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阴差阳错，当了6年体育部主任的我，一下子又换到了党委宣传部长的位子。1995年10月，刚上任没几天，就在北航逸夫科技馆门口碰上了杨为民老师，我主动向他打了招呼，他问我：“听说你换岗位了，什么？宣传部？这活儿可不好干。”说这话时，他一脸的真诚和严肃。我忙回答：“可不是嘛，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跨度太大了。朱书记硬做了我两个下午的工作，干部大会上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我，没法子，先干干看吧。”“我给老弟一句忠告。”“我洗耳恭听。”“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谢谢杨老师的忠告，我一定记住这句话。”并告诉他我打算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住宅区有线电视网建起来。“好！”杨为民老师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没想到，这样一次偶然相遇和对话，竟使我和杨老师又续上了不解之缘。由于工作关系，从1996年初开始我先后参与了杨老师先进事迹报告材料、展览资料、新闻稿件的组织工作，随后的几个月又担当了各新闻单位采访他的直接组织者。在三个多月里，我亲眼目睹了老记们（不少还都很年轻）一批批、一次次采访杨老师的酸甜苦辣遭遇，看到过他们或兴高采烈、或摇头叹息、甚至愤愤不平的表情——要知道，在“无冕之王”们的采访生涯中恐怕还没受到过如此待遇。 　　本人笔拙，只能白描一番。站在我的特殊视角，记录下采访过程中的一些真实情况，或许对人们了解杨为民老师的为人有所帮助。 　　记者百态 　　——最幸运、下功夫最大、收获也最多的是《北航》报记者秦艳。秦艳是一位“博士后”的夫人，早在去年底为完成领导交办的采访任务，曾在杨老师所在系孤军奋战，蹲了一个来月。和其他记者相比，她占尽天时、地利。起初杨老师对她也“不理不睬”，可这个湖南妹子有股韧劲，就是“赖着不走”。虽然有过一次杨老师拽着秦艳的胳膊要找朱书记“去说说”的经历，但对这么一位本校的女宣传干部，杨为民是说不得、骂不得、轰不得。有一次，秦艳也急了，拖着哭腔对杨为民说，“杨老师，你的工作重要，太忙，我理解，但我的工作也是党委交给我的任务，你也理解理解我，总得支持一下我的工作吧。” 杨为民沉默了，他无奈地看着这个湘妹子，一句话也没说。一天后，或许是被她的韧劲所感动，或许是想让在他身边整天晃来晃去的秦艳赶快离开，反正是他满足了她单独采访的要求。据我所知，这是杨为民老师为数极少的一次接受单独采访。经过不懈的努力，秦艳以她特有的优势，挖出了不少其他记者很难挖到的基本素材。秦艳由此和王应德老师共同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的长篇通讯，国家教委就此颁发了全国好新闻评选二等奖。正是由于有这段经历，秦艳也成了近期各新闻单位竞相要求合作的伙伴，甚至被当作“富矿”，成了记者们采访杨为民事迹的追踪对象。 　　——最倒霉的是一位某报记者。他是1996年6月初就来采访杨的记者之一，如果当时成功，他将成为较早报道杨为民的幸运记者。几次拒见，他不灰心，坚持“扫周边”、“打外圈”。一次，在我对他谈起若干记者被拒(不只你一人受此待遇)时，他突发奇想：我就写一篇“从杨为民教授拒绝采访谈起”，他一拍大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就这么定了。”当晚他就此灵感奋笔疾书，第二天还了解了其他几位被拒绝接见的记者的遭遇。可当他把文章交上去后，不知什么原因给“枪毙”了，有人说可能是“不能从这个角度写先进典型”，也有人说可能是……，看着无可奈何、可怜兮兮的年轻记者，我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怨恨”杨为民老师的情绪来。 　　——最惨的是一次联合采访叫杨为民给搅得泡了汤。1996年6月份，《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的记者张鹰、刘继安先后来校采访，想在“七一”之前完成一个长篇，向全国教育界推出杨为民这个先进典型。曾参加杨为民本人为全校5000多学生做报告并想从中搞点新闻的刘继安，会后带着失望与不满足的心情直奔杨为民，“对不起，我不接待记者。”一句话，把刘继安顶了个目瞪口呆。事后，记者向学校提出，能否创造点条件，采访不到本人，采访他身边的人也行。考虑到该系工作十分紧张，经请示校领导，我和该系党总支联系，安排了有14个采访对象的联合采访座谈会。为不让杨老师知道，定在6月17日(星期一)下午在远离该系的一个接待厅，由包括一家电视台在内的三家新闻单位联合采访，并通知每个与会人员提前做好发言准备。6月14日(星期五)下午4:00，工程系统工程系党总支沈承钰书记打电话给我：坏了，让老杨知道了，他看见了名单(准备给记者的14个与会人员名单)，老杨把这些人召集到一块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威胁他们：“这么忙，有时间赶紧干活，啊! 干点儿正经事儿! 谁去参加座谈会我可整谁! 这事得听我的，我就这么定了!”老杨还说：“剩下的事我负责，我要紧急约见校领导去。”就这样，一个精心准备、记者寄予厚望的采访座谈会让老杨给冲掉了! 现已退下来的原系党总支书记陈翠娣老师当时也火了，她对杨为民说：“老杨，你这么做不对! 不能听你的，座谈会是党委部门安排的，你不能就这么给冲了!”并找党委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意见。杨为民紧急约见校党委朱书记后，朱书记让步了，打电话给我，“尊重老杨一次意见吧，你赶快通知新闻单位，采访以后再说吧，这时，已是星期五的下午5:00多，带着对杨的不满与无奈，我又紧忙活一通，一个又一个地打电话向新闻单位道歉。 　　——动作最利索、也较早成功的是《中国高等教育》记者张鹰和《中国教育报》的刘继安。1996年6月中旬的几次“碰壁”，他们毫不灰心，挖空心思找材料。他们的想法是，教育界的典型理应由教育报刊先推出，一心想搞个长篇，碰个“头彩”。他们边请示领导边赶紧动作，甚至把秦艳也请过去，不分昼夜地在微机上讨论和整理稿子。经校党委领导同意，还让他们阅看杨为民的档案材料，也挖出了些很有价值的素材。他们把稿子两次送到北航审阅，并及时反馈。文章的标题，在我们的坚持建议下，仍用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并很快在6月25日的《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刊出，并编发了评论员文章。这是一篇1.2万字的长篇通讯，写得很好，在全国教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96年7、8期合刊的《中国高等教育杂志》也全文刊登了这个通讯和评论员文章，并在封面上刊登了杨为民的大幅照片。前几天，他们还组织了学习杨为民同志事迹的座谈会，写了两篇综述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谢谢你，杨为民》。谈到这段经历，张鹰不无自豪地说：“太紧张了，值得。”