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赤子之心
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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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赛刚到北京，有战友告诉她：“在北京的熟人圈子里，已有某部长指责你‘个人主义、闹不团结和无原则纠纷……’的传言”。舒赛想，能一手遮天于中南者，难道还能蒙蔽中央？她不以为然。
1954年初，舒赛被分配到中央建筑工程部，随即派往该部在上海的干部学校任党委书记兼教务长。她上任不久，由于档案中有“三反”中所涉及的政治历史问题，上至校长，下至一般干部都对她不信任，要公开审查她当年被捕的历史。舒赛难于正常工作，请求中共华东局党委对这段历史重新审查。1954年10月26日，中共华东一级机关党委经审查后，作出如下书面结论： “舒赛同志系湖北江陵县人，1938年10月（注：11月之误）入党，1941年5月28日在湖北京安县巡检司区工作时，被汪伪军捕去，在狱中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与之取得联系并指示进行工作。其后在转运到应城据点时，即由组织营救出狱。舒同志被捕情况，现经当时边区党委负责人陈少敏（全国纺织工会主席）、王翰（中央人民监查委员会副主任）、孙西岐（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等同志证明：舒同志在狱中表现是顽强的，同时还依据组织指示进行了争取敌伪人员的工作。经此次审查，我们认为舒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顽强不屈，并在狱中为党做了些工作，政治上是坚定的。此问题已审查清楚。” 此后，舒赛离开上海，回到北京。由于长期受到精神和思想的压力，她一病不起。 1956年，中建部机关党委又对舒赛上述历史进行了复查，于5月10日也作出书面结论： “经审查，同意1954年中共华东一级机关党委对舒赛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该同志在1941年的被捕问题，已经审查清楚，没有问题，故经研究，不再审查。” 正当舒赛感到一些安慰之时，她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认为肝硬化已转向肝癌。她执意追问自己的生命期限，医生说：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最多能活上五年！” 舒赛感到震惊，不由得想起童年的启蒙老师、江陵名儒张密之的一席话：“孩子，你聪明可爱，但我观你的像主命薄。”难道真是这样？ 时年三十七岁的她，曾经为党、为人民出生入死。死，对于她来说，并不可怕。但五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如今，“三反”问题是非颠倒。难道就这样不清不白地撒手人寰？难道能容忍某些高干的不正之风，在党内畅行无阻？不，曾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她，必须在有生之年揭发党内歪风，讨回个人清白。 1956年3月，舒赛在病中写了《关于中南民委“三反”的情况》，她根据历届党章的精神，对Z在“三反”中对她进行政治诬蔑的错误行为，要求党中央予以处理，以正党风。对中南个别领导对张的纵容袒护，也提出了意见，并请求中组部销毁那份黑材料。舒赛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她多年在党内的切身感受，坦诚地向党谏言道： “由于党中央历来的各种文件、指示、报刊精神以及党的各级负责人员对我的教诲，使我想到有必要坚持向中央反映我在中南‘三反’中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党的个别高级干部言行不一，视党中央的决议指示以至党章无足轻重，处处以个人关系为重，违背了党的原则。” “每个党员难免有缺点，有缺点总该克服。而党内往往有一种庸俗的反常现象，缺点或错误在大干部身上产生了，某些个别负责人善于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此时，他完全忘了组织原则，甚至把昨天才向下级党员进行的严肃而认真的‘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报告也忘了。