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为民，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程系统工程系主任、可靠性工程研究所所长。他是我国国防科技界、教育界的著名专家，我国可靠性系统工程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2年1月30日，杨为民溘然长逝，享年六十七岁。他的逝世是我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重大损失。 　　杨为民生前载誉全国。人们缅怀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扬名一世为民求，金奖得主，功胜千秋。吞悲思友情难抑，不落凡泪但记心头。”北航党委化悲痛为力量，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比杨为民差什么？向杨为民学什么？”的讨论。这场讨论把哀痛化为了沉思，唤起人们从不同的视角，透视同一个问题——杨为民的一生留下了什么？ 　　在大讨论的氛围中，我们走访了一些熟悉杨为民的人。人们的追忆逐渐把我们的思索集中在四个字上——事业、他人。这四个字对杨为民来讲，就是他的生命之轴，维系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围绕这四个字，我们解剖了杨为民和事业、杨为民和他人，以及在他人与事业之间的杨为民这三对关系，从一件件感人的事情中看到了杨为民晶莹的内心世界，找到了杨为民行为的答案。 　　杨为民的生命是以事业为形式而存在的。当他感觉自己能够顶天立地的时候，他似乎只懂得奋斗事业，不懂得珍惜生命；当他了知死神降临的时候，他才第一次留恋生命，才懂得生命对事业的重要。所以，杨为民一生以事业的需要取舍生活的需要。 　　 12001年6月23日晚上，刚刚参加完沈阳一个新机型评审会的杨为民，匆匆登上返回北京的航班。一下飞机，他就被接到了离市区90公里的密云，去参加另一个评审会。 　　与此同时，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份诊断报告送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楼士礼的手中。老楼看着诊断报告，吃了一惊：杨为民，胰头癌晚期。 　　密云评审会会场，讨论热烈地进行着。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杨为民的发言：“老杨，诊断报告出来了，请你马上回来。”杨为民听出这是楼书记的声音，来不及多想什么：“你让我把会开完，就回去。” 　　第二天下午，校党委派杨为民的同事龚庆祥强行把杨为民接回学校。这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让杨为民对自己的病情明白了大半。在回城的路上，杨为民言谈自如，反而开导大家：“一辈子为党和人民做点儿应有的贡献，我就心满意足了。” 　　心里惴惴不安的龚老师把杨为民接到自己家中，因为龚老师的爱人一段时间来一直为杨为民看病，杨为民非常相信她。当龚老师的爱人把实情告诉杨为民时，他掏出一支烟，沉默着把烟点燃。这是他最后一次抽烟，一连抽了四五支，然后说：“明天我就要戒烟了。”当晚11点半，杨为民又驱车一个多小时赶回密云，若无其事地继续主持第二天的会议。 　　7月3日，杨为民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病房。几天以后，医院决定为杨为民做手术。手术原定进行七个小时，而三个多小时后，杨为民就被推出了手术室。几天以后，杨为民听到这个情况，面对赶来看他的屠庆慈老师，落泪了。屠老师很惊讶，以为杨为民绝望了。而杨为民说：“我的生死无所谓，我担心的是咱们的事业，咱们的事业太大了，咱们的队伍还有断层，我想再干三年，让年轻人成长起来，70岁再退，可现在……”屠老师明白了，杨为民的泪是为事业而落。 　　1月30日凌晨4点05分，杨为民与世长辞。第二天，协和医院专家病房护士长王俊清见到了杨为民的女婿，惋惜地说：“老天不公平，这么好的人怎么就留不住？”女婿含着眼泪说：“他生前生活不规律，把精力都耗尽了。” 　　 21953年，18岁的杨为民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他又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火箭专业。两年后，他毕业留校工作。“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参加研制了无人飞机，另一件就是搞可靠性工程。”这是杨为民对自己一生事业的一个总结。为了这两件事，杨为民披肝沥胆，呕心沥血，透支着自己的生命。 　　20世纪60年代末，某超级大国高空无人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为了与超级大国空中挑衅针锋相对，国防科工委向北航下达了研制高空无人驾驶照相飞机的任务。时年33岁的杨为民受命担任这种飞机的技术总负责人。在军事技术高度保密、相关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杨为民带领大家拼搏了近10个年头，攻克无可计数的困难，解决了大量的技术难题，终于迎来了试飞的那一天。 　　1977年冬，我国自行研制的无人驾驶飞机进入试飞阶段。 　　 京郊某机场，组装无人机的工作紧张地进行。一天，经过10年苦心研制的无人机的心脏——发动机被运到试飞基地。担任试飞总指挥的杨为民担心在吊装过程中发生意外，就找来其他重物进行试吊。