匆忙之余，该报配发的北航谭典元同志拍摄的照片连姓名都没署上，这不能不说是该稿的一点遗憾。 　　——最不张扬却经历了几年努力，拍出了一批杨为民的照片的是我校宣传部谭典元同志（笔名谭天）。很多新闻单位来采访时，希望配发照片，谭典元找了他几年来所摄的所有杨为民的照片，经过筛选，加印了300多张，随时提供给记者。有的新闻单位需要杨的近照，特别是近镜头特写照片，理想的还没几张。怎么办？专门去照，杨为民肯定不干。我在和组织部长王瑾玫同志讨论工作时，她提到杨为民所在系副处以上党员干部第二天晚上要开民主生活会，我知道机会来了。为了不引起杨的注意，我俩商量由王瑾玫同志以组织部长身份参加他们的生活会。再请谭典元同志以反映基层干部民主生活会名义去拍照，那天谭典元挺“惨”的，刚一到会，杨为民一看他背着相机来了，嚷嚷着就不干了，“你来干嘛。”争执了10多分钟，老谭一声不吭，就是不走，有同志抗议了，“还开不开会了？” 杨为民无可奈何坐了下来，“拍可以，既然是拍民主生活会，只能拍集体的、拍场面，不许照我一个人。”对着坐在角落里的杨为民，谭典元那个难呀，只好趴在地上对镜头，真不容易——这才有了《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封面那张杨为民神形兼备的特写照片。顺便说一下，各报刊发表的署名谭天的一批照片，均出自老谭的镜头。1996年9月9日杨为民同志事迹报告会前，在首都剧场贵宾室，我向杨老师“坦白交待”了我们安排拍照的“策划经过”。我知道，在杨老师面前，最好的办法是讲真话、讲实话，“做错了，就如实交待。” 　　——最老实，走了最省事捷径的是《北京法制报》记者杜新达。早已听闻老杨拒见记者的杜新达，按电话约定时间，来办公室和我见面。我向他介绍了几批记者采访杨为民的“悲惨遭遇”，他无奈地一笑，“看来，我也别费劲了，你把你校写的稿子给我，再给我两张照片，我回去和领导讲一下，实在不行就照发吧。”他很理解杨为民，没见着杨为民，还说了不少钦佩杨为民的话。他先后来了北航两趟，就在1996年8月25日《北京法制报》上以《欲与天公试比高》为题，刊发了近万字的介绍杨为民事迹的文章，从文章标题和内容的改写情况看，他下了不少功夫。可作者署名，仍是北航的秦艳、王应德。就像他钦佩杨为民一样，我也很佩服他的文风和人品。 　　——孙玉山信心十足，这是有道理的。早在1989年12月4日，资深记者孙玉山就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长篇通讯《他从延河边走来——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为民》，这可是他在北航前后蹲了一个来月“淘”出来的心血之作，写得相当不错。在那时，他第一次充分体验到杨为民的不合作态度。“这次不同了，我和杨老师接触过多次，采访十四大时，我也见过他，对我挺客气的，这次他总会给我一点面子的。”1996年9月3日下午他打电话找我，在电话里听得出孙玉山对采访杨为民显得颇有信心。“孙老师，”我对老记者都按学校习惯，尊称为老师，“联合采访已安排过了，他决不可能再接待你。”我在电话里提醒他。他还是坚持谈了他的采访计划，因他来得太晚，时间紧迫，应他的要求，我安排秦艳同志协助他。由于我忙于日渐吃紧的本职工作，他来学校时我没见到他，事后秦艳告诉我：“杨老师连座也没让，嘴里说着对不起，双手握着老孙的手就给推出来了。”真不知孙老师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不过，他毕竟是写过“大手笔”(譬如，“江总书记心系北京”就出自他之手)的老记者，他一连苦干了几天，还是挖出了一些新鲜的素材，从接手任务到完稿只用了6天。9月12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他的长篇通讯《做共和国的脊梁》。标题是由书法家庞希泉题写的，非常醒目。 　　——败走麦城的是某电视台记者宋小姐。她是电视台记者中最早介入杨为民事迹报道的。为了了解杨为民同志的事迹，在我的安排下，她曾随车陪同翟光明教授到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党员干部大会上去听杨为民事迹报告，对他的事迹了解一些。连着来了北航两趟，就是没办法采访，可我帮她和杨为民老师疏通的结果是，“告诉你，彦良，让她们走，采访的事儿，没门儿! 我没这闲工夫!”无奈，加上她其他报道工作任务很重，只好不了了之，悻悻地走了。临走前，她眼睛里明显地忿忿不平，“郑老师，我绝不放过杨老师，没见过这么不配合的，有机会我们还会来的。” 　　——最紧张的恐怕就是，北京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张帆、王烨他们了。没赶上联合采访，面临着教师节前播出的任务，他们真急了。1996年9月4日，王烨一天四次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要求务必安排采访。“台里领导交待的任务是连续三天，‘北京新闻’节目必须天天有杨为民。两天后第四天是教师节，还要有一个《今日话题》的专题片。”我很为难，但也得安排，因为这是市委宣传部下达的任务。杨老师是不能再正面打扰了，我请工程系统工程系石荣德教授安排，四五个人在9月6日下午接受采访，并告诉石老师，每人讲10分钟左右，要有思想准备，听凭记者们“折腾”(电视报道有时对一些画面有特殊要求)。6日下午，不太放心的张帆、王烨他们知道我们到市委宣传部汇报工作去了，就追到了市委，在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会议室里，把我们带的一些展览图片一通狂拍。当天下午，记者们一进工程系统工程系办公室，就感到一种紧张气氛。原来系里刚接到国防科工委一项紧急任务，正在开会布置工作。“真有点儿像战场上的指挥部。”我和记者们小声调侃着，只有老杨那高昂有力的声音穿过走廊，送到我们耳中。半个小时的会，只有紧急布置工作，没有讨价还价，没有抱怨声。会一散，老师们带走任务，各忙各的去了。“杨为民出来了。”记者们眼睛一亮，但紧跟着又暗淡下来，眼看着杨为民在走廊尽头抽烟(老杨抽烟是一大毛病)，近在咫尺，可按着我们事先的约定，也没敢前去打扰他。采访了该系几位教师后，采访对象中本来没有安排老杨的助理杨崇颐。事先老杨曾警告她，“别理记者，不许瞎说。”可架不住张帆等记者的生拉硬扯，给拽进了资料室。“跟着杨老师干真是太累、太累了。”刚一张嘴，杨崇颐就禁不住眼圈红了，“可杨老师的人格感化得你不得不努力干，杨老师。”说到这里，她哽咽了，采访现场静悄悄的，只有摄像机那轻微的沙沙声，站在一旁的我，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采访组事先还提出了采访校主要领导的要求，当时沈校长出国访问没回来，我赶紧找了朱万金书记。按约定的时间，记者们从工程系统工程系一出来，就扛着摄像机直奔朱书记办公室。讲明来意，记者话题一转，开口就问，“您怎么评价杨为民?”朱书记沉思了一下，“在他身上有一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奋勇拼搏，永无止境的精神，他看得远，干得实，对事业执著追求，对生活甘于淡泊。他从事的学科，也要求必须大兵团作战，集体攻关。他能以身作则，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这种集体攻关的团队精神，在今天、在高校特别值得学习和提倡。”