很显然，对缺点或错误的宽容，就会损害党。” “地位与品质作风应成正比，否则应该纠正。高级干部与低级干部错误性质相同时，高级干部应多受责备才对，因为他们的毛病所带来的损害也大。‘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是旧时代封建统治者的东西，而他们尚且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哩！我们伟大的光荣的党，不允许有封建官僚式的人物存在。” “‘人微言轻’是旧社会的产物，党一再强调‘任何人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即可直接向上级党委反映，并得到支持。’可是党内个别领导人只看重权势地位，而不重真理。” “纵容同级干部任意报复打击下级干部，这种态度显然违背党章，是对党章不忠的行为。即使有天大的功劳，至高的地位，也无权胡作妄为。” “党内有少数的夫人干部，不论其水平、作风如何，往往左右逢源，青云直上。为了鼓励妇女积极参加工作，对此种现象可以谅解。但使用不恰当时，会使得一些群众产生混乱思想，如当年咒骂国民党那样，咒骂我们‘夫荣妻贵、裙带关系、皇亲国戚’等。” “作为一个为真理而战斗的政党的党员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否则，空喊马列主义，空喊严肃党纪，空喊共产主义道德，这种行为无异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骗子。” “总而言之，我热爱真理，热爱共产主义道路，热爱党的事业，可是党内少数恶劣作风的存在，是我深所厌恶的，我热望党能雷厉风行地克服纠正。由此，我谨以一颗天真未凿的赤子之心，向党中央倾诉这一切。其实，党若下决心，从上到下，从老到新严整党纪的话，党内的歪风自会收敛的。” “有些好心人批评我太认真了。其实，认真是党对党员的明确要求。人生如朝露一样短促，我以为，一个人若不能认真的活着，那样的生活叫我是活不下去的。难道人生就只为吃吃喝喝、过足官瘾么？何况是背着‘伟大的、光荣的’共产党员称号的人哩！当然，凡事认真，就要得罪人，甚至得罪权威人士。可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折服于真理，不能折服于淫威。” 对于那份“黑材料”，舒赛要求： “应该给我看。如党认为有价值就审查、教育我；无价值，又不必给我看，就请书面销毁。” 此前，她几次向中组部干部口头反映中南“三反”问题，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此次，她另谋途径，请周总理的秘书李琦将材料转交到中组部。不久，安子文部长两次接见了舒赛，亲口对她说，Z在“三反”运动中对她的做法是“有毛病的”；那份材料（即“黑材料”）待和有关部门协商后，可以注销；其它问题可直接向中组部办公厅提出。舒赛看到一线希望，随即与中组部办公厅主任张文豹取得联系，提出以下三点具体要求： 一、兑现安部长许诺，注销那份“黑材料”； 二、“三反”问题，补作一个书面结论存档； 三、维护党章的尊严，开几分钟小型会议，请Z同志在会上表示收回当时的发言。 几经周折，直到1956年12月26日上午，中组部办公厅秘书电话通知舒赛： “你的要求我们和有关部门研究了，小型会议不必要开；结论也不必用书面形式，只作口头通知，其内容如下： “Z同志在‘三反’中对你的问题的处理上，有些问题提法不合事实，有的不够妥当，有的缺乏根据，在处理上有毛病。” 舒赛没有想到，党的最高组织部门，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件普 通党员受高干党员政治诬蔑的问题。她当即回答说： “同志，在结论中必须加上有‘诬蔑’一语。否则，这个结论倒成了他是话出有因，我则落了个真正的特务嫌疑。如此，怎能达到教育对方和严肃党纪的目的？再者，自‘三反’以来，我的档案已经走了三个大行政区，十一个人事部门。试想，如此严肃的‘三反’问题，若无书面结论，又怎能体现党组织对党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责任？” “你为何非要用‘诬蔑’二字？” “只有这样才是公正的，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舒赛又说：“还有那份材料的问题，也希望能落实安部长的许诺。” 秘书无言，挂断了电话。 舒赛预感到事情有了变化，显然是有人从中作梗。1957年4月，中组部再次以口头方式通知舒赛： “一、‘三反’问题，组织上已正式向你口头通知，没有必要再做书面结论； 二、两个字（指‘诬蔑’）问题，不能同意你的意见，请不要坚持； 三、那份材料（指‘黑材料’）的问题，组织负责处理。