他穿个小鞋。开会的前一天，我派人买了张机票把会议专家押上飞机去了成都。我以为他会对我生气，一见面，他就握着我的手说：‘都是为了工作。’” 　　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有杨为民这样的核心，集体的凝聚力经得起风雨。 　　曾经有个企业来挖王德言教授，热情地接王教授去考察。对王教授来说，这是个技术上不难的任务却有300万人民币的年薪，不过王教授还是谢绝了。他说：“要想发财，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杨为民不是没有那个能力与条件，他早可以发了。可是杨为民说过，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享受了又如何？可靠性事业离不开我们哪！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能理解，有时就这么想。” 　　“你们不能光看到自己的小集团，应站在国家装备的高度想问题。他们高层做得不到位，我们就有义务做工作促进！” 　　“工作是集体做的，功劳是大家的，都记在我头上，有愧呀。请不要让我脱离群众。” 　　杨为民是一个传统的人，也是一个现代的人；是一个勇于进取的人，也是一个低调内敛的人。 　　有时候，不必他做的事，他要力争；有时候，该他享受的待遇，他要力辞。 　　当可靠性工程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杨为民“伙同”航空航天部门的干部，将全国有关厂所的老总在召开年会之际“扣押禁闭”起来，8天里给他们连续讲课，力争给他们注入可靠性工程的思想意识。当然，课程生动而紧密联系实际，不少人豁然开朗。 　　可靠性保障耗时、费钱，交货的当时反映不一定明显。因此，有些人也常常有“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有时候就不要”的思想。 　　2001年5月中旬，总装备部系统搞军兵种检查，其中有个重点工程的项目，某单位的质量检查组准备不充分，缺少可靠性的专家。杨为民听说后，觉得有走过场的嫌疑，在办公室生气：“这种做法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杨为民说话向来嗓门大，又这么激动，在场的几个骨干康锐、王自立就劝他：“我们中心将职责范围内的事该做的都做了，上面组织不好，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 　　杨为民看见大家司空见惯的样子，没太当回事，不觉声泪俱下：“你们不能光看到自己的小集团，应站在国家装备的高度想问题。他们高层做得不到位，我们就有义务做工作促进！” 　　杨为民马上跟有关领导汇报，建议调整检查组成员，最后杨为民亲自带队，组织了三四个专家进入了工程现场。其间他还举办了两个交流会，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并提出下一步的注意事项。他说：“既要抓，就要抓出实效，现在已经暴露了一些问题。军机性能再好，不可靠也打不了仗，宁可牺牲一些研制时间，也要确保可靠性。” 　　6月底，杨为民已查出胰腺癌，但他白天还出来上班，晚上回医院治疗。有一天晚上，因要写该项检查的交流总结报告，杨为民就把屠庆慈教授叫到了306医院，一边挂着点滴一边口述报告，一起研究、写作到近23点钟。 　　“神舟”号飞船在进行了大量的可靠性工作之后，杨为民提出“要万无一失”。在他的鼓动之下，“神舟”1号还是将十多个产品送到北航做了可靠性增长摸底试验，结果发现了问题，负责导航的惯性陀螺可靠性不达标，潜含故障。 　　“神舟”号总设计师、北航校友戚发轫感激地说，老杨，多亏了你们的试验，可帮了大忙了，要不然，上天后可就麻烦了。 　　杨为民继而担任了载人航天安全方面的负责人，开展了“载人航天安全性验证技术”的研究课题，有关试验一直在进行。 　　在工作中，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杨为民争着去做；而在生活中，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他总是要躲。 　　杨为民曾经两次让高工，两次让教授，七次谦让出国的机会。他所获得的计算机、照相机等奖品全都用在了集体的需要之中。他所获得的各种奖金、评审费、讲课费近20万元全部上交系里，建立了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其中最大的一笔奖励是1994年的“航空金质奖章”。在56万职工的航空企业、10万科技工作者之中，只有三人获奖，奖金每人10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杨为民的工资只有每月500元左右。