“你作为党委书记，能不能站在全局的高度，概括一下应该怎样学习、宣传杨为民？”“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但宣传杨为民，要实事求是，不能拔高，他也是普通人，我是非常了解老杨的，”说到这儿，朱书记笑着说，“我要瞎说，老杨也不会放过我。”采访结束了，记者们又开车去航空馆拍素材。看着他们匆匆“赶场”的身影，我不禁又感慨起来，都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经常出镜头最风光，其实他们也是够苦、够累的，一下午扛着机器，要提出各种对路子的问题，再一通推拉移摇，拍了一二个小时的素材，回去再剪辑出三个小专题和一个大一点儿的专题片，也就播出十几分钟的时间，也真不容易。9月7日到9日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连续三天播出杨为民事迹系列报道。9月10日教师节这天，《今日话题》栏目播出了杨为民专辑，9月10日、1l日两天，北京电视台还播出了杨为民同志事迹报告会实况录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是后话。送走他们，我回到家，连饭也不想吃。9月7日是星期六，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发着低烧。“全是这几天让记者们折腾的”，我不由得心里又“怨恨”起了记者们。 　　——最有钻劲也最困惑的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刘东胜。9月5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他采写的长篇通讯《“五顾”杨为民》。在文章中他写道：“杨为民是个谜。……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记者采访。带着许多疑问，也带着几多感慨，我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采访。”这是个非常敬业，很有斗志的年轻人。他对我说：“我就不信采访不到他本人，总得让他说点什么，几句话也成。”为此，他精心设计，一顾办公室，二顾杨家，三顾教研室，四顾研究所，五顾杨为民，锲而不舍，甚至夜里12点多还往杨为民家打电话。最后在市委宣传部领导和学校领导的疏通下，系里开研讨会、通报会、研究课题会，讨论工作计划，研究设备问题，整个活动对记者开放了半天。杨为民忙了一下午，记者们也忙了一下午，但他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一个问题。对于拒绝回答，不愿见记者的事，他对我说过，一是“太忙，你高抬贵手饶了我吧，别添乱好不好?——我请你吃饭?”二是他实在不愿把原本是大家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就，“噢，一报道全成我的了，这叫什么事呀。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也应该是大家的，你写我们集体我支持你。个人的贡献放在天平上是绝对不能与集体相比的。我是个普通人，你放过我一马行不行?”刘东胜在文章最后加了一个“后记”，“这是一次奇特的采访，在我的采访生涯中是第一次。一是如此拒绝采访，二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没有从他口中‘捞’到只言片语。对于我而言杨为民至今仍是一个谜。” 　　——最聪明的记者恐怕要数《北京晚报》的年轻记者冯瑞了。接到采访任务后，他马上和我联系上了，“郑老师，晚报跟其他报纸不一样，文章得短点儿，长了不行，你看这活儿怎么干?”我请来校报主编王应德老师和编辑秦艳，与冯瑞一同商量策划，最后确定了“杨为民教授系列故事”的办法，根据晚报的特点，“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讲大教授的故事”，聪明的冯瑞立刻邀请秦艳和王老师加盟，“咱们一块儿干。”从9月6日头版头条到9月13日，《北京晚报》以《杨为民教授的故事之一：见好事就躲》、《杨为民教授的故事之二：两袖清风的富翁》、《杨为民教授的故事之三：一团奉献的火焰》、《杨为民教授的故事之四：乐为大厦做基石》为题做了连续报道，每篇讲几个小故事，四篇展现了杨为民的人格魅力。我最欣赏的是，每篇的结尾都是一句很精辟的结束语。四篇故事的结束语分别是“当党员干部的，这种好事就不要靠前了；因为忘掉了自己的人，人们永远记住了他；杨为民人如其名；中国多一些杨为民，则是全社会的福气”。把这些话记录在这里，我想无论留给别人看还是留给自己看，都是很有意义的。看看记者冯瑞，聪明不聪明? 　　联合采访实录 　　1996年9月2日下午，北京电视台社会新闻部、《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单位的记者齐聚北航，搞一次对杨为民的联合采访，已经发表了长篇通讯的《中国教育报》、《中国高等教育》的记者闻听此事，也赶来凑一凑这难得的“热闹”。这是一次奇特的联合采访，奇就奇在一直拒绝采访的杨为民破例接待记者了，特就特在采访全过程杨为民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次采访，采访的过程如何? 其实，这一年杨为民事迹的宣传声势是由一个比较偶然的报告引起的，这话还要从1995年年底说起。 　　为做好我校“三观”教育的对比先进找差距工作，1995年年底，党委宣传部组织编写了杨为民、胡继忠和熊璋等同志的先进事迹材料，其中秦艳和王应德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在北京市委教育工委主编的《北京高校工作》刊出后，在首都高校反响很大。1996年1月10日，为搞好全市高校的“三观”教育活动，市委教育工委在平谷县召开了高校领导干部会，布置这方面的工作。会上，为搞好典型引路，就市委教育工委掌握的情况，让6个学校各推荐一个典型在会上做事迹报告，再从中选出二三个高校的“三观”教育典型，这其中就有杨为民老师的典型事迹。当时，工程系统工程系的翟光明教授受命于校党委的安排，带着匆匆准备的报告稿就上了讲台。作为和老杨共事30多年的老同事，他的报告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高校领导的心。会后各高校竟预订了100多盘报告录像带，杨为民的名字随着党员“三观”教育的深入也越传越广，翟光明老师也上讲台不易下讲台难，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各高校竞相邀请的报告人，不少学校的领导直接打电话给我校领导“走后门”。“请关照一下，务必请翟教授给我们安排一场报告。”最后校党委不得不决定翟老师外出报告由宣传部统一控制安排。这可苦了翟老师，一方面他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方面又得赶场似的按照我们安排的学校去做报告，有时候一连三天，天天一场。杨为民听说后也跟他急了，“你累不累?干点儿正经事儿好不好? 你听听你的嗓子，都什么声儿了? 你给我打住。”翟光明老师也曾就此苦笑着对我说：“你饶了我吧，我有我的一摊子事儿，每次出去还得背着老杨，这是干嘛呀!” 　　