将来如有必要，再决定用适当方式通知你； 四、中组部对你的问题处理完毕，不要再找了。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 舒赛仍坚持结论要以书面形式，否则，何以为凭？对方不耐烦地说： “我们只能这样处理，你如不满意，愿去哪儿告都行，我们不再受理了！” 舒赛一片茫然。连中组部都不管了，便意味着通过组织的正常渠道已经封堵。作为一名党员，虽然应该服从中央组织部的决定。但对于这种既未触及党内歪风，又未还她以清白的口头通知，她怎能违背初衷去接受呢？ 春节前后，几位豫鄂边区的老战友相继来访舒赛。原云梦县委书记陈清在访问中对她说： “舒赛，你和Z的事，还是私了罢。多年的老战友，何必伤了和气？” “请你说说，怎么个私了？” “我和一些同志商量过，让Z和你，再约上几位战友一起到位老 （郑位三）那儿，让他向你道个歉算了。位老是中央委员，大家都很熟，也方便。舒赛，你以为如何？” “老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私了的方式我同意，但地点应该在中组部。” “舒赛，你何必硬要在中组部呢？” “我就不懂，既然是诚心解决问题，为何就不能在中组部？” “唉呀，你想想，要他到中组部去向你道歉，他敢去吗？那样他就可能会受到处分的呀！” 原中南组织部的杨子谦来访中对她说： “舒赛，你对‘三反’问题，为何坚持要有书面结论？” “子谦，你想想，‘口说无凭’呀，我身上的污点如何洗刷得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给我作一个书面结论？” “他们担心，如果作了书面结论，你会以此为凭证，坚持处分他，岂不麻烦……” “大家都在替诬蔑者考虑，为什么不替我这个受害者想一想？几年来，我背着黑锅，到处受歧视，无法正常工作和治病。我还算是个十三级的老干部、老党员吧，现在竟连一些本应该看到的党内文件，都不给我看了。” 杨子谦无言以对。 又有战友程超明、李力来劝舒赛“不要再坚持了”。舒赛坦言： “如果连真理都不敢坚持，那不是我舒赛，当初我也就不会献身革命了。” 有人向她点拨道：“舒赛，你就是告到毛主席那里，至多送到办公厅就打了回来，还不是由某部长所在的中监委来处理吗？” 舒赛不禁想起参加革命前，曾就国民党的腐败何以难治而询问父亲，父亲说：“在天理和国法之外，还有人情……”而今，Z虽然只是一名副部级干部，不仅有后台，还有一张从中南到中央保护他的“人情网”，即使“三反”问题的是非曲直如此明朗，似她这样一个党内的小人物，也只能徒唤奈何了。舒赛深知前路布满了荆棘，但执着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使她不能退缩。 1956年11月，年近不惑的舒赛，想到自己的病情，已是来日不多，回眸自己短短一生的经历，真个是百味俱生。她在养病期中，写了一份《自传》，在“前言”中写道： “1954年病倒，疑为肝癌恶症，便思写《自传》。我的事业虽无可记述，但我一生在旧社会及在党内的遭遇，以及思想、品格的成长，未尝不可作为我这一代女青年、女革命战士的写照。我虽无亲生子女，却有教养过的孩子。我愿以之献给他们，愿他们从中能正确地认识我，且坚持不渝地趋向于我所钟爱并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数年来，在党内的某些遭遇，确非我的双肩力所能负的。特别是‘三反’中，中南组织竟纵容个别负责干部利用职权在政治上、人格上造谣、诬蔑、陷害于我。我肩负了过来，总算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然而从事业来说，我不能不浩叹我的青春，我的壮年！” 《自传》最后写道： “要彻底铲除数千年所积累的歧视、玩弄、虐待与奴役妇女的思想习惯的残余，确非易事；同时提高社会人性、党员党性及思想认识、品质道德水平，也是艰巨的、长期的事业，这些远比武装夺取政权、改朝换代要艰难得多。然而，这些问题一旦得到解决，世界便成了乐园，每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乐园里的无忧仙子。虽然这一天离我还很遥远，我神往，我坚信。” “如果我不被什么肝肿大、肝癌所繋，则将刻苦学习、奋志钻研、提高认识以丰富自己，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早日到来，为了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要更准确、更豪迈、更勇敢地投下一份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力量。” “明年满四十，仍不学无术。可谓三十不立，四十犹惑。