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2日中午12时。北京市西城公安分局六科的电话铃响声不停，正在吃饭的值班员拿起电话问：“喂，找谁？” 　　 　　“我是西单菜场的保安郭树英，在我们菜场的南墙上，发现一张用红纸写的大字报，革命群众向我反映说，它的内容很反动。” 　　 　　“你看了没有？” 　　 　　“现场的人很多，我没来得及看，先汇报给你们。” 　　 　　“好吧，你再回去看看，我马上向保卫办公室汇报。” 　　 　　保卫办公室当即让一科马上派人去现场。下午两点，李某来到现场，只见人头攒动，看大字报的人很多，他身穿警服不便挤入人群中，只得站在后面张望。几个中年人正在窃窃私语： 　　 　　“你看明白了吗？粗体字引用的那句话？” 　　 　　“还有那个‘虎’字，最后一勾挑得很高，曲里拐弯的，不就是个……”欲说又止。 　　 　　“这家伙吃了豹子胆……” 　　 　　“不要命了！” 　　 　　两人在议论中忽然发现身后有民警，伸伸舌头，闭上了嘴。 　　 　　12月3日上午8时30分。西单分局一科又派来一名便衣民警，带上纸笔，挤到人群前面将报上的内容全部抄录下来，回分局呈送李局长。局长感到问题严重，正准备向市局汇报，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 　　 　　“李局长吗？我是商场派出所老刘，有件事要向分局汇报。” 　　 　　“你说吧。” 　　 　　“今天上午，交通二中队民警刘金顺在西单大街值勤，发现中组部门前有不少人在看墙上的一张大字报……” 　　 　　“是不是用红纸写的，署名‘王詠’的？”局长急问。 　　 　　“对。” 　　 　　“知道是什么人贴的吗？” 　　 　　“我刚才到中组部传达室去问了一下，值班员说，可能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贴的。” 　　 　　“知道她的身份吗？” 　　 　　“不知道。” 　　 　　“我正要向市局汇报，你赶快将详细情况整理后送来。”局长挂上电话。 　　 　　当晚7时。北京市公安局大楼内，人们早已下班，但一处的值班室内灯火通明。值班员小蔡自下午接到西城分局关于在西单菜场和中组部门前发现反动大字报的紧急报告后，又先后有海淀分局、石景山派出所、西直门派出所、景山派出所和东城分局打来电话称：近两日，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直门、石景山钢铁厂、国务院宿舍、市委大楼、国务院接待站、府右街、景山东街、国防部宿舍、王府井大街、北京火车站等十八处地方，发现同样的“红报”，请示如何处理？ 　　 　　晚8时。市局程副局长连夜召集有关人员对案情进行分析研究，他说：“同志们，近两天在我市十多处繁华和重要地区，发现一张用金粉写在红纸上的、内容相同的反动大字报，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这是一起重大的恶性反革命政治事件。会前，我已在电话中向谢部长和吴书记作了汇报，首长指示，似这样公开攻击林副主席的反动大字报，在全国未见先例，竟然发生在我们首都，发生在林副统帅的身边，太猖狂了！一定要迅速破案！” 局长深吸了一口烟，又说： 　　 　　“有汇报说是一个身材消瘦、一米六十左右的中年妇女干的。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女人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反动的大字报贴遍全城？我看不大可能。倒像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地反革命活动，这和最近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反中央文革小组的逆流遥相呼应。” 局长继续说： 　　 　　“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副统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康生同志最近指示：‘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这件事，我们务必全力以赴，刻不容缓，不管反革命分子隐藏有多深，一定要将他们完全、彻底地挖出来！”局长对一处处长李某说： 　　 　　“你们要仔细验证大字报的笔迹，究竟是几个人写的？，尽快找到贴大字报的人，查出她有无同伙与后台，各派出所先通查一遍户籍卡，有没有叫‘王詠’的人。随时将结果汇报上来。” 　　 　　会上又部署了侦破方案，成立以一处李处长为首的侦破项目小组，负责具体执行。 　　 　　4日上午，各分局纷纷向一处汇报，所属各派出所先后查遍了该片的户籍，未发现一个叫‘王詠’的女人。大家正在纳闷中时，东城分局局长给李处长打来电话： 　　 　　“李处长，我们找到那个王咏了!” 　　 　　“怎么找到的？” 　　 　　“在我们管区的大佛寺5号旁门院内，住着一个叫‘王藕’的中年妇女，现已查明，她就是写反动大字报的王詠。” 　　 　　“何以见得？” 　　 　　“5号旁门院内的居民反映，最近一个多月，王藕经常在家中写大字报，用毛笔蘸金粉在红纸上写。她还给派出所写过两张“语录”，笔迹和反动的大字报一模一样。