他亲手操作手摇吊车，重物刚刚被吊悬空中，不料，吊车机件突然失灵，重物急速坠落，重力加速度使杨为民手中的摇把飞速地向顺时针方向旋转，“啪 ”地打在杨为民的左脸颊上，顿时掀翻了巴掌大的一块肉皮。杨为民被送进医院，手术做了4个小时，缝了40多针。刚下手术台，他就要求回机场。试飞队政委拦住他：“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养伤，不许离开医院！”杨为民坐卧不安地在医院住了一周，天天闹着出院。医生拗不过，只好违心地开了绿灯。出院那天，医生再三嘱咐杨为民：“一定要全休，一周后回院复查。”杨为民一出院就直奔了机场，一干又是40多天。伤口感染、化脓了，一连发了40多天的低烧，他没当回事，硬是等完成了试飞任务才回医院治疗。医生揭开他脸上的纱布，看到几乎溃烂穿孔的腮帮，急了：“你为什么不按时来复查？没见过你这样玩命的人！”这块伤疤给杨为民带来了一个绰号：“拼命三郎 ”。 　　杨为民一生最珍惜的就是时间，他以分秒为单位追赶着自己的事业。 　　30多年前，我国的可靠性工程仅停留在理论研究阶段，并没有把这个理论真正转为工程应用。一桩堵在杨为民心中的事，激发了他把后半生的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20世纪70年代，我国自制的“运七”飞机飞上蓝天。但10年过去了，它没有真正投入国内的航班运行。因为“运七”飞机机载设备的使用寿命只有300-500飞行小时，而国外同类型客机相应设备飞行时间达数千小时。一位民航部门的领导无奈地说：“这种飞机，我们不敢用，也用不起呀。”这话虽然不是冲着搞航空科研的人说的，但杨为民听了，却也感到有些无地自容。 　　要让中国自己制造的飞机赶上国际领先水平，必须突破机载设备定寿、延寿研究这道难关。杨为民瞄准了这件意义深远而当时还没有引起很多人重视的重大事情，开始了一番新的拼搏。 　　可靠性工程研究当时在国内还是一门较新的边缘学科。要攻破这个难关，必须迈过三个门槛：要进一步加深符合中国国情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理论研究，要提出运用可靠性理论的方法，要攻克可靠性工程在实践中的难关。为了这番事业，杨为民苦心地安排着生活中的分分秒秒。 　　杨为民每周都有一张工作日程安排表，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就连节假日也没有落下。秘书杨崇颐手中保存着一张杨为民1996年的 “一周工作日程安排表”，可以看到，在短短的７天里，他在全国奔走了四个地方，作了四次报告或讲课，其中有两个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杨为民的心脏不好，心室早搏，不宜长途旅行，也不宜坐飞机。可是为了抢时间，他顾不上这些，有时一天要飞两个地方，还经常有让人拿着机票在机场等他转机的事情。 　　十多年来，杨为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是在家中度过的，出差是他生活中发生频率最高的事情，以致于他在与别人交谈学术问题的时候，也喜欢拿“宾馆、房间、客人”做例子。一次，杨为民指导两个学生为总装备部做一个数据库，他下意识地打了个比方：“这个数据库好比一座宾馆，处理数据好比是安排各种各样的客人进入房间。”把数据库比喻成宾馆，把数据比喻成需要入住的客人。形象的比喻是杨为民重复的生活经历的反射。他对宾馆、房间、客人情有独钟，也就不言而喻了。 　　杨为民时时刻刻把飞机装备的可靠性装在自己心里，而偏偏把自己身体的可靠性放在了这个概念之外。 　　杨为民截止一天工作的标准就是当天事，当天完。一次，他和同事到成都开会。按照事先的日程，当天晚上必须赶出一份报告。晚上七点多钟，宾馆突然停电。与杨为民同行的龚庆祥心想：今天晚上就算了吧，也好让杨老师休息休息。到了8点，杨为民举着蜡烛敲开了龚庆祥的房门，说：“咱们说定的事要干完它。”就这样，他们在烛光下，从8点一直干到凌晨1点。又一次，杨为民在办公室加班到了凌晨两点多才打电话给司机，要车回家。可司机到了楼门口，左等右等也不见杨为民，找了半天，才发现杨为民已经坐在楼梯上睡着了。还有一次，杨为民觉得自己手中的工作一时半会儿干不完，就抓起电话，通知司机不要等他。第二天，司机见到杨为民，便说：“杨老师，您知道昨天打电话是几点吗？已经都夜里三点了，看来您是真忙糊涂了。” 听完这番话，杨为民觉得特别对不住司机，连声说：“忙晕了，忙晕了。” 　　同事们都说杨为民累，杨为民自己也说累。他明白，自己像是镶在一个高速旋转的轮子上，只要事业不停，自己就停不下来。他也知道，凡事都有因有果，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来的。 　　他有严重的肠胃病，长期以来不能吃肉，不能吃长纤维蔬菜，平时他吃的最多的是煮烂的面条和鸡蛋。但他曾经8天8夜没有离开办公室；曾经几次晕倒在工作现场；为了支撑他的精力，他的杯子里经常是一半茶叶一半水；一天两盒香烟抽不到头，急了还要用茶叶卷卷“大炮”过过瘾。 　　过度的劳累和不规律的生活让病魔在杨为民身上找到了空子。1991年春天，同事们看出杨为民脸色很难看，就催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系里的领导知道他脱不开身，便向校长、书记作了汇报，学校作出了让杨为民暂停工作、住院检查的决定。可杨为民该忙什么还忙什么，似乎永远也想不起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杨为民也知道自己小病不断。每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花钱买最好的药，大剂量地服用，用这种方法扛一扛。