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无悔的共产党人 　　 ——金如柏同志点滴事 　　 　　 郑织文 　　 　　金如柏是我老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去世，去世前任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他已经离去了21年。21年来，国家巨大的发展和社会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想起他来，就感慨万千。 　　 　　“闹革命就没有家” 　　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顾的也就是家。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倾贫寒家境供他读完高小。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领头抄了大土豪刘协济的家，分了他的地，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30年6月，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了。 　　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 　　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84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家乡。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熔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 5年关押中见不到一个亲人，除了“交待问题”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除半小时“放风”，没有多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自由。1972年被释放，本应在非常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好好调养一下身心，他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的地点。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出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接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已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地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拉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什么算“出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他一生不为家庭经营，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 　　这句话是1984年3月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 　　1934年王明路线时期，如柏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撤消团政委职务，“取消做政治工作的资格”。时任红军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他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他才免于一死。 　　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他后来被分配到机枪连工作，背机枪，行军时走后尾，打仗时留在后面掩护。一次完成掩护任务后，疲劳过度倒在路边睡着了，幸亏余秋里同志从后面赶上来看见，叫醒了他，两人一起追赶队伍。如柏当时患严重的痔疮，犯病时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肩扛机枪。他对余秋里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 战争年代的艰苦以长征为最。因为走在队伍后尾，只好挖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他在自传中写道，过草地时“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皮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余秋里同志后来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 　　战争年代的考验经过了，和平年代的考验又来了。1955年全军授军衔，因为某种原因，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报中将最后改为少将。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说明着他的资历和资格。后来在众多战友的反映下，定级时做了补偿。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才从余秋里、王恩茂等同志那里才知道的。余秋里同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金如柏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更严酷的考验：被单独“隔离审查”五年。五年中被关地下室、锅炉房、挨打上千次，其中一段连续四个月每晚只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必须开着灯、面朝上这样一个固定姿式。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通过侧面才了解到的。证明这一切的，是释放出来后体检表上开列的多种新增疾病：肺结核、胸壁结核、脊椎、膝关节结核……听与他一起关押的老战友们讲：当时大家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唯有他经常和警卫人员大吵，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为此他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被关押期间他也出了名：“思想最顽固”、态度最硬。解除监禁后这些事情又使他惭愧。他说，战士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回家十几天他就带我一道去警卫班，向战士们道歉。那些战士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非常感动。后来一次到301医院看病，又碰到一个曾经和他吵很厉害的战士，他主动上前握手。那个战士拉着他的手，流出了眼泪。 　　他并不是忘记过去、以求平安的人，他要忘掉的是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痛苦。他终身不忘这样一件事：1931年苏区打“AB团”，与他同屋的一个战友被拉出去，指为AB团。执行的战士挥刀时有些手软，那个战友扶着鲜血直流的脖颈还在喊：“我是CP，不是AB团哪！”特别到了晚年，这些往事使他热泪盈眶。他反复跟我和孩子们讲：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应该只是个人恩怨，多少战友倒下去了，在探求真理、寻找真理的道路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他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局面啊！” 　　 　　 　　“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 　　1972年底他获释，从监禁地回到家整理东西时，从衬衣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上面就是这10个字：“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是他在被诬陷、被批斗、被关押、被殴打那个最艰难的时期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时，用颤抖的手写在一个药袋背面、然后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的“遗书”。他觉得可能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那一回他流泪了。他把那张揉皱的药袋片拣起来，用手掌展平，对家人说：“我从17岁到处找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党员开会，没有通知我还大闹了一场：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别人笑我一顿。支部拿本‘党员须知’给我看，我才知道弄错了。后来我入党了，至今记得誓词有四句：‘一、遵守党纲党章；二、服从党纪；三、严守机密；四、永不叛党’。” 　　这几句话他真正做到了。他对党组织的信任终身不改。对自己能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终身不悔。1972年他解除关押放了出来，没有做结论，住在集体宿舍三楼，生活待遇也比较差，当时有人劝他给江青写封信，改变一下处境，他说“我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邓小平同志出来后，他找到邓小平同志，不讲自己的处境与待遇，专门讲“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存在的问题。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主管军队干部的领导同志说：“金如柏是个大好人。” 　　他的遗物中，有一组他生前最喜爱的照片。那是1979年底在漳州照的。一路上他反复念叨：漳州、漳州，随行人奇怪，好象有什么重要事情在那里等他。漳州到了，他不顾长途颠簸的疲劳，一下车就去找一个什么广场。大家跟着他转了半天，才在一个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前停下来。他眼里晶亮闪闪，说，就是这个地方，都变样了。他告诉大家：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四十七年重返故地，他百感交集。 　　如柏平时是不喜欢照相的，唯这次没有反对给他拍照。走到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要在这个地方留个影，并且叮嘱：一定要照好。他自己整军容。摸摸领章，正正帽子，然后象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了胸。身后纪念馆那面墙壁上，还可见到当年红三军留下的大标语：“扩大红军”。他又回到了那个热血奔涌的岁月，回到了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中间。 　　这些珍贵的照片就在眼前。今天，我好像仍然看见他在那个露天会场神采飞扬的挥手谈笑，看见他在“扩大红军”的标语前立正、挺胸、抬头。照片上的他栩栩如生。回想这些往事，总让我产生一个又一个梦想。当我们国家的许多历史真相披露时，我梦想如果他知道，肯定会比我们更兴奋，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满身伤痛的胜利者；我甚至梦想有一天，他突然回来站在我的面前大声说：我回来了！当年赤脚参加革命的他，又回到了今天我们这个繁荣富强的国家。 　　他晚年曾经一笔一划地给孩子写下自己参加革命的情景：“1925年五卅运动，我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打着小旗游行上街，最先接受的革命道理，就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一个睡狮。” 现在列强不敢欺侮中国了，睡狮业已警醒，他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如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我心中的梦想实现不了，但这些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在梦中我看见他赤着脚板，佩着红旗、红星，带着满身伤痛的将军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组成的全部光荣，与千千万万已经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走进共和国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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