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发奖时特意嘱咐：“不许上交”。系里也说应该遵照中央领导的指示，但谁也拧不过杨为民，他说：“年轻人更需要”。 　　当时高校欠账多，青年教师待遇差，普遍人心浮躁。他在校内率先变革，做通老同志的工作，采取向年轻人倾斜的政策。青年教师奖励基金只是其中之一。 　　搞科研，按国家政策，有一定比例的劳务提成，这些年工程系统工程系有6 000多万元的课题费，提成怎么拿？ 　　杨为民倡导了一个《系内津贴发放条例》，在肯定多劳多得的前提下，强调走集体发展的道路，并做出了向青年科技人员倾斜的若干政策规定。杨为民规定，系内发放津贴自己只拿二等。 　　近年学校实行岗位津贴，给他评了一等，每年5万。可是他说：“我的这些老同事们都只拿3万，我也只拿3万。”他让秘书把其余2万上交到了系里。在杨为民的影响下，这个系已经形成了不争名利的风气。 　　他始终坚持和发扬的是团队精神，在管理体制、资源配置、科研型号工程中贯彻统一指挥的原则，科研的收入集中用于系里的整体发展。历年来他们投入实验室、研究室建设的自筹资金近2 000万元；改善工作条件，建立两套独立网络投入290余万元。基本建设的投入为完成科研任务，为在竞争中保持优势打下了基础。 　　对于荣誉，杨为民也尽量绕着走。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材料是系里乘他出差时偷着报的，等他出差回来，生米煮成了熟饭，杨为民还跟系里党总支的几位同志吵了一架。杨为民被北京市党员投票评选为“共产党员十杰”，照相时却躲在了一边，后来才被人叫了回来。 　　他曾在支部会议上掉眼泪，动情地说：“工作是集体做的，功劳是大家的，都记在我头上，有愧呀。请不要让我脱离群众。” 　　从1989年至今，全国各大新闻媒体曾3次重点报道杨为民的事迹，刊发了几十篇稿件和多部电视专题。有时，这些报道都是记者们从不同渠道在杨为民不愿宣传自己的情况下“深挖”出来的。记者要来采访他，他力拒，甚至将找上门来的记者往外推。 　　1999年“七一”前夕，中宣部下发了在全国学习、宣传杨为民等3位同志的通知，校党委书记亲自做工作，杨为民才勉强见了记者。但是他没跟记者说太多的话，而是按当时的工作日程安排给校领导汇报工作、开项目研讨会、讲课、指导博士生，记者们等于上了一天可靠性工程的科普课。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为民就有很多机会担任更高级的领导职务，他都一概回绝了。 　　他曾对同喝延河水长大、友谊深厚的原航空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说，我还是踏踏实实搞点技术好，我们这一代人里，搞技术的不多。当官，很多人都能胜任，可靠性工程更需要我，我还是在这里更能发挥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作用。 　　“那么精干睿智的一个人，做的又是可靠性工作，怎么就不知道注意自己身体的可靠性呢？” 　　“大凡得了绝症的人，都是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杨老师却是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天，好像工作就是他的享受。” 　　光从表象上来看，杨为民身上有那么多背道而驰的内容。他的心、肺、肠胃、肩、胰腺都有毛病，却能长期像一部精力旺盛的“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能将一组人精确地安排好任务，流水作业，环环相扣，即便火车与飞机上也不让你闲着。可是，他自己却常常找不到自行车，记不起吃没吃饭。他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这些生活琐事上。 　　有人不解：“那么精干睿智的一个人，做的又是可靠性工作，怎么就不注意自己身体的可靠性呢？” 　　其实杨为民知道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不饶人，早在几年前就制定了集体接班的方案，他满心打算再扶持年轻人三年，到自己70岁时就完全脱手。不曾想病魔已经“兵临城下”了！不但他自己，系里的人也没想到啊。一工作起来，杨为民比年轻人更精神饱满，更能苦熬苦打，怎么看也不像患了绝症之人，更何况系里的同志一谈到他的身体，他的威严就容不得你有下文。 　　还真有一次屠庆慈教授拉着他一起去了医院，参加为专家们单开的每年的例行体检。杨为民到医院一看，做B超和透视的地方排着长队，转身就走了。 　　