我曾专门就宣传杨为民的事迹找过当年的校党委宣传部长项金红同志，1988年他曾在北航报上发表了报道杨为民事迹的第一个长篇通讯《为民不为名》。项金红感慨地说，要采访杨老师太难了，他本人不配合，但他的事迹和精神是这个时代的宝贵财富，所以我就想尽办法采写了这个报告。他还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也曾就此向朱万金书记、沈士团校长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多次指出：既要宣传杨为民同志的事迹，又要尽量尊重他本人的意愿，体谅他的工作压力，适可而止。甚至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后，他们对郑重其事来紧急约见的杨为民老师拍了胸脯，“老杨，你放心，对外宣传到此打住了!”并把此意见迅速打电话告诉了我，让我“逐步收场”。 但“瑕玉难掩”，事情的发展没有如杨为民所愿的那样发展，学校领导的保证也左右不了宣传的热潮。继1996年7月10日市委宣传部召开宣传杨为民同志事迹的新闻吹风会后，整个暑期，一个个新闻单位接踵而至，使我连我校南区有线电视工程都顾不上，全交给了其他同志负责，我的相当一部分精力只能放在和记者打交道上了。 　　8月下旬，几家媒体的记者把杨为民不见记者的事儿“告”到了市委宣传部。请求市委宣传部做一下协调工作，不然他们没办法完成任务。市委宣传部马上打电话给我校，请校领导出面，做做杨为民的工作，同时提出，为不过多地打扰杨为民工作，可以采取媒体联合采访的方式。我只好请朱书记、沈校长出面做杨老师的工作。杨为民勉强同意了接受采访。 　　老杨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也是一个办事极为认真的人。凡是定下来的事情，哪怕是他很不愿意干的，他都是当作工作任务去认真完成的。怎么安排联合采访，杨为民打电话给我，“彦良，这方面你是专家，你过来咱一块儿商量商量?”我请申建军副书记和我一起到了工程系统工程系，一进会议室，杨为民和系领导班子成员正在商量，每人手里已有一个“活动流程表”，这也让我见识了他们的工作效率。整个下午，安排了7项活动，杨为民真刀真枪地干了一下午，有系里研究工作，专题通报和讨论工作，研究生如何参与预研与技术基础研究课题的讲话，和几个室的同事研究具体工作，“专家系统”软件演示汇报，检查实验室的工作，等等。事后，他对我解释说：“今天对记者是一个机会，对我也是难得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没这么走一圈了，我也得抓住机会。”在系里研究布置工作时，围着一圈采访记者。听了会儿杨老师讲的内容，全是“正经”内容，不能报道出去，在杨老师讲话的间隙，我打断了他的讲话，“各位记者朋友，杨老师讲的全是保密范围的内容。注意电视不能出声，文章里不能落字，这是新闻纪律。”记者不由得愣住了，那脸上的表情分明告诉我，拍的东西不让出声，写的东西不让出字，这叫什么采访？但为了这难得的机会，谁也没有和我争什么，等往外走的时候，杨为民拍了我的肩膀，“不错，保密观念挺强，配合得挺好。”我心里想，不好？坏了，这么下去记者们的任务怎么办？我几次提醒他，“记者们对你有意见，你回答他们几个问题行不行？”“不行！”一脸的“没商量”，“有言在先，咱谁也别坏规矩。”他对记者解释说，“出了点儿成绩，本来是集体是大家干的，你非要从中拔出个典型人物来宣传，这不公平嘛！”面对记者和镜头，老杨谈笑风生，应对自如，只讲工作和集体，不谈个人和家庭，任凭记者们“穷追猛打”，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当然记者们也不是吃素的，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你不张嘴我找别人去”，一项活动一完，他们立刻把杨的同事围住，连珠炮似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还是挖到了不少素材。采访过后，我笑着对杨老师说，“你今天下午是自编自导自演。”“怎么样，还可以吧，这回你也好交差了吧！”整个下午，杨老师的情绪一直很好。他几次笑着对记者说: “你们看还有什么没拍够，使劲拍，过了这村可就没那店了。”下午4:00多，朱书记赶来陪同采访，看到可怜兮兮的记者们，朱书记慷慨了一把: 请记者们吃晚饭，让老杨陪着，并亲自打电话做了安排。在饭桌上，杨为民对记者说：“我毛病多了，坏脾气，动不动就训人，你们不知道吧？我是普通人。”还再三向记者强调，多宣传别人，宣传集体，一个人离开集体将一事无成。一位年轻记者问他，“您和您的集体这么干，图的是什么？”杨为民说：“可靠性发展到今天，不容易，任务越来越重，是一个前景非常看好的事业。我60都过了，还能干几年？就是想在不多的时间里，把一批年轻人带出来，为可靠性工程在21世纪的中国打个好点儿的基础，为年轻人搭建一个好点儿的工作平台。”这可是杨老师的心里话，反应快的记者把这段话记了下来，后来在文章里发表了出去。坐在一旁的朱书记听着笑着，脸上一副满意的表情。 　　我的内心独白 　　在组织对杨为民事迹的宣传工作中，我内心一直十分矛盾。时代需要宣传杨为民，领导的要求不完成好不行，我欲罢不能; 但一想到杨为民疲惫的神态、承受的巨大的工作压力以及他坚决反对宣传他个人的态度，我又于心不忍。这几个月的时间，我一直是这么一个心态。唉，宣传部长的活儿也不好干哪! 　　在组织、采访和改写审定新闻报道稿的过程中，我每每翻看着稿件，都一次次地被打动着，有时翻着稿子竟潸然泪下。杨老师身上那种永无止境的开拓精神，那为国家富强拼死拼活工作的民族气节，那淡泊名利、大我无我的高尚境界，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教育了我。其实，我和杨老师已相识20多年，有十多年时间又都在五系工作。有两年时间我也不住在校内，吃饭常和杨老师在外边“打食”，应该说，我对杨老师的为人是早就了解的。但这近半年时间组织宣传采访的过程，给我留下了更深刻、更深入，甚至是撕心裂肺般的那种印象。在这段日子里，有时我真想哭，——为杨老师的人格魅力，为同事们讲起他时的激动表情感动得想哭; 有时我又真想笑，——为我们党有这么一位令人钦佩、令人尊敬的楷模而自豪地笑。有时我是真心想爱护他，不忍心再一次次地安排记者采访去打扰他; 有时我也真有点儿恨他，对记者的采访、对宣传部的这些工作他竟是这么不配合，有时连老朋友的面子都不给。 　　1996年5月份，市委教育工委通知申建军副书记和我到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去汇报杨为民的事迹，同时汇报的有约六七个北京市的先进典型。在此之前，市委宣传部龙新民部长曾明确讲，首善之区，理应推出一个高层次的典型，北航杨为民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并在宣传计划中明确9月份在全市先推出杨为民，10月份再推出李素丽。在去中宣部之前，申建军副书记和我先后请示了沈校长和朱书记; 鉴于杨为民的特殊情况，我们到中宣部汇报的调子怎么定, 朱书记和沈校长的意见是一致的: 把杨为民的事迹讲足讲够，把杨为民的态度讲清点透。在汇报时，我们也是照此办理的，也正因此，李素丽、苏俊栓、许国富等典型事迹被通过，先后在全国做重点宣传报道，而杨为民的事迹因本人反对宣传自己和担心宣传采访时他“不配合”的态度，而没有定为在全国推出的重大典型。