一次，严重的肩周炎疼得杨为民抬不起胳膊，同事帮他贴膏药时，发现他后背上满是小水泡，看得出这是药物过敏，就对杨为民说：“您别这么用膏药，用多了，以后就不管用了。”杨为民解释说：“我得赶快把病压下去，好干活啊！” 　　一直拖到这年夏天，在大家一再催促下，杨为民才去医院。经过十几天的系统检查，医生发现他的慢性病多达七八种。而杨为民对系里的同事说：“我是搞可靠性研究的，我身体这个产品，关键件、重要件都没什么问题，起码还能再干八年。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再‘抗战’八年，把可靠性系统工程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把接班人带出来。” 　　这以后，杨为民依然像前些年那样以事业的需要取舍生活的需要。 　　杨为民人日渐消瘦，已经吃不下什么东西了。同事龚庆祥还记得，杨为民参加航天科工集团的一次会议时，走上三楼去吃饭都显出很吃力。中午，龚庆祥接到杨为民的电话，说：“我很累，想睡一会儿。你会前15分钟叫醒我。”下午，杨为民显得很难受，但一直撑着开完会。晚上，他又赶回学校，拖着疲惫的身体给空军某部的同志讲了三个小时的课。 　　到了2001年6月的一天，杨为民突然对同事龚庆祥说，请他爱人给看看病，开点中药。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看病。龚老师的爱人看杨为民面色极为不好，力劝他到医院去检查。两天后，杨为民去医院检查，大夫摸出他肝脏肿大，让他做B超，B超看不清，又去做核磁共振。杨为民心里纳闷：“什么病啊，要看得这么仔细？” 　　 3杨为民最终知道了自己不愿意知道的事情。他相信科学，生命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此时的杨为民，不仅深深懂得了生命对事业的重要，更加懂得事业对生命的意义。他在自己人生的最后时刻，以惊人的毅力，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天，向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事业发起最后的冲刺。 　　医生为杨为民做完手术后，杨为民知道身上的肿瘤并没有被切下来，但他很平静。他怕别人为他的病情担心，影响工作，便对女儿说：“一定要控制消息，别让更多的人知道。”对前来看望的同事们，他一如既往，谈笑风生，说：“大夫已经给我做了手术了，你们别惦记，回去好好工作。” 　　手术后两个星期，杨为民就把自己的病房当成了办公室。半年的时间，在这里正式的会就开了十几次，有多少次会他都是打着点滴开下去的；他与同事们的个别谈话或交待工作更是不计其数。他还与医生达成了一份默契：“我全力配合治疗，也希望你们允许我出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 　　住院期间，杨为民一共外出参加了五次会议。其中两次是到学校布置和研究工作，三次是参加国防重要项目的研究。一次，杨为民开会回来，护士长见他脸色不好，就问：“您累了吧？”他说：“是有点儿累，可是你知道吗，我这次出去，一下子拿回了4000万的合同。”看着杨为民那股兴奋劲儿，护士长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以后的两天，杨为民一直是在高烧中度过的。去年9月的一天，杨为民让他的秘书通知系里的干部来开会。会上，他对病情只字不提，说的全都是工作。只是到最后，他才风趣地说：“你们放心，我得的可是富贵病、高级病，你们得不着。”当时，在场的人没一个笑得出来。老师们都知道，杨为民在安慰他们。可谁也没想到，这是杨为民最后一次踏进北航的校门。 　　住院期间，杨为民用电话与外界联系，累加起来不知有多长时间。在他临终前59天，杨为民给系副主任康锐打电话。电话中，他一面了解系里的工作情况，一面谈自己的设想。康锐一直站着接完这个电话，放下电话后，他发现已经严重腹水、每天只靠3升营养液维持生命的杨为民竟与自己说了40多分钟。就在杨为民临终前两天，我国某新型导弹发射成功。总质量师在千里之外，兴奋地把电话打进了杨为民的病房。杨为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几乎不像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他高声地说：“向靶场一线的斗士们致敬。”杨为民身旁的护士此时特别懂得杨为民的心情。她们记得曾经问过杨为民，北约导弹袭击我国大使馆是误炸吗？杨为民肯定地说：“绝不是误炸。导弹准确得连个铜钱眼儿都能打中。我们要强大呀，强大了才没人敢欺负我们。” 　　2002年1月29日，杨为民临终的前一天。一大清早，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的几位主要领导就接到了杨为民向他们问候和安排工作的电话。他们以为今天杨为民的精神不错，怎么也没想到这是他在和大家作最后的告别，把他难以割舍的可靠性事业郑重地托付给他们。 　　1月29日中午开始，杨为民昏迷不醒。他是一个控制力极强的人，这说明他身体中可以控制的能量几乎没有了。晚上，北航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赶到病床前看望他。杨为民的爱人流着泪对校领导说：“老杨能说话的时候，一直念叨他们系的教学科研楼还没盖起来。”杜书记连连说：“知道，知道。在医院里老杨已经跟我说了好多次了。”…… 　　杨为民一生填补了我国的两个空白。