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为民老师离开我们半年了，回首往事，每次都会鼻子发酸。下面向世人叙述几件鲜为人知的事。 　　初次见面 　　1996年初夏，我和爱人龚庆祥进京作调动前的准备并落实我的工作单位。杨老师百忙中接见了我们。当得知我的单位初定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时，他关切地问：“路上得花多少时间？”我回答说单程得两小时。“那来回就得四小时，也就是说你每天早上六点以前就得走，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到家噜？长期这样吃得消吗？每天花这么多时间在路上值得吗？”沉思了片刻后又说：“这样吧，我设法给你无息贷款5万元，买辆小卧车吧。”我呆呆地望着面前这位早有耳闻却从未谋面的师长琢磨着: 多么心细而富有人情味的人啊！怪不得老龚每次与人聊起杨老师来总是赞不绝口，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在这样的人下面干事简直是天大的造化！哪怕困难再多、牺牲再大也值得。于是我一改原先犹豫不决的态度，回单位后很快办妥了调动手续。落实单位时，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就近的校医院，这样也就免去杨老师为我们贷款买车了。 　　在我家吃晚饭 　　1997年深秋一个周末的晚上，屋外狂风怒号，我们全家正在看电视。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杨老师来了。我按照国人的俗套问候“晚饭吃过了吧？” “还没呢！”我一看时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就怜惜又带点责怪的口气说：“哟！都什么时候了，随便给你做点吧？”“不用，我已经习惯了，我和老龚谈点事就回家。”我想：他有严重的肠胃病，哪经得起饥饿呢！于是迅即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端到他面前，杨老师礼貌地谢过之后也就不再推辞，边吃边和我们聊天，问我工作生活适应了没有。我实话实说，当听我说生活没问题，只是工作还不太适应时，迟疑了一下说：“也真难为你了，我知道你做出了牺牲，不过慢慢地就好了。”接着又和孩子们聊，问他们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还适时地勉励他们要努力拼搏，争取再上几个新台阶。尔后，话锋一转又和老龚谈起了工作，直至时钟敲过11点才起身告辞，说是明天还要到总装备部开会，回去还得准备准备。 　　探病 　　1999年秋天，学校分给我们一套三居室。家里要装修，工作又特别忙，我突然尿血了。一天中午，杨老师手提水果来到我家，一跨进门就说：“我得先向你表示歉意，老龚整天忙单位里的事顾不到家，把你给累病了。好些了吗？原因查清楚了吗？”当时我感动地说：“杨老师，您工作那么忙，我这点小病怎敢劳您大驾啊！倒是您自己身体也不好，听说还经常去药店买药吃，您的工资大概都用来买药了吧？以后别乱买药了，不舒服就告诉一声，我负责给您取药。”“不用，去药店买药挺省事的，反正我也没有别的花费。”“可您毕竟不是学医的，哪能懂得那么多呢，闹不好还会出问题的。您对我们那么好，正感到无以回报呢！我很愿意为您的健康多做点事。有事您吩咐一声就是了！”“好的，谢谢！我还有事，你多保重，再见！”我目送杨老师走下楼梯，心里热呼呼的，充分感受到了兄长般的关怀。 　　在我家输液 　　2000年3月1号上午，老龚急匆匆地来找我，说杨老师近来身体很不好，常常胸闷、气憋，晚上还经常憋醒，要我给他开一些平喘药和速效救心丸。我听后觉得不妥，就要他先回去并告诉杨老师：一会儿我就下班，等我过去先看看再说。 　　中午一下班，我就带着血压表、听诊器和一些急救药品急奔杨老师办公室。见到我，杨老师马上停下手头工作并客气地让座。我简单地询问了病情、病史后，尽我所能对他进行了体检，结果让我大吃一惊，他心率很快，每分钟达100多次，并有频繁早搏，血压也很高，180/110mmHg。我当即建议他去北医看急诊，可他说：“不行！现在事情实在太多，你先帮我弄点药吃吃再说吧。”我为难地说：“杨老师，心脏好比发动机，可马虎不得！您至少得去做个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那也不行！你不是给专家看病吗？要是愿意帮忙就先给我治治吧。”“我不是不愿意帮忙，实在是您的病太重，万一有点闪失……”“你是怕出了问题交不了差是吗？我写好遗嘱！”我无奈地摇摇头说:“您真固执！这样吧，我马上找个护士来给您输液，再去北医开些药吃，如果两天内病情不见好转您还得去医院。”“你会扎针吗？如果会，最好你给我扎，因为我不希望兴师动众，闹得大家都知道。”我为难极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利用午休时间在我家里由我为他输液，既不能影响我的工作，也不能声张。扎针时尽管很顺利，可我还是有些紧张，他就给我鼓气：“大胆地扎吧，多扎几针没关系，我不怕疼的！”看着杨老师那憔悴的面容，我鼻子酸酸的，就再次劝告道：“杨老师，您的重心真得转移了，您的身体已经不容许您再这样玩命干了。”他沉思了一会说：“现在还不行，我必须高效率地再干3年！”我不满地嘟哝道: “您什么时候有完啊？天天都在透支生命，您的老本还能用多久？我真为您担忧！”“我决定遵医嘱！”“真的？医嘱第一条就是卧床休息，您能做到吗？”他苦笑着摇摇头说：“做不到！” 　　就这样，杨老师大概是第一次这样配合地在我家输了十天液，有时外出开会，中午回不来就晚上输。只是连输液的一个多小时他也不放过，几次把屠老师和老龚叫到身边商量工作。好在经过几天治疗后病情日见好转，一天，他很高兴地对我说：“我已经好了，现在我的脑子特别清醒，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这次真得谢谢你！” “感谢不需要，但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三条：1、一定要注意休息。