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初冬,朔风阵阵,寒冷异常。
星期日的清晨,人们酣睡正浓。一个瘦削的中年妇女,右手提着竹篮,左手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冒着寒风来到东城大佛寺附近的垃圾场地上。她对孩子说: “安民,快跟姑姑一起拣煤渣。” “姑姑,拣这个干嘛?” “拿回家去烧呀。” “人家扔下的东西,你还要啊?” “孩子,你看这些煤渣,没烧透就扔掉了,多可惜呀,拣回去还能烧的。” “姑姑,家里不是有煤吗?” “家里的煤姑姑要节省着用,冬天长着哩。安民,你长大后,也要节省,不要浪费东西。” “嗯。”孩子似懂非懂。 舒赛从劳教所出来,在亲属照顾下,经过一段治疗和休养后,身体有所好转。如今,她失去工作,没有收入,过着“无业市民”的生活。生性刚强的她,宁可变卖身边的物品,也不愿依赖收入不多的弟弟们来维持生计。她将在郊区工作的小弟弟每月邮寄给她的钱,原封不动地存了起来。她的大弟弟也只能以孩子常在她身边度周末为由,每月给她一些生活补贴。平日,她清茶淡饭,省吃俭用。入冬后,她常常出来拣煤渣。 有一天,舒赛来到中组部接待室,向接待人员说明,过去的老领导、中南局负责人陶铸同志曾赠助三百元给她治病用。她虽然生活拮据,却没有用这笔钱,请求组织将它退还陶铸同志。 “这是陶铸同志的关心嘛,你收下吧?” 接待人员说。 “同志,本应该关心我的组织倒不管,我何安心要老首长的个人收入。还是请你们退还给首长,感谢他对我的关怀。” “这是你们个人之间的事,组织部不能管,要退你自己退吧。” “我现在是个无业的老百姓,这件事,还得依靠你们组织。”舒赛将钱放在桌上,出门而去。第二天,中组部又派人将钱送还,她坚决不收。中组部找到舒赛的大弟弟,要他代收此款。他说: “既然我的姐姐执意要退还给陶铸同志,我是绝不能代收的。” “我们组织部也不好管呀。” “这样吧,我去劝劝她,或者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弟弟去劝说舒赛,最后,以此款交中组部全权处理,才作罢。 被劳教后的舒赛刚回到那间“四面受风寒,八方临干戈”的斗室时,邻居们常对她冷言讽语,她并不在意。身体稍有恢复,便主动在院内做一些公益事情,如打扫庭院、街道和清理厕所等。她常看书至深夜,每月就主动向居委会多交电费。后来,邻居们对她的态度逐渐好转。院内有些双职工家庭,上班后,舒赛常为他们的老人送水、照顾小孩或看护病人。她热心指导几个家庭妇女织毛活、学烹调技术等。当时,正值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日常主要生活用品,都要凭票购买。孩子较多的家庭,常感票证匮乏,尤其布票和粮票。舒赛单身一人,难得做新衣,饭量也不大,便常将自己的布票、粮票送给大家。她会剪裁缝纫,不仅样式好,还节省布票,院内的家属常来请她帮忙。有时,为邻居的孩子赶制节日服装,操劳至深夜,从不接受回报。 舒赛自己没有孩子,她喜爱儿童。每逢假日,院内的孩子来找她讲《安徒生童话》和中国民间故事。她还自编一些抗日斗争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又带领他们去游览天安门、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孩子们亲切地称呼她“王姨”、“藕姨”。 每当有人问起她坐牢的事,她就说: “我虽然坐了牢,并没有犯错误,总有一天党会给我弄清楚的。” 春节期间,一位从郑州来京探亲的妇女来找舒赛,说明是受她妹妹之托前来看望她的,客人就住在马路对面。出于礼貌,舒赛前去回访,始知其亲戚是一机部办公厅主任杨某,一位长征干部。