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开除党籍仅三天”
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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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后，建工部人事司将两份注销黑材料的文件，经舒赛签字盖章后，分别交给她本人和存入档案。多年来，她心中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不免感慨，既有今日，又何必当初？
一月过去，刘部长许诺的其它各项未见消息。8月底，舒赛要求见部长，秘书告诉她： “舒赛同志，上面对你的问题已经有意见了，现在刘部长的压力很大。听我的忠告吧，你那些问题不要再提了。你身体有病，还是去住疗养院吧！否则……” “会怎么样？” “恐怕对你没有好处！” 舒赛有些吃惊，回答说： “施秘书，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怎能去疗养？” “那好，我会转达你的意见的。”直到年底，舒赛也未能见到部长。 1958年新年过后，人事司党支部忽然通知舒赛，已将她的组织关系编入该支部，要她过组织生活。舒赛感到蹊跷，此前年余，作为老党员的她，从来无人关心她的组织生活，也从来不曾给她看党内文件，现在为何对她关心了？ 元月底，支部书记刘某来找舒赛，他开门见山说： “舒赛同志，群众对你去年绝食很有意见，支部决定让你在党内作一个检查。” “刘书记，我为何绝食，你们都很清楚。去年，刘部长曾亲自作过调查，并答应解决我所提出的问题。如今半年过去，除那份‘黑材料’注销以外，其它各项均未兑现。为什么无视党纪国法、搞监视绑架的人不作检查，我这个受害者却要检查？” “‘民不举，官不究’，我刚才说了，群众对你有意见！” “群众应该是有领导的。” “你还是准备准备吧！”支书匆匆离去。 第二天清晨，支部派人通知舒赛：“下午一点半开支部大会，你务必参加！” 舒赛因肝区疼痛难忍，全身发软，伴有呕吐。她向来人说明情况后，请求会议延期。午饭后，舒赛正蒙头睡觉，忽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未待她下床，三个支委冲到床边，声色俱厉地吼道： “大家都到齐了，你为何不去？再不去，就到你家里来开会了!” 舒赛心中火起，回答说： “你们让一个饱受迫害、明知活不长的病人去开斗争会，本已不通情理。何况我今天犯病，事先也请求过会议延期，你们却置之不理。即便是狱中的罪犯，有了病，出于人道主义，审判尚可从缓。我毕竟还是个为党流过血、拚过命的老干部，即便有错，总没有死罪吧？为什么这个会就不能从缓几日？非要乘我之危？” 众人无言，悻悻而去。 2月5日下午，舒赛带病参加为她准备已久的党支部大会。会场内济济一堂，气氛异常严肃。她注意到，全体共青团员也被邀来参加，并有发言权。她想起1941年在京安、1951年在武汉的两次批斗会。第一次因为年轻，她只能以沉默代替反抗；第二次主持人不允许她发言，有口难辩。今天，她要为自己辩驳。 会上，人们异口同声就她去“人大”告状和绝食两条进行批判。有人质问道： “你是建工部的党员，为什么不通过建工部党委进行申诉？党章上有规定，谁也不会扣压你的材料的。” 舒赛回答： “且不说远的，1957年初，我曾将一份申诉书通过人事司交部党委，请转送中央组织部。每当我追问起时，他们说‘正准备往上转哩’。后来再问，竟然告诉我申诉书找不到了，现在人事司的同志在场，请你问他们。” “你私自去‘人大’是无组织无纪律！” “我是在正常途径难以申诉的情况下，才开始直接向中央申诉，这是党章所允许的。” “你把党内的问题搞到党外去，这是蓄意配合右派向党进攻！”有人喊道。 “你这位同志，我不知你是党员还是团员？请你不要乱扣帽子。我即使去‘人大’申诉，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何况我所提的‘三反’问题，是在政府机关内发生的，所揭露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是国家干部。再说，‘右派向党进攻’是 1957年，我从1953年就开始申诉了，何配合之有？” “你控诉信上的内容是在给党抹黑！” “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但党内确有个别高干存在有损于党的不正之风。