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人家各单位都使劲推荐自己的典型时，我们虽有过硬的事迹和材料却因本人不配合宣传的态度，等于自家把自己人给拿下来了。这是杨为民本人的态度所致，也是我们两难的心态所致。 　　根据北京市委的安排，9月9日即教师节前一天，市委教育工委、市委宣传部和北京市教委联合在首都剧场举办杨为民事迹现场报告会。市委有关领导明确要求杨为民一定要到会，还要讲话，希望学校领导做好工作，“千方百计、万方千计也要把杨为民同志请到场。”8月底一天下午的半个小时里，我竟接到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的三个同样内容的电话，传达了不同领导的同样意见。因为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同志在出席党的十四大时曾和杨为民同志住在一起，对杨为民同志的为人和脾气十分了解。接到市委某部门领导电话的沈校长，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当即约见杨老师，俩人从上午11:00一直谈到中午1:00多。杨为民终于答应参加会，可以考虑接待一次记者，但不想在会上讲话。朱万金书记出差返校后马上又找杨为民谈话，俩人谈了两个小时。杨为民答应参加会，可以讲几句话，但他给朱书记出个难题，“吹乎我的会，你让我讲什么呀，非让我讲，你给我稿子。”谈完话，朱书记把结果告诉了我。“你和申建军商量一下，给他准备个讲话稿。”按照约定时间，9月4日下午，申建军副书记和我到工程系统工程系去送杨为民老师讲话稿。这个稿子是我根据杨的多次发言和几次谈话中的真实想法起草的，几百个字的稿子也就用了不到一小时时间。朱书记看完后说，行，是老杨的话，并指示一定要经过杨老师看了以后再定稿。下午5:00，当我们送去稿子时，我想让杨老师看完后立马拿走打印，然后电传市委宣传部，因为市里已催要多次了，“领导要看。”没想到杨老师看完后，坚持要把稿子留下，“容我再看看，明天一早给你们，如何？”我们只好从命，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竟扣下当时在场已退休多年的陈翠娣老师和他一块儿修改讲话稿。一篇几百字的讲话稿。他和陈老师竟一直改到晚上9点多！这又一次让我领略到了杨老师的认真劲儿。当晚心里一直不踏实的我，先给陈翠娣老师家打了电话，他女儿说，从中午上班去还没回家。我正在焦急时，电话响了，是陈老师打来的。她说，你先别着急，稿子改好了，改得看不清楚了，她先抄着，让我随后去取。我放下电话就赶到教学区。当陈老师把她和杨老师改的稿子递给我看时，我不禁心中一颤。两位老师把我只花了个把小时写的稿子竟字斟句酌地改了四个小时。稿子上密密麻麻，红笔黑字都有，连线上移下挪，已面目全非。陈老师坚持要抄一遍（怕我连不起来），当我知道她和老杨都没吃饭时，我说：“你给我念一遍，我拿回去抄。”陈老师说：“这没什么，跟老杨一块儿，经常这样，早已经习惯了。”当我们临出办公室时，陈老师轻轻走到走廊里头，看了看老杨的办公室，对我低声说：“老杨还在，正打电话安排出去开会的事儿，咱们悄悄走吧。”看着杨老师屋里透出的灯光，听着他打电话的声音，我不禁心中又感慨起来：杨老师，真对不起，又给您添乱了。同时对自己在杨老师不配合采访时的恨意懊悔不已。 　　第二天一早，杨老师又打电话来，“打好的稿子我再看一下，再报上去，你看行不行?”当他认真看完稿子，满意地点点头，还郑重其事地签下了“杨为民”三个字和“1996年9月9日”的用稿时间。然后，他抬起头，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真诚地看着我。“彦良，快坐下，我还有点儿时间，咱俩抽根烟。你们的工作也真不容易呀……”我俩聊了半小时的天，我突然意识到，不能再聊了，拿着稿子起身告辞。陈老师后来告诉我，杨老师的病其实很重，不仅是肩周炎，他沿脊椎骨的部位都脱皮了，有时太疼了，让她捶他的背，以解除疼痛，还让她“使劲，使劲，再使点儿劲……”我听着，想着，心里升腾起一股又酸又热的感觉，这一件小事，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杨老师。 　　9月9日的报告会，我真担心杨为民老师能不能来。真来不了，我的罪过可就大了，也承担不起。在首都剧场，坐着一千多位首都各校领导、教师代表、科技工作者代表，北京电视台三台摄像机架在那儿，要全场录像，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市里的领导也到了。离开会时间还有10多分钟，我坐不住了，走出接待领导的贵宾室，到大门口去等杨为民老师。刚才在贵宾室，市委龙新民部长问：“唉，杨老师还没到，他是从哪儿出发的?”我赶忙回答：“从香山饭店来，正在路上。”虽然我知道杨老师是极守信用的人，但人没到，心里有点儿发虚，万一路上堵车怎么办? 我知道他8日(星期六)在香山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到首都剧场是学校派车直接从香山饭店接来，会后再直接送回香山去。离开会还有8分钟，杨老师终于来了。 　　报告会由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市委教育工委书记陈大白同志主持。我在剧场后台侧面看了看主席台上的杨老师，他穿着深色西服，打着领带，正襟危坐。杨老师注意着装我是了解的，尤其是正式场合，他肯定是西服领带，也要求同事们这样做，“这是起码的礼节，也是对别人的尊重。”看着他正襟危坐的样子，我的心里又不安起来。杨老师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但参加这种会恐怕是第一次，真是难为他了。一个少先队员上台向他献花了，看着带着稚气、满脸笑意的小女孩可爱的样子，杨老师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还站起身弯下腰很认真地握了握小女孩的手。谭典元同志不失时机地抓拍了杨老师和小女孩进行笑容“交流”的镜头，当陈大白同志宣布“下面请杨为民同志讲话”时，全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这是发自内心的掌声。在场不少人都看过介绍杨为民事迹的报告录像，在“三观”教育中认真学习过《一个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的文章，也知道一些杨老师不愿意宣传自己的传闻，今天见到了杨为民本人，这掌声表达了现场上千人“久违了，杨老师”的心声。我看到，杨教师有点儿紧张，他欠起身调整了两次坐姿，然后清了清嗓子，一字不差地念起了讲话稿： 　　“同志们，今天我出席这个会议，心中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和科教工作者，我只是做了自已应该做的工作。 　　我们所从事的可靠性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属当代重要发展学科，也是我国高科技发展中的一个重点项目。为此，需要大兵团作战，多学科配合，大力协同，共同奋斗，才能有所前进，有所突破，靠我一个人是干不出来的。如果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为国家做出了一点贡献，那是一靠上级正确领导，二靠北航党政领导的全力支持，三靠兄弟单位大力协作，四靠全系、全所同志奋发拼搏。