他主持研制的无人飞机装备了我国空军；他提出的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方法论在航天、舰船、兵器等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武器装备可靠性事业的深入发展…… 　　 4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从事的事业，听起来让人感到十分骄傲。几十年来，他们和天上的飞机、导弹、火箭、飞船打交道，和地上的坦克、战车打交道，和水里的潜艇、舰船打交道。然而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掂得出这“骄傲”的份量重如泰山，也深深懂得，怎样做才能配得上这份骄傲，因而，杨为民苛刻地要求着自己和他带领的这支队伍。 　　杨为民常说：“要把可靠性事业搞上去，就要有一批可靠的人。这种可靠的人首先是干事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一次，美国的航天飞机发射失败，杨为民抓住这件事，反反复复提醒大家：“小处不可靠，大处就不可能可靠。一个小小的螺丝没有拧紧，就能毁掉一架航天飞机。真是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 　　杨为民欣赏敬业的人。但谁要不敬业，哪怕是一点点小事，他都不会原谅。 　　一次，刚刚毕业分到系里的李传日正在赶写一份航空部的技术鉴定报告。就在这个时候，李传日的宿舍被撬。他知道后赶回宿舍，发现钱被偷走了。这个农村来的小伙子一下子懵了。他定了定神，马上又返回了办公室。他明白，鉴定会两天以后就要开，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任务耽误在自己手上。后来，李传日写的报告在会上得到专家一致好评，这个科研项目也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杨为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佩服。他知道，李传日是一个靠学校助学金才能上学的人，这些钱是他一分一分从嘴里挤出来的。出了这事儿他都没耽误工作，还写出了高质量的鉴定报告。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鼓励。杨为民不仅在各种场合赞扬这件事，而且还从系里拿出1500元奖励了李传日。这些钱，在当时相当于李传日近一年的工资。 　　又一次，王自力和康锐跟着杨为民到成都开会。一天下午，杨为民派他们两人去另外一个地方布置第二天会议的会场。两人去了以后，简单地布置了一下就急着赶回来参加会议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杨为民碰见他们，心里纳闷，两个地方来回的车程就需要一个多小时，便问：“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王自力说：“会场已经布置完了。”当时，杨为民什么也没说，但心里有数：这么短的时间， 怎么能完成那么多工作呢。一吃完饭，杨为民二话没说，急忙拉着王自力和康锐直奔那个会场。杨为民在台上台下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果然发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时他发火了：“这是全国第一次举办可靠性专题会。这么重要的会，你们就为了赶一顿饭，把事儿做成这个样子，你们的出息在哪儿呢？”杨为民边发火边又带着王自力他们把会场重新布置了一遍。这件看起来似乎是小题大做的事情，王自力和康锐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们俩都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也懂得用这样的话告诉下级：“只知道在大处敬业，而不懂得从小处着手的人，就算不上是敬业。” 　　杨为民要求人人工作要拼命，但为了这个“拼命”，他也几乎向每一个人都道过歉。 　　去年6月的一天晚上，杨为民带着同事孙宇峰加班赶份报告。其间，有人小声地告诉杨为民：“小孙这会儿还发着低烧呢。”杨为民放下手中的活，走到小孙面前，说：“发烧啦？去看看病吧。”小孙说：“这点儿小毛病算什么呀，我年轻，能扛得住。倒是您，这么大年纪，要好好休息。”杨为民听了心里又感动又不是滋味，说：“好样的，有点儿精神。咱们的报告还真得赶紧写出来，人家还等着要呢。”就这样，爷儿俩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把评审报告赶了出来。 　　又有一次，系里要求大家三天之内整理出几百页的上报材料，全系的人昼夜加班，都处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一位同事手头还有其他紧急任务，问杨为民：“能不能晚几天交任务？”杨为民没有答应他，说：“不行，这时候哪能讨价还价，必须按时完成！”事后，杨为民意识到自己的那句话伤害了同事，马上向他赔礼道歉，还几次在会上作了检讨。听着杨为民做这样的检讨，同事们的心都碎了：“老杨为了工作，命都不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他这么干！” “活着就要干，不干白活着。”杨为民的这句话始终激励着全系的师生。“七五”到“九五”期间，杨为民和同事们与国防工业各个部门的同行、专家团结协作，集体攻关，共承担了300多项科研任务，全部按期完成，获得了46项奖，其中国家级5项，部委级40项，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项。 　　杨为民盼着大家都能快出成果、多出成果，但他要求的是经得住考验、用得上的成果。 　　