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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烈舒赛

三十二、针锋相对

蓟子

  半步桥四十四号,坐落在北京南城的护城河边,高高的围墙上拦着层层铁丝网。这不是一座普通院落,而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著名的“半步桥监狱”。
  
  院内有一幢结构特别的圆顶楼房,呈放射型状,人们称它“东小楼”。走进楼内,面前是一个阴森森的圆形大厅,来往不绝的监狱管理人员在里面值勤。人们透过头顶上的铁丝网,可以看见上层走道上巡逻的看守。在圆厅的四周,有四个上了重锁的大铁门。铁门内是深长的筒道,呈放射状向前延伸。筒道的两边,是铁门紧锁并排的牢房,约有三、四十号。筒道的尽头,是供犯人“放茅”的厕所。一楼的筒道关押女犯,二楼筒道关押男囚。三楼以上是值班室、审讯室和管理人员的休息室。
  
  12月7日晚,舒赛被拘留后,直接送到四十四号,被关进东小楼的4筒15号牢房内。
  
  当晚12时,两个女看守将舒赛带到楼上一间审讯室内,接受首次审讯。她坐在一张木凳上,面对刺目的灯光,看不清眼前的景象。舒赛心想,当年自己当公安局长时,也曾亲自审讯过不少罪犯,即便是罪大恶极者,在未定罪前的审讯中,也不会使用精神折磨的手段,而是靠确凿的证据和党的政策去制服对方。现在竟然对她这样一个病弱的女子搞这种疲劳轰炸的夜审,她十分反感。
  
  “你叫什么名字?”从灯光后传来一个男预审员的问话。
  
  “叫王藕,你们还不知道?”舒赛反问。
  
  “少说废话!问你什么你讲什么。”预审员喝道:“你还有什么名字?”
  
  “老名叫舒赛,在家叫祝成龙,以后又叫过祝况、司翘、王藕,现在叫王詠。”
  
  “你多大岁数?”
  
  “四十九周岁。”
  
  “你住哪儿?”
  
  “住大佛寺东街甲5号旁门内。你们把我弄来的,你们不知道?”
  
  “这些问题你不耐心讲?讲你的问题!”
  
  “1960年让我坐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叫我坐牢,我仍不知道为什么?”
  
  “讲你文化大革命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发现有很多打人的现象,我很担心。另外,我在国务院接待室的院里,看到很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说《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毒草。我认为《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这些文章是很好的。我还看到给陈毅写的大字报,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给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老首长写的大字报,还有打倒罗瑞卿的大字报,就是没有林彪的大字报。我就给林彪写了这个红报。”
  
  “你的红报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从9月份开始写,11月底写完。”
  
  “都贴到哪儿了?”
  
  “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南面贴一张,是12月2日贴的。”
  
  “你按顺序讲。”
  
  “接着在市委贴一张,第三张贴在府右街,又贴西单菜市场一张,中组部门口一张。我出了复兴门,在国务院宿舍门口贴一张,又到石景山钢铁厂贴两张。从石景山到颐和园门口贴一张,然后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门口贴两张,再到西直门里贴一张,从西直门到府右街,在国务院接待室门上贴一张,从这里就回家了。12月3日,我又到东四人民市场门口贴了两张,还贴北京火车站一张,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一张,宿舍楼往东南的拐弯处一张。家里留了一张作纪念。”她如数家珍似的细说一遍。
  
  “你一共贴了多少?”
  
  “十八张。”
  
  “你怎么带出去的?用什么贴的?”
  
  “我将大字报卷好装在兜里,挂在自行车把上。另一个布兜里是盛浆糊的小钢种锅。”
  
  “十九张的内容一样吗?”
  
  “全一样。”
  
  “你一共写了多长时间?”
  
  “写了一、两个月,从9月份就开始写了。有时候写到晚上十二点。”
  
  “你把内容讲讲。”
  
  舒赛将红报上的内容,一字不漏地重述了一遍,她质问道:
  
   “有人要把河北省委、华北局、天津市委‘一反到底’,这样的大字报都可以贴,你们不管。我只给林彪写了一张大字报,你们为什么就把我弄到这里来……”
  
  “你还是讲你红报的内容针对的什么?”审讯员不理睬她的话。
  
  “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小小纸老虎’的‘虎’字最后一笔提得很高,是暗示林彪的。‘小老虎’就是‘彪’。我现在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
  
  “你写的‘招降纳叛’是什么意思?”
  
  “在井冈山时期,林彪是师长,某某是政委。大革命紧张时,他叛变了,娶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又当了敌伪一个县的科长。全国解放,林彪是中南军区的司令员,他找到林彪,就当上了副部级的政府官员。这是不是招降纳叛?”
  
  “‘残害忠贞’是怎么回事?”
  
  “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说,这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保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那一套。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了,我想不通。”
  
  “还有什么?”
  