我认为，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大家，个人的贡献是绝对不能和集体相比的。我深信，党和国家对我的表彰就是对我们战斗集体的表彰和嘉奖，所以，荣誉应该归功于大家。 　　这几十年来，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工作，距离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我自己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待于改进和提高。 　　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需要全力以赴。让我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奋斗，为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事业的发展做出新贡献。” 　　台下一片寂静。只有杨老师那高昂有力、发自内心的讲话回荡在剧场里。我发现，没念几句，杨老师不紧张了，因为稿子是他精心修改的，讲的都是他发自肺腑的心里话。他刚讲完，会场上，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当陈大白紧接着宣布，“由于杨老师非常忙，正在香山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刚才他是从香山直接赶来，现在得马上回去开会，现在我们欢送杨老师退场”时，全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很多同志都鼓着掌站了起来。电视台的记者急了，一溜儿小跑扛着摄像机追了过来。在开会前的几分钟，电视台记者在贵宾室缠住了杨老师，非要采访。“说几句话就行。”杨老师坚决地摆着手，“现在我不说话，会后再说”。把记者打发了。当杨老师快步走向汽车时，就差几步没赶上的记者望着他的背影，懊悔不已，握着手的拳头在身边用力地挥了几挥，急得竟说出脏话。事后我得知，正往香山赶的杨老师走到半路，又被一个传呼调头回城，赶往人民大会堂参加教师节座谈会去了。 　　介绍杨老师事迹的仍然是杨老师的老同事系副主任翟光明老师。说实话，翟老师的普通话一般，还带着明显的乡音，搞了大半辈子的专业，现在来当报告人，真是难为他了。在此前的8月21日，在市委第二会议室，翟老师就给市委机关的同志做过一次杨为民事迹的报告。当时翟老师并不知情，那是一次试讲。那次报告会后，龙新民部长等领导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讨论了报告会的情况，指出，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前，市委决定在全市范围推出几个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首推的是杨为民，一定要宣传好杨的事迹，这些都是北京市的精神财富。当时也有人指出，事迹是感人的，材料也足够，但一个人讲有满堂灌的感觉，最好三四个人分开讲，再找几个口才好的，认真准备一下，讲就不能平铺直叙，要抑扬顿挫，语言要感人，等等。龙部长当时就指出，杨为民一定要出来亮相，还要讲话，一定要让他讲，北航的同志一定要千方百计、万方千计地动员杨老师来，只要他在北京，再忙也要来。可我们回到北航，几次商量，也曾让口才好的同志到市委宣传部试讲过，效果不很理想。朱书记找来翟老师。“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你一个人讲了。”翟老师说：“这不是硬赶着鸭子上架吗?”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翟老师，别推了，上架就上架呗，现在是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了，现在再找谁也来不及了。” 　　从翟老师的报告效果看，非常好。报告讲到一半时，我曾悄悄从后台溜到会场中去，看台下的反应，剧场里听众全神贯注，许多人的眼里噙着泪花。在《中国教育报》就此写的《谢谢你，杨为民》的一篇特写里，记者写到，“我们坐在首都剧场，聆听着杨为民事迹报告，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杨为民和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甘于淡泊、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是我们教育战线最可爱的人。……人们再一次被杨为民的人格力量所震撼，许多人的眼中噙满了泪花。……”北京化工大学女生郝佳非常动情地说：“杨为民老师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德最完美的体现者之一，是我们当代青年人的人生楷模。” 　　市委宣传部部长龙新民同志在报告会上代表市委讲了话。他说： 　　“刚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翟光明同志详细地、生动地介绍了杨为民同志的先进事迹。杨为民同志本人十分谦虚，不愿意宣传自己，经过主办单位一再地邀请，他才答应来出席报告会，同大家见见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杨为民同志和翟光明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杨为民同志是我国可靠性系统工程方面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他几十年如一日，淡泊金钱、荣誉和地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对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当作人生的惟一追求，把全部精力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思想和精神境界。” 　　“从今天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为民同志的事迹是很感人的，他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用自己的一贯行动实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的人生追求。今天，我们召开杨为民同志事迹报告会，向全市推出杨为民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并号召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科教战线的同志们向杨为民同志学习。”“当前，向杨为民同志学习，首先要学习他矢志不渝、无私奉献的崇高理想。