我从党员的责任和做人的良知出发，以切身的经历，现身说法来揭露这种歪风，正是关心党，爱护党，怎能说是给党抹黑？那些无视党纪国法、以权谋私、挟嫌报复、从政治上诬陷好人的党员干部，才是在给党抹黑。” 会议主席随即将批判内容转向大逆不道的绝食问题。 “你是个老党员，竟然公开进行绝食，这是在向党示威！” “这是叛党！”有人喊道。 “你们这样上纲上线，怎能以理服人。我绝食是迫不得已，是我合法地申诉接二连三受到阻挠，又遭到非法监视和绑架，党员和公民的正当权利以至人身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发生的。我决心以死来引起中央对党内歪风的重视，何叛党之有？” “不许舒赛狡辩，至今她毫无觉悟，不知悔改！……党员绝食是自绝于党，是叛党行为！……叛党就应该开除党籍！” 会议逐步升温，主持人不顾舒赛的辩驳，引导大家按预定计划进行批判。 历经“镇反”、“三反、五反”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刚结束不久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人们对于组织上部署的批判会，早已是轻车熟路，心领神会。再者，历次运动的经验告诉人们，在运动中的表现应“宁左勿右”。‘左’只是认识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了。在会上，一些人理直气壮地批判道： “舒赛说组织上对她监视绑架了，什么监视绑架？你要去胡闹，就应该看住你嘛！只因为看得还不够牢，才让你跑到前门饭店去胡闹。如果不把你弄回来，你自己会回来吗？” “你说过去的领导在政治上诬蔑你，那是党对你必要的审查嘛！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最后并没有给你定性。你竟然耿耿于怀，到处告状，以至发展到叛党，你走得太远了！” “你开口闭口诬蔑领导和组织上无视党纪国法，这和右派骂我们 ‘和尚头上打伞，无法无天’异曲同工。是可忍，孰不可忍！” …… 晚上，会议继续。舒赛已是头昏脑胀，听而不闻。她无心辩驳，强打精神支撑着。第二天继续批斗。第三天上午，在对“开除舒赛党籍”的提议进行表决前，舒赛声明： “像这样不论事实、不辨是非的党内会议，我决定退席！”会议主持人急忙叫道： “现在正式党员进行表决，同意开除舒赛党籍的举手！”十余名正式党员举起了右手。 “全体正式党员一致通过！散会！” 舒赛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倒卧床头，心潮翻滚。她万万没有料到，在党组织正式注销Z诬蔑她的那份黑材料的半年之后，形势竟会发生逆转，对她“秋后算账”了。不到三天，一个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这样匆匆地被开除了党籍。愤惑之中，一首“打油诗”在她的脑海浮现： “当初入党频动员，廿年艰险与心酸。岂料如今浑不是，开除党籍仅三天。” 舒赛怎能知道，建工部突然改变初衷，仓促开除她的党籍，是因为以某某为首的中监委早就批评建工部部长刘秀峰对她的处理右倾，致使他的许诺迟迟未能兑现。今年初，中监委的王从吾受命亲自给建工部打电话，提出舒赛去“人大”告状是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绝食是叛党的行为，应立即将她开除党籍。此后，建工部才有此匆匆一幕。 党支部未等到舒赛送来申诉书，即由新部党委（刘秀峰已离任）批准、公布《关于开除向党绝食抗议的叛党分子舒赛党籍的决定》（1958年2月7日）。此《决定》最后写道： “舒赛的错误是严重的叛党行为。她是一个受党的教育二十多年的老干部，对于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是了解的。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抵触的时候，应该坚决地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组织的最高原则。而舒赛在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违反了这条原则，竟把党的原则完全抛弃了。她背弃了党的组织，把自己与党的组织摆在敌对的位置上，向党宣战。她不信任党的组织，把党内问题企图弄到党外去解决，并以死的威胁向党决斗。