  “还有陆定一、周扬,现在把他们都打倒了。”舒赛继续说:“林彪讲过大民主,我没点名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把我关进牢来。”
  
  “‘残害忠贞’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学生们头脑简单,林彪大
  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大反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和华北局,还要‘一反到底’。我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有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有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人批判。”
  
  “你对林副统帅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林彪总是讲整走资派,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运动不搞稳一点,就会让真正的牛鬼蛇神钻空子,整党的好干部。”
  
  稍顿,舒赛隐约看见对面的长桌后,有三个男审汛员,一个女记录员在另一张小桌上埋头记录。审讯员继续问道:
  
  “你的红报往那儿送过?”
  
  “我觉得你问得太宽了。”
  
  “你的活动应该讲清楚。”
  
  “虽然党这么多年不承认我,可是我得有党的原则,你们审问我和组织的关系不行。”
  
  “你不要在这里狡辩,你写的这些东西送到哪里去了?”
  
  “你不能审查我和组织的关系,我还没有把自己降到一个群众的地步。组织上不承认我,是组织上的事。”
  
  “你要是想解决问题,就应当交待清楚。”
  
  “在审讯中,我不谈我和党的关系。再说一遍,组织上否认我,我不否认党。”
  
  “我们今天是代表党和政府和你谈话,你不要将党和政府对立起来,应该有什么就交待什么。”
  
  “事情很简单,因为这是审讯,我不能丢掉党的原则。”
  
  审讯者未料到,这个刚才还老实交待的女犯人,现在却拒绝交待了。他改变话题问:
  
  “这个问题你不讲,还可以给你时间考虑考虑。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
  
  “1953年来北京,在建工部工作,一直到坐牢。”
  
  “你都和哪些人有来往?”
  
  舒赛思忖,这是怀疑她有背景与同伙,她马上说道:
  
  “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做的事,没有别人给我出主意。”
  
  “你都接触过哪些中央领导同志?”
  
  “我没有接触过。即使接触过你们这样问也不应该,我也不会讲的。”
  
  审讯员桌子一拍,大声吼道:
  
  “不要胡搅!你这么不老实,现在不交待,回去考虑去!”
  
  另一个审讯员对她说:
  
  “王藕,你过来看记录,看完后在上面按下你的指纹。”
  
  每当审讯结束后,要让犯人对口供记录过目,并按下指纹表示认可。舒赛走到桌边,记录员将一迭记录递给她。这是一种《讯问记录》专用纸,首页上有审讯“起、止时间”、“审讯人”和“被审讯人”等条目。她看到审讯时间上写着“1966年12月8日,自0时0分起,至5时15分结束”,而在“审讯人”一栏内是空白,看来这些色历内荏的审讯者不想留下他们的大名。舒赛每看完一页记录,就在“被审讯人”一栏签上“王藕”二字,在最后一页她写上:
  
  “以上记录给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拒绝盖指纹。王藕
  1966.12.7—8日.”

  
  “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的夜审,几个预审员已疲惫不堪。而眼前这个拒绝按手印的瘦弱女犯,不仅未显露出半点困倦,头脑也十分清醒,对自己作案的过程及主要事实供认不讳,其它问题只字不谈,丝毫没有认罪的迹象。在以往的审讯中,他们从未遇见过,不禁想起局长的话:“王藕是个公安老手,你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预感到此案有些棘手。
  
  舒赛被带出审讯室,窗外一片漆黑。此时,她才感到困倦难支,恍恍惚惚地回到楼下4筒,两旁牢房内阵阵鼾声。突然一个牢房内传出嘶声裂肺的喊叫:“我没有罪!没有罪!”震撼了牢房。女看守打开15号牢门,舒赛走到自己的铺位旁,倒下便蒙头大睡。
  
  9时许,舒赛醒来,牢房内一片污浊的气味。此时,她才注意到这间牢房只有六、七平米大小,斑驳的墙壁上留有暗暗的血迹,靠里墙从左到右是一排木板搭成的低矮床铺,铺前的走道只容得下一人走过。走道的一头,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马桶”,另一头是一张木制的“餐桌”。显然,这是一间双人牢房,“文革”后人满为患,这里已关了六个犯人,睡觉时只能侧身而卧。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不见阳光,在后墙高处有一个三尺见方、涂了白漆的玻璃铁窗。牢房内既阴暗又潮湿。白日臭气熏天,夜晚滴水成冰。除《人民日报》外,不允许有其它读物。曾被囚禁的著名女作家郁风写道:“铁窗三尺观天色,铅字六版系人间。”
  
  10时整,铁门外传来“放风了,放风了”的叫喊声。舒赛身旁的一个女人说:
  
  “起来吧,该去放风了。”
  
  舒赛随大家离开牢房,在女看守的带领下,排队走出东小楼,来到楼南的一片场地。场地上以铁丝栅栏分割成约十五至二十米大小的一些空间,男、女囚犯在各自看守的带领下,分别在里面放风,相互间禁止交谈和接触。放风虽然只有半小时,却是囚犯们每天所期盼的事,舒赛抓紧时间,在阳光下活动着自己的身体。
  
  当天下午和晚上,又连续对舒赛进行审讯,主审员陈某提问:
  
  “你还是把该说的问题讲一下。”
  
  “今年8月,我用复写纸试着写了些东西,对林彪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四个念念不忘’、‘四个第一’、‘活思想’等言论和编印《毛主席语录》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一共写了两本。”舒赛回答。
  
  “你复写前有底稿吗?”
  