杨为民同志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不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心扑在祖国的科研事业上，在科研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在他面前事业永无止境，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他前进的动力。他以实际行动做到了把自己的岗位和个人的事业融进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二，要学习他知难而上，奋力拼搏的革命精神。杨为民同志被人称作‘拼命三郎’，在从事科技事业中，他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他在身体不好、浑身病痛，长期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照样夜以继日地搞科研。在他身上总是保持一种无私无畏、奋勇拼搏，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攻克难关绝不罢休的革命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他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三，要学习他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怀。杨为民同志对待各种荣誉、奖励从不伸手。对待公私界限，他严格得近乎苛求，总是把‘私’这一块划得很小，看得很轻；把‘公’这一块划得很大，看得很重。对自己他甘于清苦，以苦为乐，严格要求，而对同志、对他人则满腔热情，一片爱心。他时时刻刻把集体和他人挂在心上，为群众、为周围的同志办了大量好事、实事，受到群众的赞扬，为党赢得了荣誉。” 　　“同志们，杨为民同志是北京市共产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需要大力弘扬杨为民同志的这种崇高精神。让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杨为民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报告会后，随着北京电视台的两次实况转播，杨为民的事迹广为传播，翟光明老师也“火”了起来，火得也让他受不了了，不光是各大学请，中学请，社会上各行业都有人请他去做报告，校党委不得不采取措施由宣传部出面严格控制，翟老师的“日子”才稍稍好过些，这在前面有过交代，不多说了。 　　与此同时，北京市委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办一个“群星璀璨——北京市先进人物事迹展”，地点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这个展览，共展出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的突出代表八位，除杨为民外，还有公交口的李素丽、木城涧煤矿党委书记黄祖望、韩村河建筑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田雄、中国外运北京空运公司总经理乔景、六部口交警苏俊拴、隆福大厦售货员黄文改、颐和园邮电局投递员许国富等。上半年，也正是学校开始“三观”教育的繁忙时刻，但接到任务也不敢怠慢，请示了领导我们就一通忙活着准备上了。 　　为了筹备好这次展览，除了做好每人的20多块展板，市委有关领导希望多找一些实物丰富展览内容。杨老师的航空金奖证书、奖章等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宣传介绍杨为民事迹的报刊都可以展出。我们还想到他的父亲杨秀峰同志留给他的已用了几十年至今他还在用的单开门电冰箱，想到他的母亲直到1994年去世前一直收看的那台14寸黑白电视机，想到了他那补丁摞补丁的一床褥子。市里有关领导听说后指示，都拿来，这些展品对年轻一代会很有教育意义的。朱书记在和他谈话时，对杨为民提出了这个要求，杨老师说什么也不干，我在电话里听到(当时朱书记正在给我打电话)，朱书记也火了，“你得支持宣传部的工作！100平方米的展区，容易吗? 你痛快点儿，快拿出来吧！”杨老师也急了，“这不对! 这些都不能拿! 我告诉你，我在学校里的住处只是临时住的地方，我的家里女儿早就装修过了，这也不符合事实吗!”“褥子上有几个补丁算什么，老百姓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嘛，我也是老百姓，铺上一个床单不是挺好用的吗，有什么好张扬的。”事后，沈承钰同志告诉我，当时杨老师对朱书记说，绝不能有半点虚假。“一个普通人做了假可能影响不太大，一个党员干部做了假就会给党抹黑，把一个人树为典型做了假，那就会给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听了这话，朱书记默然了，我也不再坚持要这些东西做展品了，并向市里有关领导汇报了我们的看法。 　　这个展览10月10日开展，10月26日闭幕。17天中有15万人参观了展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负责人都参加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杨为民成了媒体追踪采访的焦点，面对记者们连珠炮似地发问，杨老师坦诚地说：“今天领导让我来，没有交代采访任务，功劳是集体的，今天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根据事先安排，杨老师得陪同领导们参观展览，他总是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市委副书记李志坚点名喊他，我几次拉他，他都不肯到前面去。几位参加布展的有关同志和其他先进人物的讲解员发现了杨老师，都纷纷上前和杨老师合影留念，杨老师都很大方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应我的邀请，他还高兴地和北航的一些同志照了相。眼看着好多记者又围了上来，他着急了，冲着我比划了几个手势，又指了指外面，那意思是说：“我的任务已完成了，我就先走了。”见我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立马冲出记者的包围圈，消失在人群中。李素丽在现场曾对我说，我们这几个人，杨老师对国家的贡献最大，他的人品我是最佩服的。北京电视台的记者在杨老师的展区抓住了我，非要我讲几句话，我推脱不了，就说了几句心里话，“时代需要杨为民同志的精神，他不仅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典范，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楷模。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人们敬佩杨老师的人格魅力，正反映了人们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真情呼唤。” 　　