这是背叛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 舒赛所犯错误不是偶然的，她曾在历史上经过多次波折。但是由于多年以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未得到彻底改造，当遇到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兼容的时候，就背弃了党的利益。一个共产党员如果舍不得抛弃个人主义，其结果就会走到与党对立的方面去，这是不足为怪的。 舒赛对党给她的帮助采取了顽强对立与拒绝的态度，决心背离党的组织，拒党的帮助于千里之外，毫无思考余地。 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支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开除舒赛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给予处分。” 四个月后的6月4 日，建工部又宣布： “经部务会议决定，给予人事司干部舒赛行政撤职处分。在其养病期间，每月暂发给生活费一百二十四元。” 当来人将此决定通知舒赛时，她正言道： “请你转告组织：似这样不可理喻的压制我到底，自6月份起，我拒绝领取这不伦不类的‘生活费’，以抗议对我的不公，直到组织上重新考虑我的全部问题为止。若是一般的压制，我决不敢如此，只因太过分的违背党章和宪法了。” 随后，部党委又发动群众，对舒赛进行大字报批判。一时间，大字报贴满了建工部大院。舒赛不甘示弱，随时提笔在大字报上小批。领导令她停止，她回答说： “你们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是你们的权利。我没有精力写大字报，只能就地借花献佛，这是我的权利。你们一天不停止这种无限上纲、颠倒黑白的所谓批判，只要我还活着，就奉陪到底！” 次日清晨，院内的大字报消失得无影无踪。 舒赛拒领工资，断绝了经济来源。一向清廉，乐于助人的舒赛，没有积蓄，不得不再次节衣缩食度日。为减轻生活负担，她忍痛将从四川来京，已照顾她两年的姨母、表弟以及在京读书的两个外甥，送往河南妹妹处。身边只有一个刚满周岁的侄儿，每月从大弟弟送来的生活费中得到一些资助。 不久，房管处三令五申，催她搬家。一年之内，在病中她三度搬迁，住房从大院内的三室一厅，至1959年夏，搬进东城区大佛寺东街甲5号旁门职工家属院，才定居下来。这里是一个狭长而拥挤的平房院落，前后两院有台阶式的通道相连。在台阶上，紧靠北墙扩建了一间约十二平米、三面透光的平房，便是她的新居。舒赛在日记中描述道： “此单独的一间，突出于东西两院之间的过道上，颇有四面受风寒，八方临干戈之感。不知是哪一位仁兄所精心策划的？” 新居内的陈设简单，靠北墙放了一张战友赠送给她的单人钢丝弹簧床；东、西两排透明大玻璃窗下，分别有一张三屉桌和两个矮小书架；朝南是一个有透明玻璃的房门，门右边一只做饭兼取暖用的煤火炉，门外便是行人往来的通道。在东窗外有一小块可供儿童玩耍的空地，紧靠窗下是公用自来水龙头和下水道。身患肝病，神经衰弱的她，无异于身居闹市，一举一动尽在众目睽睽之中。舒赛自迁居此处，恰似被抛弃的孤儿，再也无人过问了。她不禁写道： “即令王藕只是为了个人不愿忍受Z的污蔑诬陷，难道在党章上王藕不应有党员的尊严与权利么？为什么如此对待王藕？为什么诬陷人、损害党的人依然被重用，而被诬陷的人受到重重迫害？人们怎么能看着这满纸铁的事实而不予正视？怎么能将错就错、闭着眼睛、横着良心硬把忠纯之士当着敌人？于党何利？……党与党员，个人与组织，乃亲胜于父子兄弟的血肉生死关系，即令错误全在我，对一个为党效命多年而又孤病无依的战士，总该恩威并济。岂料冷漠如斯，怎不寒心！” 舒赛想到，当年的铁窗、酷刑都未能动摇自己的信念与意志，难道今天这区区斗室和冷漠无情，就能改变她么？ “丹心一颗铭真理，谋事在人成事天。我为党揭发歪风，为坚持真理不惜个人牺牲的革命火焰，是任何淫威所不能熄灭的！” 为申讨党内歪风，维护个人尊严，如今尚有公民权利的舒赛，着手撰写《最后一次的控诉》。她日以继夜，呕心沥血，至1959年8月15日完成四万余字。此文最后陈述： “监视绑架是严重违反党章、宪法，侵犯人权人身的行为。即令我去‘人大’告状，监视、盯梢也属错误，何况一连六、七日之久。说什么‘为避免继续给党造成政治上的更严重的不良影响，不得不勉强将她用车接回。’难道我坐在警卫森严的饭店内，会给党造成不良影响？而在光天化日之下，面对众目睽睽的行人，绑架一个手无寸铁的病弱女子，就不会给党抹黑？在封建时代，平民尚可拦驾告状，何况在共产党的天下？