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年有余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我知晓为民同志,比与他谋面交往要早得多。他曾经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就毕业于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和其他一部分专业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按辈分算起来,他应该是我的学长。在我的亲朋好友中,与为民同志本人和他的家人世交的人颇多。因此,在未与为民同志直接交往之前,就对他较有了解。我对他的勤奋,对他的学识,对他的胸怀,对他的为人,早就深怀敬佩之情。 与为民同志直接交往,那还是在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讲”教育工作之后的事了。 一、“检讨” 2000年3月中旬至6月中旬,受国防科工委党组的委托,我带“三讲”教育工作巡视组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参加“三讲”教育工作。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加“三讲”教育工作期间,我和巡视组的同志遵照国防科工委党组和党中央关于开展“三讲”教育工作的有关要求,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在认真帮助学校党委组织好“三讲”教育各个阶段工作的同时,我们巡视组的同志广泛地接触学校的骨干,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为民同志也是我们要拜访的重要人士之一。 由于那段时间,为民同志的工作非常紧张,任务又十分繁忙,出差较多。加之,我又兼顾北京理工大学的“三讲”教育巡视组的工作和国防科工委机关“三讲”教育“回头看”的任务。因此,学校“三讲”办的同志多次安排我与为民同志谈话,都未成功。我以为“三讲”期间就见不到为民同志了。然而,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正在家里赶一份材料,突然接到为民同志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 “大成同志,我得向你检讨,你们巡视组的同志多次约我谈话,我总不在家,让你们久等了,十分抱歉……,我得做检讨……”虽然,我说没关系。但是,他还是表示歉意。 之后,我们见面谈了许久。谈话中间,他还是多次对自己没能主动安排时间,同巡视组的同志谈话深表歉意。由此,使我对为民同志为人、做事如此坦诚、如此谦逊,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对他的敬意之情又不断加深了。 二、“请客” 没有想到“三讲”教育结束半年之后,国防科工委党组调我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交给我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协助党政主要领导同志巩固“三讲”教育成果,搞好领导班子团结,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推进学校的改革和发展;二是作为党委副书记,完成了自己所分管的工作,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尽管我在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三讲”教育巡视组工作中,对学校的总体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我深知国防科工委党组交给自己任务的分量。因此,到学校工作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除了参加必要的会议以外,我抓紧时间到各基层单位去了解情况,为尽快地进入角色,更好地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期间,同为民同志深谈过一次。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早晨刚上班,为民同志约我到他们系的会议室,我们谈了一个上午。他将学校的发展历史,学科和专业沿革,师资队伍建设,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等情况,以及他对学校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毫无保留地合盘托出。同时,还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次谈话等于给我上了一次生动的教育课,使我对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以后更好地开展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由于这次谈话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地已近中午,我准备起身告辞,为民同志赶忙阻止我,说:“大成同志,你不要怕吃不上中午饭,今天中午我请客。”我赶紧说:“为民同志,请不要……”没等我说完,他已经走出房间。过了一会,他提着一个塑料袋走了进来。他一边走,一边从袋子里往外掏饭盒,把其中的两个放在我的面前,说: “你不要担心,我请客,一是不会用公款,二是不会大吃大喝。只是有一点,你要客随主便。我吃饭简单,每天中午都是西红柿炒鸡蛋。你跟我吃饭不怕委屈就成。”我赶紧说:“你太客气了,今天你既给我‘补脑子’又给我‘填肚子’,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哪还觉得委屈呀。”听完我的话,为民同志连忙摆手说:“哪里,哪里,不值得一提!” 三、“求情” 我万万没有想到病魔来得这样快,从发现为民同志的病灶,到病魔夺取为民同志的生命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记得为民同志第一次住进总装备部514医院,检查病情时,我代表学校领导在场。当听到专家指着片子说,杨教授的病已到晚期,很难根治时,我的心震颤了。一股酸楚之感直冲鼻眼,几乎要泪涕俱下。然而,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不然,过一会儿,陪同专家见为民时,会给他增加压力。好像为民同志对自己病情的严重性早有思想准备,当专家介绍完病情后(当然专家是有所保留地向自己的病人介绍病情的),为民同志显得很镇静,对专家说:“大夫,请你们放心,我能顶得住,不就是开一刀吗。”停了一下他又说:“只要能给我几个月的时间处理完工作就行了。”果然让他言中了,从正式住进协和医院,不到半年时间为民同志就离开了我们。 为民同志住院期间,还想着工作,经常把他们系里的同志找到病房谈工作,有时还偷偷地溜出医院,参加有关的会议。每次在我去看他都劝他要安心治疗不要挂念工作时,他总是表示,我要抓紧时间做完应该做的事情。在他的病情日益加重时,我去看他,他表现得很坦然,对我说:“该办得事情我都办得差不多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放心不下,请你帮帮忙。”听到向来不为自己的事情求人的为民同志有困难,我赶紧说:“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全力帮忙。”为民同志停了停说:“我们系里有一位老教授和她的老伴都年岁已高,又身体不好,近来家里经常受到外人的骚扰,很苦恼。请你关心一下,让学校有关部门帮助予以解决。”当时,我还以为为民同志自己有事需要帮忙呢,没曾想又是关心别人。我赶紧答应(其实为民为之“求情”的事,我已经委托人事处、校医院和工程系统工程系在办了),他满意地笑了。当我问他自己和家里人是否有困难时,他不停地摇头。 虽然,我与为民同志直接交往才一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一提起为民同志来,心里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然而,又觉得定性再多也难以表达对为民同志的情感,便写下以上这些文字,以寄托自己对这位老学长的思念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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