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62年至1970年同杨为民同志在火箭技术系工作，他的确是一位有崇高理想的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为人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负责。但几十年过去了，具体细节就难以写得很详细了。 　　文革后上级多次要调他从政，到航空工业部任局长、或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或到邓小平办公室任主任，他都婉言谢绝了。一心一意放在可靠性工程事业上，这些事他都和我说过。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亲自要他去，使他非常为难，最后还是以父亲的遗言婉谢了。为此，卓琳还给他打电话：“调你来你不来，现在连我们的家门都不进了。”因杨秀峰同志任晋察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时他们两家住在一起，到延安整风又同住一个院子，邓小平同志和卓琳是看着他长大的。我1945年参加革命后，曾遇到我的三位直接领导，都是在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至1939年）在杨秀峰同志任抗战学院院长时到抗战学院学习参加革命的，他们当谈到在抗战学院学习时，都对杨秀峰同志的为人、领导作风、治学态度、思想品德称赞有加。还有人跟我讲：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时，杨为民同志才六七岁，身体很弱。杨秀峰将自己在“七七”事变后受党的指派从北洋大学到河北深县建抗战学院，吸收青年学生参加革命时，穿来的一件大衣卖掉换兑补品给为民吃。当时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传为佳话。 　　1978年，学院即将恢复评定学术职称，当时我兼任职称评办主任，初评五人小组召集人。在此期间曾几次提出工程系统工程系应报杨为民同志。他坚持不让系里向学校申报。我亲自找他谈，“你提职称可不仅是你个人的问题，在你们这批人中公认你的水平，你不做教授，不能申报博导，不能召收博士生，将会影响你们系的发展，等你们这批人退下来将会出现人才断层！”同时，在张锡纯同志的坚持下才报上来。现在看来他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是可嘉的。但现在证明工程系统工程系招收博士生晚了几年，对系的发展还是个损失。 　　总之，杨为民同志一生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在工作上埋头苦干、兢兢业业，有着崇高的思想境界，堪称一代人之楷模。在他逝世后，我和章国栋同志在悲痛之中吟咏了一首挽诗，现录于后： 　　 　　为国尽力身先卒， 　　民智创新实效前。 　　同辈和谐多建树， 　　志诚君子继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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