绑架者自知理亏，才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她是个疯子！有精神病！’以掩饰其违法行为。” “非法的绑架使我肝胆俱伤，病情恶化。实恐其它迫害手段接踵而来，个人忍辱是小，歪风不揭乃大。与其暗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不如公开一死。故在感愤交集、惶恐万端、行动被禁、走投无路的境况下被迫绝食，以抗议这种目无党纪国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并望能上闻于毛、刘主席。我生也为党，死也为党，何‘叛党’之有？” “Z诬蔑、诬陷的事实不容狡辩。人，即令是为了个人，又何能强我忍受特务、托派等污名之辱陷和监视、绑架等人身伤害？” “真正的共产党人不怕批评，不讳疾忌医，文过饰非。……历代王朝犹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民间传说《打龙袍》、《铡美案》与日月齐辉。久经党所教育，又受党重用的党员，岂可居功横行？两千年前，就提倡‘君有大过则谏’，何况今天党内的一个副部长？我若因其功高而不敢揭发，是不忠于党；若功可饰过，党纪、国法对所有高干岂非一纸虚文？” “我，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为了无愧于我所宣誓的‘为了共产主义不惜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誓言，特别是我坚信未来世界里一切丑恶的思想作风必定绝迹，为了加速这美妙的时刻早临，我何惜区区之身而不坚持揭发斗争到底。若非为了党，一个饱受迫害的孤病之身，如稍有疑虑何敢再告？即或告准，也不过落得饱受摧残之身心，临终瞑目而已，何个人主义之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改朝换代犹易于思想品德的建设。建设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格是光辉的前无古人的不朽基业，其方法除了教育外，有时免不了要忍痛整治手头疮疖。若畏痛护短，讳疾忌医，则难以忠贞无玷的对待党的万年伟业。” “我既无精神病，也不疯颠，不过信仰了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它们促使我力尽整不死的个人绵薄的最后责任，但求瞑目时少点愧疚。言虽鲁莽，心实痛裂，权作赤子于母之呕心沥血的一番倾诉。愿党三思。” 舒赛仍然坚信，只要这《最后一次的控诉》能上达毛、刘主席，问题便能迎刃而解。然而，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会拒她于门外，如何才能将它呈送上去？她绞尽脑汁，决定再次孤注一掷。 1960年春节前夕，适逢在中央某剧院工作的大弟弟出差广西。舒赛以看病方便为由，临时住进剧院内弟弟的宿舍。她买来全套刻印工具，不声不响地将“控诉书”刻印了出来，共有六十余份。3月19日这天，她将“控诉书”分别寄送了出去。对于这次行动，她写道： “党内怎能容许过分地践踏党章、党纲的歪风。为了马克思列宁思想作风的纯洁性，王藕刻印了《最后一次的控诉》，分致党中央和人大常委会。我为什么在横遭压制后还坚持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控诉？一则党纲、党章和宪法不容践踏，任何个人的政治权利和尊严也不容轻辱；二则，为了再次使钱瑛部长和Z能明大义，从而认识到党纲、党章和宪法是不可玩弄、轻忽的。因此，才万死不辞、才不畏他们一贯施加于我的淫威，而艰辛地以此最后的控诉来维护党纲、党章、宪法和个人尊严，来引起党中央的重视，使党内的歪风得以纠正。” 3月21日中午，一个民警到剧院来找她。 “你是王藕吗？”民警问。 “我是，你有什么事？” “我是东城公安分局的，我们局长请你去一下。”民警不慌不忙地。 舒赛心中明白，最后的期望已经彻底破灭了。她对分局局长不动干戈、不惊动弟弟的工作单位，礼请她去坐牢的方式，感到欣慰。她 平静地对民警说： “同志，我去。不过，请你先等我片刻，我做点饭吃，吃完就跟你走，可以吗？” “可以，我就在楼下院子里等你。” 民警离开。舒赛打开室内的炉子，做了一碗清汤面，匆匆吃完。将弟弟的宿舍收拾干净后，便带上一些日用品和剩下的一份《最后一次的控诉》走出房门，随手将房门锁上。她来到隔壁的房间，对弟弟的同事说： “梁同志，东城公安分局来人叫我去，我可能回不来了。