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是杨为民同志逝世5个月的忌日,提起笔来,写点纪念文字,笔是十分沉重的。为民同志的音容笑貌,永留心间;为民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和我们大家。 在为民同志弥留之际,看着她最喜欢的女儿俯在他胸前,用手轻轻抚摸他的脸,一下又一下;嘴里轻轻地呼唤“爸爸”、“爸爸”,一声又一声。就是现在想起来,还是辛酸无比,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为民同志告别仪式上,白发苍苍的将军着正装向他敬礼;八十多岁的老部长颤颤地向他鞠躬;在告别的人群中,有不少是从京外赶来的,我去向一位认识的设计师致谢时,他说:“老杨,我们怎能不来!”前几天,我到成都出差,在工厂与朋友聊新机,谈着谈着,就说到老杨,他忆起老杨为新机研制做的工作,特别是那种“拼命三郎”精神,他告诉我,至今在工厂的职工中流传着“老杨理发”的故事:老杨头发很长了,抽空到工厂福利区理发店理发,理着理着,就睡着了。六十多岁的人,实在太累,理发的师傅就没叫醒他,理完发,又给他染了发,这才叫醒老杨。老杨付钱时,发现染了发,但色不对,是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只好让师傅洗掉重新染成老年人喜欢的颜色。老杨为新机的研制,做了几年的工作,为新机放飞是签了字的,立了功的,但这只是他诸多工作中的一项,他是飞去又飞走,到了就干,干不完今天的事就不休息,干完立刻就走。这个故事的流传是老杨“拼命干工作”的精神立在工厂职工心中的纪念碑。 为民同志是淡薄名利的,一次,我与他谈到担当领导干部的问题时,他明确地告诉我:我父亲不让我当官。老杨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国家领导人,老杨同志继承的是父亲的革命精神,是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为民精神”。 记得1999年,中央有关部门确定要在“七一”前,全国重点宣传三位共产党员,老杨是其中之一。通知一下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各大媒体蜂拥而至,但是,杨为民同志拒绝采访,没办法,最后我出面找了老杨,老杨勉强同意可以采访他主持的一次系的工作会。他总认为,自己努力是应该的,工作是靠大家一起做,成绩也是属于集体的。 有一位经常为系统工程系服务的司机告诉我,杨教授家的摆设非常简单,可以说简陋,根本不象教授的家。老杨把获得的航空科技工业最高奖-航空金奖的10万元奖金全部捐给系里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两级奖励工资,一级捐了,一级作为党费交了,甚至连外单位请他去,给他的专家评审费都捐了。可是,对系里的教职工,他决定拿出100万为大家购买住房;对一位系外的工人,有特殊困难,他一下子就拿出3000元资助。写到这儿,我自然想起鲁迅笔下的“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人品。 为民同志“党的观念”是非常强的。在宣传部征求对杨为民的宣传材料的意见时,我只提了一条,请他们在老杨的履历上加上:北航党委委员。这个职务对老杨是不显要的,有的人甚至看不起这个职务。但老杨不是这样的,加上了,更能体现为民同志的这一面。老杨同志参加党的十五大回到学校第一件事是向党委汇报,传达大会的主要精神;老杨的学生,新任空军副司令,要来拜访自己的恩师,老杨首先把他请到学校与党委负责人见面,与学校“挂上钩”;通知他的党委全委会,他都安排好工作,积极参加,实在在外地赶不回来,也事先请假;参加全委会,他是认真参加讨论和决策的。我记得很清楚,在“三讲”教育活动中,一次全委会讨论党委整改方案,他认真研究了方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对统一全委会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纪念为民同志的时候,在大力开展向杨为民同志学习活动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在世的人应该去完成,那就是弥补老杨的遗憾:建成可靠性工程大楼。 老杨住院半年,我去看过他十多次,说的最多的是工作,工作中他最不放心的是可靠性工程大楼的建设经费。他打电话,甚至向医院请假到有关部门去跑,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这件事;到了后来,他感到病情日益加重,对此事更为关注了。有一次,他躺在病床上,已在吸氧,我看望后出来,他又让孩子把我找进去,这时,他已无力保持往日高昂的嗓门,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我只能俯身贴在他的胸前,他问我:工作安排的怎样?他都病成这样了,心里还想着别人。我忍着泪贴着他的耳朵问他:“你还有什么事?”老杨的夫人老潘在老杨刚住院时,也住另一家医院动了大手术,这时出院时间不长,唯一的女儿还年轻。他说,没有什么事,就是大楼的经费虽然答应了,但还没有落实。在回校的路上,我与新任校长李未同志同车,谈起此事,李未同志表态,这是学校应办的事,我们共同把这件事办好。 (楼士礼:北航原党委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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