  “不用底稿。”
  
  “你写林彪同志是‘黑帮头子’是什么时候?”
  
  “是8月份开始写的,这时北京发生了打人的现象,我以为这都是受林彪的影响。到9月中旬,我就改写红报了。”
  
  “你复写的东西拿出来没有?”
  
  “没有,我认为还批判得不深不透。”舒赛又质问道:“文化大革命号召大民主,为什么我写了几张红报就把我抓到这里来?”
  
  “大民主是有限度的,你超过了大民主的限度。”
  
  “我复写的东西还没有拿出来,红报上也没点林彪的名。大街上点名给刘少奇贴的大字报,完全是攻击,为什么我就得坐牢?”
  
  “你不要这样纠缠,还是谈具体问题。”
  
  舒赛针对林彪所提的“四个第一”、“四个念念不忘”、“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问题,无保留地重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你对林彪同志还有什么?”
  
  “就这些,我没对他的全部讲话进行研究。”
  
  “你对林彪同志的一些提法有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看到林彪给公交系统的‘公开信’以后,引起我想写文章批判。这封信我先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你准备写些什么?”
  
  “8月份,没经过深思熟虑,我写了个十条的提纲。”
  
  “你谈谈这十条的内容。”
  
  “我没准备发表,写的时候没打稿,也没考虑修辞。”
  
  “你把主要内容讲一讲。”
  
  “开始我写林彪是黑帮总根,黑话总头,后又改成黑帮头子,就是
  头号黑帮。……对红卫兵写过别看林彪有军功地位,应看到他的问题,军功不是他个人的。过去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而现在惟有林彪一人……我在国务院接待室看到金海洲的大字报上说要解散党中央,留下几个老的,全换成年青的。我认为这是受林彪讲的要升一批官,罢一批官,保一批官的影响。这时,我才决定要写红报来揭露林彪。”
  
  “你这些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好好的交待。”
  
  “谈不上什么交待问题。”舒赛反驳。
  
  时间不知不觉已到夜晚十一点半,主审官决定结束这场毫无所获的审讯,他严厉地说:
  
  “王藕,现在摆在你面前,只有交待认罪一条,别的出路没有!”
  
  “我没有罪!我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舒赛口气坚决。
  
  “你的态度很不老实,今天就问到这里。还有些重要的问题你没有讲清楚,回去好好地考虑!”
  
  “林彪是反革命我都敢讲,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
  
  舒赛看罢《讯问记录》,如第一次一样,写上“拒绝按指纹”,签上自己的名字。
  
  三个预审员匆匆离去。
  
  次日,公安局十一处召集预审员听取汇报,会上决定对舒赛的审讯要加温,尽快地找到突破口。
  
  12月10日上午8时,再次审讯舒赛,换了一个姓王的主审官,他提高嗓门,开门见山道:
  
  “你讲讲过去对林彪同志都采用什么方法攻击的?”
  
  “不是攻击,是批判。‘文革’开始后,我看到林彪要搞资产阶级篡党夺权,有人跟着他跑,我必须揭露他。我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
  
  “毛主席是支持林彪同志的,他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你的矛头指向谁很清楚。”
  
  “林彪在天安门讲话时,毛主席在身边,这我知道,但毛主席受了林彪的蒙蔽。我贴他的红报,是做好思想准备的。我曾在国务院外的墙上,看见清华大学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字报上写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我到清华去贴大字报,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要是贴出红报,可能会引起辩论和武斗,也许我就回不来了。为此,我在家里留下了遗嘱。为什么我没有贴复写的材料,因为小字报看的人少,大字报看的人多。但林彪分子撕的也快!我贴林彪的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
  
  “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对我这样,只有个别混进党内的内奸分子才会对我这样。”
  
  “你不要胡言乱语!”主审官拍桌子。
  
  “我还要讲几个问题。”舒赛继续说:“你们枪毙我可以,送我劳动教养也可以,送我劳动改造我不去,去了也不干。”
  
  “你讲这个干什么?你应该先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你讲讲过去都干过什么?”
  
  “除了‘捍卫党和毛主席’的事以外,别的我没干过。”舒赛以红卫兵的语言回答。
  
  “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先交待清楚。”
  
  “‘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
  
  “你向党进攻,污蔑党,还不交待!”
  
