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当时金如柏同志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我是军事法院秘书。因为曾是贺龙的部下，1967年11月8日造反派宣布金是贺龙死党，我是黑爪牙，即日隔离审查。我俩先被关在总政北太平庄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里，不到一个月，又将金带走，我俩被分别关起来。 　　我每日要跟着班车到办公室劳动，中午拔草，晚饭后推垃圾，直至夜间十时才将我的住房门打开，允许回去休息。这些我都可以忍受，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金音讯全无，他有心肌梗塞病史，药有没有？他睡眠不好，给不给他安眠药？有没有热水给他？衣服换了如何办？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 　　十多天后，上午我劳动后上楼，听见一片吆喝声：“金如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喊声响彻走廊。他们在开对金的批斗会，我无论如何要见他一面。当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我急忙拿上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快步向会议室走去，我见他面色苍白地站在中间，这时造反派头头见我进去，大声骂道：你干什么，滚出去。一巴掌打掉了水杯，我的手被烫红了，水杯打得粉碎，我又看了金一眼，他睁着既无助又无奈的眼睛，说：你走吧。我被推出了门，一下子坐在地上。我的心在滴血，那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是那么刻骨铭心啊！ 　　 　　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这四年真是度日如年，不许通信，不许送东西，只知道他还活着，属中央“二办”专案，关押在总政自设的“监护室”里，关在什么地方也不得而知。 　　黄寺总政宿舍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金同总政几个“要犯”关押在黄寺院子一座小楼里，每日上午几个人会轮流“放风”。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小儿子一伟来到那个小楼外，远远地等着。第一个，第二个出来的都不是，第三个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金，他面无血色，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和胡须都很长，简直和电影里渣滓洞里被国民党诬蔑的“共匪”一样。他在房前一条大约十米长的小路上低着头慢慢地走着，有两个战士看守。因为他一直不抬头，我很着急，于是跟一伟说，你推自行车从他面前走过，我在后边喊你，引起他的注意，一伟从楼后边绕过去，我就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喊：一伟，我在这里。他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招头看着一伟，又要看我。我已比原来瘦了约四十斤，一伟也从13岁到17岁，比他高出一头了，他惊奇的眼光不敢多看，就坐在路边了，我们俩一直等着“放风”结束才回去。 　　我仍不满足，第二天我又带二儿子前往，但等了一上午没见出来，第三天又去，仍不见人。 　　是否因为见了我们受刺激犯了心脏病？是否被专案组发现了为难他？……又是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留给我这颗受上的心。 　　 　　第三次见面仍是黄寺。又隔了半年多，金关在另一幢楼里。 　　也许是上苍想帮助我，这天我去黄寺办事，朋友说他们关在B楼里。我去到那个楼前，被关押的四个人已经“放风”在外。金首先看见我。当时路边正好停着一部拖拉机，他站在拖拉机西边不远的地方，我来到拖拉机东边，正苦于无法说话时，正好旁边来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把孩子放在拖拉机上玩。我急中生智主动与这一妇女搭话：我被关押一年半就放出来了，现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每三个月可以回来一次；大女儿生了一个男孩，母子都好；二女儿在合肥当军医；三女儿在内蒙兵团劳动；大儿子插队在宜川；二儿子在街道工厂吹瓶子；小儿子在集体宿舍院子劳动，家里都很好。那个妇女摸不着头脑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大眼看着我。我说完不久，战士催着说“放风”时间到了。金顺手在路边摘了一个松枝，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我，远远向我摇了摇手中的松枝，我勉强挤出了一丝苦笑。 　　 　　恢复自由后，金说关押四年来，这是他心情最好的一天，因为不仅见到了我，而且听我亲口说了家中每个成员的情况。那一天他即兴写了一首小诗： 　　手摇柏枝情意长，我坐监牢你不忘， 　　天河出在人间地，见面不言心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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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修改 撤销 录入时间：2004/3/25 14:1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