为什么杨为民舍不得抽时间看病和保健身体？ 　　2001年6月，就在杨为民被确诊为癌症之前不久，有一阵特别忙，他已经发低烧十多天了，每天完全靠药物顶着坚持工作。在连续干了几个通宵之后，一同加班的年轻人孙宇锋听到杨为民表扬自己带着感冒工作，回答说：“比起您来，我这点小病又算什么呢？” 　　接着，他劝起老师来：“您这样工作太劳累了，需要好好地休息几天。”杨为民却告诉他：“谁不想休息啊，可型号工作急、都等着呢，我不能休息啊！”。 　　系里的好几位老师说，杨为民身上的担子太重，责任太重大了，他停不下来，没法停啊！ 　　在心底里，他别无选择，自己的事情再大也比不上国家的事情大，他心甘情愿做一个和时间赛跑的人。 　　为了争取时间，历来简朴、从不追风的杨为民以第一速度率先配上了“时髦”的呼机、手机，包了一辆学校的小轿车。车队的司机大部分都给杨为民开过车，纷纷介绍他的怪事： 　　“给杨老师开车，我们得一月一换，有段时间更换不及时，累得我走哪儿睡哪儿，他怎么就不困呢？” 　　“车上，他不停地打电话，说起数据来那记性好得没治！日程安排紧紧的，去这儿去那儿，门儿清。” 　　有的司机直遗憾：“晚上他要车，时常是去药店买药，他的抗生素吃得太狠了，好几年以前就大把吃先锋6，所以生病治疗时抗药性大。” 　　“有一天半夜3点了，他打电话说今晚不用车了，看来真是忙糊涂了。” 　　“有天早上杨老师让我接他时买些早点，我才知道他从头天中午起就没有吃饭。有时候他叫来盒饭摆在桌子上，凉了几个钟头都忘了吃。” 　　杨为民跟师傅们称兄道弟的，从来没有高干、教授的架子，司机们在与杨为民的接触中体会到了他对工作的投入和对自己的疏忽。听到噩耗，悲情难抑，他们全部身着黑西服，排着队参加了追悼会。 　　在生命的最后半年，杨为民住在协和医院的特需病房，他很清楚自己的病情。2001年7月11日做手术时，他告诉秘书小杨：“大约下午两点出来。”大夫开腹一看，癌症晚期，不便大动，只做了姑息治疗，12点就出了手术室。杨为民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坦然面对三个月到半年的“最后通牒”。 　　杨为民对身边的几个亲密朋友多次说，我不怕死。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死没有什么。可是很多工作还没有完。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总是叫人到医院开会，把病房变成了办公室。他还常常规规矩矩地写假条，请假出去开会、办事。可是，他胸口的止痛膏从进院的0.25个单位增加到了2个单位，是最初的8倍。 　　护士长王俊清说：“大凡得了绝症的人，都是享受生命的每一天，杨老师却是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天，好像工作就是他的享受。” 　　护士小刘发现杨为民是一个特别专业的病人，每次都是叉着胳膊或者伸展着腿打针。他说：“我还叉得动就叉，什么时候叉不动了，也就完了。” 　　在杨为民去世前两个月全靠营养液维持的时候，小刘常来陪杨为民聊天，缓冲这枯燥的病中生活。小刘只知道杨是导弹专家，有一次就问：“杨老师，你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是导弹误炸吗？”杨为民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导弹可以命中一个铜钱眼，你说它怎么会误炸？”“那——它真敢炸我们的使馆？”杨为民苦涩地说：“国家不强大就要受人欺负。”这时，他的目光放得很远，思绪也许飞到了那些未完的型号上，他多想还能继续一段时间的工作呀！ 　　2001年9月，杨为民回到北航参加总装备部可靠性技术专业组会，之后到系里的干部会上讲了话。他说：“为了可靠性事业，大家还是要玩命干，不要怕得病，就算是得了癌症，也不会跟我的一样，也会是可以治好的癌症。我这个人特别，得的癌症也特别！” 　　同事们最深的感受是：杨老师无形中又一次用自己的行为激励大家要为了可靠性事业的发展而继续拼搏啊！可以看出，杨为民累死也无憾。 　　不过，他也说过，如果能好了，想回家住几天。他在家的时间太少了。 　　“这般关爱对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我来说是多么的可贵，真令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杨为民只有一个女儿，钟爱有加。可是孩子考大学时，他没有时间在生活和学习上为女儿“进补”，到后来，有时一、两个月女儿才能见着父亲一次，还得提前预约。 　　对于亲朋好友，若是与他的可靠性工作无关，杨为民也常常没时间相见。有一次，一个与杨为民在延安就相熟的朋友从南方过来看望他，他愣是挤不出时间相见。 　　