另外，景山派出所民警张英说，昨天下午王藕曾拿着一份大字报到派出所给他们看，自称这样的大字报她写了好多张，已经张贴出去了。她还说：‘我告诉你们，是让你们知道，如果我再坐牢的话是因为什么’。此前，王藕还对民警说过：‘刘少奇是有功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一本光辉的著作，贡献很大，我认为现在这样对待刘少奇同志是不合理的’。还有，在派出所的档案中，找到一张上月11号，她送来的要改名‘王詠’的纸条。这就确凿无疑了。” 　　 　　“很好，很好，你们立了头功。从现在起，要时刻监视她的行动，注意她与何人来往。千万不要打草惊蛇，等候局里的部署。” 　　 　　李处长挂断电话，他十分得意不费吹灰之力就查出了作案人。但又难以理解，一个明明干着反革命勾当的人，为何要自我暴露，自投罗网？他摇摇头，跨进副局长的办公室。 　　 　　“程局长，反动大字报的作案人已经查出来了！” 　　 　　“这样快？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哩。”局长疑惑地。 　　 　　“这个家伙有些不可理喻。”处长向局长详述了发现作案人的情况，请示是否立即对她进行拘留审查。局长摆摆手说： 　　 　　“不要忙，暂时先将她控制起来，全天候监视她的行动。一定要查明她的政治背景，有没有后台与同伙。” 　　 　　李处长随即派人对“王藕”进行监视，又派人去有关单位查看她的历史档案。 　　 　　在首都北京，十八张针对林彪的“红报”，虽然很快就被撕掉销毁，但它的消息不胫而走，在群众中迅速传开。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撰写的《大事记》中，都列入以下一条： 　　 　　“12月2、3两日，在首都发现多份用红纸和金粉写的攻击敬爱的林副主席的反动大字报，署名王詠。” 　　 　　12月7日上午，公安局程局长召集项目组开会，听取介绍“王藕”的历史背景和“文革”前的一些情况。听完汇报后他说： 　　 　　“这个王藕，倒是一个从革命走向不革命，从不革命走向反革命的典型。”又问道：“监视她的结果如何？” 　　 　　“从4号下午起，我们对王藕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和盯梢，没有发现进一步的情况。” 　　 　　“她平常在干些什么?” 　　 　　“她的生活比较有规律，每天清晨起来打扫一遍院子，然后给住在院内的外地红卫兵生火炉、送开水。早饭后，骑车外出看大字报或去菜场。在家时，经常伏案书写，或听半导体收音机。” 　　 　　“有人和她来往吗？” 　　 　　“只有院内的孩子常去找她讲故事，没有其它人与她接触，也没有电话找她。” 　　 　　“她近来的神情怎样？” 　　 　　“看来很平静，没有惊惶不安、打算逃跑和销毁、转移罪证的迹象。” 　　 　　“程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与其再这样无效的监视下去，不如将她拘留起来，面对面地进行审讯，以免日久生变。”李处长插话。 　　 　　“对，我看可以抓了，抓来后由八处负责进行审讯。历史上，她是个老公安，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的经验，这点，从她作案的情况也能看出来。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会上决定对舒赛采取行动。 　　 　　身居斗室的舒赛，按预定计划贴完“红报”以后，如释重负。她为这次行动顺利，未引起冲突而感到高兴。只有2号下午到石景山钢铁厂门外张贴时，险些被人抓住。近几天来，她已发现自己被便衣监视盯梢上了，但并不紧张，她坚信自己揭露林彪的行动是正义的，是为了捍卫党和国家，即使为此而第三次身陷囹圄，又算得了什么？“纵死，死，死，依然鞠躬尽瘁在党前”。她以平静的心态，等待着去面对更加残酷的考验。 　　 　　自从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以后，声势浩大的“革命大串联”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免费乘车、搭船，涌向首都北京。他们期望在天安门见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时也游览向往已久的红色古都。至11月底，毛主席在林彪的陪同下，已先后在天安门八次接见了一千三百多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北京的许多机关、学校和街道都腾出房间来安排外地红卫兵住宿。甲5号旁门也不例外，在前院的一间北房内，仍住着参加了第八次接见的东北女红卫兵。舒赛对她们十分关心，经常为她们生火炉、烧开水，介绍书报给她们看。每当红卫兵问起她的身世和处境，她只字不谈。 　　12月7日傍晚，舒赛吃罢晚饭，如往日一样，烧了一壶热水给红卫兵送去。 　　 　　“红卫兵们，给你们送开水来了。”舒赛敲门。 　　 　　“王阿姨，快请进来。”一个红卫兵开门，接过舒赛手中的水壶。 　　舒赛进屋，室内住着八个中学女红卫兵。 　　 　　“王阿姨，你每天都给我们送开水和热水，我们谢谢你。” 　　 　　“谢什么，你们远离家乡到首都来，这是我应该为你们做的事。北京这几天天气很冷，你们晚上的被子够不够？” 　　 　　“北京才不冷哩，比俺们东北可差远了。”