可靠性工程研究所软件实验室研制的一套测试软件，在我国的新型号飞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好评。军方对这个软件的评价是：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在一次评奖活动中，这个成果准备报国防科工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正好，杨为民又是这次评奖小组的组长。就在为这个成果定级时，有不少专家认为可以评一等奖，但谁也没有想到，杨为民面对自己带着大家一手搞出来的成果，竟说：“这个软件只能用在这一个型号上，别的机型用不了，通用性差，还需要完善，不能评一等奖。”结果，这个软件只评了二等奖。现如今，有不少奖都是争出来的，杨为民手中掌握着评奖的权力，却力主拿掉了这个一等奖，着实让许多人纳闷。而在杨为民的眼里，奖励不是利益，而是一种责任。担负不起一等的责任，就不该拿一等的奖励。 　　研制神舟一号飞船，需要搞一个飞船安全性设计指南。系里接到这个任务后，老师们花了很大功夫，翻译了几十万字的外国资料，搞了一个初稿。他们把初稿交给杨为民后，杨为民觉得里面外国的东西太多，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的东西太少，说：“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既不像俄罗斯，也不像美国，要结合我国自己科研水平的实际来搞。不要弄得纸上成果一大片，产品当中看不见。”接着，他严格地提出要求：“飞船是载人的，大家一定要精心、精心、再精心，搞得可靠、可靠、再可靠。”接着，他把神舟号飞船的设计人员请来，一连开了四五次研讨会，数易其稿，终于搞出了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性设计指南。我国宇宙飞船的三次成功升空、安全返回，诠释着一大批像杨为民这样的人的可靠性。 　　 5事业之绳紧紧地连接着杨为民和他的同事们，而感情之结牢牢地把杨为民系在了同事们的心上。杨为民去世以后，参加追悼会的多达千人，有部队的将军，也有学校的工友。数不清的挽联几乎把灵堂内外都染白了。人们挡不住杨为民匆匆离去的脚步，而每个人的心里却永远留下了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有人这样说：“现在，哪怕是让他再骂一顿也好。”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杨为民一生克己为人，使人想起来难舍难分。 　　2002年2月17日，这是杨为民去世后的第18天。杨为民的女儿杨宇澜打电话给系里的石德荣老师说：“您什么时候在，我把学校分给我爸爸的那套房的钥匙给您送去。”石老师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愣住了，急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杨宇澜平静地告诉石老师：“我爸爸去世前一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去世了，你要帮我把学校分给我的房子收拾干净，交给学校。还有年轻的教师等着房呢。’”杨为民对女儿说的这最后一番话，很快传遍了全系。当石老师把钥匙交到系里管房的付同武老师手中的时候，付老师心里热如潮涌，当年杨为民是怎样搬进这套一居室单元房的情形，再一次闪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杨为民在北航工作了四十几年，始终没有伸手向学校要过房，一直住的是妻子单位的宿舍。1970年，学校看到杨为民常常工作到深夜，还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往家赶，便千方百计想办法在校内给杨为民找了一个能够临时休息的地方。这样，杨为民就被安排进了学校里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筒子楼。十几年的光景，杨为民就在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里，完成了无人飞机的设计工作，思考着可靠性工程这样一个中国还没有开展起来的事业。1992年，学校的房子条件好了一些，校长又想到了杨为民，亲自批了一套一居室的单元房，想改变一下杨为民的生活状况。杨为民知道后，婉言谢绝了。而在同事们眼里，杨为民是学校的功臣，别说分一居室，就是分三居室大伙也会说是应该的。这套房子的钥匙一直在付同武手中攥了两三个月。校房管处的同志对系里说：“你们要做做杨老师的工作，一定让他搬啊。”这时杨为民说：“我在学校住就是为了工作，能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房子再大又有什么用？一个人不也就睡一张床嘛！何况现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年轻人连放张床的地方还没有呢，蜜月还是靠借房子度过的。”系里老师觉得用房子说房子，永远说不动杨为民，便把校党委书记搬了出来。书记了解事业的份量在杨为民心里有多重，就带着命令的口气对杨为民说：“筒子楼里条件差，连喝水、上厕所都不方便，休息不好，就工作不好，为了事业你一定要搬。”杨为民终于不说话了。于是，同事们趁着杨为民出差的机会，给他搬了家。 　　其实，杨为民早早就理解了事业与房子之间的关系，青年教师姜同敏曾经就是因为房子的问题才无奈地提出要离开北航。杨为民也是用事业做通了姜同敏的思想工作：“开拓可靠性事业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丢掉了这个事业，可惜呀。