有的人以为杨为民不食人间烟火，有的人觉得他六亲不认。可是，他身边的人却深有感触：“杨为民是个性情中人。” 　　动情了会伤心落泪，关心人无微不至，生气了发火，批评起来很严厉，说错了还登门道歉。关键是他的喜怒哀乐源自一个博大的胸怀，一份崇高的追求。 　　`郑鹏洲教授从西安调来北航以后，收入下降了40，杨为民说：“我想办法补偿你的损失。”很快，系里为他安装了电话，那时电话不好装，不但要托人情，还要交3 800元装机费。 　　郑教授作为电子元器件方面全国知名的专家，来北航后建起了全国一流的破坏性实验室，总装备部很多重大型号的元器件都到这里来做试验，有些贴着合格标签的元器件在这儿就查出了问题，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杨为民动员老郑当实验室的主任，郑教授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对北航情况也不熟，坚决不肯。有一天两人呛起来，互相拍桌子：“你为什么不干？”“我就是不干！”不欢而散。 　　晚上11点，杨为民来到了郑鹏洲家里，连连道歉说：“我太过火了，不要放在心上。”郑教授担任室主任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领导机关表扬。 　　学生陈云霞第一次见到杨为民时，杨让她和孙宇锋老师为总装备部做一个数据库，一个做界面，一个做数据的处理。杨为民说：“这个数据库好比一座高级宾馆，小陈负责建造这个外表华丽的宾馆，宇峰负责安排各种各样的客人。”多么形象的比喻，陈云霞在心中赞叹。 　　随后，杨为民与小陈唠起家常，当听到这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刻苦努力考入北航和直接攻读博士的经历时，杨为民鼓励她“年轻就是优势，只要肯干一定会有作为”。这成了她后来在学习的过程中碰到“拦路虎”的激励器，也是她在患“学习综合症”时的一剂良药。 　　杨为民点起一根烟，问起小陈的生活情况。听说她是依靠姐姐支持读书到现在时，杨为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只要好好学习，认真做课题，生活的费用我来承担。”这时，杨为民转身对孙宇峰说：“宇峰，小陈的事你多照顾点，我若忙忘了，你记着提醒我。” 　　一想到这里，小陈常常会热泪盈眶：“这般关爱对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我来说是多么的可贵，真令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系里的年轻人说：“我们系是制度有情。这个‘情’字是通过杨老师提议的‘关心群众送温暖’的12条，通过‘系青年奖励基金’条例，通过好的风气来实现。”职工过生日、生病、退休、婚丧嫁娶等等，应该怎么问候和表达组织的关心，都有章可循。不过杨为民自己是个例外，他过60岁生日时，就不许系里按规定送蛋糕，自己忙得连家门也没进。 　　对于制度的温暖，大家深刻地体会在1995年的分房上。长期以来，高校教师的住房是一个大难题，有些青年教师结婚了还“牛郎织女”各一方，有些教师生了孩子老少三代挤在一间筒子楼里，人心不稳。 　　杨为民建议系里拿出自有资金100余万元，参加学校建房集资，在校内外买了一、二、三居室各种规格的房子33套，分给无房和缺房的教职工，通过轮流“推磨”搬家，大约三分之二的职工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住房条件，切实解决了教工的住房困难，体现了集体的凝聚力。 　　“把我的骨灰撒在长城脚下。” 　　“不要因为我，停下你手中的工作。” 　　清明节的时候，有些北航的师生想去给杨为民教授扫墓。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杨为民的骨灰早就由家属遵从他的遗愿悄悄地撒在了长城脚下。 　　长城——中华民族的象征，在这里撒下的是中华儿女对祖国至诚的热爱与眷念。杨为民就在这里，在长城脚下与他父母的骨灰和灵魂交融、会合了。 　　杨为民的父亲杨秀峰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地下党，抗战时曾任抗战学院的院长、晋察冀边区的主席等职。杨为民生于1935年，是父母的独生子。童年与少年时跟随父母辗转于革命根据地，从小受到父辈严格的教育和艰苦环境的熏陶与磨炼。