到这个年龄方体验到今是昨非的滋味。……全国解放后，屡思改名，直到今春立意。经建筑工程部党委及人事司批准，从母姓王，名藕。” 舒赛改名王藕，自有其寓意。解放后，她思母心切，从母姓以表思念。而“王”为玉字少一点，寓玉无瑕。“藕”入污泥而不染，寓一身清白。 1957年4月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建工部号召处、科级干部对党员负责人进行“鸣放”。舒赛被安排到整风办公室，摘录每天全国各大报纸上的有关数据和本单位大字报的内容。她想，历来经验，凡整风必能解决一部分积案问题。若此时依据党章所赋予党员的权利：“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党员和党组织的负责人”，直接向毛主席和刘主席进行申诉，定然不会受阻。适逢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即将在京召开，她准备了一份申诉书，待开会期间前往呈送。 6月25日，“人大”开幕的前一天，明人不做暗事的舒赛，打电话给安部长秘书刘式庸，说明中组部既然对她关上了大门，她打算直接向毛、刘主席进行申诉的意向。 26日下午，“人大”在中南海开幕，舒赛来到国务院传达室，拟请周总理的秘书马列转递申诉书，“人大”接待室负责人张力群出面对她说： “同志，你的信我们可以交给人大常委会处理。” “不能交给人大常委会。” “为什么？” “因涉及党内高干，只能交给党的领袖。” “毛主席和刘主席有多少国家大事在身，哪有时间管你这些事。你要交，只能交给‘人大’。” 舒赛失望地回到家中。她想起素来很关心自己的老首长陶铸，时任中南局书记，或许他也来京开会，可请他帮助。晚饭后，舒赛来到中南地区人大代表下榻的前门饭店，见到陶铸夫人曾志，始知陶未来京。曾志是井岗山时期的老党员，热情地接待了舒赛。当她知道舒赛的来意后，恳切地对她说： “申诉书何必一定要交给毛、刘主席，他们日理万机，忙得很呀，还是不要去打搅他们了。我替你把它交给中央有关部门吧。” “大姐，我担心像过去那样石沉海底。” “你放心，这次不会的。” “什么时候能给我回音呢？” “你先回去，一、两天内会有人与你联系的。” 舒赛放心地留下申诉书，回家等待消息。当晚，她睡了一个好觉。 次日，舒赛醒来天已大亮，她提上一个菜篮子就往外走。当她打开大门向外迈步时，突然从门边闪出一个青年，张开双臂，挡住了她的去路。 “舒处长，您今天不能出门！”青年说。 舒赛认识他是人事司的小张，诧异地问： “小张，这是为什么？” “处长，我不知道，是领导给我的任务，让您不要外出。” 舒赛心中不快，她说： “可事先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 “舒处长，您是个老干部，就听从组织上的安排吧？”小张哀求道。 “正因为我是老干部，才不能听任你们这样犯错误。我一没违反党纪，二没触犯国法，为什么要限制我的行动自由？难道我出门去买菜都不行吗？” “……” “你去告诉你的领导，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再说一遍，我是到市场买菜，不是去干坏事。你要是再阻拦我，就要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舒赛径直往外走，小张不敢阻拦，在身后说： “舒处长，那我就跟你去吧。” “这更不象话，你跟着我，不就是在监视、盯梢吗？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张，我劝你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 小张无奈地停住脚步。 舒赛晨间的轻松心情，顿时烟消云散，她闷闷不乐地走向菜市场。突然，从身后传来一阵叫喊声： “舒赛同志，等一等！等一等！” 舒赛停步，只见人事司的党支书刘处长气喘吁吁地尾随小张和另一女同志追赶前来。 “舒赛同志，你…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不要把事情搞僵了。”处长说。 “刘处长，是谁在把事情搞僵？我一清早就被你们派人守在家门口，不许我出门。现在你们又不顾群众影响，追到大街上，不许我去买菜。我，一个有病的人，有什么罪过？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舒赛生气地回答。 “舒赛同志，你有意见，我们回去以后再说嘛。” “我已经和小张说了，限制我的行动自由，是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行为。何况我一再说明，我只是到市场买菜，不打算到别的地方去，你们何苦还要阻拦我？