杨主任夫妇对舒赛热情以待,相互谈起一些熟人。对方询问了她的境况,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颇有感触地说: “历来我们党的一些优秀干部,不是被敌人杀害,就是被自己人伤害。” 近几年来,舒赛所熟识的战友,大都和她断绝往来。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红军,能如此待她,使她深受感动。后来,又去拜访两次。 某日,舒赛到国防部家属院,接待室负责人警告她说: “你一天到晚地乱跑,还到杨主任的家里去。若再这样,我们会叫派出所来人来把你带走!” 舒赛见对方说话无理,反驳道:“我虽然蹲过教养所,且不说其中是非曲直。如今,既然我是一个市民,便有市民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与人来往?” “你可不是普通的市民。” “你这话岂有此理!” 此后,舒赛再访杨家时,就吃了闭门羹。与此同时,院内邻居对舒赛的态度开始逆转,两三个家庭妇女在街道积极分子、治保委员的带头下,经常借故对舒赛挑衅滋事,无休止地讽刺、辱骂。诸如:“劳教犯”、“混蛋透了”、“坐牢出来的坏东西”、“疯子”、“不是人”“滚出去”……有个别党员干部,找茬对她大打出手。她向派出所反映,也置之不理。 处境突然恶化,舒赛以为是受人指使。她不顾农场蓝干事告诫她“不要再去找你那些熟人,不要再闹”的禁令,主动去拜访几位熟人和老战友。人们对这个已消失了两三年的“不速之客”,或拒之门外,或态度冷淡。她又去找北京市公安局,也拒不接待。世态何其炎凉?她感慨万端地在一首小诗中写道: “千行万行金丝柳,行行不肯揽孤舟,一任凶涛恶浪苦沉浮,独自奋力万般游。犹恐蜃楼误奇幻,寻岸直奔天之头。” 舒赛在积郁多年又孤寂无援的心境中,加之体弱多病,随时可能撒手人寰。她决定将自己坎坷的一生和耳闻目睹的党内不正之风以及在劳教农场的遭遇等,写成书面材料,再度上送中央。考虑到亲属可能受到牵连,她当着邻居的面,将前来送物品的大弟弟拒之门外。从此断绝了亲属的一切来往,生活也只能靠变卖物品来维持。从1963年秋开始,舒赛在那间斗室之内,重新拿起笔来,不论朝夕寒暑,她呕心沥血,不停地书写。写到伤心处,她热泪满面;写到悲愤处,她义愤填膺。1964年初,她给某部领导人肖麦萍的信中写道: “早年日记写过:万一病危将死,我只得在断气前说尽内心积郁……从去年11月至元月,我天天在痛泣中度日,哭得我两肺胸部都奇痛到难以呼吸,仍坚持着写。” 其间,舒赛随时有感而发,即兴写下的一些小诗,纪实了她当时的心境。如: 1963年4月15日晨书: “薄衫不御五更寒,犹自彻宵续残篇。孝思一似春江水,晚娘恶婆二并难。” “卅载赤忠嘲秋风,犹自尽瘁苦鞠躬。吹皱春水干底事,难尽血泪万古红。” 1964年3月29日4时许起床后躬书: “求人先求诸己,正人请先正身。严己尚需宽人,革命哪可纵心。只许州官胡闹,不容贱民点灯。旧世清官犹耻,党人岂可迷本?当务之急劳理,邪乱之误力更。” 1964年12月23日9时早餐之际: “阵阵心痛痛难抑,志士遇恶增悲凄。强咽三口膨胀饭,压下声声长叹息。” 1964年5月6日的深夜,舒赛久不能寐,万箭穿心。她翻身下床,咬破手指,血书《谏亲》一首: “多少恨,血凝庶民魂。孤军奋战十五载,残破辱贱廿七春,红都伤斜门。” 至1964年底,舒赛先后写成《劳动教养情况》、《长诉》及《这才是最后一次的控诉》等材料。其中《长诉》用韵文写成。在《这才是最后一次的控诉》的开篇,她写道: “自压制王藕,前后八年,坐牢以来,也有四载。我扔所抚子女,绝手足,永诀姨母不得临终一面,六亲违背,孑然一身,为党无悔。” “一个万死千难都无畏的革命战士,既不怕敌人的刑具和断头台,也不怕党内的任何诬陷和黑牢的。