他说，延河水的清纯，宝塔山的峻拔给他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早期自传中，他曾叙述了小时候跟随父母辗转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往事：“当时在山地行军不能骑马，我也只得走，人小走不动，他们就用皮带捆住我的腰，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上山时前面的人拉我，下山时后面的人拉我。我亲身体会到叔叔阿姨们都是自己的亲人，我生活在大家庭中。有时，我们住到老乡家，老乡都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小米饭），可是他们却吃野菜，爸爸又把饭送回去，让他们自己吃，我知道老乡对我们真好。” 　　母亲带着杨为民过封锁线的时候告诉他，一直往前跑，哪怕我被敌人打死了，你也不要停下来，要跑去找爸爸和叔叔继续战斗。 　　杨为民的父母均是老一辈革命家，解放后，父亲杨秀峰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被誉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母亲曾是国家教委机关党委书记、副部级干部。清廉的家风与严格的管教促进了杨为民的成长。 　　年纪稍大，杨为民便能够理解父母当初给他取名“为民”的含义和期望，从父母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言传身教中，深刻地感悟到应如何去实践和奉献有意义的人生。 　　杨为民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祖国的需要。 　　1983年冬天，杨为民的父亲病危住院，杨为民作为独子必须陪床。但他丢不下手里的工作，又不愿告诉任何人，自己坚持白天上班，晚上陪着操劳一生的父亲。 　　半个月后，父亲离开人世。在临终前，父亲叮嘱杨为民：“不要因为我，停下你手中的工作。” 　　1994年夏天，杨为民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他在劝阻系里的同事们参加他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时说：“我已经耽误了工作，如果因为家事再让大家也误了工作，我父母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心的。” 　　杨为民生病住院以后，也这样对自己的女儿说：“我这里护士照顾得很周到，你不必陪着了，有这么宝贵的时间，干点什么不行？” 　　时间！杨为民最珍惜的是时间。 　　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总支书记刁怀军指着杨为民办公室的沙发说：“有一次，杨老师连着8天没有回去，累了就在这个沙发上歇着，书柜里有床旧被子，浓茶、咖啡和烟为他提神。” 　　杨为民的助手杨崇颐拿出了杨为民的日程表，分几种颜色密密麻麻地标记着，有时一周要飞全国几个地方。杨崇颐说：“我们甚至拿着机票在机场等他转飞。他的事情太多、太重要了，停不下来啊。要不是已经虚弱到难以支撑了，他是不会去医院检查的。查出了癌症，等最后确诊的几天里，他还去了一趟沈阳、一趟密云。到密云是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他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他是被校领导派车接回来治病的。” 　　是谁，一息尚存，奋斗不止？是谁，生命未尽，关爱不断？ 　　杨为民教授生命的最后几天，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几位主要干部接到了他问候和安排工作的电话，他们原以为已时常昏迷、睡睡醒醒的杨为民体力与精神有所好转，不曾想这是他在作最后的告别，将自己难以割舍的可靠性工作郑重托付！ 　　2002年1月29日，杨为民教授临终的前一天上午，杨为民将协和医院特需病房的护士长叫进来，形消骨立、喘着粗气的杨为民断续地说：“我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住这儿半年多了，你的角色像带兵打仗的，你带的这些兵都挺好的，我感谢他们。你要好好爱护他们。” 　　杨为民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关心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将生命中的最后一句话留给了护士。护士长出来以后，跑到配药室大哭了一场。 　　杨为民生病住院以后，北航校领导非常关心，嘱咐要全力以赴抢救。