  舒赛反击说:
  
  “你这是对我的诬蔑,你不配共产党。”
  
  主审官恼羞成怒:
  
  “你这是在继续犯罪!今天你的下场,正是你多年来思想发展的结
  果。你的态度要收敛一下,这样继续反党是不行的!”
  
  “你收回这些话吧……”
  
  “我们要正告你!在人民政府的法庭上,只准你交待你的反动思想。不准你攻击和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如果你不听政府的劝告,坚持犯罪,你会自食其果的!”
  
  “我坚持的是党的立场!”
  
  另一个预审员坐不住了,厉声说:
  
  “王藕,你的气焰不要太嚣张了!你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你,到处找你,把你搞到这里来是便宜了你。你不要坚持反动立场,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我对林彪的错误言论和我的看法全都讲了。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你这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反对党和政府!”
  
  “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你在这里只有老实交待认罪,不准胡搅蛮缠。你过去一直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上……”
  
  “你们的立场很明显,我讲什么也没有用。”
  
  “你的立场我们也很清楚,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你还是交待你现在的问题。”
  
  “‘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只有表面上是共产党员,骨子里是反革命的人才会叫我交待。”
  
  “你不要这样嚣张,人民政府有它的法律,你这样闹,我们不怕!”
  
  “不怕?我给林彪贴了几张大字报,为什么那么快就撕掉?为什么把我弄来坐牢?为什么大街上有刘主席那么多大字报都没有人管?”
  
  “你应该改变立场……”
  
  “只有林彪才应改变立场!”
  
  主审官的威胁难以制服对方。稍顿,他改变话题问道:
  
  “你现在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给哪里写过信?”
  
  “这个你问不着,我没有回答的必要,你让我叛党不行。”
  
  “你早就叛党了,中国共产党早就开除了你!”
  
  舒赛略加思索后说:
  
  “党在某个时候做出错误的决定是有的。我有我的思想,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你这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没有权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真正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你不敢惹,还在当帮凶!”
  
  “这些我们都给你记下来。”
  
  “记下来我不怕,连林彪是反革命我都敢说,还怕什么?”
  
  “你为什么贴大字报不敢用‘王藕’这个名字?”
  
  “‘王詠’这个名字,我到派出所登记了的。今天我反对林彪,我个人吃亏,是不让党吃亏。林彪对毛主席的著作背得很熟,实际上他是反毛主席的。”
  
  “看来你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见上帝’这个词对我也不适用。”
  
  “我们给你明确几条纪律:第一条,不准你公开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二条,不准你公开诬蔑政府的工作人员;第三条,你必须回答政府的问题。现在你交待文革以来都往哪儿送过东西?”
  
  “你没权利问。”
  
  “我们当然有权利问。”
  
  “我知道林彪现在有权,但他的那些言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你不要胡说八道,给我回去反省去!”
  
  对舒赛审讯的加温,引来一场唇枪舌剑。审讯者对她坚持攻击林彪的态度毫无办法,只能穷于应付。
  
  当天下午,继续审讯,主审官陈某采取迂迴的战术,他口气平和地说:
  
  “王藕,‘三反’中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忠心耿耿地工作,‘三反’中却受到Z的报复打击和政治诬蔑。”
  
  “你讲讲自己的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从‘三反’开始的。”
  
  “你继续讲对林彪同志的攻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贴红报时开始的。”
  
  审讯者突然发问:
  
  “在这以前你写过或对谁讲过对林彪同志的不满吗?”
  
  “这个问题没有谈的必要。”
  
  舒赛警惕。她想起在写大字报的过程中,曾和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陈瑞光夫妇有过接触,这件事,她决不能透露。
  
  “你应当向政府交待清楚。”主审官追问。
  
  “如果我和哪个资本家和党外人士有来往,你们完全有权问我,我
  也会回答。可惜我没有这种社会关系。”
  
  “你不要以共产党自居,你早被开除了。有哪个组织、哪个人承认你是党员?。”
  
  “我是没有党籍的党员,我站在党的立场上。”
  
  “你不要诬蔑共产党,你是站在反党的立场!”
  
  “你这是林彪分子的立场……”
  
  主审官听到这个“现行反革命”竟敢说他们是“林彪分子”,一时恼羞成怒,打断舒赛的话,吼叫起来:
  
  “你住口!我们就是林彪同志的立场,林彪同志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毛主席的立场!林彪同志是我们的副统帅,不准你诬蔑林副统帅!”
  
  “你让我把话说完,嗓门再高也没用。”舒赛不动声色,慢条斯理地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来说明我批判林彪的问题有哪些不对?我再三说,只要你们有道理,我会虚心听取。可是,你们偏偏回避。”
  
  “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这是你新的罪行!”
  
  “你的话应当收回去,一个稍有共产党气味的人,就不会对我这样的诬蔑。”
  
  “你的反动气焰太嚣张了!”
  