10月26日，是展览闭幕的日子。市委宣传部要开一个展览的小型总结会，应韩村河田雄同志的盛情邀请，总结会定于当天下午在韩村河山庄召开。会议事前通知，各单位来个领导和宣传干部，八位先进人物必须到场，还特别希望他们都带上自己的家属，在山庄住一二天。参观一下石花洞、藏经洞等，放松一下。到了韩村河，我看到李素丽带着丈夫和孩子来了，而许国富则带来了自己的老妈。杨老师呢，他的陪同“家属”则只有申建军副书记和我。在去赴会的车上，杨老师就和我俩商量，“会是躲不了了，还让我发言，讲什么，你们给出个主意；饭也是要吃的，田雄盛情，估计是拿农家饭菜招待，这个好，不吃白不吃；至于住嘛，就没这个必要了，给人家添这个麻烦干嘛! 吃了饭咱打个招呼，就说明天一早都有会，咱就开溜，你们看行不行?”申建军和我异口同声，“我们是陪您来的，一切安排全听您的，您说走咱就一块儿走。” 　　龙新民部长在总结会上，称赞这个展览是六中全会前献给全市人民的一个礼物，是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他还特别提到杨老师等同志在工作那么繁忙的情况下，所给予的支持和配合。李素丽在发言中特别提到，论贡献没法和杨老师比，论思想没有杨老师境界高，一定要不辜负党组织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杨老师在发言中则表示，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党和人民给了这么高的荣誉，心里不安，回去后，一是要学习其他同志的好思想、好经验，和同志们一起，把工作干好。而我则利用这次难得的聚会，请八位先进人物在我事先准备好的展览请柬上签名。对于我这个收藏爱好者来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藏品。当晚，我们就谢绝了田雄同志的一再挽留陪同杨老师返回了学校。 　　曾有不少记者都问过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你能不能用一二句话概括一下杨老师的事迹? 我都是这样回答: 概括起来看，杨老师既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开拓者，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楷模，一句话，他是新时期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做人做事的榜样。可惜，那么多的记者问了、记了，但谁都没有采用这句话。我以为，这不是大话、空话，更不是拔高，而是我几十次翻看、改写新闻稿、报告稿和组织宣传采访工作过程中的真实感受，是我和杨老师20年交往的内心体验。 　　我曾就记者们常问的“图什么”和杨老师聊过，他说：“你说我图什么? 图当官? 我不是当官的料，父母不让我当官，我也不想当官;图钱？钱够花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父母生养了你，国家培养了你，你得为父母争点气吧? 你得为国家干点事吧？还有什么好图的。”“人来世上一遭，不容易，总得干点事吧，留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留遗憾!” 　　我曾看见北京电视台《今日话题》记者胡晓琳问一位年轻老师一个问题，“听说杨老师平时挺严厉，好训人，那你怎么看杨老师？”这位年轻教师略加思索后说，“理由可以说很简单。一、杨老师带我们干的是大事业，都是国家急需的课题，年轻人干事业总想为国家出点儿力，就跟他干了；二、是在这个系里干，对自己的业务发展是有利的，杨老师对我们每个人的业务发展都商量过规划过，我们觉得在这儿有前途、有奔头；三、是杨老师要求我们是严，有时脾气不好，但他是为了工作，为了尽快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我们也理解他，何况他平时对我们挺关心的，你看他严厉，可接触多了，其实杨老师挺有人情味的。再者说，更重要的是杨老师的人品、人格对我们影响太大了。”朴实的话，令记者唏嘘不已，感叹不已，我也很受教育。 　　为了工作，他可以拼死拼活；可对自己，却是能凑合就凑合。比如说，看病吧，他就经常自己给自己看病。一次我陪他去开会，回来时已是中午，他在车上和我与司机商量，“12点多了，我请大家吃饭？”我忙说：“不用了，赶快回学校吧。”他有些歉疚地说：“那我还想耽误你们一会儿饭，咱拐个弯去买点儿药，再回学校。”车开到北医对面的药房，他不让我们下车，他径自快步进了药房。十几分钟后，他乐呵呵地提着两大塑料袋药品上车了，“哎呀，瞧瞧，这些药又够我挺一个月的了。”我说他不该不去看大夫自己瞎买药，“不能说瞎买，我自己的病自己清楚，这些药也是大夫经常开的，久病成良医，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 而我十分清楚，任务越来越重的他，舍不得或者说不愿意把时间用在看病拿药上，而这一次次地掏钱买药，我还没听说他报销过。 　　清晨5:00，窗外已开始大亮。写到这里，我的心情稍好一些。我总觉得这些事应该记载下来，也应该告诉大家，让大家更了解更理解杨为民。我也知道，这些东西是任何刊物也不可能登出来的，但我总觉得不写下来、不说出来，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作为一个宣传组织者的内部报告吧。 　　 　　 　　 写于1996年10月某夜 　　 　　 　　补记：这可以说是“尘封”了五六年的一个稿子。1996年10月底，当时在做宣传杨为民的总结工作的背景下，一个个感人的场面经常在脑海里闪回、涌动。索性不睡了，一个夜晚就赶写了一万多字，很潦草。当时也没想有什么用，反正有一种冲动，一种先写出来再说，不记载下来觉得对不起谁的冲动，写了整整一夜。天亮了，停笔了，但总觉得还没写完。1999年在中宣部通知宣传杨为民时，有几位同志看过这篇东西，其余时间就一直放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杨老师病逝后的第三天，在为党委起草《北航党委关于在全校开展向杨为民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初稿时，我曾和工程系统工程系总支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我无意中说了手里还有这么一个多年没用的稿子。系总支书记刁怀军反应很快，说麻烦你再忙也要抽时间整理出来，你这个角度和别人的肯定不一样，我们系里准备出个杨为民同志的纪念册，应该放在里面，拜托拜托。“五一”长假，时间宽裕了，我把底稿拿回家，辨认着自己当年潦草的字迹，回想着发生在1996年那一幕幕的故事，还翻看了自己在1996年的工作日记以及有关资料，修正和补充了一些内容情节。这次用了五个夜晚，把文字稿重新整理了一遍。文字是多了一点儿，但考虑到以后机会不多了。 　　笔拙真情在，长文寄哀思。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杨老师的深深怀念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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