2、按时服药。3、病情有变化随时告诉我。”“好的！我尽量注意。”可是，他哪里做得到呢？一忙起来就什么都不顾了，有时竟连药也忘了吃。 　　惊变 　　2001年5月底的一天晚上，杨老师打电话找老龚，是我接的，听声音气喘嘘嘘，我就问：“您怎么气喘得厉害？”“是的，我自己也感觉到了，以前上四楼很轻松，可近期上楼得歇两次。”“那得赶紧查查，明天去校医院拍张胸片吧。”“明天我要出差，过几天再说吧。”这一拖就是十多天，直至6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我得知他在办公室加班，就闯了进去。见他消瘦多了，面容也很憔悴，就动员他去北医拍了张胸片。结果很快出来，基本正常。我如释重负，因为我们都担心问题可能出在肺部。可很快我又觉得不对，消瘦、憔悴、气喘这些症状如何解释呢？不能掉以轻心！于是我说：“杨老师，汽车还得年检，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体检过，这次干脆全面查查，再找有关专家看看吧，相关手续我负责办。”也许，他自己已经感到非常难受，从来不愿看病的他竟然爽快答应了。结果令人震惊！B超提示胆管扩张，胰管扩张，怀疑胰头占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胰头癌的可能性很大。这可是癌中之王啊！我被吓懵了。看我惊慌的样子以及大夫检查时出言无忌，杨老师已经猜到自己凶多吉少，却平静地安慰起我来：“我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没什么可怕的，再说，即使得了癌也还可以手术嘛！”我无言以对，顿时眼泪夺眶而出。就让他先回学校，我当即去预约CT。 　　为我自己不行！ 　　CT约在两周以后，任凭我说破嘴皮也不能提前。我万分焦急！当晚拨通了杨老师的手机，向他汇报了情况后说：“杨老师，事不宜迟，可我个人又无能为力，还是请组织出面想想办法吧？”“不行！你得继续保密！”“您上面认得的人多，要不然请他们发句话怎样？”“那怎么行？为我自己的事求他们帮忙？不可能！为别人可以，为我自己绝对不行！”“可您的健康不光属于您自己啊！”“这我明白，即使这样也不行！你应该理解。”我忍不住哭了，当晚我彻夜未眠。怎么办？这么大的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和老龚商量后都认为应该先向系里的石荣德老师汇报。仨人商量再三，决定还是由系里出面与北医三院协商。 CT总算提前做了，结论还是胰头占位，考虑肿瘤可能性大，需要进一步做核磁检查。 　　一心为工作 　　核磁预约比CT时间还长。我认为诊断已经基本明确，当务之急应该先住院以便尽早接受治疗。与石老师商量后决定把正在市里开会的杨老师叫回。打他的手机，不料他已经在机场，马上就要飞往沈阳。无奈，只好告诉他回京后直接来我家，共商下一步治疗方案，他答应了。可是两天后他却连夜赶到了密云，说第二天的会议很重要他得亲自主持。直到下午主持完会议才在老龚的陪同下，没顾上吃晚饭就来到我家，可还没坐稳就说: “一小时后我还得赶回密云，时间抓紧点。”我望着杨老师疲惫而憔悴的面容，真不忍心马上把检查结果告诉他。可不说他又怎能配合呢！于是就只好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他尽早住院。他沉默了两分钟后说：“再等半个月吧，明天要和二炮谈一个重要的项目，另外，手头还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亲自办完。”我说：“杨老师，我理解您的处境和心情，但是您也得为自己想想了，假如果真是恶性的，越往后细胞分裂就越快，预后也就越差。再说您的事做得完吗？要不然这样吧，我女婿在306医院工作，让他帮帮忙，您到那里先住上，既可以马上做核磁检查，又可以请院外会诊，有事还可以溜出来，您看行吗？只是此事还得请示陈院长。”“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同意！”于是第二天下午，也就是6月26号，杨老师住进了306医院。我受领导嘱咐：需要时为他提供一些服务。 　　在306医院住院期间，杨老师每天晚上都发烧，进食很少，日见消瘦。早上查房后需要做一些例行的检查，还要输液，为了能外出办事，他就和主任及护士长协商，要求把输液放在晚上。考虑他的特殊性，医院破例同意了。因此，每天早上做完检查杨老师就“溜”出医院，直到晚上才回去输液，有几次还把屠庆慈老师叫到病房，边输液边口授，屠老师帮着写。有一天天气特别热，我们都不停地出汗。快11点了还没干完，有时为了一句话要反复推敲好久，我焦急地说: “你们也忒认真了点，差不多就行了。”“你瞎说，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能马虎吗？”杨老师第一次这么严厉地批评我，吓得我直伸舌头。 　　以上是杨老师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事情，但件件小事都说明了一个主题：杨老师的确是一位崇高的人、纯粹的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杨老师真是累死的。 　　这就是我认识的杨为民老师，他是我一生中最敬佩、最崇拜的人。 　　 杨老师，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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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5/12/8 11:5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