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吗？” 　　 　　“不，我们分别来自三个学校。她是辽宁阜新市跃进中学的；这三 　　个是吉林九台县第九中学的；我们四个是辽宁北票县立新中学的。” 　　 　　“真是来自五湖四海呀。”舒赛又问道：“你们家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得怎么样？” 　　 　　“没有北京好，我们只揪斗了一些五类分子，还没有触及走资派的灵魂哩!” 　　 　　“比起北京来，我们县里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太温良恭俭让了。”北票县的一个女红卫兵不满地说。 　　 　　“你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将来是国家的栋梁材，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搞革命。” 　　 　　“北京红卫兵的口号可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哩。” 　　 　　“这可不是毛主席的教导。” 　　 　　红卫兵沉默。 　　 　　“王阿姨，我们在这里十多天了，怎么没见到你的孩子？”一个红卫兵好奇地问。 　　 　　“我没有孩子。” 　　 　　“亲人也没有吗？” 　　 　　“有弟弟、妹妹，他们都在忙运动，那有时间来看我。”舒赛不便久留，说道：“好了，我该走了，你们有什么要帮助的事，就告诉我。” 　　 　　舒赛回到室内，想到这些外地的红卫兵还保持着纯朴、谦虚的品格，不由得从心里喜欢她们。她到桌边坐下来，开始写当天的日记。 　　 　　嘈杂一天的院子，逐渐安静下来。 　　 　　突然，街上响起一阵警车声。“文革”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刺耳的警车呼啸来往，人们已习以为常。这次的呼啸声到甲5号旁门前，嘎然而止，从车上跳下数十名武警人员，迅疾地冲进院内，从三面包围了舒赛这间十余平米的居室。警员破门而入。 　　“你们要干什么？”舒赛镇静地。 　　 　　“你是王藕吗？” 　　 　　“我是。” 　　 　　“你被拘留了！” 　　 　　“有拘留证吗？” 　　 　　一个警员将《拘留证》放在桌上，命令道： 　　 　　“你在上面签个字！” 　　 　　舒赛看了一眼，是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1966（198号）《拘留证》，上有局长李剑之的签名和印章。她不再辩解，拿起一支笔在 　　“被拘留人签字”栏内，写下两行字： 　　 　　“拒绝签字！因为林彪说过大民主，为什么我贴了一张红报就拘留我？王藕1966.12.7.” 　　 　　警员看了舒赛的签字，怒目喝道： 　　 　　“你不签字我们也可以拘留你！”回头对身边警员说：“把她带走！” 　　 　　两个警员上前给舒赛戴上手铐，将她推出房门。舒赛甩开警员说：“我自己能走！” 　　 　　院子内外已聚集了围观的群众，众人交头接耳，不知这个曾被劳教过的王藕，又犯了什么罪？外地的红卫兵更是不解，刚才还为她们送水，和她们聊天的“王阿姨”，怎么突然就被抓了起来？一个红卫兵自言自语地说：“北京的阶级斗争真是复杂呀？” 　　 　　舒赛在警察的押解下，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她环顾四周，大声高呼： 　　 　　“打倒林彪！打倒林彪！” 　　 　　几个红卫兵听见舒赛喊反动口号，急得摩拳擦掌，想上前揍她一顿。警员们慌忙将她的嘴捂住，推上警车，风驰电掣而去。 　　 　　当晚8时30分，搜查人员王汝云等四人，在街道干部张某和邻居金某的陪同下，对舒赛的居室进行搜查。他们翻了个底朝天，除与反动大字报有关的物证外，只有两包信件、一包照片和四十八本《日记》引起搜查人员的注意。信件都是“文革”前亲友寄的；照片大多是战友送的，其中许多儿童照片，背面歪歪扭扭的写着：“给亲爱的舒阿姨”、“送给舒妈妈”等；那各色各样的《日记》本，则是舒赛从1946年底解放战争开始，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的全部思想和生活的记述，搜查人员如获至宝。搜查完毕，他们留下一份《扣押物品清单》。又将舒赛的居室上了铁锁，两张《北京市公安局1966年12月7日查封》长条，交叉贴于门外。 　　 　　搜查人员正要离去时，一个女红卫兵送来她们匆忙写出的一份和“王阿姨”划清界限的《揭发材料》，内容摘要如下： 　　 　　“在12月7日晚，我们听到王藕喊‘打倒林彪’，听后非常气愤，真想上前打她一顿……她每天骑着车子出去，天黑才回来……她还想蒙蔽我们，经常给我们生炉子，送开水，扫院子等。11月27日那天又给我们一份《论造反者》让我们看，并让我们抄下来，我们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以后她又要回去了…… 　　吉林九台县第九中学：张某、吕某、吕某。 　　辽宁北票县立新中学：邓某、王某、马某、侯某。 　　辽宁阜新市跃进中学：于某。 　　 1966年12月7日晚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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