努力干，面包会有的！”姜同敏也是这样留了下来。 　　1995年，杨为民在系里有了一定资金的情况下，下决心为改善系里同志的住房问题多做一些努力。这一年，系里一次性拿出了100多万元，帮助同志们参加学校的集资建房。老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改善了，缺房和无房的年轻教师有房了，而在几次分房的名单上，始终就没有见到杨为民的名字。 　　 6在高校里工作了几十年的杨为民，特别知道知识分子内心的需求。知识分子一生有很多的追求，但不论追求什么，有一样东西是割舍不下的，那就是社会对自己学术水平的承认。因而，在高校这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职称就成了物以稀为贵的东西。 　　在北航，一位长期与杨为民一起工作的老师，曾看到杨为民流过三次泪，其中有一次就是为了职称。杨为民领导的那个系，从事的是国防事业急需的工程项目，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保密的，而评定职称要看老师在公开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所以评正高级职称时，100多人的系里，每年只能评上一两个。杨为民几次想为系里的老师多争取一些名额，但因为名额紧张，始终没能如愿。为此，他背着那些隐姓埋名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又不能评上高级职称的老师落泪了。为了可靠性事业，杨为民硬着头皮一年一年地去争取，请求学校给系里一些特殊政策。去年，在学校的支持下，这个特殊政策终于出台了：工程系统工程系评职称不再拿到学校去评，而是请军事装备研制领域中的专家来评定。这么一来，系里去年一下子就有三位青年教师被评为教授，这也为热爱这项事业的年轻人今后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通路。 　　杨为民为了事业给老师们去争职称，同事们却为杨为民让职称发过火。 　　1985年，学校评教授，系里同志感到，论学识、论贡献，杨为民应该排在第一个。系里两次把申请表送到杨为民手里，他却两次把空白表格交了回来。他对系党总支书记说：“十年动乱，教育界欠账太多。现在名额有限，我就往后排一排吧。”系党总支书记笑了笑，说：“老杨，评高级工程师的时候你就往后排过两次了，你还想排到什么时候去呀？”杨为民也开玩笑地说：“排到我前面没有人了，我就是头一个了。” 　　1987年，学校又评教授。校长考虑，杨为民是国家在研究可靠性工程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评不评教授不是杨为民个人的事情，便对系里做了一个特别指示：“这次老杨一定要上，系里要做工作。”尽管系里的领导、老师轮番找杨为民，但始终没有说动他。这时，系名誉主任张锡纯老教授动气了，说：“老杨是系主任，这样下去会影响系里的声誉。他再推，我就要向学校提出辞职。”当时，杨为民正在外地出差，回来后，听说老主任真的写了辞职报告，急忙赶去找他：“您千万不能辞职，系里的工作需要您指导。”老主任说：“我可以收回辞职书，但你必须申报教授。连你这个系主任的工作我都做不通，我还怎么干工作呢？”杨为民也向老主任掏出了心里话：“我的能力和水平大家都看见了，至于是不是教授，我总觉得意义并不大。”老主任也推心置腹地对杨为民说：“老杨，你应该知道，评这个教授不完全是为你个人，更重要的是为系里、为北航、为这份事业。”听到这里，杨为民完全明白了，自己在对待荣誉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彻底摆脱自我。这一点，老主任和同志们的眼光、全局观念要比自己强。这次，系里顺顺利利地给杨为民评了教授。 　　在予与取的问题上，杨为民也有不听劝的时候。1994年，他获得国家颁发的航空金质奖章，奖金10万元。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发奖时特意叮嘱他：“这笔钱是给你个人的，不许上交。”但杨为民当天就把钱存进了系里的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的账户上。系里管财务的同志对杨为民说：“中央领导有嘱咐，您还是把这笔钱留下吧。”杨为民笑笑说：“既然这笔钱是发给我个人的，那就由我支配呗。” 　　多少年来，杨为民就是这样一笔一笔地支配着属于他自己的收入。 　　1988年，杨为民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得到一架照相机，送给了系学生会。同年，他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提升两级工资。他每月拿出一级工资交党费，一级做学生奖励基金。 　　1991年，他获得军工系统“光华奖”一等奖，奖金5000元。他用这笔钱在系里设立了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之后，他又把自己每月100元的政府特殊津贴放进了这个基金。 　　1993年，他将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称号时所奖励的一台微机送给了校党委办公室使用。 　　…… 　　细心的同事给杨为民记了一本账，从1993年到他去世，他上交到系里的钱共有204413.35元。 　　杨为民心里装着两个“家”。一个是自己的小家，另一个是工程系统工程系这个大“家”。这些年，杨为民获得了不少奖励和奖金，也凭着自己的辛劳挣了一些钱。但他对这些钱怎么花有自己的主意：对小家来讲，钱够花、有些剩余就可以了；而对工程系这个“事业大家庭”来讲，钱越多越好。