任何不忠于革命事业、不忠于党和人民的利益的人,逃得过眼前,也逃不过历史的公道!王藕坚信,哪怕此材料送出后,便暴死,便仙游苍溟,党的正气早晚会笼罩到这一角落的。” 以上材料送出后,仍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她在失望中又写下了长歌《连宵梦》。歌中如泣如诉、感慨万端: “连宵梦,梦吐血,口口赤血新旧迭。新旧迭,心悲烈。心悲烈,恨欲绝,个中味况谁解得?” “连宵梦,梦党人,切切正欲诉衷情。三更偏惊鸡啼起,五鼓又恶犬吠醒。” “连宵梦,梦难成,空富纸笔难书写,聊作长歌寄党人。党人远,比邻若天涯;思古道,天涯若比邻。恨难鸣,满纸血泪愿党仔细寻。” “连宵梦,梦惊骇,风波亭立风波恶。风波恶,风波恶,武穆赤血犹闪烁。武穆小龙 “连宵梦,梦连宵,寝食无心百事抛,血泪写滔滔。纵使粉身碎骨、山沉玉埋恨难消。愿得烈火从天降,身首骨发一霎焦。紫烟飞入中南海,浓浓自向君前绕。” “连宵梦,梦连年。十载春秋付流水,十载孤军苦周旋。一日之盟 “连宵梦,梦栏栅,歌长纸短终有尽,万转千回增悲酸。咫尺遥遥魂凄楚,梦魂难度重门坚。何处觅雁足?那里去闯关?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倍尝为党难。纵死,死,死,依然鞠躬尽瘁在党前。” “连宵梦,梦天明,余情遥遥不肯停。惟恐中央难相信,些些事实略略证,点点滴滴书忠诚。深深拜,拜深深,愿党追寻笔底心,忠心女儿铁笔无闲情。” 舒赛即便在“恨难鸣”“恨难消”和“倍尝为党难”的痛苦心境中,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和信念依旧,对党的耿耿忠心依旧,她仍然“愿为后辈轻双肩”, “纵死、死、死,依然鞠躬尽瘁在党前”。 1964年底,她写下一首《孺子牛》: “孺子牛兮孺子牛,战士哪得几多愁。愿得事业如今又,力耕山河好疗忧。” 舒赛从消极痛苦的情绪中走出来,决定暂时放下申诉问题而面对现实。于是,她多次到组织部门表示自己毕竟为党工作多年,虽然已四十八岁,仍愿为国家、为人民力尽绵薄,即便看传达室、当收发员也乐意。她不愿做新社会多余的人和废料。她的要求被拒绝。 1965年4月1日和24日,舒赛两次上访国务院接待室,接待人员听取了她的陈述后,即派人向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并由承办人许铎写出一份三千余字的《来访请示报告》,其中提到“王藕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被批判斗争?她为什么坚持控告Z同志?我们在调查中已找不到她当时的全部档案和组织结论。”显然,舒赛在“三反”中受Z报复打击的有关材料,已被人销毁。 此《报告》最后写道: “鉴于王藕的问题,过去是经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人大常委、公安部、建筑工程部等部门处理的,他们对情况比较熟悉,是否仍请他们共同商洽,斟酌处理。” 中办负责人龚子荣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所提处理意见。” 直到五个月之后的9月15日,主要掌控此案的中央监委,才召集各有关部门来“共同商洽”。会上作出以下决定: 一、王藕的历史问题、老“三反”问题不复查,被捕问题请建工部再查一下作出结论; 二、善后处理问题(检查有无精神病和生活问题)由建工部负责,适当安置; 三、1958年开除党籍,1960年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在当时情况下都是正确的,现在不是给她翻案。 