  “我对党是忠诚的,任何威胁对我都没有用处,空口帽子也没有用。你们为什么回避我的问题?”舒赛紧逼。
  
  “你那些问题不值得一驳。你不要回避问你的问题。”
  
  “我毫不回避,哪个问题该讲,哪个问题不该讲,我很清楚。”
  
  “我问你的问题你讲不讲?你是不是要做长期打算了?”
  
  “你们抓我到这里来就是错误的。我有个建议,你们是不是项目组最高负责人?如果不是,请他来和我辩论。”
  
  “有什么辩论的,你是罪犯,我们代表人民政府专你的政,代表中国共产党审讯你。”
  
  “你们是代表林彪分子在审讯我。现在林彪大权在手,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愧,死而无悔!”舒赛的话掷地有声,使三个预审员哑口无言。主审官无奈地说:
  
  “你的态度太嚣张了,不交待就回去!”
  
  四天后的上午,再度审讯舒赛:
  
  “1962年你从劳动教养所出来以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我已经说过了,没有问的必要。”
  
  “完全有问的必要。”
  
  “你们是林彪分子,我没有和你们‘贫嘴’的必要。你说过我贫嘴,我现在回敬你。”
  
  “你写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交待的?”
  
  “再这样问就是贫嘴,林彪分子都是靠耍贫嘴起家的。”
  
  “你攻击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这些问题怎么不交待?”
  
  “我对林彪是揭发批判,不是攻击诬蔑。”
  
  “林彪同志是伟大领袖培养起来的副统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这是一时的,你也只能用这一点来堵我的嘴。难道刘少奇不是毛主席培养的?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刘少奇犯了路线错误,林彪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不准你公开诬蔑诽谤我们的林副统帅!”
  
  “那是你们的副统帅!”
  
   审讯官大发雷霆喊道:
  
  “林副统帅是人民的副统帅,你这是犯罪!”
  
  “你才是犯罪!你没有理由驳倒我,如有理由就谈你的理由,我在8号那天就表示过,只要你们理论对,我就听,为何回避理论问题?”
  
  “你这样下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千刀万剐都不怕!”
  
  “你不要太猖狂了,你这样做只能证明你反动透顶。别的不准你讲,你交待你为什么攻击诬蔑林彪同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再讲的必要。你不理解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的高尚。我可以被你们杀害,因为你们当权。我死了,如果你们还有人性的话,想到我,你会感到心中有根刺的。”
  
  “你这样耍流氓,对抗政府的审讯,你会越搞越狼狈的!”
  
  “只有你们林彪分子才会狼狈为奸!”
  
  寸步不让的舒赛又奉劝对方:
  
  “我希望你们考虑我的话:回头是岸!”
  
  一个被审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审讯中反客为主,竟然要执法人员“回头是岸”,在半步桥监狱真是奇闻一桩。对她的奉劝,几个毫无办法又气急败坏的审汛官,只能继续耍贫嘴。
  
  “我们要看你嚣张到什么地步,要看你的花岗岩脑袋带到哪里去!”
  
  舒赛没有理睬,再次奉劝对方:
  
  “我希望你们还是听听我的话,资产阶级阴谋分子搞复辟成功了,你们也没有好下场。我死了是被害,是处在孤立的位置被林彪分子杀害的;你们死了会落下臭名!要受到惩罚!”
  
  审讯者目瞪口呆,面面相觑。随后,一阵大声喝斥,这场审讯又匆匆地收场。
  
  舒赛看罢《讯问记录》后,在上面写下一段话:
  
  “以上记录给我看过,已记的相符。但有一位(预审员)在旁边不让记录的内容,都遗漏了。
  我的复写材料已写明对林彪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的批判、揭发。我说过,如果你们认为我批判得不对,你们可以具体指出来,只要你们对,我会虚心听。可你们说什么中小学生也能驳我,而你们却不驳,故意回避,说明你们心虚而已。
  
  应该想到数千年中国没有什么了不起,秦始皇万里长城未能抵御外敌;国民党40年把中国越搞越垮、越烂,妓女、流氓、帮会、乞丐……遍地都是,大小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中小资产阶级破产,财富集中到少数官僚手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人民推翻了这个旧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资产阶级阴谋分子搞复辟,广大工农兵决不会饶恕,三思。
  王藕1966年12月14日。拒绝按指纹。”

  
  一周来的审讯,警方毫无所获。面对这个思维敏捷、语言锋利的犯人,再加上她那居高临下的气势,使审讯者感到十分被动,经常处于被质问的境地。狱方决定暂停对舒赛面对面的审讯,要她写书面交待。
  
  第二天,女看守员交给舒赛一迭空白纸,对她说:
  
  “王藕,现在让你写书面交待,你要尽快写出来交给我。”
  
  舒赛迟疑片刻,随即说道:
  
  “好吧,我写。”
  
  两天后,舒赛将厚厚的一迭材料递给女看守。她当即送交到审讯处,负责人刘某见到材料后,对下属说:
  
  “看来,王藕并不是花岗岩脑袋嘛,这不也开始写交待了,说明我们一周来的审讯,还是触动了她。”
  
  刘处长坐到办公桌旁,点起一支香烟,开始翻阅舒赛的交待材料。材料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应关心党的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王藕问题),约一万五千字。处长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不由得心头火起:
  
  “这哪里是什么交待!”
  