因为投入得越多，事业就发展得越红火。系里有一张记录杨为民这些年上交的钱物清单，除了各种奖金，还有他的奖励工资、稿酬、论文评审费、外出的讲课费，有的多达几千元，有的少至几元。系里用这些钱建立了专门鼓励年轻人的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10年来，共有近100人次从中获得了奖励，大大地激励了青年人的上进心。 杨为民看了十分欣慰，感到这钱用在了刀刃上。杨为民心里虽然装着两个“家”，但从来没有把两“家”的日子含含糊糊地混在一起过。1994年，学校收取教职工的住房保证金，当时杨为民在外地出差，系行政办公室主任付同武便从杨为民平时上交系里的钱中拿出1500元，替他交了。杨为民回来，知道了这个事情，就找到付同武，把1500元还给了系里。付老师说：“你还还什么呀，这钱是从你交到系里的那些钱里拿出来的呀。”杨为民说：“这不行，钱交给了系里，就是大家的，怎么能花在我个人头上呢？” 　　 7杨为民是我国可靠性工程事业的开拓人、奠基人，他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可靠性工程专业，提出“可靠性系统工程管理”方法论，并提出科学管理策略。从1980年以来他承担了20余项研究课题；发表30余篇重要论文；主编了3部专著。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荣立一等功两次，为国防科技做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给了他许多的荣誉：1988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1989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0年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授予他“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91年他获“光华科技一等奖”；1993年航空工业总公司授予他航空金奖，并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1997年他被授予首都精神文明建设荣誉奖章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9年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2000年被评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而杨为民说：“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就是大家的。个人的贡献放在事业的天平上绝对不能与集体相比。” 　　杨为民并不是有了功劳才这样说。在他小的时候就亲身感受到了别人的付出对自己的存在是多么重要。 　　杨为民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父亲杨秀峰就带着他辗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杨为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当时在大山里行军不能骑马，我只能走着。人小走不动，战士们就用皮带捆住我的腰，上山时前面的人拉着我，下山时后面的人拉着我。我亲身体会到叔叔阿姨们都是自己的亲人，我生活在大家庭中。我们过封锁线的时候，老百姓家穷得缸里腌的都是树叶，可在树叶底下还藏着一点儿白萝卜。我们去了以后，老乡把树叶扒拉开，从底下捞出萝卜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树叶。”正是因为杨为民牢牢地记住了人民群众如山高、似海深的养育之恩，才深深懂得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道理，因而，才会从他的心底里流淌出对别人的真诚。 　　2001年，北航实行了岗位津贴制度。在评定中，每月5000元的一等岗位津贴又落在了杨为民的身上。他知道学校的一等岗位津贴名额极少，而且控制得很严，和他一起风风雨雨工作了那么多年的老教授也只能评个二等津贴或是三等津贴，就给系党总支写了报告，说：“我只是这个集体的‘班长’，在我身上表现出的成绩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个一等津贴给了我，是组织对我的关心，如果有功，也归功于集体。”之后，杨为民让他的秘书每月从岗位津贴中拿出2000元存入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以这样一种方式找到自己心里的平衡。 　　其实，杨为民并不是在找金钱上的平衡，而是他割舍不下那份老战友的感情。他忘不掉，1996年，系里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在出台《系内津贴发放条例》时，杨为民对中层以上干部中的老同志说：“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正是花钱多的时候，咱们老同志对年轻人要多帮一帮。”杨为民带头拿了二等津贴，许多老教授十分感动，都主动地把自己的津贴申报在二等以下。老同志为事业默默无闻作的贡献，装在了杨为民的心里。系名誉主任张锡纯教授已退休多年，每逢过年、生日，杨为民都要到家中探望、嘘寒问暖。