竟然当着满街的群众。” “你是个党员，要服从组织嘛。” “我服从组织，但不服从乱命。”舒赛坚决地。她看到周围的群众在窃窃私语，又说：“现在群众已经在围观了，希望你们不要强制我，应该考虑党的影响。” 在众目睽睽之下，刘处长自知难以说服舒赛，口气缓和了下来。 “那好，你买完菜以后回来吧。”他示意随来的女青年小符留下来，自己和小张回返。 刘处长走后，舒赛对小符说： “我已经向刘处长保证，买完菜就回家。我连早饭都没吃，还能到哪里去？你应该相信，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回去吧！不要再跟着监视了，这样给群众的影响不好。” 舒赛的话是真诚的，小符停止监视回返。舒赛无心再逛市场，买完菜就转回家中，面对姨妈已准备好的早点，她毫无胃口。 10时许，人事司副司长韩友真和另一负责人来找舒赛。 “舒赛同志，你的问题，应该在党内解决，不要到‘人大’去嘛！”韩某开门见山。 舒赛明白了，监视她，是怕她到“人大”去申诉。看来昨天的事，建工部已经知道了，她说： “几年来，我三番五次通过组织解决，但至今被政治性诬蔑的事，连一个书面结论的起码要求也未得到。安部长曾亲口答应的注销那份‘黑材料’，也因受人阻拦而不能兑现。你们都是党的负责人，难道能容忍这种歪风横行？如今，中组部已向我关了大门，我现在是走投无路。” “问题都应当解决，你等‘人大’开完会以后再进行也可以嘛，何必这样急哩？” “我已经等了五年，医生对我的病判了死期，我总不能带着一身污秽去见马克思吧？”舒赛有些激动。“再说，我并不是去‘人大’告状，而是趁‘人大’开会，毛、刘主席在京之际向他们呈递申诉书，这是党章所允许的。至今，我未见到主席，申诉书也没有交给 ‘人大’。” “你的申诉书交给谁了？” “交给陶铸同志的爱人曾志大姐了，她答应代我转交有关部门。” “喔，是这样的。”两位负责人不再追问，只字未提对她监视之事，便起身离去。 舒赛发现，对她的监视并未撤销，人事司许科长整日守候在单元楼下，只要她下楼便尾随于后，寸步不离。她感到屈辱不解，第二天给曾志打电话，痛哭流涕地陈述已受到违法监视，请她向有关方面反映。曾志回答说： “监视的事，谁搞的？我很快联系一下，你再等一、两天吧。” 6月30日是个星期天，对舒赛的监视依旧，也无人来和她联系。从学校来建工部看望她的小弟弟，一进门就不满地说：“姐姐，过去我来看你，从未受到盘问，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盘问起来了？” “昨天许科长还向我打听过您的行动哩，我说你们为啥子不直接去问她？”在一旁的表弟王芗急忙插话。舒赛忽然想起，昨天偶然发现在京上小学的外甥，曾偷看她写的东西，随即将他叫到身边询问，孩子吞吞吐吐地说： “大爹（即舒赛），前天我放学回来，许科长把我叫去，要我告诉他，大爹在家里给谁通过电话？讲了些什么？写了什么东西？又说我在北京没有户口，如果不告诉他，他就马上让学校把我开除，不让我在北京上学。他还不许我告诉您……” 舒赛难以想象，一个中央的国家机关，竟然会威胁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去监视他的亲人，去充当违法乱纪的工具。她有什么过错？竟然让她的亲人也不得安宁？ 7月1日，是党的二十六周年纪念日，等待仍无消息。如今，她不仅作一个党员的应有权利被剥夺，作为公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侵犯，连家人都受到牵连。在悲愤交加、万般无奈的心情之下，当晚，她挥笔写了一封“控诉信”： “毛主席、刘委员长、各位委员： 请允许我控诉前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要负责人Z同志的一些问题、此类问题在党内虽是个别现象，但总是应该得到正视与纠正的。自1952年至今，自中南至中央，我曾年复一年向有关组织申诉，终未得到重视。为了严整党风，维护党纪的尊严，特向毛主席、刘委员长和大会提出控诉，祈请予以接受、审查和处理。 …… “Z同志虽然有功，但功劳再大，岂可诬陷忠纯的同志而不知悔？他的错误至今未引起有关部门重视，我所受到的诬陷得不到最低限度的申雪，实因前中南监委、现中央监察部负责人某某同志虽明知是非，却一贯偏听偏爱地支持和包庇之故。否则，他不敢如此胆大妄为。” “我以一个纯洁无知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了人类的真理与正义，对流血的阶级斗争尚且不惧，岂可有负二十年党的教育而屈服于权势之下？士犹可杀不可辱，何况共产党员？” “为了维护党纪、国法及党员政治生命、人格、名誉的尊严，为使其歪风能有所纠正，我的生命有限，不能等到时过境迁的党的‘九大’，不得已才趋于‘人大’。请求毛主席、刘委员长和大会支持正义，批判歪风。“ |