  “刘处长,您怎么啦?”审讯员张某问。
  
  “她不仅在这里为自己评功摆好,还在继续攻击林副主席!”
  
  原来,在舒赛写的这份“交待”材料中,共有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写的是她参加革命后的主要经历及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后一部分是复述自己对林彪言论的批判。她最后写道:
  
  “谁若反对王藕的意见,而又自称是拥护毛主席的,请如王藕一样从理论上一条一条、一点一点给王藕指出来。只要有理,我便收回我的意见。对理论、学术问题不讲理,让坐牢,只能说明你们所行不义!即令王藕的观点有错误,也应是文章交谈,怎么可以用坐牢来对待仅仅是个人的四百五十个字(注:“红报”的字数)?真是岂有此理之至的犯罪行为!”
  
  "按监规,犯人经狱方批准后,可以写信向亲属要生活必需品,如手纸、肥皂、鞋袜、换季的衣服以及某些药物。舒赛被捕后,她的弟弟曾来监狱送过两次物品。自从写此“交待”材料以后,她发的信件全部被狱方扣留,从此剥夺了她和亲属的联系,切断了她生活必需品的来源。狱方又将她的笔墨纸张和日记本全部没收,禁止她写任何东西。
  
  12月26日对舒赛又进行了一次审讯,审讯官问道:
  
  “你那二百多页大本的《这才是最后一次的控诉》是什么时候写的?”
  
  “你们怎么问起这个问题,在这种场合没有谈的必要。”
  
  “怎么没有谈的必要?”
  
  “你们以这种形式,我不谈这个问题。第一,如果你们是代表党的,现在已经弄僵了,应由你们负责;第二,如果你们是林彪分子,我根本没有和你们谈的必要。”
  
  “我们当然是代表党的。你写的东西,我们问写的时间,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时间在上面写着的,没有谈的必要。”舒赛抗议道:“如果你们还有人类的天性,应当相信我写的是真理。我给亲属写信,你们按毛泽东思想应当让我写,我需要的东西也应当拿来。即使你们把我迫害死,也不应当从生活上为难我。也难不倒我。我绝不会为这些小事屈服!”
  
  “你不要太嚣张了!”
  
  “一个共产主义者谈不上嚣张,反革命才需要嚣张,因为他们没有真理。”
  
  “你那份材料写了几份?”
  
  “你想我会告诉你吗?”
  
  “你不交待,就凭你写的《这才是最后一次控诉》,我们就可以处理你!就可以给你一个枪子儿!”
  
  “你休想威胁我,这种话只有美蒋特务才会说得出来。”
  
  “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那你就等着瞧吧!”舒赛又说:“王若飞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写了《狱中日记》,你们如果按共产党的政策,就应当让我写日记。不让写,不过暴露你们害怕真理而已。”
  审讯者再次无奈地说:
  
  “不交待,你回去好好考虑去!”
  
  1967年1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组织“政法公社”和市公安局造反派组织“公安公社”的头头,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支持下,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2月初,公安局由部队接管,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军事建制,半步桥监狱改称第六大队。军管会对监狱加强了控制,对犯人采取高压手段。舒赛拒不认罪、态度又“极其嚣张”,是重点看管的对象之一。狱方除了在日常生活上对她虐待外,对她的肝病也不予治疗。管理人员动辄对她喝斥、辱骂、以至拳打脚踢。舒赛刚强不屈,她的反抗也从未停止。
  
  3月31日,经军管会副主任王更印签字批准,负责审讯的十一处对舒赛补办逮捕手续。《逮捕证》(1559号)上写道:
  
  “该王藕对党极端仇视,于1966年12月2日至6日(注:应为2至3日)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组部、北京市委等处张贴攻击林彪同志的反动大字报。1966年12月7日在大佛寺旁门5号被拘留,当时曾喊反动口号。被拘留时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但坚不认罪,态度极端恶劣。证据有:反动大字报原件及犯人亲笔写的攻击林副主席的文章、审讯记录。”
  
  4月11日,舒赛被叫到办公室,两个军警要她在《逮捕证》上签字。她不屑一顾,抗议道:
  
  “你们已经关了我四个多月,到现在才办理逮捕手续,这是违法的!”
  
  “什么违法不违法,你是个现行反革命!”
  
  “你们知法犯法才是反革命!”
  