他们要我去的原因，就因为这件事。”她将“控诉书”递给对方：“我听弟弟说你也是从延安出来的，想必也是党员。我将它留给你，你可以看一看。看完后，或者将它交给你们剧院党委，或者留给我的弟弟。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请你告诉他。再者，我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也应该对你们剧院有一个交待。” 舒赛说完，又将弟弟的房门钥匙交给他，然后下楼来见民警，抱歉地说： “快两点钟了，对不起，让你久候，现在我们走吧！” 民警和舒赛各骑一辆自行车，直奔分局。两人穿街走巷不久，民警忽然发现舒赛不见了。他焦急地四处寻找，又沿路返回剧院，仍不见舒赛踪影。他赶快回到分局，满头大汗地跑进办公室向局长报告说： “局长，局长，不好了，王藕她跑掉了！” 局长见民警紧张的样儿，不免笑了起来。他说道： “老赵，你看看身后是谁？” 民警老赵回头一看，只见面带微笑的舒赛正坐在后面，他吃惊地说： “你……你在这儿呀，可把我找苦了。” “同志，我既然答应了来分局，是绝不会跑掉的。” “对，对，对，是我走丢了……”老赵尴尬地退了出去。 分局局长初次接触这个“王藕”，感到此人很不一般。他随手从抽屉内取出几份已经拆开的邮卷，客气地问道： “王藕，我请你来，是要问一问，这些东西是你寄的吗？” “是我寄的。” “你一共寄出多少份？” “将近六十份。” “都寄给什么人了？” “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你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写的？” “半年前就写好了，最近才将它刻印出来。” “你的家在大佛寺东街5号旁门吧？” “对。” “为什么要住到剧院来？住的是谁的房子？” “是我大弟弟的单身宿舍，他到广西去搞创作了，他并不知道我写控诉书的事。我住过来是因为这里比较安静和安全。” “难道在你的家就不安全？” “我家经常受到别人的监视和干扰。” 舒赛对自己所作所为毫不隐瞒，局长不再多问。口气严肃地说： “王藕，我现在向你宣布，根据上级指示，你大量散发对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控诉书，我们要对你进行拘留审查。” “我坚持控诉个别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要求还我个人清白，并不犯法？” “你在社会上制造混乱，混淆视听，给党和国家带来极坏的影响。” “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拘留我也是错误的！”舒赛提出抗议。 “你有意见，等审查清楚以后再说，今天就把你留下了。”局长递 给她一份纸笔，又说：“你要将你所投寄的地方如实地写下来交给我。”局长对门外喊道：“来人，将王藕带下去！” 舒赛在拘留室内，很快将她所投送的地址和人名写了出来。当晚，她孤寂一人，躺在一张硬板床上，难以入睡。她想起一周前，河南的妹妹来京看她时，两人的一段对话： “姐姐，你已经被整成这个样子了，又开除了党籍，就不要再告了吧！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呀！” “他们开除了我的党籍，但开除不了我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人应该为理想而活，怎能苟且偷生？古人尚且知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何况我们？” “姐姐，你难道就不考虑后果？” “我心里很清楚，这次的后果无非是两条：最好的结果，这些‘控 诉书’中哪怕有一份能够呈送到毛、刘主席和周总理那里，问题就可能彻底解决；最坏的结果，是仍然受到阻挠，我就可能去坐牢。你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 如今，果然被抓来坐牢了。舒赛想，为什么她所投递的数十封控诉书中，竟无一封通往上天？竟无一人敢为她仗义执言？二十年前，她为抗日救国，曾经蹲过日伪的监狱；今天为揭露党内歪风，又住进自己人的监狱。她究竟触犯了那一条罪行？ 次日，一整天无事。第三天，局长和气地对她说：“王藕，现在你随老赵去安定医院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