张教授七十大寿时，杨为民还请来了校长、书记，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庆贺会。1992年，74岁的张教授得了输尿管结石住院做手术。杨为民连夜赶出了第二天要做的工作，一大早儿，便赶到了医院，他抢过护士手中的推车，亲自把老先生送进手术室，又在门口等候了4个小时，直到手术做完，他又把张教授推回病房。 　　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杨为民这样做，而普普通通的教职员工，在杨为民心中也占有同样的位置。系里王老师去世，家属担心太平间有老鼠，希望系里能派人守夜。知道这件事后，杨为民抢着要去。同事们看他工作忙，身体又不好，不让他去，他对同事们说：“我和老王共事一场，就让我最后陪他一宿吧。”这样，杨为民在太平间守着老王的遗体过了一夜。系里工人梁德意师傅病逝，遗体火化时，又是杨为民推着车把梁师傅送进整容室，推进灵堂。家属们上去拦他，他说：“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为梁师傅做什么了，你们就让我尽尽心吧。” 　　 8杨为民为系里的同志们倾注过多少心血，每个人都有一番说不完的心里话。 　　如今已是系主任的王自力回想，要不是当年杨为民的一番劝留，也许不会有自己的今天。他还记得，1988年他刚从学校研究生毕业，想回老家四川工作。没想到，杨为民为了挽留他，竟苦口婆心地说了那么多话。从早晨8点谈到下午2点，中午食堂关门了，杨为民就请他到饭馆里边吃边谈。直到他说出了：“杨老师，您放心，就冲您的苦心，我留下。”杨为民这才挥手叫人买了单。 　　赵廷弟还记得，杨为民在带领大家研究课题时总是呕心沥血，而申报成果时，他却把年轻人推在前面，不肯挂自己的名字。1993年，杨为民牵头与赵廷弟等7位年轻教师为航空工业总公司设计“故障诊断专家系统”。两年后，这个成果获得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当时赵廷弟把杨为民的名字署在了最前面，却被杨为民一笔勾了下来。1994年，他们又为神舟号宇宙飞船搞可靠性安全设计指南。成果出来后，杨为民又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赵廷弟觉得这样做对不住杨老师，而杨为民对他说：“出成果对你们年轻人是一种鼓励，对你们将来的发展有利。” 　　36岁的康锐是这些年轻人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代表。现在他已担任了可靠性工程中心总工程师，而且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想起当年杨为民把自己放在科研第一线挑重担的情景，康锐至今历历在目。1995年，国防科工委把国防急需的一个可靠性研究课题交给了北航。杨为民亲自任课题组组长，组里虽然有航天、航空、舰船、兵器等十个行业的几十位老专家，而杨为民却把课题组常务副组长等重要职务交给了康锐等几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开始，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人微言轻，干起事来缩手缩脚，康锐第一次主持会议时手都发抖。杨为民看出了他们心中的顾虑，就对康锐说：“课题我只牵个头，技术问题主要由你来干。你们放开手脚，有了问题，我们这些老同志会给你们撑着。不要因为我是组长你们就缩手缩脚。”一年以后，康锐和年轻人成功地拿出了这个课题的主要设计方案。如今，这个科研项目已经通过评审，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康锐等一批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已经成为这方面的技术骨干。 　　1997年，杨为民和屠庆慈研究“功能可靠性仿真”课题时，把孙宇峰等几位在读博士生吸收进课题组。当时这个课题在世界上是一个空白，俄罗斯和美国也正处在理论研究阶段。2001年初，杨为民指导课题组在理论研究上取得重大进展，并进入应用研究阶段。这个时候，担任课题组组长的杨为民就对副组长屠庆慈说：“实践最能锻炼年轻人的能力，应用阶段的研究应该让年轻人上，让小孙当组长，咱们俩给他们当顾问。”屠庆慈心里明白，杨为民说的是出任顾问，其实干起来比他当组长还要累。她有切身体会，指导别人搞研究，比自己亲手搞要费心得多。杨为民对屠庆慈说：“咱们这些开创可靠性事业的人呀，年龄都大了，要不多费点心把年轻人顶上去，这个事业就会出现断档。”当时孙宇峰只是位讲师，不要说独立完成课题，就是以他的身份去申请课题和经费，都不能得到批准。他心里明白，杨老师说是给我们当顾问，但要完成这样重要的课题，哪一步也离不开他的亲力亲为。杨老师是在为我们年轻人当人梯呀。为了给年轻人创造条件，杨为民以自己的名义，三番五次到有关部门打保票，争取到了一部分课题经费。杨为民去世以后，这项研究工作在孙宇峰的带领下依然进行着。如今，系里的同事谈起这件事，就想起了杨为民，要不是他当初的决断，这个课题研究很可能就停顿了。 　　杨为民对待事业和他人的所作所为，细品起来，无不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这并不奇怪，一位深彻懂得唯物主义的伟人曾经这样说过：“只讲无私奉献，不谈个人利益，对一部分人可以，大多数人不行。”杨为民就是那一部分人中的佼佼者，他站在人群中，如果与人有不同的地方，那是必然的。

原文 发表于北京支部生活2002年第7期  浏览：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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