  “你诬蔑执法人员,罪加一等。”
  
  舒赛接过对方的笔,在《逮捕证》上写下一行字:
  
  “拒绝签字! 王藕1967年4月11日16时30分”。
  
  “5月初,在停审了四个多月之后,再次提审舒赛:
  
  “你的红报都往哪儿送了?给谁看过?”
  
  “我都讲过了,没必要再讲。你们放着大大小小反对毛主席的坏蛋不管,我怀疑你们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舒赛拿定主意,绝不能牵涉他人。她争取主动,不直接回答提问。
  
  “你不要胡扯别的,讲一讲红报都往哪儿送了?给谁看过?”
  
  “你们都知道,还走这个形式干什么?即使你们不知道,我也不会讲的。这种方式不讲,就是全部被反革命分子篡党夺权,对我进行任何拷打,我也不会讲的。文化大革命《通令》是元月7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的,谁反对林彪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抓起来。而我在12月7日就被你们抓来了。我是在林彪讲大民主时写的红报,你们逮捕我,岂不是打林彪的嘴巴?”
  
  “你不要胡扯,交待你的问题。不允许你继续放毒。”
  
  “你们关押了我半年,想想我第一次是怎么对你们说的。你们这种形式是反动的!你们要我的命可以,让我交待是不可能的!我不能失去共产党员的立场。”
  
  “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是刘少奇、安子文的党的。你和安子文见过几次面?”
  
  “一千次!你们想到没有,毛主席现在处在什么情况?现在掌握实权的是林彪,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现在反对林彪才是保卫毛主席。你们还把报纸上没有公布的安子文也揪了出来。”
  
  “安子文是个叛徒!”
  
  “你们有什么事实,给我摆出来,否则也是和给我扣反革命帽子一样,给安子文扣上叛徒的帽子。”
  
  “你在这里公开反对毛主席!”
  
  “你不要吓唬我,说我反对林彪可以,说我反毛主席是诬蔑。你们不要用毛主席做你们的护身符,这挽救不了你们。”
  
  “你不要在这里放毒,交待你的问题。”
  
  “我根本没有问题,你们根本就不应当抓我。”
  主审官觉察自己上了当,不再回答她的话,直截了当地问道:
  
  “我们要问你一个姓陈的,你和他有什么来往?”
  
  “我认识姓陈的很多,现在都无来往。”
  
  “一个叫陈瑞光的,有没有来往?”
  
  “陈瑞光是资本家?是共产党员?如果是党员,你们为什么问我党内的问题?”
  
  “问你的问题你必须交待清楚,不交待你就回去!”
  
  审讯者果然点名问起她过去在“四野”工作时的领导、现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陈瑞光来,舒赛心中感到不安。自从去年春天,她在养路队义务劳动中偶然遇见他们夫妇后,曾应邀去他家——魏家胡同5号拜访。虽然自己多年身处逆境,又被劳教过,但夫妇二人仍像老朋友一样地热情待她,对她的处境也十分关心。“文革”开始后,她曾就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前去请教他们,相互对现状都感到困惑与忧虑。去年10月,她到王府井张贴反林彪大字报前,曾将大字报带到他家征求意见。他们曾劝阻她不要莽撞行事,以免引来杀身之祸。执意的舒赛仍将大字报张贴了出去。此事,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为何时过半年,审讯员竟点名追问起来?
  
  原来,正是舒赛那次访问,导致陈家后来东窗事发。“文革”开始后,身为民航总局副局长的陈瑞光,靠边站一段时间后,就被本单位革命群众打入“走资派”的行列。不久,一个下属想起半年前有一次去陈家,曾意外地看见舒赛正就大字报征询意见,他将此事作为一枚“重磅炸弹”抛了出来,使陈瑞光夫妇不仅在单位狠遭批斗,还被公安局以“包庇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一直怀疑舒赛的行为有政治背景的警方,正想以此为突破口。
  
  8月1日,主审官开门见山,对舒赛问道:
  
  “你讲一讲你和民航局陈瑞光之间的问题。”
  
  “我根本没什么组织活动。”舒赛又说:“一个人的事情一个人
  担,你们想利用我来陷害别人,这是办不到的。”
  
  “你去魏家胡同多少次?”主审官又点明了地点。
  
  “我到公安局去得最多,公安部也去过。”
  
  “你去魏家胡同5号多少次?你回答问题。”主审官再向她点明‘5号’,舒赛仍然不理睬,她反问道:
  
  “为什么把我抓来,你们回答我的问题。”
  
  “你不要太嚣张了,交待你和陈瑞光的问题。你与他讲过什么?你
  给他看了什么东西?这是实质问题。”主审官生起气来,不禁说出他们想要知道的“实质”问题。舒赛慢条斯理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谁是陈瑞光。”
  
  “你在‘四野’的老上级。”
  
  “什么‘四野、五野’,我不知道。”
  
  “你和陈瑞光什么时候认识的?和他怎么南下的?”
  