这次“商洽”的结果,再次肯定过去对舒赛的处理是正确的,不得翻案。而责成建工部负责 的善后处理的问题,也再无下文。舒赛的境况毫无改变,无奈之下,她只得自寻出路。 某天,舒赛来到中央机关房管所的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询问: “同志,你们需不需要打工的?” 对方见来人干瘦的模样,回答说: “怎么,你给我们介绍工人呀?” “不,就是我自己。” “凭你这把身子骨,还想来打工挣钱?” “同志,你误会了,我不要钱,义务为你们干。” “你干嘛不在家里养养身子,休息休息,还出来干什么活?”对方不解地。 “这你就不用管了。我需要工作,给我什么活都可以,干重活不行干轻活嘛!”舒赛恳切地。 “那好吧,你就来给我们当小工吧。” “谢谢你!我什么时候来上班呀?” “既然你是义务工,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们上正常班,上午八至十二点,下午一点半至五点半。” “好吧,从明天起,我八点以前过来。”舒赛高兴地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舒赛穿了一身粗布衣服,包上头帕,带上一条毛巾和一个搪瓷水杯,骑车来房管所上班。她随维修班到每一户人家,班长梁某分给她一些轻活,如:拌灰、送料之类。有时,她向班长请教砌砖、抹灰等技术活。在农场劳动两年多,这些对她都不是难事。中午,她回家匆匆吃上一碗清汤面或开水泡饭加咸菜后,再回到工地,这样一直坚持到年底。 舒赛由劳神伤心的脑力活动,转向百事不挂心的体力劳动,身体有所好转。她和工人的关系融洽,心情也很愉快。 1966年春节过后,房管所暂时没有工作,舒赛又主动到东城区养路队去义务劳动,队里还管 她一顿午饭。北京的初春,冰冻三尺,养路劳动十分艰苦,她坚持每天按时去上班,和工人们在马路边同吃、同劳动。 5月初的一天上午,舒赛正和养路工人在王府井大街的人行道旁修下水道。人行道上走着一对中年夫妇,深度近视的妻子对丈夫说: “老陈,你看这个女工这么面熟,好像是舒赛呀。” 丈夫定睛看了看面前这个面容消瘦、工装打扮、正聚精会神低头劳动的女工,有些疑惑地问道:“同志,你是不是叫舒赛?” “她叫王藕。”一个工人代答。 “不,我就是舒赛。”舒赛纠正道。随即抬起头来,看见那对夫妇,她不假思索地叫道: “你们是陈瑞光同志和江亚民同志吧?多年未见了!” “是啊!舒赛,你现在怎么这个样子呀?” “说来话长呀!” “这样吧,别影响你们的工作,改天欢迎你到家里来聊聊,我们住在魏家胡同五号。老陈,给舒赛留一个电话吧。”江亚民热情地说。陈瑞光掏出一个笔记本,给舒赛写下一个电话号码。 “有时间,我一定去看望你们。” “那就再见吧!”夫妇二人离去。 舒赛自参加义务劳动以来,未曾与熟人来往。今日偶然见到的陈瑞光夫妇,是解放战争初期,她在“四野”总政治部民运部工作时期的领导和同事。当时,他们在陶铸的直接领导下,一同进关,和平解放北平后,又一同南下。全国解放后,他们各奔东西,失去联系,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陈瑞光现在是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夫妇二人对逆境中的舒赛如往日一样的亲切热情,使她倍受感动。或许是命运的安排,由于这次意外的相逢,使得舒赛问题的最后解决,获得了转机。但不是现在,而是她撒手人寰一十六年之后。这是后话,下文中将会提到。 |
| 浏览:1501 |
| ||
|
| ||
| 新增文选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