北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杜玉波和校长李未在病床前看望他，夫人留着热泪回答校领导的关怀：“我们家没什么事儿，但老杨一直有块心病，那就是他们系的教学科研楼还没有盖起来。”书记和校长难过地说：“老杨，你放心吧，系楼我们一定会盖起来，就叫‘为民’楼；可靠性工程事业在学校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下，也一定会推向前进。” 　　很快，1月29日晚，杨为民陷入昏迷，再也没有睁开他睿智的眼睛。 　　杨为民去世后几天，他的女儿找到学校的领导，边递钥匙边说：“爸爸早就交代过了，学校分给他的那套一居室的房子，让我收拾好了交还北航，他说那是国家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博士生章文晋在网上给敬爱的老师开设了一个纪念馆，受到师生们的欢迎。 　　“你开创的可靠性事业为祖国的国防建设筑起了钢铁长城。” 　　“一生不逐名与利，唯愿国家富又强。是你正直高尚的人格魅力使我对你的离去万分悲痛。” 　　“天碍英才，永失我师！” 　　“在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时候，我落泪了。今天，我再次落泪！” 　　“再多的话语，诉不尽对杨老师的崇敬；再多的热望，阻不住杨老师离去的脚步；再多的热泪，模糊不了杨老师高大的身影；再多的文章，表达不了对杨老师无尽的哀思！” 　　…… 　　杨为民网上纪念馆里贴出了那么多感人至深的文章。 　　纪念馆主持人章文晋面对前来采访的中央电视台两个正在做清明节目的记者说：“若让我光讲怎么给爸爸建网上纪念馆，我就不接受你们的采访了。因为给爸爸建过，所以，杨老师一过世，我马上就想到要给杨老师建个网上纪念馆。爸爸的纪念馆我并不常去，可是我每天早晚都要上杨老师的纪念馆看看。杨老师洗涤我们心灵的灰尘，杨老师给我们力量。” 　　杨为民去世后第二天，校党委就决定在全校深入开展向杨为民学习，随后下发了《关于开展向优秀共产党员杨为民同志学习的决定》，称颂他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工作者，杰出的科技工作者，模范的共产党员，优秀的领导干部，号召学校各级党组织把向杨为民同志学习作为“三个代表”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干部素质的重要举措。学校学习杨为民精神的热潮持续，各种纪念文章纷至沓来，师生感情真挚。“七一”前后，学校组织了多场杨为民事迹报告会，在全校师生特别是党员同志中引起强烈反响。 　　2002年5月23日，国防科工委在全行业下发了《关于开展向杨为民同志学习的决定》，称颂他“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国防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是一位勤廉兼优的典范”号召国防科工委系统各单位把向杨为民同志学习作为树立干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深入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顺利实施国防科技工业“十五”计划的重要举措。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心中装着的是国家和可靠性事业，关心的是集体和他人，惟独没有自己——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杨为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如影相随，将自己的生命最大限度地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这一片土地与人民。 　　爱因斯坦说过：一个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对人类的影响，远大于科学本身。熟悉杨为民的人从他身上就常常感受到这种迷人的人格魅力。 　　“为民精神永存”，人们无数次地提到这句话。春雨润物细无声，杨为民精神的辐射滋润了许多晦涩的心田。 　　毕业多年的学生朱小梅在网上撰文：“无论我走到哪里，这里已成为我的精神家园。” 　　杨为民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他所开创的可靠性事业，更有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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