  “我长时间没工作,发现了林彪反毛泽东思想,仅仅写了四百多字,还未点名,就把我抓来,你们害怕真理。”舒赛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
  
  “你为什么不回答你和陈瑞光之间的关系?他知道你叫王咏。”
  
  “嘴长在我身上,我不回答,看你们有什么办法?”
  此后舒赛以沉默来对抗审讯者的诱供和逼供,这次审讯,仍无结果。
  
  舒赛既不交待,也不认罪,使警方十分恼火。不仅如此,由于她曾多年从事公安工作,熟知党的公安政策。在狱中,对管理人员无视犯人应有的权利,动辄打骂、侮辱犯人的违法行为,她不顾自己会受到皮肉之苦,经常向狱方提出指责与抗议。舒赛的态度,激起狱方对她进一步的迫害。9月底的一天,傍晚放茅时,舒赛又指出看守不尊重犯人的行为,队长当众对她呵斥道:
  
  “王藕,你还要捣蛋,你可是二进宫了!”
  
  监狱内严禁犯人之间交谈自己的历史和案情,现在队长当众骂她‘二进宫’,这是要在众人面前揭她的老底。舒赛乘机说道:
  
  “队长,你不提我也绝不会说,你既然说我‘二进宫’,那我就说说。”她故意扯开嗓门:“第一次我是因为反对高干的不正之风,无辜被送去劳动教养的。这次进来,不就是因为给林彪贴了几张大字报吗?我揭露他是‘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舒赛嗓音清脆,惊动了四筒牢房内的犯人。此时,大家才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年女子,是因为反林彪而蹲监狱的。
  
  “王藕,不许你在这儿放毒!快给我住口!”几个女看守一拥而上,将舒赛的胳膊反拧过来推向墙角。
  
  “你说我‘二进宫’?我第一次没有错,第二次也没有错!”舒赛挣扎反抗。
  
  此时,气势汹汹的队长拿来一付脚镣和手铐,要给舒赛戴上,嘴里
  不停地嘟囔着:“看你还捣蛋不捣蛋!”
  
  舒赛喊道:“我抗议你们这种非法的虐待!”
  
  两个膀粗腰圆的女看守在队长的示意下,将舒赛按倒在地,强行给她戴上脚镣手铐,又将她拖入牢房之内。
  
  舒赛知道,在共产党的监狱内,被戴上脚镣手铐的,只是那些罪大恶极、或对他人构成威胁的刑事犯人。对政治犯和女犯,最多也只是戴上手铐。想当年在日伪的监牢内连手铐也没有戴过,现在却被
  “自己人”镣铐并用,她气愤地说:
  
  “我抗议你们的虐待行为,现在你们怎么给我戴上的,以后怎么给我取下来!”
  
  女看守将舒赛推入牢房内。
  
  舒赛坐在地铺上,双眼盯着这副沉重的镣铐,对室内的难友自嘲地说:
  
  “我还是第一次戴这玩艺儿呢。”
  
  “你不要和她们顶撞,免受皮肉之苦。”好心的难友、商业部干部刘素心劝道。
  
  “该当怎么样,我都知道的。第一次我能出去,这一次也能出去。再说,她们也不是铁板一块。”
  
  此后,无论放风和放茅,舒赛都拖着一副沉重的镣铐,趔趄移动脚步。犯人们悄悄地说:
  
  “她就是那个张贴林彪大字报的犯人。”
  
  1967年12月5日,舒赛被捕一年后,对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审讯。
  
  “最近思想上考虑通了吗?”
  
  “依然如故。”
  
  “你这样闹下去能有好下场吗?”
  
  “我没有犯罪。”
  
  “你反对林副统帅不是犯罪吗?”
  
  “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你还是不认罪?”
  
  “我是不可能认错的。”舒赛避开“罪”字。
  
  “你不认错,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泥坑越滑越远。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会怕!”
  舒赛入狱以来,第一次爆发出胸中的愤怒。她声色俱厉地控诉道:
  
  “你们这里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舒赛又问对方:
  
  “今天你们要找我谈什么?”
  
  “看你有没有转变?”
  
  “我是不会转变的!因为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我忠于马列主义!”
  审讯就此终止,连让她按指纹的过场也免去了。
  
  对舒赛一年多的审讯,留下来一大堆《审讯记录》,警方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口供。一位多年搞公安史的同志看完这份记录后说:
  “这是我所见到的一份毫不认罪的《审讯记录》。”
  
  不久,由于生活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种种虐待,这个曾经骑着自行车将大字报贴遍北京城的舒赛,不仅原来的肝病得不到治疗,进而染上肺结核,身体每况愈下。狱方“照顾”她,给她换了一副较轻的镣铐。她每天在牢房内,活动着手臂,不停地擦拭它们。日久天长,舒赛腿上的脚镣变得油光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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