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杨为民老师离开我们半年多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了24年，他是对我影响最大、帮助最多、了解最深的教师之一，可谓是良师益友、人生楷模。 　　记得第一次与杨老师相识是在1985年暑期学校工作会议上，我和他同分在一个小组。当时，我任校团委书记。一天小组讨论休息时，他问起我留校后对工作的体会和感受，看到他出自一个长者的关心，我一股脑向他倾诉了我的苦闷。1982年大学毕业时，同班共有8名同学留校。以后这些同学陆续出国深造，我则放弃了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转而搞学生工作。这样的反差，使我心里很不平衡。我的同学也多次劝我改弦更张。杨老师听完我的话，沉思一下，对我讲起他从事航空事业的经历。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不能完全以自己的选择为坐标，出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留在国内也不会没有作为。我们都是十年浩劫的见证人，现在国家百费待兴，需要人啊！你现在从事的共青团工作，很多人可能看不上，但这个岗位太重要了，年轻人的事还要年轻人自己去干。会议期间，我们又交谈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次相识，既使我认识了杨老师，也使我在杨老师的点拨下，坚定了在国内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无话不谈。 　　1987年，我脱产攻读研究生，听说推荐他当校长，他不愿意干，我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他，问他原因。他反问我，如果一个人正在有一种新的追求，而且意志很坚定，这时出现新的情况，该怎样做？我明白他所指的追求，是他正在奋力创建的可靠性工程事业。我回答说，这要看哪种工作更能为学校做出贡献。他接下来说，当校长固然可以发挥作用，但我认为在现在的岗位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用的大小并不是与当官的大小成正比的。谁当校长，我都会全力支持他们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更清楚了他的为人。杨老师始终不看重个人的名利、地位和荣誉，凡是与此有关的事情，他都会马上拒绝。时间长了，学校只好不再找他，而与系里其他领导商量。从1994年起，我多次动员他申报博士生指导教师，他多次回绝了，放弃了几次机会。直到1997年，我和沈校长又找他谈，陈述他不申报，将影响到系里其他同志的利害关系。他听说要影响别人，才同意申报。从1998年起，我动员他申报工程院院士，他又是一口回绝。我一再向他解释，这不是你个人的事，这是学校行为，他还是不肯。我只好找到当时的石荣德副主任，请他帮助组织材料，而杨老师一直在校内外忙于工作上的事，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杨老师对工作的满腔热情和辛勤奉献，在北航几乎有口皆碑。公而忘私在他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一但投入工作，他可以忘掉一切。记得200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从办公室出来已是11点多了，路上遇见准备送他回家的司机，司机告诉我，已经在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杨老师还没出来。司机又和我提起，前几天来办公楼下接他回家，许久没见他下来，只好到楼里找，结果发现他坐在楼梯上睡着了。我马上到杨老师办公室，我以要和他在车上谈事为由，催促他赶紧回家。在陪他回家的路上，我希望他自己要注意身体。他对我说，我已经60多岁了，能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但要干的事太多了，身体与工作相比，只能顾一头啊！我说，您的身体健康不是您个人的事，是全系的事，甚至是全校的事，您应该引起重视。他回答说，我会考虑你的意见。可是，以后他还是那样工作，我曾多次提醒他身边的同志，要多劝杨老师放慢工作节奏，劳逸结合，这些同志都说，杨老师一旦投入工作，谁也没办法。在他的日程表上，似乎就没有休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我经常要找他，而找到他，大部分是在航空航天厂所或试验基地，他回来总是一下飞机就和我联系谈工作，我提出让他先回家，工作明天或以后再谈，他总是说，明天又有别的事。 　　我1994年开始任副校长，上任不久，我征求他对如何做好工作的意见。他说，你放心大胆去干，只要做的都是符合北航利益的事，就不要犹豫。我提出希望他发现我工作有失误或考虑不周，请及时提醒我，帮助我。后来，他多次找我，提出对学校工作的看法，向我介绍学校的历史背景，如何更好地把握某项工作的尺度。一次，在制定学校职称政策时，我提出要调整学校教师职务布局，按各院系的不同情况设置职称结构，他知道此事后，一方面肯定应该这样做，同时又向我提出应该有个过渡时期，一下子就转变到位，事必对一些老院系产生影响。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对当年的职称政策做了修正。类似情况，在我任副校长的八年中，发生过多次。 　　对于我的工作，他总是全力以赴地支持，没有任何保留。他在系里反复强调，只要是学校的事，必须服从大局。他领导的系在北航有很大的特殊性，但他很少强调这一特殊性，一再说不能给学校添麻烦。2000年，学校开展内部分配制度改革，我与他商量工程系统工程系的改革方案，话刚一开题，他就向我提出，工程系统工程系的改革不能增加学校负担，有矛盾尽量由系里承担。由于他和系里其他领导的大力配合，工程系统工程系是那次改革中进展最顺利的系之一。 　　自从杨老师在国内率先开创了可靠性工程研究，他心中最大的牵挂就是这项事业的发展。短短十几年，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从零开始，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同类学科几十年的历程。这十几年，是杨老师人生最辉煌的时期。经过他的努力，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开始有了可靠性管理、可靠性设计，依照可靠性作为保障，大大缩短了武器装备研制的周期，提高了武器装备质量。杨老师为此做出的贡献，恐怕难以用金钱来衡量。我曾经多次与杨老师探讨可靠性工程实验室的建设，亲眼目睹了他如何以开拓创新的精神，抓住机遇，寻求发展，在那些日日夜夜，他经常是彻夜工作，几乎没有节假日。1999年6月，朱开轩同志提出到北航全面看看，我陪他到可靠性工程重点实验室，他看后对我说，真没想到工程系统工程系在短短的几年内会有这样的发展，特别是实验室建设到这样的水平，这在国内大学都是罕见的。 　　杨老师在工作中一直坚持求实的作风，他对工作中搞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一次，我和他讨论对一些干部热衷于“搞政治”的看法，他对我说，干工作千万不能沾染“搞政治”的风气，“搞政治”只会败坏我们的事业。年轻人千万不能染上这些不良风气。 　　2001年夏天，经检查发现他患了胰腺癌。经学校领导多次劝说，他总算同意住院。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对待病情，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在他住院期间，我曾几次去医院看望，每次他总是极其关心学校的发展。在他去世前三天，正值北航领导班子换届后，我到医院看望，他已经说不出话来，见我走进病房，他微微欠起身子，我知道疾病已不允许他起来，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上下摇晃，嘴里想说话但说不出来。我对他说，您要说的话我明白，您放心吧！临告别时，他一手拉着我，久久不愿松开，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三天后，当我目送他走完人生的旅途时，已无法与他沟通了，三天前的一幕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我知道，我们最后这次交流，虽然没有语言，但却令我永生难忘，杨老师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给予我鼓励、期望和嘱托。这将成为我人生的动力，激励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永远拼搏。 　　杨老师走了，他用光辉的一生铸就了一座优秀知识分子的丰碑。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对所有的后人都是一种激励。而光大北航，提升北航，对我们每个活着的北航人来说，就是对杨老师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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